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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高粱》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典型，以独特的个人视角切入作品。通过淡化宏观的历史背景，使底层人民回归为历史主角，展示普通群众的真实生活状态，揭露人本性，歌颂生命活力。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个人历史；边缘历史
《红高粱》以其独特的视角，将历史视角的个人化，从叙事立场的民间化，历史主体的边缘化，以“我”和“我父亲”的角度穿插回忆了在整个宏大的民族抗日背景下，以“我爷爷”和“我奶奶”为代表的生在长在东北高密乡十八里坡大片红高粱地里的底层百姓的真实生存状态。
一、个人历史的主观视角化
《红高粱》，以独特的个人视角切入作品，对于历史事件的讲述并不是不做参与、不作判断的附和，而是在一方面，考虑到抒情主体的需要，直接让“我”来建构历史，混淆了历史与故事的界限，消解历史的客观性，使得作者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顺利融入的剧情中，并在追溯“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染地里的英魂和冤魂”们事迹的过程中，直接采纳“我”、“我父亲”、“我爷爷”、“我奶奶”的人称称呼，营造出后辈伴长，围炉忆祖的真实而又虚渺的氛围，使得小说的情感转换灵活，自然显露自己的声音，建立起自己个人化、主体化的历史视角。另一方面，从小说的创作结构看，作为一个后辈，“我”又极容易跳出那段历史环境，从一个更高的视角，对历史进行主观切割，提供时间的破碎图景来拼凑故事情节。线性时间流程被按照逻辑顺序主观切割倒叙与插叙的并用，于是有了小豆官一边跟着大部队穿梭在高粱丛，一边却随心思飘回十多年前，将过去历史里的儿女情劫、国仇家恨编织在一起，使得这支原本显得松散落魄的队伍紧凑起来，使得在人们意识中匀速的时间突然加速、叠加、分离，变得不稳定起来。这场战斗，成功地将先辈们的爱恨情仇、是是非非揉成一团，从而构建起小说乱而不散的有序结构。
二、边缘历史的民间视角化
（一）淡化宏观的历史背景
新历史主义小说所描写的历史都是小说家们虚拟或假想的历史，他们给笔下的民间生活披上了一件“历史”的外衣，即使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在作品中往往也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点缀。在莫言笔下高密东北乡，甚至淡化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村落，十八里坡横空出世，没有政府编制，没有社会纠葛。历史真实只存在于观念构造中，历史便成为了文化的载体，被喻为“红色经典”的主流历史百嚼不厌的抗日救国和民族危亡中的苦难与拯救并不能激发民众的伟大爱国热情，战争本身的意义被架空，而只是为艺术创作提供施展舞台，颠覆了正史正襟危坐的姿态。
（二）底层人民成为历史主角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莫言笔下的历史应该说是对民间历史的真实再现。绕开正统英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事迹，《红高粱》将写作视角转向底层人民的生活的描摹。莫言偏爱历史中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料性，他近乎痴迷的刻画“稗官野史”。那些被传统历史忽略的普通百姓们真正关心的柴米油盐和爱恨情仇，在莫言的笔下，似乎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罗汉大爷为保全的两头骡子， “一次一次地扑向那个解缰绳的小个子伪军”，而这一冒险行为的动机竟是“这是东家的牲口”，完全是出于一个尽职的管家保全东家财产的本能。受罗汉大爷被日军残暴剥去头皮的惨遇刺激，余占鳌领导组织暴力反抗也并不是为了张扬爱国情怀，而是重点突出了普通人在生命受到威胁时迸发的求生欲和暴力反抗欲望。
（三）重拾历史边缘的真实史料
在叙事手法上， 新历史主义小说坚持边缘化叙事， 拣拾处于历史边缘的碎片， 用民间生活形态取代政治历史形态， 用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取代对历史事件的关注来重叙历史。《红高粱》孕育出来的爱恨情仇，大大僭越了政治历史文明的常规。在整个追求向拥护正统的文化背景下，余占鳌却愤怒地拒绝了冷支队要求改编军队的要求，他鄙视冷支队，“你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反映了典型的崇尚自由的个体主义对反对正统的集体主义束缚的冲突。这场来自民间的抗战，也背离了主流社会，主流人群，主流文化，主流经济。他们的军队是一群“乌合之众”，是土匪，流浪汉，轿夫，聋哑瘸拐，他们各自拿着自家的土炮，鸟枪，铁尺钉耙，秤杆子，未经正规训练，没有严肃的军纪军风，没有伤残送命的心理准备，一路上状况百出，乌烟瘴气地踏上战场。这些被弃置在历史边缘的真实史料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结构，表现出逃避、超脱、抵触、破坏和对立。
