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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语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分支。一定方言是一定区域内的共同语。方言的出现是为了适应一定共同体中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在超出方言共同体的更大的共同体中，为了满足这个包括若干方言的语言共同体的需要，在具备了一定条件时就会出现一种运用范围更广的共同语。它通常以一种或几种方言为基础，经过改造与加工，逐步走向规范化，从而演变为共同语的高级形式——标准语（王理嘉，1999：24）。 方言和标准语共处于同一语言社会，必然会相互影响，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两者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各自发生改变，加之外部因素作用，其接触情况也就变得异常复杂。方言与标准语的这种接触现状已经受到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密切关注。在人口流动频繁、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对此现象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弗·万·柯茨姆教授关于方言与标准语互动的理论模式
国外学者根据方言与标准语接触的现状，提出了两者的互动模式，即：
方言与标准语在接触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中介语，三者相互影响，呈动态发展之势。
基于上述模式，弗·万·柯茨姆教授认为“施加”和“借用”在方言与标准语的互动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由此提出了两种转换类型及其衍生出的四种基本形式（J.A.van Leuvensteijn and J.B.Berns,1992:15）。他认为方言和标准语的接触是语言接触中的一个特例，“接触”一词本身隐含竞争与改变之意。在语言接触中存在着源语（source language）（以下简称sl）和接受语（recipient language）(以下简称rl)，两者存在一种转换关系，可依据施动主体区分由此转换关系生成的两种不同转换类型。在sl向rl的转换中，要确定究竟是sl使用者还是rl使用者是这种转换的施动主体，需要引用“语言学优势”作为标准。语言学优势指的是语言使用者对这两种语言当中的一种具备更多的知识和达到更高的熟练程度。如果rl使用者是施动者，此种转换属借用，称为rl施动；如果sl使用者是施动者，此种转换属施加，称为sl施动。在rl施动，即借用中，较于对sl的运用，rl使用者应该对rl更具熟练性，因此可以说具备rl语言学优势；在sl施动，即施加中，sl使用者对sl的运用更具熟练性，因此具备sl语言学优势。如果使用大写字母来表示sl与rl当中占据语言学优势的一方，那么rl施动可表示为sl→RL，sl施动可表示为SL→rl。因为借用与施加具有方向性，所以rl施动与sl施动各自存在两种可能，由此产生的四种基本形式用于分析方言与标准语的接触，如下图所示：
对于上述理论，柯茨姆教授进一步解释说，“标准语在扩展过程中受方言影响，产生标准语渐变体，方言使用者在习得标准语过程中亦产生变体，习得渐变体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图一显示了方言、标准语和中介语在共时平面上的互动关系，但是作为变体，中介语并不是一种而是一个集合，是一系列不同的变体，它们或是由方言使用者在习得标准语过程中产生的，或是由标准语使用者在习得方言过程中产生的，即如图三所示。
图三：
用历时角度考察，则可以表示为：
三、社会因素参与下的互动模式演变
方言与标准语接触后均发生改变，但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两者接触后各自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萨丕尔说：“方言的兴起不是由于单纯的个人变异，而是由于两个或更多的群体分隔到一定程度，足以分流下去，或者说，独立地而不是共同地分流下去。”（陆卓元，1997：134，135）由于人口迁徙，地域阻隔，人们长期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下生活，信息闭塞，社会心态趋于保守，仅满足于封闭型社会的生活与生产需要，交流不够频繁，信息传递不够通畅，方言相对独立地发展，可以说，方言是社会分化的产物。而这种局面的维持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统一被打破了。由于交流的频繁，商贸往来的增多，人们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更好地进行交际，人们迫切地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而能够起到这种整合社会的力量就是标准语。标准语的出现是经济政治集中的结果，是语言统一的标志，可以看出，方言与标准语的关系从来就不是纯粹的语言问题，而是与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相伴随的。方言和标准语因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两者的发展处于社会之中，必然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方言与标准语的社会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方言常被认为是粗鄙的、狭隘的，而标准语则被认为是高贵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标志。
