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抗日战争主题展》的展厅中，有一张“昭和九年”（1934）由日方绘制的青岛港图，图上几个特殊的铅笔后作的标记，正是当年中国民族企业家贺仁菴自沉轮船于胶州湾，阻挡日军登陆青岛的沉船位置。这幅地图由贺仁菴之女、台湾山东日照同乡会理事长贺郁芬女士捐赠。而在本次展览中，像这样由社会各界捐赠的抗战文物还有很多。透过它们，我们得以了解那些爱国人士全力支持抗战过程中发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自沉商轮，倾家荡产无怨无悔
　　“我的父亲贺仁菴是清朝人，1887年出生于山东日照，所以我的祖籍就是日照。”6月18日，贺郁芬女士将自己手中的抗战文物捐赠给本次展览的时候回忆起她的父亲。贺仁菴的父亲贺金锟则是大名鼎鼎的日照石臼所“福春行”商号的创始人，此外，他还同时经营着大宗粮食、油料等业务，被时人称为日照首富。1925年，38岁的贺仁菴引进国外先进的蒸汽机轮，成立了“长记船行”，陆续购买了长春、亨春等大型轮船。之后，贺仁菴—直在青岛活动，并成立长记轮船公司，北起营口南到台湾，多地都建有他的分公司，业务遍及东部沿海，他的公司被称为“华北第一船行”，他本人也被称为“华北船王”。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驻扎在上海的日军准备通过海路进犯山东半岛。“1937年8月，眼看日军就要在青岛登陆，时任青岛市市长的沈鸿烈命令所有在胶州湾靠泊的船只沉入胶州湾航道，我父亲毅然将公司的七艘大型轮船全部凿沉在了胶州湾，而这也的确延缓了日军登陆的时间。”贺郁芬说，“直到1938年的正月，日军才坐着小舢板从栈桥附近的浅海登陆，因为胶州湾的沉船阻滞了日军的大型船舶靠岸。”
　　“虽然在父亲凿沉自己公司的船之后的一月内，日军就把他的沉船打捞出水。在凿沉船之前，也有商人朋友跟我父亲说，战争和商人无关，别把自己的老本赔进去。可我父亲做得很坚决，而且事后也从没后悔过。”贺郁芬说。
　　在《青岛沉船位置图》上，有七个用铅笔标注的符号，那就是贺仁菴当年沉船的位置和轮船的名字。
　　日军登陆受到阻滞，贺仁菴也不敢在青岛居住，他带着全家离开了青岛馆陶路15号的住址回到了日照老家躲避。不久后，日军在日照找到了贺仁菴，并请其出任“滨海地区总司令”，“我父亲对前来邀请的日军说，如果你们看上的是我的声望，那么我当了这个总司令后，就毫无声望可言。于是坚决回绝了日军的邀请，而这也让日本人气坏了。”贺郁芬说。恼差成怒的日军把贺仁菴抓起来关押在当地的监狱里。“早些年，我父亲曾救过一个朱姓土匪的命。当他知道我父亲身处危难中，就想办法把我父亲救了出来。我父亲随后跑到了诸城一带的沂蒙山区活动，并出资组织了一个300多人的队伍进行抗日活动。”贺郁芬说。
　　珍贵史料，日军粉饰侵略罪行累累
　　本次展览中，有一组名为《支那动乱》的照片，清楚展示了日军为自己侵略行为的粉饰。在《济南市街战中的日军防备》照片中，日军厚颜无耻地宣称：“五月三日蒋介石所部贺耀祖军在济南城里杀掠日本人”、“日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保护住了日本人的财产安全”。在另一幅名为《撤离济南，撤退至泰安的南军》（南军即北伐军）中，日军宣称“南军于8日发动了攻击”，“日军作出了激战的悲壮决定”。日军罔顾事实的宣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舆论的部分状况，对于二战的研究，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资料。而这些珍贵史料，则来自台湾同胞许伯夷先生捐赠的1928年日本方面出版的《历史写真》。
　　许伯夷先生出生于台湾高雄，祖籍福建泉州，是台湾著名企业家、慈善家和艺术家。许伯夷曾旅居日本多年，搜集了大批中国抗战时期日本出版的图书资料。许伯夷得知山东征集抗战文物，即与山东博物馆联系，自愿将102件与抗战有关的图书、影印资料无偿捐献给山东博物馆。此次捐赠的全部为日文资料，其中《历史写真》出版发行于“昭和三年”（1928），为月刊，共十二本。书中详细介绍了侵华日军的战况，“六月号”刊登了十余幅日军占领济南城的黑白照片，其中六幅照片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济南“五三”惨案中犯下的罪行，每幅照片均附有日文图注。《抗战剪报》为日本出版发行报刊剪报的影印版，详细记录了日军侵占禹城、鹊山、临清、临邑、晏城、齐河，轰炸长清，包围济南城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