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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谁污染、谁治理”到“谁污染谁付费、专业化治理”的转变，不仅是国家未来的主导方向，也将是市场需求的结果，“随着排污标准的不断趋严，迫切需要第三方企业进入”。
2015年1月，国务院《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发布，进一步明确了排污者付费、市场化运作、政府引导推动的原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会资本进入污染治理市场的活力将被进一步激发，环保这门大生意也将真正敞开大门。
第三方治污兴起
对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意见》中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即排污者通过缴纳或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委托环境服务公司进行污染治理的新模式。而与之相反的，则是目前各地政府、机构、企业等排污者普遍采取的、排污之后通过购买设备等方式自行治理污染的方式。
“直到现在，市场中做第三方环境污染治理的企业仍然少之又少，这个行业始终难上轨道。”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多家环保企业相关负责人都由衷地感叹。
以污水处理为例，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回忆道，上世纪90年代，工业废水治理设施都是业主单位请专业机构设计，然后自己投资建设运营，但因为没人对最终效果负责，这些治理设施绝大部分不达标。（注：桑德集团是中国大型专业性环保、新能源企业。）
已进入这一领域多年的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何愿平也表示，在那一时期，污水处理“越治越污”的现象比比皆是。
何愿平告诉记者，当时政府、市场甚至排污、治污企业本身对于第三方治污的概念都还很陌生，基本上排污者都是从碧水源等环保企业处购买设备、技术，然后自己运营。
“不经意”间，也有个别排污方误打误撞地采取了第三方治污的措施。何愿平告诉记者，“从2004、2005年开始，由于我国环保技术开始升级，个别地方政府、企业发现，将治污设备、技术的后期运营维护也交给我们其实更划算也更省心，因为不论是交给国有企业还是自建团队，运营效果都难以保证，成本还高得离谱。”何愿平称，由碧水源运营污水处理设备，比政府自己组织团队或交给国有企业要便宜至少2-3成。因此，大约十年前，从托管运营开始，第三方治理生出了萌芽，碧水源开始介入北京密云县等区县的小型污水处理站以及部分市内饭店的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环节。公开资料显示，碧水源2010年收入达到5亿元，同时净利润率保持在35%左右，2011年净利润增速在90%～100%。
“但令人意外的是，那时候属于‘非主流’行业的第三方治污，直至近几年发展得仍较滞缓。”何愿平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生态金融中心副主任蓝虹告诉记者，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的第三方治污仍局限在某些领域。虽然工业领域废气排放脱硝技术的第三方治污已逐渐“进入状态”，但整体来说这一行业仍然处于发展初期。
相关专业人士认为，随着环境监管的日益严格，不少工业企业会明显感觉到压力，“特别是重化工企业，因为污染强度大，治理设施稳定运行的难度确实很大，缺乏专业人员运营和管理，经常出问题，就会被监管部门处罚”。虽然罚款的金额并不高，但企业还是会担心长期下去会影响自己的主业，所以率先开始将设施交给第三方。而这也为第三方治污企业打开了一个口子。
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工业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已在我国燃煤电厂脱硫脱硝领域得到试行，取得显著成效。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也尝试着采用此种模式以降低污染治理成本。如燕山石化委托威立雅水务处理企业工业废水、上海化工园区委托中法水务处理园区工业废水都取得良好效果。
其实，从“谁污染、谁治理”到“谁污染谁付费、专业化治理”的转变，不仅是国家未来的主导方向，也将是市场需求的结果，“随着排污标准的不断趋严，迫切需要第三方企业来协助的将不再只有工业废气排放企业，还将拓展到污水治理、土壤修复、固废处理等多个领域”。蓝虹表示。“当市场真正逐步放开以后，这个盘子里的蛋糕其实真的不小。”何愿平告诉记者。
市场前景巨大
北京神雾环境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志海表示，公司今年开始从原本已经非常成熟的节能技术领域向第三方治污行业延伸产业链，也正是发现了市场的巨大需求。 “我们发现，其实企业对于第三方治污的需求很大。一方面，国家、地方环保政策对于排污的标准越来越高，企业除了生产、运营之外又很难再分出精力、财力去做治污技术的研发、运营、维护等工作。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时，要求治污能为他们带来更多利益，比如通过治污产生附加价值等，而这些相对更高的要求势必是要借助‘外力’的。”董志海表示。
