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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开放发展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开放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创新发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经济理论的新境界，因而，新阶段构建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前一轮开放发展形成的国际大循环模式，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发挥比较优势的必然选择，目前转向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亦是实现动态比较优势变迁与经济全球化形势之变高度契合的必然性要求和必由之路。顺应乃至引领全球分工演进大趋势，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以坚持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另一方面要实施更高水平开放。
[关键词]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超大市场规模 高水平开放 理论逻辑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1）0049-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21ZDA018）;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要论述研究（2021SJZDI018）。
[作者简介] 戴翔，无锡太湖学院商学院教授、博士，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一、引 言
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呈现一些发展战略和实践的调整和变化。有些是被动调整的过程和现象，有些是主动适应的选择和行为;有些具有其时代特殊性，有些具有时间区域内的共性;有些存在的时间较短，有些成为具有持续性的现象;有些是经济发展阶段所形成的自然表现，有些是经济政策操作和政府干预形成的客观事实;有些具有自身的封闭性和独立性，有些具有明显的“开放特征”和“溢出效应”。这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实践现象，不仅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对象和目标，也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研究发展并占有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中国开放发展战略的重要调整和变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做出的重要战略调整和战略抉择，对我国“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为关键的指导意义，对我国进一步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加快促进我国经济迈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新阶段，有把舵定航的作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开放发展观，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演变和当前特征的深刻认知，以及对中国开放发展所处现实阶段精准判断而做出的理论总结和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在中国开放型经济新形势和新阶段下的新发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理论的新境界，是开放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与突破。作为开放发展的重要理论总结和创新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深刻、内容丰富，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政策性”解读，包括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王义桅，2020）、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洪俊杰，2020）、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刘鹤，2020）、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刘志彪、凌永辉，2021），以及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孰主孰次等（蒲实，2020;江小涓、孟丽君，2021），对于作为重大理论创新的新发展格局学理性研究尚不多见，或者说，如何从发展变化了的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开放发展新阶段的理论视角，剖析和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缺乏相应的探讨。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中国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形势之变的契合、国际分工演进新趋势与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的发挥两个方面，对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在全球分工演进中，怎样构建与之相适应的雙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初步探讨。
二、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形势之变的契合
众所周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相对于中国前一轮开放发展所形成的国际大循环而言的。即与“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传统国际大循环发展格局相比，新阶段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开放发展新模式。“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传统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的形成，从前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演变趋势，以及中国自身比较优势角度看，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样地，当前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一）形成国际大循环模式所依赖的基本条件和因素
客观而言，中国前一轮开放发展形成的“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传统国际大循环，既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又符合中国当时的自身比较优势，是二者高度契合的必然结果。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大趋势看。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快速通道，并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刻变化。具体而言，从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模式，向以产品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演变，是当代国际分工的突出特点。并且，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微观经济主体，主要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之所以称为跨国公司，是因为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而资本的跨国流动并非是简单的资金往来，更多是指以资金为纽带的一揽子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看，当代国际分工的突出特点不仅表现为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割，而且还伴随着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并据此构建全球生产网络，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突出特征。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引起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在生产端出现了分工边界向产品生产环节和阶段乃至生产要素的深化拓展;二是在消费端出现了消费全球化，即跨国公司基于全球化战略，不仅在生产层面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其产出的目标市场同样也是全球市场。由此，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便形成了所谓跨国公司“出口平台”的重要经济全球化发展新现象。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可知，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主要包括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因此，当这些经济活动从一个国家和地区延伸至世界范围内时，或者说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从作为出发点的生产和作为落脚点的消费角度看，所考虑的两个重要因素无非就是生产要素和市场需求。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布局全球生产网络时，在生产层面主要考虑的是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问题。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优势成为跨国公司布局全球生产网络时首要考虑的因素。而在锁定目标市场时，消费层面主要考虑的是代表性消费需求和市场需求规模的大小。由此，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规模，或者说由全球经济中心和财富中心决定的主要消费地理空间，无疑是跨国公司市场划分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自身比较优势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条件下开展的。生产力相对落后不仅意味着我们在众多产品生产上效率低下，而且由于资金和技术的缺乏从而根本不具备生产能力。也就是说，虽然从要素禀赋结构角度看，我们在劳动力禀赋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上具有优势，但是由于资金和技术的缺乏，这种优势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从而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由此，优势要素其实存在着大量“闲置”现象，这不仅导致要素禀赋理论所说的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价格相对较低，而且由于要素“闲置”从而使得这一优势要素在较低价格水平下，几乎可以进行“无限”供给。如果说，在传统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模式下，正是由于受到资金和技术等约束，潜在比较优势难以转化为现实比较优势，那么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尤其是伴随着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潜在优势要素由于成为跨国公司的“青睐”对象，带来了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的重要机遇。跨国公司将自身资金和技术优势等，与中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禀赋优势相结合，是中国生产和出口能力得以快速提升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从而制约了消费能力提升，日益巨大的产出不得不依赖出口寻找“出路”，而来自发达国家强劲的市场需求正是其“出路”所在。这正是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的重要原因所在，也是中国以往“被出口导向”開放发展特征形成的主要作用机理和机制。
（二）国际大循环模式所依赖的基本条件和因素已发生深刻变化
