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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从文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乡下人"就沈从文而言，不仅是对自我身份的自谦性的体认，同时也表征着他的经验背景、文化视野、美感趣味和文学理想。
【关键词】：乡下人；湘西；文学世界
沈从文一再宣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是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杆秤……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份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1]"乡下人"就沈从文而言，不仅是对自我身份的自谦性的体认，同时某种程度上也触及了作者隐秘的潜意识角落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而从湘西土地和人情中得来的教养和知识，又使他"城市边缘人"身份多了一份"乡下人"的自负。沈从文的"自卑"和"自负"，都表征着他的经验背景、文化视野、美感趣味和文学理想，使沈从文成为湘西世界自觉的叙述者、歌者。
一、"乡下人"的经验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与他特殊的身世经历，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体验相关，也与他的"乡下人"角色认知上的困惑相关。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县，地处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所。湘西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长期被歧视的历史，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使他既富于多彩的幻想，又有着在长期的历史中积淀的沉痛隐忧。沈从文出生于行伍世家，14岁髙小毕业后从军，随军队转辗流徏于三省边境与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谙熟这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淳朴的乡俗民风，见识过上千人的集体杀戮。这使他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也形成了对民间世俗生活特殊敏感的生活情趣，边地生活和民间文化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最重要的源泉。
故乡的河流沅水及其支流辰河，在沈从文创作生涯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我的写作和水的关系》中，沈从文这样谈到故乡的河流："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我虽然离开了那条河流 ，我所写的故事 ，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沈从文把自己的乡土书写定性为与一条河水的关系，而辰河带给沈从文经验、灵感和智慧，也给沈从文的创作带来了地域色彩。
沈从文的创作中多有对辰河沿岸乡土人事的描写，如《箫箫》："作为媳妇的萧萧，一个夏天，一面照料丈夫，一面还绩了细麻四斤。这时工人摘瓜，在瓜间玩，看硕大如盆上面满是灰粉的大南瓜，成排成堆摆在地上，很有趣味。时间到摘瓜，秋天已来了，院中各处有从屋后林子里树上吹来的大红大黄木叶。萧萧在瓜旁站定，手拿木叶一束，为丈夫编小笠玩"。对于童养媳萧萧而言，"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童养媳的惨痛隐藏在这乡村风俗风情的田家之乐的画面里，萧萧不知忧患的天真就是在这画面上闪跳着的音符。《丈夫》中吊脚楼下的烟船妓船是一道风景，是乡下人事最普通不过的一部分。作者对妓女存在现象褒扬中有贬斥，贬斥中有褒扬，有时候又黙认做妓女的"不与道德相冲突"的名分。在这些叙说中薄情女子负心汉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却有多情水手对妓女产生依依不舍的恋情。
沈从文的乡土书写，生动复现了湘西的民俗、民风，写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乡土风貌，他的笔下那些剽悍的水手、靠做水手生意谋生的吊脚楼的妓女、携带农家女私奔的兵士、开小客店的老板娘、终生漂泊的行脚人……这些底层人民的生活图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湘西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实现了他做一个"地方风景的记录人"的愿望，他以带有几分固执的"乡下人"姿态执迷于湘西世界的哀乐人事，保留了它的自在性和自足性。因此，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构成了乡土地域文化的一个范本，当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文学一体化进程的时候，沈从文正是以乡下人的固执的目光，为我们保留了本土文化的最后的背影。
二、"城巿边缘人"的身份
沈从文1923年只身离开湘西来到北京，同年秋报考燕京大學，未被录取，开始练习写作。试笔阶段，生活与写作的艰辛对沈从文的影响造成过负面的影响，他甚至还有过辍笔混迹江湖的念头。②这种犹豫、徘徊的情感贯穿于他的早期小说，使作品中不同程度里充斥着飘零、伤感的自况情绪。
写于1925年9月的《棉鞋》，开头这样叙述："我一提起我脚下这一双破棉鞋，就自已可怜起自已来。有个时候，还摩抚着那半磨没的皮底，脱了组织的毛线，前前后后的缝缀处，滴三两颗自吊眼泪。" [3]这里，第一人称叙事强化了故事的真实可感，"我"、"自已"的重复提及分明是要为"自吊眼泪"来寻找一条有效的疏导途径，之所以有"自吊眼泪"是因为这双破棉鞋让"自已"备受侮辱、蔑视，见证了人世的势利炎凉。沈从文早期的小说中这种密集的哀怜情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尝试用写作来改变自身命运的青年的心灵历程。沈从文除了生活的艰辛外，还有写作的困惑。沈从文坦言自已试笔期的前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写作"远不如人所想的那么便利"。④夏志清也曾说过："沈从文艺术的成长在最初的阶段缓慢近乎痛苦。他开始写作时，全凭自己摸索，对西方的小说传统可说全无认识。……在文体上和结构上，他在这一阶段写成的小说，难得有几篇没有毛病的。"[5]苏雪林也说他"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练，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6]应该说，这些评价是符合沈从文曾有的模索过程的。他与许多著名作家如鲁迅、老舍、曹禺、张爱玲的一举成名有很大区别，生活所迫匆促就章，虽是原因之一，但创作前的阅读准备和创作训练，也是天才如沈从文辈不可逾越的必经的成长历程。