根据神雾公司的前期调研结果，我国各地对于垃圾处理仍大多采用焚烧、填埋的方式。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使用填埋和焚烧处理的城镇生活垃圾高达94%。董志海认为，随着城镇产生的垃圾数量越来越大，土地资源愈发稀缺，污染土壤、地下水且占用大量土地资源的填埋处理方式，以及会产生污染物的焚烧处理方式势必会被新技术取代。
董志海介绍，目前，神雾已经完成了清洁垃圾处理技术的实验室研发阶段，工业化的装置也已于去年9月在河北省霸州动工，今年4月计划全部完工。董志海介绍，目前已有包括北京市昌平区在内的多地政府与神雾签订了框架协议，上海以及陕西一些城市也表达出希望合作的意愿，今后神雾不仅在核心技术、装备的采购、安装、调试上，甚至在后期运营上也将主动参与。“根据调查，目前北上广深等不少一线城市寻找适合填埋垃圾的地方已经很困难了，部分城市甚至需要将城镇垃圾运出本地处理，而且各地目前在建设垃圾焚烧电厂时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不少项目根本难以上马，而这对于我们来说，却意味着今后市场空间之广阔十分可期。”董志海表示。
蓝虹分析称，从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方向来看，未来第三方治污企业将率先破冰，甚至能获得较大发展空间，获得较多生意的领域包括：污水治理特别是工业污水处理、污染气体治理中的脱硝治理，以及未来潜在市场巨大的污染土壤修复和固体废弃物治理等。 蓝虹同时表示，第三方治污可能面对需求与供给不匹配的问题。“第三方治理未来更多强调的是污染物的集中治理，比如将原本分散的中小排污企业聚集在工业园区内，由第三方企业统一提供配套的治污设施和服务，这样既方便政府监管也有利于企业降低治污成本、提高治污效率。”蓝虹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政府等排污者，对于第三方治污企业的要求就非常高，这些企业不仅仅需要有核心治污技术，还需要有全流程管理治污的能力，这就要求第三方企业最好是大型治污企业。而且，即使是一对一形式的第三方治污，排污者也基本都是有一定实力和排污量的大户，对于第三方企业要求也不低。鉴于目前第三方治污领域还很少有如此体量的大型企业，蓝虹认为，放开了市场、出现了需求却找不到服务供给方的问题也可能就随之而来了。
尘埃与曙光并存
虽然在企业层面看来，未来的广阔市场空间充满诱惑，但之所以很多企业迟迟不愿进入第三方治污市场，就是因为“第一个吃螃蟹”并不容易。
业内人士认为，《意见》虽然提出将采取环境绩效合同方式引入第三方治理，但特许经营、委托经营的方式仍显示出政府未能充分信任市场所能扮演的角色，因此在开放度上还有待加强。
对此，何愿平感同身受：“作为民营企业，我们并不怕市场开放后会带来更激烈的竞争，怕的是市场不够开放，蛋糕只能得到国有企业分食后的一点剩余。”以北京的城镇污水处理为例，北京主城区的项目几乎都被国有企业垄断，民营企业根本无法打破这道厚墙，如今形势虽然在政策层面有所变化，但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民营第三方治污企业现在也只能在外围打转，接一些“边边角角”小型污水处理厂的生意。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湿法脱硫技术的国电清新在行业处于领先水平，但董事长张开元表示，某些看似公开的操作，其实并不真正向社会化的企业开放。他举例称，某大型国企表面上对十几个项目的脱硫设施公开招标，但其实只是将这些设施特许给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司经营。
董志海关心的，则是第三方治污企业在当前的传统自排自治方式下如何找到发展空间。“此前已经广泛采取的垃圾填埋手段可以持续使用10-20年，而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后运营的时间也不会短。在这段时间内，第三方企业能够做的事情非常有限。除非地方政府迅速转变观念，不仅将目前新产生的垃圾交由第三方企业来处理，还愿意花钱将以前填埋、常年无法处理掉的‘地下垃圾’挖出来重新处理，否则最初起步期还是十分艰难的。”董志海表示。
对于未来的第三方治污市场，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时常将“监管到位”四个字放在嘴边。在他看来，本该成为政府监管另一把利剑的第三方治污企业，由于与排污企业有着付费与被付费的利益关系，反而可能成为违法违规排污更有力的保护伞。
近年来，本应是污染处理单位的不少第三方治污环节反而成为污染源的现象愈发突出。由于监管和政策都无法斩断治污方与排污方之间的利益链，最终令治污企业帮助排污方违法违规排污的现象也已不再鲜见。“这类超排、违规操作等问题往往更容易被监管部门忽视。”马军表示。
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天柱看来，第三方治污机制特别是对权益、责任要通过一套详细的制度来明确。比如，在排污方出资雇佣第三方治污企业治理污染之后，如果再出现违法违规排放行为，责任该如何判定和承担；企业与第三方治污公司的配合，应明确是污染末端配合还是要从生产到排污全过程进行配合等。