传统国际大循环的开放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表现为我们积累了来自分工和贸易利益的巨大财富，而且还体现在由此推动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上。尤其是后者，虽然无法准确测度和衡量，但其重要性和实际收益实际上远高于前者。正如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所言，“创造财富的生产力要比财富本身重要得不知多少倍”。在前一轮以国际大循环为主要特征的开放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确获得了静态贸易利益和动态贸易利益的“双丰收”。然而，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可知，事物运动发展是矛盾运动的结果，所以事物总是对立统一的，传统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模式也不例外。这一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不平衡性和不协调性等问题。在“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特征模式下，由于中国“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特殊方式，致使附加值创造并不高，如中国开放发展中对外贸易被诟病的“只赚数字不赚钱”现象。当然，与附加值创造大小等问题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尤其是面临当前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传统国际大循环模式的可持续难题越发凸显。概言之，“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传统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所依赖的基本条件和因素基本已不复存在。
首先，从世界经济总体外部环境看。正如《建议》所指出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实际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来，全球经济就进入到深度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大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基本接近尾声，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能显著衰减。目前，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尚处于孕育期，何时集中爆发并形成现实生产能力，培育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动能，仍然难以准确预期。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不仅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开启了所谓重振制造业和吸引产业回流计划，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没有实质性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以及产业组织模式变革，传统价值链分工模式基本已经定型，进一步分解的难度越来越大，或者说在缺乏有效技术支撑和制度变革等作用条件下，进一步实现边际拓展的可能性极小。相反，由于受到所谓重振制造业、吸引产业回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作用和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由此，从生产端看，跨国公司主导和推动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基本停滞甚至存在一定程度倒退。特别地，受到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统筹考虑产业链全球布局的效率性和安全性，产业链出现一定的内卷化至少是区域化，必将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与生产全球化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内卷化或者区域化发展的趋势不同，消费全球化本质上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伴随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国际市场消费的重心和中心则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化。目前，世界经济格局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东升西降、南升北降。而在这一调整和变化进程中，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增长无疑发挥了极为关键的引擎作用。毫无疑问，伴随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全球消费市场重心也会随之发生转移。特别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转型经济体和新兴发展中国家虽然也是受害者，但总体表现要好于部分发达国家。受此影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这其中，中国经济发展的表现尤为亮眼。从跨国公司锁定全球目标市场战略角度看，代表性消费需求和市场需求规模的大小，已经伴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在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出现重大调整，或者说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以往的强劲市场需求所形成的支撑因素，其作用在不断衰减，继续依托发达国家寻求产出“出路”，显然面临的约束已经越来越明显。需要指出的是，2020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遭受重创，但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却实现了逆势增长，达到了32.16万亿元人民币，比2019年增长1.9%，其中，出口17.93万亿元，增长4%。应该说，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相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在防控疫情方面率先取得了成功，并不具有代表性和长期性。在全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情况下，预计未来全球贸易发展仍将会因世界经济重心调整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三）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条件和基础 《建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上述科学判断一方面肯定了经济全球化发展仍然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明确指出在内外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可能机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战略调整。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深入发展，或者说正在孕育之中，新的生产力因素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不断涌现。经济全球化发展是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规律使然，因此，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条件下，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仍然是长期趋势。正因如此，中国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但是，进一步融入乃至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显然不能继续走传统“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老路，而是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实际上，这一重要论述有两层内涵：一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不是封闭条件下的自我循环，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开放发展观;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众所周知，在前一轮开放发展中，我们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所依托的优势主要是建立在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土地红利和环境红利等基础上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然而，伴随40多年开放型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各种生产要素价格进入集中上升期，资源和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传统的政策优惠空间已基本耗尽，因此，传统低成本优势已不复存在。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开放型经济，必须重塑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如果说，依托低成本竞争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只能是“低端嵌入”的话，那么重塑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继续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就是要努力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甚至是要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从而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从以往简单融入经济全球化到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张二震 等，2018）。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具备了转向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基础和条件？或者说依托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否具备了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所需的基本要素？
答案是肯定的，经过40多年的开放发展，我们不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且实现了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和生产能力的快速提高，这正是我们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基础。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产业发展角度看尤其是制造业发展角度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28%，在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是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市场看，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其中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突破1万美元，消费需求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张并伴随着消费升级。无论是从生产环节看还是从消费环节看，目前中国都拥有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实际上，中国本土市场规模优势不仅表现在体量上，而且还表现在发展具有的多层次特征上，这一点无论是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产业发展层次角度看，还是从收入水平角度进而决定的消费层次看，都是如此。正是这种体量规模优势和多层次特征，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具有韧性，更容易也更加有条件实现国内循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必由之路。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已经成长为巨型开放型经济体，在规模上对国际市场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冲击力。在此背景下，显然不可能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否则会对其他各国产业发展和市场产生冲击，进而引发各种矛盾和摩擦，使得开放发展难以持续;另一方面，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也难以培育出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内生优势。从实践角度看，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从价值链升级角度看，在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阶段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甚至会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一定的主动帮助，但是一旦迈入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阶段，不仅不会得到主动帮助，反而可能遭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阻击”。也就是说，依托国际大循环的传统发展道路不仅面临着“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问题，而且还有可能在升级过程中遭遇价值链排挤、技术排挤。因此，在传统优势逐步丧失的条件下，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必须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开放发展新道路。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竞争新优势：分工演进与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的发挥