可以说，初入都市时的沈从文是一个"乡下人"卑微的身影，难以摆脱人生卑微处境和都巿冷漠，而写作的不成熟、幼稚又使他难以跻身精英知识分子聚集的文坛。人生的困惑与挫折使沈从文处于城市边缘的境地。 1928年前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有了很大进步，给读者奉献了一批优秀的湘西小说。这时的沈从文解决了生存之计，靠自已的艰苦奋斗和出色的才华，打进文坛，"挤"进城市的上层文明社会，完成了社会角色的转换，他与小说中描述的"高等人"和"绅士"为伍。在现实生活中他并不排斥城市和城市生活方式，但在精神世界里却与现代都市相疏离，批判和不认同城市文明，并以"城市边缘人"的身份把目光转向"城里人"。伴随而来的是那种"乡下人"在都巿文化面前拥有的心理优势，他认为城市文化是一种扭曲人性的虚伪的掩饰的做作的文化，恰与湘西的自然淳朴的民风形成鲜明对比。他在都市题材里展现了与"湘西世界"相对照的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景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作品，常用讥讽的调侃，刻画都市各色人等，特别是"高等人"的虚伪、无聊、压抑和变态，展现"文明"的绳索如何反过来捆绑人类自已，导致生命力欠缺的都市的"阉寺病"。都市人生的物欲横流、人性冷漠、充满沉沦气息的现实世界正好应照出湘西世界里生命形式的朴素和观念的单纯。沈从文始终将"乡下人"和"都市人"作为两个可以相互参照的对象来阐释自已的文学理想。凌宇先生最早提出沈从文文学体系中的城乡互参模式，将都巿小说作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补充，这一提法得到学界的广泛肯定 。沈从文也始终以"乡下人"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站在乡野民间的立場，对现代都市文明的非人性的弊害，保持了尖锐的批判和讽刺。其对人性的关注与悲悯，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全过程。
三、"希腊小庙"中的文学世界
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如果说沈从文早期的文学诉求只是想把自己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真正探索、追寻自己的文学理想。他曾这样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7]。而1934年《边城》的出现，则是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的最好答案。早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如果还不乏民俗展览的色彩，那么，《边城》则标志着"湘西世界"已上升为一个具有人类学价值的文学世界。
沈从文为何要创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呢？作为一个边地之子，沈从文对他家乡满怀深情，他的灵魂深处依旧潜藏着一个山野的精灵，有一个乡下人的道德标准和人生价值准则。《从文自传》里"我所生长的地方"："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忧；农民勇敢而安分"，"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的习惯，遵从古礼"。在《边城·题记》里沈从文真情表白："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來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支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__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地写下去。""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给我的印象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他理想的"人生形式"的所在，其真正的命意还在于建构一个诗意的田园牧歌世界，支撑其底蕴的是一种美好而自然的人性，而《边城》就是这样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
《边城》是沈从文完全用梦幻般的回忆的口吻讲述的"边城"故事。而翠翠便是希腊小庙里供奉的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在这个理想人物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之光，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了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式的情怀。如果说《边城》是用诗构筑的生命牧歌，那么到了沈从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长河》中，牧歌的优美与隽永的旋律中，已交织了沉重与忧郁的不和谐音，这就是现代社会投射到看似自足的湘西世界的影子。《长河》触及现代文明进入湘西之后，人性在世道变化中走向堕落这一痛心事实，诉说人世的"常"与"变"，不只揭露了黑暗一面，更煲扬了那些淳朴自然的人物性情、灵魂之美。从沈从文的创作实践看，沈从文审美理想的真正确立及其表现始于1934年，这一年沈从文不但写出了他最优秀且代表他艺术风格的《边城》，而且，在理论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发表于1934_1942年间的许多文论如《边城·题记》、《长河·题记》、《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水云》等都执著地谈到他的文化理想，谈到要通过小说重建民族品德。
沈从文以一支勤勉不辍的笔，在众多小说散文中致力去描写"乡下人"未经市侩污染的，勇敢、雄强、淳厚、热情的人性美，给人以一种生存的勇气和信心，为灾难重重的民族注入觉醒的新生力量。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卷第266页
[2]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第376页
[3]沈从文：《棉鞋》《沈从文全集》第一卷第390页
[4]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 《沈从文全集》第八卷第381页
[5]（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38页