蓝虹建议，我国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在发达国家，如果排污方出钱请第三方治污企业治理污染后仍然出现了污染事故，第三方企业是需要进行较大金额理赔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一家第三方企业都不敢贸然为排污企业放低标准”。蓝虹表示，其实，有力的监管反过来也是为第三方企业创造需求的手段，帮助该行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总体而言，对于第三方治污的未来，业内大多还是持乐观态度。“以前政府监管，面对的是千家万户的企业，可能有很多分散的排污点，监管起来难度极大，而企业掩盖自己的环境违法行为却相对容易。”蓝虹表示，随着以集中治污为主的第三方治污市场的兴起，可以把所有分散的点变成一个点，更有利于监控。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我们原来是在以GDP论英雄的前提下，只要能拉动经济，不管什么样的元素都进了，导致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进驻，经济发展粗放、低效。这样的元素撤退，就是我们转型升级的胜利”。对待新常态下的环保问题，北京市态度明确。
正如《潜伏》中的经典台词：“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环保也是如此。在多方努力下，刚刚过去的2014年，北京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指标比2013年均下降7%以上，成为污染减排幅度最大的一年，具体数据如下：
淘汰：2014年，北京市继续加大老旧机动车淘汰力度，全年淘汰老旧车47.6万辆，提前完成国家下达的39.1万辆任务指标，在全国率先完成了黄标车的淘汰。同时严控机动车总量，将小汽车控制指标由24万辆调整为15万辆，其中2万辆为新能源车。
关停：2014年，北京继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淘汰落后污染产能，实现铸锻、建材、化工、包装及印刷等行业共392家污染企业关停退出，超额完成年度关停300家的任务。目前，北京市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燃煤电厂锅炉排放标准严格程度已经超过欧盟标准。
重罚：2014年，北京环保执法部门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处罚金额达到10565.61万元，同比增长267.4%。环保执法部门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大对燃煤锅炉、工业企业、工地扬尘、露天烧烤和焚烧、餐饮油烟等的执法检查，加强对在用车的路检路查、遥感检测、入户检查和进京路口检查。
目标：2015年，北京城六区基本实现无燃煤锅炉，全市煤炭用量控制在1500万吨以下；再淘汰老旧机动车20万辆；调整退出污染企业300家以上，实施第二批“百项”企业环保技改工程；超额完成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等。
编辑 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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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国务院《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发布，进一步明确了排污者付费、市场化运作、政府引导推动的原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会资本进入污染治理市场的活力将被进一步激发，环保这门大生意也将真正敞开大门。
第三方治污兴起
对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意见》中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即排污者通过缴纳或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委托环境服务公司进行污染治理的新模式。而与之相反的，则是目前各地政府、机构、企业等排污者普遍采取的、排污之后通过购买设备等方式自行治理污染的方式。
“直到现在，市场中做第三方环境污染治理的企业仍然少之又少，这个行业始终难上轨道。”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多家环保企业相关负责人都由衷地感叹。
以污水处理为例，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回忆道，上世纪90年代，工业废水治理设施都是业主单位请专业机构设计，然后自己投资建设运营，但因为没人对最终效果负责，这些治理设施绝大部分不达标。（注：桑德集团是中国大型专业性环保、新能源企业。）
已进入这一领域多年的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何愿平也表示，在那一时期，污水处理“越治越污”的现象比比皆是。
何愿平告诉记者，当时政府、市场甚至排污、治污企业本身对于第三方治污的概念都还很陌生，基本上排污者都是从碧水源等环保企业处购买设备、技术，然后自己运营。
“不经意”间，也有个别排污方误打误撞地采取了第三方治污的措施。何愿平告诉记者，“从2004、2005年开始，由于我国环保技术开始升级，个别地方政府、企业发现，将治污设备、技术的后期运营维护也交给我们其实更划算也更省心，因为不论是交给国有企业还是自建团队，运营效果都难以保证，成本还高得离谱。”何愿平称，由碧水源运营污水处理设备，比政府自己组织团队或交给国有企业要便宜至少2-3成。因此，大约十年前，从托管运营开始，第三方治理生出了萌芽，碧水源开始介入北京密云县等区县的小型污水处理站以及部分市内饭店的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环节。公开资料显示，碧水源2010年收入达到5亿元，同时净利润率保持在35%左右，2011年净利润增速在90%～100%。