虽然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据此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必要性已经明晰，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已经具备超大国内市场规模优势的基础上，能否以此为依托，内生培育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如果说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其中的理论逻辑又是什么？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尤其是分工演进角度看，增创开放发展新优势的理论机制与传统国际分工条件下相比，已经出现了新变化和新发展;而从中国自身优势角度看，依托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不仅可以发挥传统意义上的母市场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抓住国际分工演进新趋势、新特点带来的新机遇，从而塑造竞争新优势。
（一）国际分工演进新趋势
虽然全球价值链分工邊际拓展或者说生产国际分割进一步细化的难度在增加，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收缩、内卷化至少可以说区域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深化必须依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但这并非意味着全球价值链没有新的演进趋势。除了未来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必将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深度演进外，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表现出一些新的趋势特点，尤其是结构性调整和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仍将继续推进;二是跨国流动的生产要素类型和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如果我们粗略地把上述两个方面看作是生产力因素的话，那么其变化正在逻辑地推动国际生产关系的变化。特别地，以全球经贸规则治理体系调整和完善为表现的生产关系，在上述“生产力”因素作用下，同样正在经历着重构。 首先，从全球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角度看。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快速发展，无疑主要得益于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所形成的强大推动力。产品价值鏈环节的不断分解和细化，以及根据比较优势不断向世界各国进行梯度转移。但如同传统国际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产业边际转移理论一样，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同样遵循着“依次推进”的基本原理。如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网络，无论是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还是采取发布订单的外包方式，首先转移的是在其国内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并依次推进。这种转移既与转出国和承接国之间动态比较优势变化有关，也与产品自身生命周期有关。从这一意义上理解，传统国际经济理论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其实也暗含着国际梯度转移思想。研究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世界经济长周期规律作用的结果（李扬、张晓晶，2015），是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生命周期基本走到尽头的表现。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在产品和技术生命周期中所处位置也不尽相同。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主要发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也是为什么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这些发达国家的根本原因，因此，推动经济全球化动能衰弱或者说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生命周期基本走到尽头，也主要是针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就目前在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中所处地位看，均在中低端位置，对成熟技术的掌握和利用还有很大空间。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延长技术和产品生命周期的重要选择，就是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以及价值链上不同环节和阶段具有的要素密集度特征差异，进一步依次推动国际梯度转移。
其次，从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发展趋势看。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特征。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生产要素由于其属性等不同，在跨国流动的便利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相对而言，资本、技术以及高素质劳动力等跨国流动性相对较强，而诸如一般劳动力、土地、环境乃至优惠政策等要素跨国流动性相对较弱，甚至不具备跨国流动性。因此，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布局全球生产网络过程中，就出现了流动性相对较强的生产要素跨国追逐流动性相对较弱的生产要素现象。然而，在要素跨国“追逐”或者说通过跨国流动实现优势要素组合过程中，即便某些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相对较强，但也并非一定会出现流动或者大规模流动。何种生产要素更倾向于跨国流动，是否会流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流动，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由经济学基本原理可知，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其实不仅表现在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数量组合上，同时也表现在质量配比上。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质量错配，同样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损失。如尖端技术和前沿技术往往需要有一定素质的劳动力相匹配，如果是低技能劳动力使用高端技术，则可能带来技术使用的不完全和低效，难以物尽其用;同样地，低技能劳动力可能也难以发挥自身的“特长”，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实现跨国组合时，除了受到传统的所谓要素丰裕度等影响之外，从要素异质性角度看，也会受到要素质量影响。一般而言，高质量生产要素更倾向于追逐并与东道国高质量生产要素相结合，而东道国优势要素如果质量层次和水平相对较低，所能吸引到的外来生产要素质量和层次也就相对较低。通常而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资本、技术、知识和信息等高端要素上具有优势，而且这些要素的跨国流动性又相对较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初级要素如一般劳动力等方面具有优势。目前，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包括营商环境和制度质量的提高和完善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推动更高质量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将成为重要趋势。
再次，从全球经贸规则演变趋势看。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进，包括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了全球性特征，对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协调和组织，也就有了“无缝对接”的要求。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推动各国从传统的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表现的边境开放，转向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境内经济规制的规则等制度的协调统一为表现的边境内开放，就显得尤为必要。只不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初期及之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国际梯度转移，主要表现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因而对边境开放的要求更高，对边境内开放的要求并不十分迫切。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可知，影响生产经营活动的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或者说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生产成本，二是由制度环境等决定的交易成本。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对两个层面的成本敏感度不同。相对而言，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更倾向于看重生产要素价格，而诸如技术和知识等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对由制度环境决定的交易成本会更加敏感。因此，当价值链分工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时，包括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主要是受到东道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吸引”，国内经济规则等制度因素虽有影响，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只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足以构成中间产品跨境流动的障碍，价值链分工就能得以开展。然而，当价值链的中高端生产环节开始进行国际梯度转移时，当知识、技术和信息等高端生产要素成为要素跨国流动的主流时，其对东道国境内规则等制度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不仅对边境开放有要求，对边境内开放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强烈。这也是当前全球经贸规则向制度型开放的更高标准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大市场规模的作用机理
与小国经济不同，大国经济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从而有条件更好地实现内循环。不仅如此，依托超大市场规模优势畅通内循环，还可以增创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考虑到当前国际分工演进新趋势，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对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作用机理，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助于发挥传统母市场效应
实际上，针对本土市场效应，或者说本土市场规模对一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影响，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已有丰富研究。林德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表明，本土市场需求的支撑是形成一国出口能力的重要因素，因为只有当一国市场需求规模足够大时，厂商在追寻“代表性需求”中才会愿意进行生产并形成生产能力，从而奠定出口能力的基础。如果没有“代表性需求”，就不会有厂商的“供给”，从而也就谈不上所谓的出口。因此，一国本土市场规模状况尤其是“代表性需求”，对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具有很大影响。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即经典的“钻石模型”，也充分肯定了一国国内需求对本国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更确切地说，需求规模的大小和需求层次，包括来自消费者的苛刻与挑剔等，都是促进国内产业发展和成长的关键要素。还有以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的所谓“母市场效应”学说，主要从规模经济等角度探讨了本土市场规模能够培育一国参与分工和贸易竞争优势的主要机制等。本土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优势，从而降低厂商成本，提升一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本土市场规模越大，无论是从需求角度看还是从生产角度看，都更加有助于驱动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能够内生地培育出更高级的竞争要素;本土市场规模越大，越能容纳更多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从而提升国内市场的差异化竞争水平和能力，最终有助于提升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能力。无疑，这些传统的国际经济经典理论所揭示的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已经具有超大国内市场规模优势条件下，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仍能发挥应有作用。