一个完整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了维护统一，“书同文、言同声”是最为有效的方法，政府比任何团体或个人更期盼语言的单一化。在当代社会，由于有声传播工具的广泛使用，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作用越来越明显。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是传播标准语以及抵制方言漫延的主要阵地。媒体的这种作用可从它们对于Peter Trudgill 的“强烈而经常的抨击”中窥见一斑（Peter Trudgill,1983:199）。媒体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视觉、听觉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正如英国著名剧作家肖伯纳在其名剧《茶花女》的序言中说到的，“当一个英国人开口说话的一瞬间，另一个英国人却露出鄙视的神情。”与此同出一辙的还有在学校教育中教师所起到的作用。教师告诉孩子们放弃使用方言，应该学习和使用标准语，因为只有标准语才是“正确的”（Peter Trudgill,1983:195）。正是由于方言与标准语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异，使得标准语一经产生便要求方言向其靠拢，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言受标准语的吸引更大，影响更广，方言的特殊成分越来越少，方言中有活力的、表现力强的部分将会融入标准语中，标准语在吸收了方言中的有益成分后变得日益丰富与完善，方言与标准语在互相吸收，互相补充中向前发展，这种互动发展趋势如下图所示:
四、结语
从长远看，方言与标准语在共存互动中不断靠近，逐渐摆脱其原有涵义，以其各自的变体，即双方同化后的形式，存在与发展。从现在意义上说，将演变成一种既非方言亦非标准语的语言。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社会的高度一体化，至少在现阶段，这种情况不会出现，而且这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语言从产生之日起，就在一刻不停地变化着。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过：“事实上，绝对的不变性是不存在的；语言的任何部分都会发生变化。 每个时期都相应地有或大或小的演化。这种演化在速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无损于原则本身。”（索绪尔，1996：194）整个语言社会总是处于量变到质变再到量变的循环之中，并在其中以人眼看不到的速度向前发展。“我们环顾一下流行的语言习惯，大概不会想到我们的语言有一个‘坡度’，下几个世纪的变化可以说正在今天的暗流里预先成形，这些变化一旦完成，就能看出它们不过是过去已经发生的变化的继续。” （陆卓元，1997：139）方言与标准语的演进正是遵循这一规律，两者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携手并进，不断前行。
参考文献：
[1]王理嘉.从官话到国语和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J]. 语文建设,1999,(6).
[2]萨丕尔.语言论[M].（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 Leuvensteijn, J.A.van and J.B.Berns. (eds.). Dialect and Standard Language in the English, Dutch, German and Norwegian Language Areas [M]. North-Holland, Amsterdam / Oxford / New York / Tokyo,1992.
[5]Peter Trudgill.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3.
（陈焱，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丁信善，鲁东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分支。一定方言是一定区域内的共同语。方言的出现是为了适应一定共同体中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在超出方言共同体的更大的共同体中，为了满足这个包括若干方言的语言共同体的需要，在具备了一定条件时就会出现一种运用范围更广的共同语。它通常以一种或几种方言为基础，经过改造与加工，逐步走向规范化，从而演变为共同语的高级形式——标准语（王理嘉，1999：24）。 方言和标准语共处于同一语言社会，必然会相互影响，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两者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各自发生改变，加之外部因素作用，其接触情况也就变得异常复杂。方言与标准语的这种接触现状已经受到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密切关注。在人口流动频繁、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对此现象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弗·万·柯茨姆教授关于方言与标准语互动的理论模式
国外学者根据方言与标准语接触的现状，提出了两者的互动模式，即：
方言与标准语在接触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中介语，三者相互影响，呈动态发展之势。
基于上述模式，弗·万·柯茨姆教授认为“施加”和“借用”在方言与标准语的互动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由此提出了两种转换类型及其衍生出的四种基本形式（J.A.van Leuvensteijn and J.B.Berns,1992:15）。他认为方言和标准语的接触是语言接触中的一个特例，“接触”一词本身隐含竞争与改变之意。在语言接触中存在着源语（source language）（以下简称sl）和接受语（recipient language）(以下简称rl)，两者存在一种转换关系，可依据施动主体区分由此转换关系生成的两种不同转换类型。在sl向rl的转换中，要确定究竟是sl使用者还是rl使用者是这种转换的施动主体，需要引用“语言学优势”作为标准。语言学优势指的是语言使用者对这两种语言当中的一种具备更多的知识和达到更高的熟练程度。如果rl使用者是施动者，此种转换属借用，称为rl施动；如果sl使用者是施动者，此种转换属施加，称为sl施动。在rl施动，即借用中，较于对sl的运用，rl使用者应该对rl更具熟练性，因此可以说具备rl语言学优势；在sl施动，即施加中，sl使用者对sl的运用更具熟练性，因此具备sl语言学优势。如果使用大写字母来表示sl与rl当中占据语言学优势的一方，那么rl施动可表示为sl→RL，sl施动可表示为SL→rl。因为借用与施加具有方向性，所以rl施动与sl施动各自存在两种可能，由此产生的四种基本形式用于分析方言与标准语的接触，如下图所示：
对于上述理论，柯茨姆教授进一步解释说，“标准语在扩展过程中受方言影响，产生标准语渐变体，方言使用者在习得标准语过程中亦产生变体，习得渐变体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图一显示了方言、标准语和中介语在共时平面上的互动关系，但是作为变体，中介语并不是一种而是一个集合，是一系列不同的变体，它们或是由方言使用者在习得标准语过程中产生的，或是由标准语使用者在习得方言过程中产生的，即如图三所示。