“但令人意外的是，那时候属于‘非主流’行业的第三方治污，直至近几年发展得仍较滞缓。”何愿平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生态金融中心副主任蓝虹告诉记者，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的第三方治污仍局限在某些领域。虽然工业领域废气排放脱硝技术的第三方治污已逐渐“进入状态”，但整体来说这一行业仍然处于发展初期。
相关专业人士认为，随着环境监管的日益严格，不少工业企业会明显感觉到压力，“特别是重化工企业，因为污染强度大，治理设施稳定运行的难度确实很大，缺乏专业人员运营和管理，经常出问题，就会被监管部门处罚”。虽然罚款的金额并不高，但企业还是会担心长期下去会影响自己的主业，所以率先开始将设施交给第三方。而这也为第三方治污企业打开了一个口子。
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工业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已在我国燃煤电厂脱硫脱硝领域得到试行，取得显著成效。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也尝试着采用此种模式以降低污染治理成本。如燕山石化委托威立雅水务处理企业工业废水、上海化工园区委托中法水务处理园区工业废水都取得良好效果。
其实，从“谁污染、谁治理”到“谁污染谁付费、专业化治理”的转变，不仅是国家未来的主导方向，也将是市场需求的结果，“随着排污标准的不断趋严，迫切需要第三方企业来协助的将不再只有工业废气排放企业，还将拓展到污水治理、土壤修复、固废处理等多个领域”。蓝虹表示。“当市场真正逐步放开以后，这个盘子里的蛋糕其实真的不小。”何愿平告诉记者。
市场前景巨大
北京神雾环境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志海表示，公司今年开始从原本已经非常成熟的节能技术领域向第三方治污行业延伸产业链，也正是发现了市场的巨大需求。 “我们发现，其实企业对于第三方治污的需求很大。一方面，国家、地方环保政策对于排污的标准越来越高，企业除了生产、运营之外又很难再分出精力、财力去做治污技术的研发、运营、维护等工作。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时，要求治污能为他们带来更多利益，比如通过治污产生附加价值等，而这些相对更高的要求势必是要借助‘外力’的。”董志海表示。
根据神雾公司的前期调研结果，我国各地对于垃圾处理仍大多采用焚烧、填埋的方式。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使用填埋和焚烧处理的城镇生活垃圾高达94%。董志海认为，随着城镇产生的垃圾数量越来越大，土地资源愈发稀缺，污染土壤、地下水且占用大量土地资源的填埋处理方式，以及会产生污染物的焚烧处理方式势必会被新技术取代。
董志海介绍，目前，神雾已经完成了清洁垃圾处理技术的实验室研发阶段，工业化的装置也已于去年9月在河北省霸州动工，今年4月计划全部完工。董志海介绍，目前已有包括北京市昌平区在内的多地政府与神雾签订了框架协议，上海以及陕西一些城市也表达出希望合作的意愿，今后神雾不仅在核心技术、装备的采购、安装、调试上，甚至在后期运营上也将主动参与。“根据调查，目前北上广深等不少一线城市寻找适合填埋垃圾的地方已经很困难了，部分城市甚至需要将城镇垃圾运出本地处理，而且各地目前在建设垃圾焚烧电厂时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不少项目根本难以上马，而这对于我们来说，却意味着今后市场空间之广阔十分可期。”董志海表示。
蓝虹分析称，从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方向来看，未来第三方治污企业将率先破冰，甚至能获得较大发展空间，获得较多生意的领域包括：污水治理特别是工业污水处理、污染气体治理中的脱硝治理，以及未来潜在市场巨大的污染土壤修复和固体废弃物治理等。 蓝虹同时表示，第三方治污可能面对需求与供给不匹配的问题。“第三方治理未来更多强调的是污染物的集中治理，比如将原本分散的中小排污企业聚集在工业园区内，由第三方企业统一提供配套的治污设施和服务，这样既方便政府监管也有利于企业降低治污成本、提高治污效率。”蓝虹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政府等排污者，对于第三方治污企业的要求就非常高，这些企业不仅仅需要有核心治污技术，还需要有全流程管理治污的能力，这就要求第三方企业最好是大型治污企业。而且，即使是一对一形式的第三方治污，排污者也基本都是有一定实力和排污量的大户，对于第三方企业要求也不低。鉴于目前第三方治污领域还很少有如此体量的大型企业，蓝虹认为，放开了市场、出现了需求却找不到服务供给方的问题也可能就随之而来了。
尘埃与曙光并存
虽然在企业层面看来，未来的广阔市场空间充满诱惑，但之所以很多企业迟迟不愿进入第三方治污市场，就是因为“第一个吃螃蟹”并不容易。
业内人士认为，《意见》虽然提出将采取环境绩效合同方式引入第三方治理，但特许经营、委托经营的方式仍显示出政府未能充分信任市场所能扮演的角色，因此在开放度上还有待加强。