（四）揭露世俗生活中的人性
新历史主义小说对历史的虚无倾向使它们描写着日常生活中的人，关注人性的平庸、世俗化，人的各种欲望、烦恼和有缺陷的性格，嘲笑高大光辉的“英雄”品格。而源自生命本能的欲望的人性与文化在现实的逼压下往往表现出晦暗与劣根的一面，其人物被各种欲望所指引而展开行动。其中，“我奶奶”作为重点突出的女性形象，她的身上，有着多种欲望的纠集。迫嫁单扁郎，她绝望而失去求生欲望，以生命漠视劫道者；她贪恋狂热的情欲，在高粱地里与一个不相识的轿夫合；罗汉大叔惨遇激发她的暴力反抗欲望和求生欲望，毅然将自己心爱的男人和儿子送上战场；她在生命耗尽仍贪恋世俗，她却竭力呼号“我不怕罪，不怕罚……但我不想死，我要活”。这个女人，她无情，滥情，痴情，叛逆的血液流淌在她的血。这个为正统不容的女人，正是以她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不仅如此，在莫言的笔下，《红高粱》被一种沉重的红色基调笼罩，高粱的红，酒的红，血的红，性的红，演绎了一场暴力式的狂欢。既是情场又是战场的天然屏障高粱地以及血一般的红高粱酒，将高粱子孙的热烈的生命活力灌注入这一片沉甸甸的红，这是我们内在生命力的精神外化，是一种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
莫言把对理想的隐寓于先辈们的优秀品格中，在运用文学这一武器对现实、历史、人性等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对于理想人性与生存状态等的期待与憧憬。希望通过追忆先辈历史，唤起人们追求充实丰厚生命的热情，这才是他对传统的复活与重构的终极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480页
[2]李天福.《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文化思想走向》
[3]刘川鄂，王贵平.《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解构及其限度》.文艺研究，2007年07期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个人历史；边缘历史
《红高粱》以其独特的视角，将历史视角的个人化，从叙事立场的民间化，历史主体的边缘化，以“我”和“我父亲”的角度穿插回忆了在整个宏大的民族抗日背景下，以“我爷爷”和“我奶奶”为代表的生在长在东北高密乡十八里坡大片红高粱地里的底层百姓的真实生存状态。
一、个人历史的主观视角化
《红高粱》，以独特的个人视角切入作品，对于历史事件的讲述并不是不做参与、不作判断的附和，而是在一方面，考虑到抒情主体的需要，直接让“我”来建构历史，混淆了历史与故事的界限，消解历史的客观性，使得作者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顺利融入的剧情中，并在追溯“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染地里的英魂和冤魂”们事迹的过程中，直接采纳“我”、“我父亲”、“我爷爷”、“我奶奶”的人称称呼，营造出后辈伴长，围炉忆祖的真实而又虚渺的氛围，使得小说的情感转换灵活，自然显露自己的声音，建立起自己个人化、主体化的历史视角。另一方面，从小说的创作结构看，作为一个后辈，“我”又极容易跳出那段历史环境，从一个更高的视角，对历史进行主观切割，提供时间的破碎图景来拼凑故事情节。线性时间流程被按照逻辑顺序主观切割倒叙与插叙的并用，于是有了小豆官一边跟着大部队穿梭在高粱丛，一边却随心思飘回十多年前，将过去历史里的儿女情劫、国仇家恨编织在一起，使得这支原本显得松散落魄的队伍紧凑起来，使得在人们意识中匀速的时间突然加速、叠加、分离，变得不稳定起来。这场战斗，成功地将先辈们的爱恨情仇、是是非非揉成一团，从而构建起小说乱而不散的有序结构。
二、边缘历史的民间视角化
（一）淡化宏观的历史背景
新历史主义小说所描写的历史都是小说家们虚拟或假想的历史，他们给笔下的民间生活披上了一件“历史”的外衣，即使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在作品中往往也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点缀。在莫言笔下高密东北乡，甚至淡化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村落，十八里坡横空出世，没有政府编制，没有社会纠葛。历史真实只存在于观念构造中，历史便成为了文化的载体，被喻为“红色经典”的主流历史百嚼不厌的抗日救国和民族危亡中的苦难与拯救并不能激发民众的伟大爱国热情，战争本身的意义被架空，而只是为艺术创作提供施展舞台，颠覆了正史正襟危坐的姿态。