图三：
用历时角度考察，则可以表示为：
三、社会因素参与下的互动模式演变
方言与标准语接触后均发生改变，但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两者接触后各自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萨丕尔说：“方言的兴起不是由于单纯的个人变异，而是由于两个或更多的群体分隔到一定程度，足以分流下去，或者说，独立地而不是共同地分流下去。”（陆卓元，1997：134，135）由于人口迁徙，地域阻隔，人们长期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下生活，信息闭塞，社会心态趋于保守，仅满足于封闭型社会的生活与生产需要，交流不够频繁，信息传递不够通畅，方言相对独立地发展，可以说，方言是社会分化的产物。而这种局面的维持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统一被打破了。由于交流的频繁，商贸往来的增多，人们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更好地进行交际，人们迫切地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而能够起到这种整合社会的力量就是标准语。标准语的出现是经济政治集中的结果，是语言统一的标志，可以看出，方言与标准语的关系从来就不是纯粹的语言问题，而是与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相伴随的。方言和标准语因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两者的发展处于社会之中，必然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方言与标准语的社会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方言常被认为是粗鄙的、狭隘的，而标准语则被认为是高贵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标志。
一个完整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了维护统一，“书同文、言同声”是最为有效的方法，政府比任何团体或个人更期盼语言的单一化。在当代社会，由于有声传播工具的广泛使用，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作用越来越明显。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是传播标准语以及抵制方言漫延的主要阵地。媒体的这种作用可从它们对于Peter Trudgill 的“强烈而经常的抨击”中窥见一斑（Peter Trudgill,1983:199）。媒体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视觉、听觉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正如英国著名剧作家肖伯纳在其名剧《茶花女》的序言中说到的，“当一个英国人开口说话的一瞬间，另一个英国人却露出鄙视的神情。”与此同出一辙的还有在学校教育中教师所起到的作用。教师告诉孩子们放弃使用方言，应该学习和使用标准语，因为只有标准语才是“正确的”（Peter Trudgill,1983:195）。正是由于方言与标准语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异，使得标准语一经产生便要求方言向其靠拢，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言受标准语的吸引更大，影响更广，方言的特殊成分越来越少，方言中有活力的、表现力强的部分将会融入标准语中，标准语在吸收了方言中的有益成分后变得日益丰富与完善，方言与标准语在互相吸收，互相补充中向前发展，这种互动发展趋势如下图所示:
四、结语
从长远看，方言与标准语在共存互动中不断靠近，逐渐摆脱其原有涵义，以其各自的变体，即双方同化后的形式，存在与发展。从现在意义上说，将演变成一种既非方言亦非标准语的语言。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社会的高度一体化，至少在现阶段，这种情况不会出现，而且这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语言从产生之日起，就在一刻不停地变化着。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过：“事实上，绝对的不变性是不存在的；语言的任何部分都会发生变化。 每个时期都相应地有或大或小的演化。这种演化在速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无损于原则本身。”（索绪尔，1996：194）整个语言社会总是处于量变到质变再到量变的循环之中，并在其中以人眼看不到的速度向前发展。“我们环顾一下流行的语言习惯，大概不会想到我们的语言有一个‘坡度’，下几个世纪的变化可以说正在今天的暗流里预先成形，这些变化一旦完成，就能看出它们不过是过去已经发生的变化的继续。” （陆卓元，1997：139）方言与标准语的演进正是遵循这一规律，两者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携手并进，不断前行。
参考文献：
[1]王理嘉.从官话到国语和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J]. 语文建设,1999,(6).
[2]萨丕尔.语言论[M].（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 Leuvensteijn, J.A.van and J.B.Berns. (eds.). Dialect and Standard Language in the English, Dutch, German and Norwegian Language Areas [M]. North-Holland, Amsterdam / Oxford / New York / Tokyo,1992.
[5]Peter Trudgill.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3.
（陈焱，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丁信善，鲁东大学国际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