对此，何愿平感同身受：“作为民营企业，我们并不怕市场开放后会带来更激烈的竞争，怕的是市场不够开放，蛋糕只能得到国有企业分食后的一点剩余。”以北京的城镇污水处理为例，北京主城区的项目几乎都被国有企业垄断，民营企业根本无法打破这道厚墙，如今形势虽然在政策层面有所变化，但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民营第三方治污企业现在也只能在外围打转，接一些“边边角角”小型污水处理厂的生意。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湿法脱硫技术的国电清新在行业处于领先水平，但董事长张开元表示，某些看似公开的操作，其实并不真正向社会化的企业开放。他举例称，某大型国企表面上对十几个项目的脱硫设施公开招标，但其实只是将这些设施特许给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司经营。
董志海关心的，则是第三方治污企业在当前的传统自排自治方式下如何找到发展空间。“此前已经广泛采取的垃圾填埋手段可以持续使用10-20年，而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后运营的时间也不会短。在这段时间内，第三方企业能够做的事情非常有限。除非地方政府迅速转变观念，不仅将目前新产生的垃圾交由第三方企业来处理，还愿意花钱将以前填埋、常年无法处理掉的‘地下垃圾’挖出来重新处理，否则最初起步期还是十分艰难的。”董志海表示。
对于未来的第三方治污市场，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时常将“监管到位”四个字放在嘴边。在他看来，本该成为政府监管另一把利剑的第三方治污企业，由于与排污企业有着付费与被付费的利益关系，反而可能成为违法违规排污更有力的保护伞。
近年来，本应是污染处理单位的不少第三方治污环节反而成为污染源的现象愈发突出。由于监管和政策都无法斩断治污方与排污方之间的利益链，最终令治污企业帮助排污方违法违规排污的现象也已不再鲜见。“这类超排、违规操作等问题往往更容易被监管部门忽视。”马军表示。
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天柱看来，第三方治污机制特别是对权益、责任要通过一套详细的制度来明确。比如，在排污方出资雇佣第三方治污企业治理污染之后，如果再出现违法违规排放行为，责任该如何判定和承担；企业与第三方治污公司的配合，应明确是污染末端配合还是要从生产到排污全过程进行配合等。
蓝虹建议，我国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在发达国家，如果排污方出钱请第三方治污企业治理污染后仍然出现了污染事故，第三方企业是需要进行较大金额理赔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一家第三方企业都不敢贸然为排污企业放低标准”。蓝虹表示，其实，有力的监管反过来也是为第三方企业创造需求的手段，帮助该行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总体而言，对于第三方治污的未来，业内大多还是持乐观态度。“以前政府监管，面对的是千家万户的企业，可能有很多分散的排污点，监管起来难度极大，而企业掩盖自己的环境违法行为却相对容易。”蓝虹表示，随着以集中治污为主的第三方治污市场的兴起，可以把所有分散的点变成一个点，更有利于监控。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我们原来是在以GDP论英雄的前提下，只要能拉动经济，不管什么样的元素都进了，导致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进驻，经济发展粗放、低效。这样的元素撤退，就是我们转型升级的胜利”。对待新常态下的环保问题，北京市态度明确。
正如《潜伏》中的经典台词：“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环保也是如此。在多方努力下，刚刚过去的2014年，北京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指标比2013年均下降7%以上，成为污染减排幅度最大的一年，具体数据如下：
淘汰：2014年，北京市继续加大老旧机动车淘汰力度，全年淘汰老旧车47.6万辆，提前完成国家下达的39.1万辆任务指标，在全国率先完成了黄标车的淘汰。同时严控机动车总量，将小汽车控制指标由24万辆调整为15万辆，其中2万辆为新能源车。
关停：2014年，北京继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淘汰落后污染产能，实现铸锻、建材、化工、包装及印刷等行业共392家污染企业关停退出，超额完成年度关停300家的任务。目前，北京市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燃煤电厂锅炉排放标准严格程度已经超过欧盟标准。
重罚：2014年，北京环保执法部门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处罚金额达到10565.61万元，同比增长267.4%。环保执法部门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大对燃煤锅炉、工业企业、工地扬尘、露天烧烤和焚烧、餐饮油烟等的执法检查，加强对在用车的路检路查、遥感检测、入户检查和进京路口检查。
目标：2015年，北京城六区基本实现无燃煤锅炉，全市煤炭用量控制在1500万吨以下；再淘汰老旧机动车20万辆；调整退出污染企业300家以上，实施第二批“百项”企业环保技改工程；超额完成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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