2. 有助于诱发价值链中高端国际梯度转移
在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在发达国家已经接近尾声之际，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中高端部分正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当然，影响一国承接价值链不同环节和阶段国际梯度转移的因素是众多的，其中，除了东道国要素禀赋结构优势这一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外，基于联合国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排在第二位的影响因素是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规模优势不仅是影响全球价值链布局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影响全球价值链布局中结构性调整的重要因素。更确切地说，市场规模越大，对价值链中的中高端环节诱发作用就越强。应该说，这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本土市场优势有别于传统国际经济理论中所揭示的本土市场效应作用机制的另一种重要作用机制。那么，这其中的主要作用机制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被配置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导致生产地与消费市场的普遍分离现象，进而存在一定的分离成本。分离成本的大小通常与价值链上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环节和阶段有关。如研发和设计阶段显然更倾向于贴近消费市场，如此才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消费需求信息、消费者反馈信息、市场调研信息等。相比较而言，诸如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等环节，对贴近消费市场的敏感度就不如研发设计等环节。因此，伴随市场规模的扩大，价值链中的中高端环节在国际梯度转移过程中，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更倾向于转移至市场规模更大的国家和地区。因此，伴随中国本土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张，更能契合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国际梯度演进趋势和现实需要，从而诱发更多的中高端环节向国内转移，提升中国开放发展层次和水平，增创开放发展新优势。
3. 有助于吸引和集聚全球高端要素到国内市场
与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假定生产要素不具备跨国流动性的假定不同，当代国际分工最大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一国要素禀赋不再局限于本国或者本地区使用，也可能被跨国公司整合和利用。同样，国外生产要素也不再局限于国外地区使用，也可以通过吸引和集聚到国内的方式为本国所利用。目前，全球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特征就是，跨国流动的生产要素除了资本等传统要素外，技术和知识等高端生产要素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和地位。伴随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并且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规模扩张会与消费需求升级同时发展，在消费层面出现“量”和“质”同时提升的局面。跨国公司为了抓住中国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必然会将更先进的生产要素配置到国内，以满足和适应国内消费需求的变化，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匹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市场规模扩张作為全球消费市场重心“东升西降”的重要引擎，未来的消费需求不仅在规模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世界其他各国的需求也有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至少，从目标市场定位角度看，跨国公司会更加注重中国市场，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应创新，再将创新产品推及到全球各国。这也是在以要素跨国流动为主要表现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本土市场规模能够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另一重要作用机制。
4. 有利于调整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
在前一轮开放发展过程中，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主要表现为融入。即不仅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而且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上，也主要是被动地接受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和推行现行规则。二战后形成的现行治理规则体系，主要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并推行的，并且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先行规则体系更多地反映发达国家自身利益诉求，对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关注不够，从而在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对发展中国家竞争优势构建和能力提升具有不利影响。目前，伴随全球分工的进一步演进，尤其是世界经济重心“东升西降”和“南升北降”的格局演变，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和体系正处于新一轮的调整和完善之中。为此，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调整和完善中，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争取更加平等的分工地位，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不仅是中国的责任所在，也是中国的能力所在。全球规则等制度体系的形成，本质上是大国博弈的结果，是世界各主要大国影响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伴随中国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对国际市场的供给上，同时也表现在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需求上，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上。从这一角度看，未来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参与国际分工等本身经济活动，还表现在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方面，从而能够为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争取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 四、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传统国际大循环开放发展模式，还是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其实都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演进大势与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及由此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契合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虽然转向新发展格局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可以顺利转变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所作为，听其自然便可静等结果的出现。相反，在系统总结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经验以及中国开放发展经验，形成中国特色对外开放发展理论基础上，对新一轮开放发展实践进行理论指导，乃至为经济全球化发展贡献新的理论并提供实践指导，无论对于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迈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还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等，均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总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发展理论的重要成果，是拓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理论，是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顺应乃至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更好地培育和重塑中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就在于，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本土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另一方面要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就前者而言，需要在刺激扩大内需制度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等方面尽快实现新突破;就后者而言，就是要依托以及进一步打造各种开放平台，如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的建设，坚定地推动和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开放。从上述意义看，以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为突破，畅通国内大循环;以自贸区和自贸港建设为契机，打造开放高地;以积极实施FTA战略为抓手，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以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为平台，畅通国际大循环等，是实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1] 洪俊杰.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J].中国工业经济，2020（12）：17-19.
[2] 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管理世界，2021，37（1）：1-19.
[3] 程恩富，张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求索，2021（1）：108-115.
[4]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Global Value Chains：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R].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2013.
[5] 蒲实.双循环格局要着力抓好國内大循环[N].学习时报，2020-07-27（1）.
[6] 欧阳康.全球治理变局中的“一带一路”[J].中国社会科学，2018（8）：5-16.
[7]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2）.
[8] 刘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N].人民日报，2020-11-25（6）.
[9] 王义桅.“双循环”开创“主场全球化”[N]. 北京日报，2020-12-07（13）.
[10] 张二震，李远本，戴翔.从融入到推动：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战略转变——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J].国际贸易问题，2018（4）：1-10.
