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季度统计数据未公布前,我国一些权威机构的普遍看法是GDP增速将从一季度的11.9%下降至二季度的10.6%左右,但当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数据时,人们才发现:实际经济增速下滑的幅度高于人们的预期0.3个百分点。按货币政策时滞理论,一季度11.9%的高速率是半年之前一揽子刺激政策发挥作用的结果;同样道理,二季度增幅回落的經济增速也是6个月以前即2010年年初采取我们名之为在2009年基础上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实则对银行系统采取了更严厉的信贷扩张限制政策发挥作用的结果。现在我们业已看到:货币当局和银行监管当局仍然在坚持今年以来的一贯做法,银行信贷规模监管仍毫无松动迹象,据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如果按照每季度GDP增速下滑1.6个百分点计算,那么到全国的实际经济运行数据发布时,第三季度的GDP增速有可能是8.7%,而四季度的GDP增速则可能回落至7.1%!尽管全年GDP增速仍将高达9%以上,但对中国来说,特别是考虑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滞后性影响来说,2011年一、二季度的数据也许还会难看许多。
　　2010年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矫正2009年信贷的过度扩张倾向和管理通胀预期,我认为中央的选择十分正确,且半年来的金融和经济运行实践已证明年初的预定调控目标已基本实现,尽管旱灾水灾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从国际环境演变状况来说,石油价格始终在低价区徘徊、大宗原材料涨势出现回落,美国的高失业率和欧洲的主权债务难题使得世界经济触底回升的速度变慢,这种种因素说明,2010年中国的外部输入型通胀威胁已不复存在,中国货币当局完全可以以内部因素作为货币政策选择的实践依据。
　　那么,经过半年来的宏观调控,中国国内市场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呢?
　　首先,政府平台公司贷款和融资活动已遭受极大的限制,甚至可以说,已经出现停滞,中国的最大金融风险源已经被控制。
　　其次,对房地产泡沫的连续打压政策也已经初步呈现效果,许多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已出现或是成交量下降或是价格回落的现象。
　　再次,中央银行年初以来连续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等一系列监管措施的出台已使得全国商业银行体系出现存款大战,即使像工行这样有“存款世界第一”称号的大行也存在资金短缺不得不以高价到市场去借钱的行为。中小银行的日子就更加难过,许多银行都不得不向每个员工规定拉存款任务,它们的分支机构在存款利率管制的背景下只能靠送礼品等办法去笼络存款大户。总而言之,就商业银行体系本身来说已不存在所谓流动性过剩或充裕的问题。
　　最后,从实体经济运行的最新数据看,PMI连续三个月回落,民间投资还未呈现可担当中国经济扩张内生动力角色的能力,地方政府因融资活动受限再也不能像2009年那样保持足够的扩张冲力,工业增加值增速已明显疲弱。6月份,出口单月增速竟高达43.9%,但出口企业的资金支持却因信贷控制政策受到影响,制造业生产减速,库存大幅升高,等等。总之,实体经济部门的种种消息虽均在意料之中却实在让人乐观不起来。
　　我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政策选择的十字路口上,要么,对货币政策进行松动性微调,要么继续坚持名为适度宽松实为严厉紧缩(与2009年比)的调节方向,任由经济增速连续下滑,到第四季度或明年年初时再被迫调整。到底怎样做更有利?这是每个经济学家要思考的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要继续坚持紧缩,宁肯牺牲两个百分点的经济成长率来调整结构,不可因为吝惜经济增速而错失压缩过剩产能调整经济结构的大好时机,云云。按这种说法似乎是一旦货币政策出现松动,结构情况就注定会恶化。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认识误区。从中国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工具篮子中的手段看,只要注意搭配运用,完全可以达到既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能继续贯彻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企业或落后及过剩产能企业的政策调节目标。
　　可否考虑:
　　1.货币政策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入手向经济体系释放松动信号,例如,每次0.5个百分点连降三到四次,向银行体系释放流动性。
　　2.继续坚持遏制房地产泡沫政策,既定的调节方向再至少坚持6个月看看效果再说。
　　3.考虑到通胀威胁并不严重,利率暂时不变,忽视升息呼声。
　　4.人民币升值步伐可适当加快,将汇率当成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调整促进消费的重要政策参数。
　　5.对政府平台公司区别对待,按财政级次、地区债务收入比、贷款解包还原状况、项目进展情况进行分类,如划分为A、B、C、D、E五类信用等级,根据等级情况决定支持、限制还是整顿处理,并尽快将地方发债制度化,通过下放金融资源控制权,培养地方政府的内生性金融生存能力。
　　6.对国家政策支持的地区、行业、产业,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在对相关贷款银行信贷指标考核时可给予优惠折扣,财政亦可运用贴息等手段相配合,鼓励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主动参与调结构。
　　7.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治理、过剩产能的压缩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其工作入手点应当是地方官员的考评制度改革,中央应当拿出一套最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党政共管、威权政府和金字塔式的干部任免体制保证了我们的中央能够有效地从地方官员的乌纱帽机制中找到事半功倍的结构调整办法。所以,我再次强调,总量政策的松紧通常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无关。
　　8.中国银监会也可以制定一个对商业银行信贷结构的考评指标体系,对那些在贷款结构中新经济、低碳经济、中小企业占比较高而平台公司房地产开发贷款占比较低的银行定期公布表彰,鼓励商业银行主动参与调结构。
　　在最近几年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中国的货币当局和金融监管当局已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节经验,虽然也曾在某些时点和特定时期中存在若干形势误判和政策选择的些许失误,但不论怎样,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眼下,正是可以用政策选择调整实践来证明聪明程度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