[6]苏雪林：沈从文论 文学 1934年3（3）
[7]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九卷第5页
【关键词】：乡下人；湘西；文学世界
沈从文一再宣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是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杆秤……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份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1]"乡下人"就沈从文而言，不仅是对自我身份的自谦性的体认，同时某种程度上也触及了作者隐秘的潜意识角落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而从湘西土地和人情中得来的教养和知识，又使他"城市边缘人"身份多了一份"乡下人"的自负。沈从文的"自卑"和"自负"，都表征着他的经验背景、文化视野、美感趣味和文学理想，使沈从文成为湘西世界自觉的叙述者、歌者。
一、"乡下人"的经验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与他特殊的身世经历，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体验相关，也与他的"乡下人"角色认知上的困惑相关。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县，地处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所。湘西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长期被歧视的历史，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使他既富于多彩的幻想，又有着在长期的历史中积淀的沉痛隐忧。沈从文出生于行伍世家，14岁髙小毕业后从军，随军队转辗流徏于三省边境与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谙熟这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淳朴的乡俗民风，见识过上千人的集体杀戮。这使他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也形成了对民间世俗生活特殊敏感的生活情趣，边地生活和民间文化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最重要的源泉。
故乡的河流沅水及其支流辰河，在沈从文创作生涯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我的写作和水的关系》中，沈从文这样谈到故乡的河流："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我虽然离开了那条河流 ，我所写的故事 ，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沈从文把自己的乡土书写定性为与一条河水的关系，而辰河带给沈从文经验、灵感和智慧，也给沈从文的创作带来了地域色彩。
沈从文的创作中多有对辰河沿岸乡土人事的描写，如《箫箫》："作为媳妇的萧萧，一个夏天，一面照料丈夫，一面还绩了细麻四斤。这时工人摘瓜，在瓜间玩，看硕大如盆上面满是灰粉的大南瓜，成排成堆摆在地上，很有趣味。时间到摘瓜，秋天已来了，院中各处有从屋后林子里树上吹来的大红大黄木叶。萧萧在瓜旁站定，手拿木叶一束，为丈夫编小笠玩"。对于童养媳萧萧而言，"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童养媳的惨痛隐藏在这乡村风俗风情的田家之乐的画面里，萧萧不知忧患的天真就是在这画面上闪跳着的音符。《丈夫》中吊脚楼下的烟船妓船是一道风景，是乡下人事最普通不过的一部分。作者对妓女存在现象褒扬中有贬斥，贬斥中有褒扬，有时候又黙认做妓女的"不与道德相冲突"的名分。在这些叙说中薄情女子负心汉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却有多情水手对妓女产生依依不舍的恋情。
沈从文的乡土书写，生动复现了湘西的民俗、民风，写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乡土风貌，他的笔下那些剽悍的水手、靠做水手生意谋生的吊脚楼的妓女、携带农家女私奔的兵士、开小客店的老板娘、终生漂泊的行脚人……这些底层人民的生活图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湘西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实现了他做一个"地方风景的记录人"的愿望，他以带有几分固执的"乡下人"姿态执迷于湘西世界的哀乐人事，保留了它的自在性和自足性。因此，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构成了乡土地域文化的一个范本，当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文学一体化进程的时候，沈从文正是以乡下人的固执的目光，为我们保留了本土文化的最后的背影。
二、"城巿边缘人"的身份
沈从文1923年只身离开湘西来到北京，同年秋报考燕京大學，未被录取，开始练习写作。试笔阶段，生活与写作的艰辛对沈从文的影响造成过负面的影响，他甚至还有过辍笔混迹江湖的念头。②这种犹豫、徘徊的情感贯穿于他的早期小说，使作品中不同程度里充斥着飘零、伤感的自况情绪。
写于1925年9月的《棉鞋》，开头这样叙述："我一提起我脚下这一双破棉鞋，就自已可怜起自已来。有个时候，还摩抚着那半磨没的皮底，脱了组织的毛线，前前后后的缝缀处，滴三两颗自吊眼泪。" [3]这里，第一人称叙事强化了故事的真实可感，"我"、"自已"的重复提及分明是要为"自吊眼泪"来寻找一条有效的疏导途径，之所以有"自吊眼泪"是因为这双破棉鞋让"自已"备受侮辱、蔑视，见证了人世的势利炎凉。沈从文早期的小说中这种密集的哀怜情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尝试用写作来改变自身命运的青年的心灵历程。沈从文除了生活的艰辛外，还有写作的困惑。沈从文坦言自已试笔期的前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写作"远不如人所想的那么便利"。④夏志清也曾说过："沈从文艺术的成长在最初的阶段缓慢近乎痛苦。他开始写作时，全凭自己摸索，对西方的小说传统可说全无认识。……在文体上和结构上，他在这一阶段写成的小说，难得有几篇没有毛病的。"[5]苏雪林也说他"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练，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6]应该说，这些评价是符合沈从文曾有的模索过程的。他与许多著名作家如鲁迅、老舍、曹禺、张爱玲的一举成名有很大区别，生活所迫匆促就章，虽是原因之一，但创作前的阅读准备和创作训练，也是天才如沈从文辈不可逾越的必经的成长历程。