[11] 刘志彪，凌永辉.打通双循环中供给侧的堵点：战略思路和关键举措[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8.
[12] 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J].经济研究，2015，50（5）：4-19.
（收稿日期：2021-06-29 责任编辑：罗建邦）
[关键词]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超大市场规模 高水平开放 理论逻辑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1）0049-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21ZDA018）;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要论述研究（2021SJZDI018）。
[作者简介] 戴翔，无锡太湖学院商学院教授、博士，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一、引 言
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呈现一些发展战略和实践的调整和变化。有些是被动调整的过程和现象，有些是主动适应的选择和行为;有些具有其时代特殊性，有些具有时间区域内的共性;有些存在的时间较短，有些成为具有持续性的现象;有些是经济发展阶段所形成的自然表现，有些是经济政策操作和政府干预形成的客观事实;有些具有自身的封闭性和独立性，有些具有明显的“开放特征”和“溢出效应”。这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实践现象，不仅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对象和目标，也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研究发展并占有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中国开放发展战略的重要调整和变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做出的重要战略调整和战略抉择，对我国“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为关键的指导意义，对我国进一步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加快促进我国经济迈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新阶段，有把舵定航的作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开放发展观，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演变和当前特征的深刻认知，以及对中国开放发展所处现实阶段精准判断而做出的理论总结和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在中国开放型经济新形势和新阶段下的新发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理论的新境界，是开放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与突破。作为开放发展的重要理论总结和创新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深刻、内容丰富，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政策性”解读，包括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王义桅，2020）、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洪俊杰，2020）、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刘鹤，2020）、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刘志彪、凌永辉，2021），以及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孰主孰次等（蒲实，2020;江小涓、孟丽君，2021），对于作为重大理论创新的新发展格局学理性研究尚不多见，或者说，如何从发展变化了的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开放发展新阶段的理论视角，剖析和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缺乏相应的探讨。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中国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形势之变的契合、国际分工演进新趋势与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的发挥两个方面，对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在全球分工演进中，怎样构建与之相适应的雙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初步探讨。
二、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形势之变的契合
众所周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相对于中国前一轮开放发展所形成的国际大循环而言的。即与“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传统国际大循环发展格局相比，新阶段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开放发展新模式。“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传统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的形成，从前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演变趋势，以及中国自身比较优势角度看，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样地，当前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一）形成国际大循环模式所依赖的基本条件和因素
客观而言，中国前一轮开放发展形成的“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传统国际大循环，既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又符合中国当时的自身比较优势，是二者高度契合的必然结果。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大趋势看。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快速通道，并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刻变化。具体而言，从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模式，向以产品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演变，是当代国际分工的突出特点。并且，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微观经济主体，主要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之所以称为跨国公司，是因为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而资本的跨国流动并非是简单的资金往来，更多是指以资金为纽带的一揽子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看，当代国际分工的突出特点不仅表现为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割，而且还伴随着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并据此构建全球生产网络，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突出特征。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引起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在生产端出现了分工边界向产品生产环节和阶段乃至生产要素的深化拓展;二是在消费端出现了消费全球化，即跨国公司基于全球化战略，不仅在生产层面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其产出的目标市场同样也是全球市场。由此，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便形成了所谓跨国公司“出口平台”的重要经济全球化发展新现象。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可知，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主要包括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因此，当这些经济活动从一个国家和地区延伸至世界范围内时，或者说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从作为出发点的生产和作为落脚点的消费角度看，所考虑的两个重要因素无非就是生产要素和市场需求。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布局全球生产网络时，在生产层面主要考虑的是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问题。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优势成为跨国公司布局全球生产网络时首要考虑的因素。而在锁定目标市场时，消费层面主要考虑的是代表性消费需求和市场需求规模的大小。由此，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规模，或者说由全球经济中心和财富中心决定的主要消费地理空间，无疑是跨国公司市场划分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自身比较优势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条件下开展的。生产力相对落后不仅意味着我们在众多产品生产上效率低下，而且由于资金和技术的缺乏从而根本不具备生产能力。也就是说，虽然从要素禀赋结构角度看，我们在劳动力禀赋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上具有优势，但是由于资金和技术的缺乏，这种优势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从而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由此，优势要素其实存在着大量“闲置”现象，这不仅导致要素禀赋理论所说的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价格相对较低，而且由于要素“闲置”从而使得这一优势要素在较低价格水平下，几乎可以进行“无限”供给。如果说，在传统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模式下，正是由于受到资金和技术等约束，潜在比较优势难以转化为现实比较优势，那么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尤其是伴随着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潜在优势要素由于成为跨国公司的“青睐”对象，带来了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的重要机遇。跨国公司将自身资金和技术优势等，与中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禀赋优势相结合，是中国生产和出口能力得以快速提升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从而制约了消费能力提升，日益巨大的产出不得不依赖出口寻找“出路”，而来自发达国家强劲的市场需求正是其“出路”所在。这正是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的重要原因所在，也是中国以往“被出口导向”開放发展特征形成的主要作用机理和机制。
（二）国际大循环模式所依赖的基本条件和因素已发生深刻变化
传统国际大循环的开放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表现为我们积累了来自分工和贸易利益的巨大财富，而且还体现在由此推动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上。尤其是后者，虽然无法准确测度和衡量，但其重要性和实际收益实际上远高于前者。正如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所言，“创造财富的生产力要比财富本身重要得不知多少倍”。在前一轮以国际大循环为主要特征的开放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确获得了静态贸易利益和动态贸易利益的“双丰收”。然而，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可知，事物运动发展是矛盾运动的结果，所以事物总是对立统一的，传统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模式也不例外。这一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不平衡性和不协调性等问题。在“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特征模式下，由于中国“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特殊方式，致使附加值创造并不高，如中国开放发展中对外贸易被诟病的“只赚数字不赚钱”现象。当然，与附加值创造大小等问题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尤其是面临当前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传统国际大循环模式的可持续难题越发凸显。概言之，“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传统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所依赖的基本条件和因素基本已不复存在。