（二）底层人民成为历史主角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莫言笔下的历史应该说是对民间历史的真实再现。绕开正统英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事迹，《红高粱》将写作视角转向底层人民的生活的描摹。莫言偏爱历史中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料性，他近乎痴迷的刻画“稗官野史”。那些被传统历史忽略的普通百姓们真正关心的柴米油盐和爱恨情仇，在莫言的笔下，似乎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罗汉大爷为保全的两头骡子， “一次一次地扑向那个解缰绳的小个子伪军”，而这一冒险行为的动机竟是“这是东家的牲口”，完全是出于一个尽职的管家保全东家财产的本能。受罗汉大爷被日军残暴剥去头皮的惨遇刺激，余占鳌领导组织暴力反抗也并不是为了张扬爱国情怀，而是重点突出了普通人在生命受到威胁时迸发的求生欲和暴力反抗欲望。
（三）重拾历史边缘的真实史料
在叙事手法上， 新历史主义小说坚持边缘化叙事， 拣拾处于历史边缘的碎片， 用民间生活形态取代政治历史形态， 用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取代对历史事件的关注来重叙历史。《红高粱》孕育出来的爱恨情仇，大大僭越了政治历史文明的常规。在整个追求向拥护正统的文化背景下，余占鳌却愤怒地拒绝了冷支队要求改编军队的要求，他鄙视冷支队，“你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反映了典型的崇尚自由的个体主义对反对正统的集体主义束缚的冲突。这场来自民间的抗战，也背离了主流社会，主流人群，主流文化，主流经济。他们的军队是一群“乌合之众”，是土匪，流浪汉，轿夫，聋哑瘸拐，他们各自拿着自家的土炮，鸟枪，铁尺钉耙，秤杆子，未经正规训练，没有严肃的军纪军风，没有伤残送命的心理准备，一路上状况百出，乌烟瘴气地踏上战场。这些被弃置在历史边缘的真实史料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结构，表现出逃避、超脱、抵触、破坏和对立。
（四）揭露世俗生活中的人性
新历史主义小说对历史的虚无倾向使它们描写着日常生活中的人，关注人性的平庸、世俗化，人的各种欲望、烦恼和有缺陷的性格，嘲笑高大光辉的“英雄”品格。而源自生命本能的欲望的人性与文化在现实的逼压下往往表现出晦暗与劣根的一面，其人物被各种欲望所指引而展开行动。其中，“我奶奶”作为重点突出的女性形象，她的身上，有着多种欲望的纠集。迫嫁单扁郎，她绝望而失去求生欲望，以生命漠视劫道者；她贪恋狂热的情欲，在高粱地里与一个不相识的轿夫合；罗汉大叔惨遇激发她的暴力反抗欲望和求生欲望，毅然将自己心爱的男人和儿子送上战场；她在生命耗尽仍贪恋世俗，她却竭力呼号“我不怕罪，不怕罚……但我不想死，我要活”。这个女人，她无情，滥情，痴情，叛逆的血液流淌在她的血。这个为正统不容的女人，正是以她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不仅如此，在莫言的笔下，《红高粱》被一种沉重的红色基调笼罩，高粱的红，酒的红，血的红，性的红，演绎了一场暴力式的狂欢。既是情场又是战场的天然屏障高粱地以及血一般的红高粱酒，将高粱子孙的热烈的生命活力灌注入这一片沉甸甸的红，这是我们内在生命力的精神外化，是一种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
莫言把对理想的隐寓于先辈们的优秀品格中，在运用文学这一武器对现实、历史、人性等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对于理想人性与生存状态等的期待与憧憬。希望通过追忆先辈历史，唤起人们追求充实丰厚生命的热情，这才是他对传统的复活与重构的终极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480页
[2]李天福.《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文化思想走向》
[3]刘川鄂，王贵平.《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解构及其限度》.文艺研究，2007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