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不断涌现。
　　在日本东京，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70多位成员多次商议，于1905年8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鲜明地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
　　1907年春，朱执信离开日本返回广东，为发展和壮大同盟会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广东高等学堂，以及培养政治人材的新式学堂——广东法政学堂，都已先后在广州创办。法政学堂的首任监督是夏同和，他有意招收留日学生到校任教，藉以提高学堂的声望。于是，朱执信和古应芬、叶夏声、李文范等留日学生，都被聘为教员。
　　从日本归国直到辛亥革命前这几年，朱执信主要以广东法政学堂等校的教员身份作掩护，在广州开展各项革命工作。他一面继续指导宣传工作，并撰写“排满言论”，在香港《中国日报》发表，一面在学生和亲友中积极发展同盟会会员。朱执信所介绍的会员中，有不少后来成为革命运动中的骨干力最，例如陈炯明、邹鲁等。
　　朱执信同广州的同盟会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保留下来的长辫子，与百姓头上留着的长辫子相差无异，可以掩护他到处奔走，不致引起清朝官员和警察的怀疑。朱执信还负责广州的同盟会组织与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之间的联系。几乎所有在广州加盟的同盟会会员，都由他介绍而转赴香港，正式接上组织关系。
　　朱执信在这段时期里，又以顽强的精神，在广东的新军和会党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力争在其中建立同盟会的组织。许多有正义感的学员，都先后在中国同盟会和孙中山的感召之下，在朱执信的具体指导下走向革命。
　　广东的绿林和会党，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这些绿林豪杰，分别由一些首领组织起来，打起了“劫富济贫”的旗号，各据一方，其中有不少人加入了秘密会党组织。当时，占据在广东东江、南路一带以及广州附近的王和顺、黄明堂、陆兰清、陆领、李福林等人，都是有名的绿林豪杰，他们都是清朝政府悬赏缉拿的要犯。朱执信想方没法接近他们，向他们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经过与绿林和会党成员的深入接触，朱执信认为这些人中怀有一股激烈的反清热情，只不过是沾染了一些歪风恶习，只要引导得当，还是可以成为一支可靠的革命力量。他从日本回粤以后，常常亲赴广州附近的南海、番禺、顺德等地，不遗余力地对这些地区的会党和绿林做说服教育和组织工作，使他们同意接受同盟会的指挥。经过不懈的努力，不少首领由此参加了同盟会，或者成为朱执信的亲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