首先，从世界经济总体外部环境看。正如《建议》所指出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实际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来，全球经济就进入到深度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大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基本接近尾声，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能显著衰减。目前，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尚处于孕育期，何时集中爆发并形成现实生产能力，培育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动能，仍然难以准确预期。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不仅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开启了所谓重振制造业和吸引产业回流计划，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没有实质性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以及产业组织模式变革，传统价值链分工模式基本已经定型，进一步分解的难度越来越大，或者说在缺乏有效技术支撑和制度变革等作用条件下，进一步实现边际拓展的可能性极小。相反，由于受到所谓重振制造业、吸引产业回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作用和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由此，从生产端看，跨国公司主导和推动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基本停滞甚至存在一定程度倒退。特别地，受到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统筹考虑产业链全球布局的效率性和安全性，产业链出现一定的内卷化至少是区域化，必将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与生产全球化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内卷化或者区域化发展的趋势不同，消费全球化本质上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伴随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国际市场消费的重心和中心则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化。目前，世界经济格局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东升西降、南升北降。而在这一调整和变化进程中，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增长无疑发挥了极为关键的引擎作用。毫无疑问，伴随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全球消费市场重心也会随之发生转移。特别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转型经济体和新兴发展中国家虽然也是受害者，但总体表现要好于部分发达国家。受此影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这其中，中国经济发展的表现尤为亮眼。从跨国公司锁定全球目标市场战略角度看，代表性消费需求和市场需求规模的大小，已经伴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在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出现重大调整，或者说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以往的强劲市场需求所形成的支撑因素，其作用在不断衰减，继续依托发达国家寻求产出“出路”，显然面临的约束已经越来越明显。需要指出的是，2020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遭受重创，但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却实现了逆势增长，达到了32.16万亿元人民币，比2019年增长1.9%，其中，出口17.93万亿元，增长4%。应该说，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相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在防控疫情方面率先取得了成功，并不具有代表性和长期性。在全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情况下，预计未来全球贸易发展仍将会因世界经济重心调整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三）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条件和基础 《建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上述科学判断一方面肯定了经济全球化发展仍然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明确指出在内外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可能机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战略调整。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深入发展，或者说正在孕育之中，新的生产力因素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不断涌现。经济全球化发展是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规律使然，因此，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条件下，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仍然是长期趋势。正因如此，中国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但是，进一步融入乃至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显然不能继续走传统“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老路，而是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实际上，这一重要论述有两层内涵：一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不是封闭条件下的自我循环，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开放发展观;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众所周知，在前一轮开放发展中，我们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所依托的优势主要是建立在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土地红利和环境红利等基础上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然而，伴随40多年开放型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各种生产要素价格进入集中上升期，资源和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传统的政策优惠空间已基本耗尽，因此，传统低成本优势已不复存在。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开放型经济，必须重塑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如果说，依托低成本竞争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只能是“低端嵌入”的话，那么重塑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继续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就是要努力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甚至是要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从而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从以往简单融入经济全球化到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张二震 等，2018）。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具备了转向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基础和条件？或者说依托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否具备了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所需的基本要素？
答案是肯定的，经过40多年的开放发展，我们不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且实现了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和生产能力的快速提高，这正是我们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基础。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产业发展角度看尤其是制造业发展角度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28%，在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是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市场看，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其中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突破1万美元，消费需求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张并伴随着消费升级。无论是从生产环节看还是从消费环节看，目前中国都拥有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实际上，中国本土市场规模优势不仅表现在体量上，而且还表现在发展具有的多层次特征上，这一点无论是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产业发展层次角度看，还是从收入水平角度进而决定的消费层次看，都是如此。正是这种体量规模优势和多层次特征，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具有韧性，更容易也更加有条件实现国内循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必由之路。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已经成长为巨型开放型经济体，在规模上对国际市场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冲击力。在此背景下，显然不可能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否则会对其他各国产业发展和市场产生冲击，进而引发各种矛盾和摩擦，使得开放发展难以持续;另一方面，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也难以培育出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内生优势。从实践角度看，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从价值链升级角度看，在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阶段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甚至会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一定的主动帮助，但是一旦迈入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阶段，不仅不会得到主动帮助，反而可能遭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阻击”。也就是说，依托国际大循环的传统发展道路不仅面临着“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问题，而且还有可能在升级过程中遭遇价值链排挤、技术排挤。因此，在传统优势逐步丧失的条件下，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必须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开放发展新道路。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竞争新优势：分工演进与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的发挥