可以说，初入都市时的沈从文是一个"乡下人"卑微的身影，难以摆脱人生卑微处境和都巿冷漠，而写作的不成熟、幼稚又使他难以跻身精英知识分子聚集的文坛。人生的困惑与挫折使沈从文处于城市边缘的境地。 1928年前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有了很大进步，给读者奉献了一批优秀的湘西小说。这时的沈从文解决了生存之计，靠自已的艰苦奋斗和出色的才华，打进文坛，"挤"进城市的上层文明社会，完成了社会角色的转换，他与小说中描述的"高等人"和"绅士"为伍。在现实生活中他并不排斥城市和城市生活方式，但在精神世界里却与现代都市相疏离，批判和不认同城市文明，并以"城市边缘人"的身份把目光转向"城里人"。伴随而来的是那种"乡下人"在都巿文化面前拥有的心理优势，他认为城市文化是一种扭曲人性的虚伪的掩饰的做作的文化，恰与湘西的自然淳朴的民风形成鲜明对比。他在都市题材里展现了与"湘西世界"相对照的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景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作品，常用讥讽的调侃，刻画都市各色人等，特别是"高等人"的虚伪、无聊、压抑和变态，展现"文明"的绳索如何反过来捆绑人类自已，导致生命力欠缺的都市的"阉寺病"。都市人生的物欲横流、人性冷漠、充满沉沦气息的现实世界正好应照出湘西世界里生命形式的朴素和观念的单纯。沈从文始终将"乡下人"和"都市人"作为两个可以相互参照的对象来阐释自已的文学理想。凌宇先生最早提出沈从文文学体系中的城乡互参模式，将都巿小说作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补充，这一提法得到学界的广泛肯定 。沈从文也始终以"乡下人"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站在乡野民间的立場，对现代都市文明的非人性的弊害，保持了尖锐的批判和讽刺。其对人性的关注与悲悯，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全过程。
三、"希腊小庙"中的文学世界
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如果说沈从文早期的文学诉求只是想把自己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真正探索、追寻自己的文学理想。他曾这样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7]。而1934年《边城》的出现，则是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的最好答案。早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如果还不乏民俗展览的色彩，那么，《边城》则标志着"湘西世界"已上升为一个具有人类学价值的文学世界。
沈从文为何要创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呢？作为一个边地之子，沈从文对他家乡满怀深情，他的灵魂深处依旧潜藏着一个山野的精灵，有一个乡下人的道德标准和人生价值准则。《从文自传》里"我所生长的地方"："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忧；农民勇敢而安分"，"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的习惯，遵从古礼"。在《边城·题记》里沈从文真情表白："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來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支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__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地写下去。""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给我的印象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他理想的"人生形式"的所在，其真正的命意还在于建构一个诗意的田园牧歌世界，支撑其底蕴的是一种美好而自然的人性，而《边城》就是这样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
《边城》是沈从文完全用梦幻般的回忆的口吻讲述的"边城"故事。而翠翠便是希腊小庙里供奉的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在这个理想人物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之光，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了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式的情怀。如果说《边城》是用诗构筑的生命牧歌，那么到了沈从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长河》中，牧歌的优美与隽永的旋律中，已交织了沉重与忧郁的不和谐音，这就是现代社会投射到看似自足的湘西世界的影子。《长河》触及现代文明进入湘西之后，人性在世道变化中走向堕落这一痛心事实，诉说人世的"常"与"变"，不只揭露了黑暗一面，更煲扬了那些淳朴自然的人物性情、灵魂之美。从沈从文的创作实践看，沈从文审美理想的真正确立及其表现始于1934年，这一年沈从文不但写出了他最优秀且代表他艺术风格的《边城》，而且，在理论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发表于1934_1942年间的许多文论如《边城·题记》、《长河·题记》、《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水云》等都执著地谈到他的文化理想，谈到要通过小说重建民族品德。
沈从文以一支勤勉不辍的笔，在众多小说散文中致力去描写"乡下人"未经市侩污染的，勇敢、雄强、淳厚、热情的人性美，给人以一种生存的勇气和信心，为灾难重重的民族注入觉醒的新生力量。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卷第266页
[2]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第376页
[3]沈从文：《棉鞋》《沈从文全集》第一卷第390页
[4]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 《沈从文全集》第八卷第381页
[5]（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38页
[6]苏雪林：沈从文论 文学 1934年3（3）
[7]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九卷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