虽然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据此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必要性已经明晰，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已经具备超大国内市场规模优势的基础上，能否以此为依托，内生培育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如果说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其中的理论逻辑又是什么？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尤其是分工演进角度看，增创开放发展新优势的理论机制与传统国际分工条件下相比，已经出现了新变化和新发展;而从中国自身优势角度看，依托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不仅可以发挥传统意义上的母市场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抓住国际分工演进新趋势、新特点带来的新机遇，从而塑造竞争新优势。
（一）国际分工演进新趋势
虽然全球价值链分工邊际拓展或者说生产国际分割进一步细化的难度在增加，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收缩、内卷化至少可以说区域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深化必须依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但这并非意味着全球价值链没有新的演进趋势。除了未来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必将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深度演进外，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表现出一些新的趋势特点，尤其是结构性调整和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仍将继续推进;二是跨国流动的生产要素类型和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如果我们粗略地把上述两个方面看作是生产力因素的话，那么其变化正在逻辑地推动国际生产关系的变化。特别地，以全球经贸规则治理体系调整和完善为表现的生产关系，在上述“生产力”因素作用下，同样正在经历着重构。 首先，从全球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角度看。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快速发展，无疑主要得益于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所形成的强大推动力。产品价值鏈环节的不断分解和细化，以及根据比较优势不断向世界各国进行梯度转移。但如同传统国际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产业边际转移理论一样，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同样遵循着“依次推进”的基本原理。如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网络，无论是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还是采取发布订单的外包方式，首先转移的是在其国内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并依次推进。这种转移既与转出国和承接国之间动态比较优势变化有关，也与产品自身生命周期有关。从这一意义上理解，传统国际经济理论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其实也暗含着国际梯度转移思想。研究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世界经济长周期规律作用的结果（李扬、张晓晶，2015），是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生命周期基本走到尽头的表现。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在产品和技术生命周期中所处位置也不尽相同。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主要发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也是为什么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这些发达国家的根本原因，因此，推动经济全球化动能衰弱或者说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生命周期基本走到尽头，也主要是针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就目前在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中所处地位看，均在中低端位置，对成熟技术的掌握和利用还有很大空间。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延长技术和产品生命周期的重要选择，就是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以及价值链上不同环节和阶段具有的要素密集度特征差异，进一步依次推动国际梯度转移。
其次，从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发展趋势看。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特征。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生产要素由于其属性等不同，在跨国流动的便利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相对而言，资本、技术以及高素质劳动力等跨国流动性相对较强，而诸如一般劳动力、土地、环境乃至优惠政策等要素跨国流动性相对较弱，甚至不具备跨国流动性。因此，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布局全球生产网络过程中，就出现了流动性相对较强的生产要素跨国追逐流动性相对较弱的生产要素现象。然而，在要素跨国“追逐”或者说通过跨国流动实现优势要素组合过程中，即便某些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相对较强，但也并非一定会出现流动或者大规模流动。何种生产要素更倾向于跨国流动，是否会流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流动，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由经济学基本原理可知，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其实不仅表现在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数量组合上，同时也表现在质量配比上。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质量错配，同样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损失。如尖端技术和前沿技术往往需要有一定素质的劳动力相匹配，如果是低技能劳动力使用高端技术，则可能带来技术使用的不完全和低效，难以物尽其用;同样地，低技能劳动力可能也难以发挥自身的“特长”，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实现跨国组合时，除了受到传统的所谓要素丰裕度等影响之外，从要素异质性角度看，也会受到要素质量影响。一般而言，高质量生产要素更倾向于追逐并与东道国高质量生产要素相结合，而东道国优势要素如果质量层次和水平相对较低，所能吸引到的外来生产要素质量和层次也就相对较低。通常而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资本、技术、知识和信息等高端要素上具有优势，而且这些要素的跨国流动性又相对较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初级要素如一般劳动力等方面具有优势。目前，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包括营商环境和制度质量的提高和完善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推动更高质量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将成为重要趋势。
再次，从全球经贸规则演变趋势看。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进，包括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了全球性特征，对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协调和组织，也就有了“无缝对接”的要求。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推动各国从传统的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表现的边境开放，转向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境内经济规制的规则等制度的协调统一为表现的边境内开放，就显得尤为必要。只不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初期及之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国际梯度转移，主要表现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因而对边境开放的要求更高，对边境内开放的要求并不十分迫切。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可知，影响生产经营活动的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或者说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生产成本，二是由制度环境等决定的交易成本。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对两个层面的成本敏感度不同。相对而言，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更倾向于看重生产要素价格，而诸如技术和知识等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对由制度环境决定的交易成本会更加敏感。因此，当价值链分工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时，包括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主要是受到东道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吸引”，国内经济规则等制度因素虽有影响，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只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足以构成中间产品跨境流动的障碍，价值链分工就能得以开展。然而，当价值链的中高端生产环节开始进行国际梯度转移时，当知识、技术和信息等高端生产要素成为要素跨国流动的主流时，其对东道国境内规则等制度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不仅对边境开放有要求，对边境内开放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强烈。这也是当前全球经贸规则向制度型开放的更高标准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大市场规模的作用机理
与小国经济不同，大国经济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从而有条件更好地实现内循环。不仅如此，依托超大市场规模优势畅通内循环，还可以增创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考虑到当前国际分工演进新趋势，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对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作用机理，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助于发挥传统母市场效应
实际上，针对本土市场效应，或者说本土市场规模对一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影响，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已有丰富研究。林德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表明，本土市场需求的支撑是形成一国出口能力的重要因素，因为只有当一国市场需求规模足够大时，厂商在追寻“代表性需求”中才会愿意进行生产并形成生产能力，从而奠定出口能力的基础。如果没有“代表性需求”，就不会有厂商的“供给”，从而也就谈不上所谓的出口。因此，一国本土市场规模状况尤其是“代表性需求”，对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具有很大影响。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即经典的“钻石模型”，也充分肯定了一国国内需求对本国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更确切地说，需求规模的大小和需求层次，包括来自消费者的苛刻与挑剔等，都是促进国内产业发展和成长的关键要素。还有以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的所谓“母市场效应”学说，主要从规模经济等角度探讨了本土市场规模能够培育一国参与分工和贸易竞争优势的主要机制等。本土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优势，从而降低厂商成本，提升一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本土市场规模越大，无论是从需求角度看还是从生产角度看，都更加有助于驱动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能够内生地培育出更高级的竞争要素;本土市场规模越大，越能容纳更多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从而提升国内市场的差异化竞争水平和能力，最终有助于提升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能力。无疑，这些传统的国际经济经典理论所揭示的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已经具有超大国内市场规模优势条件下，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仍能发挥应有作用。
2. 有助于诱发价值链中高端国际梯度转移
在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在发达国家已经接近尾声之际，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中高端部分正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当然，影响一国承接价值链不同环节和阶段国际梯度转移的因素是众多的，其中，除了东道国要素禀赋结构优势这一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外，基于联合国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排在第二位的影响因素是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规模优势不仅是影响全球价值链布局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影响全球价值链布局中结构性调整的重要因素。更确切地说，市场规模越大，对价值链中的中高端环节诱发作用就越强。应该说，这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本土市场优势有别于传统国际经济理论中所揭示的本土市场效应作用机制的另一种重要作用机制。那么，这其中的主要作用机制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被配置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导致生产地与消费市场的普遍分离现象，进而存在一定的分离成本。分离成本的大小通常与价值链上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环节和阶段有关。如研发和设计阶段显然更倾向于贴近消费市场，如此才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消费需求信息、消费者反馈信息、市场调研信息等。相比较而言，诸如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等环节，对贴近消费市场的敏感度就不如研发设计等环节。因此，伴随市场规模的扩大，价值链中的中高端环节在国际梯度转移过程中，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更倾向于转移至市场规模更大的国家和地区。因此，伴随中国本土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张，更能契合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国际梯度演进趋势和现实需要，从而诱发更多的中高端环节向国内转移，提升中国开放发展层次和水平，增创开放发展新优势。
3. 有助于吸引和集聚全球高端要素到国内市场
与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假定生产要素不具备跨国流动性的假定不同，当代国际分工最大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一国要素禀赋不再局限于本国或者本地区使用，也可能被跨国公司整合和利用。同样，国外生产要素也不再局限于国外地区使用，也可以通过吸引和集聚到国内的方式为本国所利用。目前，全球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特征就是，跨国流动的生产要素除了资本等传统要素外，技术和知识等高端生产要素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和地位。伴随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并且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规模扩张会与消费需求升级同时发展，在消费层面出现“量”和“质”同时提升的局面。跨国公司为了抓住中国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必然会将更先进的生产要素配置到国内，以满足和适应国内消费需求的变化，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匹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市场规模扩张作為全球消费市场重心“东升西降”的重要引擎，未来的消费需求不仅在规模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世界其他各国的需求也有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至少，从目标市场定位角度看，跨国公司会更加注重中国市场，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应创新，再将创新产品推及到全球各国。这也是在以要素跨国流动为主要表现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本土市场规模能够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另一重要作用机制。
4. 有利于调整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
在前一轮开放发展过程中，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主要表现为融入。即不仅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而且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上，也主要是被动地接受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和推行现行规则。二战后形成的现行治理规则体系，主要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并推行的，并且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先行规则体系更多地反映发达国家自身利益诉求，对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关注不够，从而在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对发展中国家竞争优势构建和能力提升具有不利影响。目前，伴随全球分工的进一步演进，尤其是世界经济重心“东升西降”和“南升北降”的格局演变，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和体系正处于新一轮的调整和完善之中。为此，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调整和完善中，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争取更加平等的分工地位，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不仅是中国的责任所在，也是中国的能力所在。全球规则等制度体系的形成，本质上是大国博弈的结果，是世界各主要大国影响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伴随中国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对国际市场的供给上，同时也表现在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需求上，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上。从这一角度看，未来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参与国际分工等本身经济活动，还表现在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方面，从而能够为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争取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 四、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传统国际大循环开放发展模式，还是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其实都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演进大势与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及由此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契合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虽然转向新发展格局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可以顺利转变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所作为，听其自然便可静等结果的出现。相反，在系统总结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经验以及中国开放发展经验，形成中国特色对外开放发展理论基础上，对新一轮开放发展实践进行理论指导，乃至为经济全球化发展贡献新的理论并提供实践指导，无论对于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迈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还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等，均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总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发展理论的重要成果，是拓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理论，是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顺应乃至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更好地培育和重塑中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就在于，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本土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另一方面要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就前者而言，需要在刺激扩大内需制度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等方面尽快实现新突破;就后者而言，就是要依托以及进一步打造各种开放平台，如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的建设，坚定地推动和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开放。从上述意义看，以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为突破，畅通国内大循环;以自贸区和自贸港建设为契机，打造开放高地;以积极实施FTA战略为抓手，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以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为平台，畅通国际大循环等，是实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1] 洪俊杰.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J].中国工业经济，2020（12）：17-19.
[2] 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管理世界，2021，37（1）：1-19.
[3] 程恩富，张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求索，2021（1）：108-115.
[4]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Global Value Chains：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R].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2013.
[5] 蒲实.双循环格局要着力抓好國内大循环[N].学习时报，2020-07-27（1）.
[6] 欧阳康.全球治理变局中的“一带一路”[J].中国社会科学，2018（8）：5-16.
[7]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2）.
[8] 刘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N].人民日报，2020-11-25（6）.
[9] 王义桅.“双循环”开创“主场全球化”[N]. 北京日报，2020-12-07（13）.
[10] 张二震，李远本，戴翔.从融入到推动：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战略转变——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J].国际贸易问题，2018（4）：1-10.
[11] 刘志彪，凌永辉.打通双循环中供给侧的堵点：战略思路和关键举措[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8.
[12] 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J].经济研究，2015，50（5）：4-19.
（收稿日期：2021-06-29 责任编辑：罗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