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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许棐作为江湖派诗人对当时的诗坛领袖刘克庄颇为尊崇，以致在诗学思想上也有追随之处。通过对许棐诗歌创作的整理可以感受到二人诗歌理论相容之处，许棐对刘克庄的“吟咏情性”、“四必”之说以及“自然”观均有所学习和阐释。
关键词：许棐 刘克庄 诗学
许棐，生卒年不详，宋史无传，活动轨迹约在理宗年间，和书商陈起交好，其诗集《梅屋诗稿》被书商陈起刻入《江湖诗集》中，他不仅是一位江湖派诗人，还是“江湖派中较有特色的诗人” 。作为江湖诗派领袖，刘克庄的诗歌成就在江湖派其他诗人之上，他的《后村诗话》和一些论诗文字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诗歌见解，在宋诗学中具有总结性质。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指出“江湖诗集加起来除去重复后有一百一十余家 ，不仅人数上远非理学诗派所能比拟 ，其创作追求也反映了当时文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南宋后期有成就的诗人和有价值的诗歌理论，多出自江湖派。’ ，比较许棐和江湖诗派领袖刘克庄的诗学思想，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了解江湖诗派。
一、“细把刘郎诗读后，莺花虽好不许看”
刘克庄强调诗歌的本质要“吟咏情性”。江湖派诗人提倡“唐音”，原因在于“唐音”常常以写景为基本题材，生动形象，韵味丰厚，充分吟咏诗人内心的感情。他以当时诗坛的现状对有宋以来的诗人创作进行了总结：“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 对盛行的理学诗和创作僵化的江西诗派提出批评。他在《何谦诗跋》中说：“余尝谓：
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 强调“情性” 是融化书本材料于诗歌创作的好方法，并指出：“变者，诗之体裂也，历千万世而不变者，人之情性也。”肯定了“性情”是诗中亘古不变的要素。在诗歌的情感表达上，刘克庄认为“性情”是思想情感最为直接的流露，毋需受到技巧的束缚。
这种强调“性情”的诗歌理念，在许棐的一些诗作中得到了诠释。在江湖派诗人中，许棐对“四灵”的接受比较多，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有较多数量歌咏闲适生活、表露真情实感的小诗。“推过诗编把酒斟，挽春佳句让莺吟。门前却喜无人扫，积得残花一寸深”（《春晚》） 喜爱读书的诗人按照以往的习惯，斟酒读书来度过漫漫春光，附近树上莺啼的声音婉转动听，竟胜过手边诗卷。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真实的自然景色更能触动诗人的诗心，更加能引发诗人的“性情”。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热爱自然的诗人也会因美妙的诗句而忘乎所以。“春来游未遍湖山，已是风光一半残。细把刘郎诗读后，莺花虽好不需看”（《读南岳新稿》） 莺花和莺吟均是灵巧的自然趣味代表，却被钟情自然的作者抛诸脑后，这种记录个人心境喜乐的小诗，正是刘克庄“性情”一说的体现。
二、“才吟诗好日，便是命穷时”
作为一种渐进的、累积性的文学批评范式，“穷而后工”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演变历程，而正式提出者是北宋欧阳修，他在《梅圣俞诗集序》时，提出了著名的“穷而后工”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这种观点可以上溯到先秦孟子：“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开启了后人发愤著书之旨。司马迁赓续了孟子的观点并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指出人在经历磨难、有所郁结之后，往往通过著书行为来“述往事，思来者” 。钟嵘《诗品序》亦称：“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指出穷贱幽居状态与诗歌创作的内在关联。真正对这种观点形成起到直接作用的是韩愈的“不平则鸣”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 愁苦之言似乎更接近于人性的真实，因此也更具备感人的力量。
到了南宋，“穷而后工”说的意义得到了更为宽泛的解释，刘克庄便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在《赵孟侒诗》中，刘克庄表达了较为灵活的态度：“诗必穷始工，必老始就，必思索始高深，必锻炼始精粹。”这段理论被概括为“四必”，在《章仲山诗序》中，刘克庄再一次强调“四必”之说，为江湖群体的存在而发声“诗非达官贵人所能为， 纵使为之不过能道富贵语。……故诗必天地畸人，山林退士，然后有标致必空乏拂乱，必流离颠沛，然后有感触又 必与其类锻追璞，然后工”。
许棐对“四必”之说颇为认同。“自改旧诗多未稳，独斟新酒不成欢。”（《招高菊涧》）若以文学成就来看，许棐在江湖诗派中的地位要在高翥之后，所以他会有想要找高菊涧来切磋诗艺的想法，尽管在此前作者本人已经将自己的旧作反复拿出来修改过。如果说这其中体现的是对刘克庄“必锻炼始精粹”的认同，那么许棐在《赠术士张痴》中的“才吟诗好日，便是命穷时”就是对“穷而后工”的阐释了，且是他结合自身和朋友的经历而得出的。许棐一生漂泊江湖，不曾出仕，从他留下的作品来看，他的生活境遇是每况愈下的，这为他认同诗派领袖的观点提供了背景因素。
三、“买书人散桐阴晚，卧看风行水上文”
“自然”是为宋人所崇尚的一种诗学理论，常常体现出诗人自我表现与自然呈现相契合的特色。“如风吹水，自成文理”这样的比喻暗合了古人对人文等同于“自然之文”的意识，是宋人自然诗学观最精彩的概括。
宋初田赐在《贻宋小著书》中初次使用过这个比喻：“若使援毫之际，属思之时……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咸平集》卷二），其中包含的“自然成文”思想逐渐演化为宋人重要的诗学观。其后，苏洵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进一步使用风水相遭的隐喻阐释了“自然之文”的定义，提倡将心灵的自然转化为文理的自然。苏洵之后，“如风吹水，自成文理”几乎成为宋人讨论写作的口头禅。如苏轼称赞和尚辩才作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张元干在《跋苏诏君赠王道士诗后》中主张“文章活法”应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楼钥论文主张平易自然，认为“水之性本平”，遇到外物会产生一系列形态的改变，所谓“遇风而纹，遇壑而奔。浙江之涛，蜀川之险”，均不是水本有意为之。许棐的论述承续上述观点，用“风行水上文”表现的不仅仅是平易自然的诗歌理论，从中还可看出诗人平淡的心境和人格特征，和刘克庄提倡的自然诗风既相合又区别。刘克庄批评近代的诗歌“文字日趋于工”“杂博伤正气，绘损自然，以其太工。”而诗歌的极至应为“中庸不可能者”，可见对自然之道的推崇。相比许棐而言更具有诗学批评的纯粹性，但同时也失去了“自然之文”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和文化性。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许棐和刘克庄诗学思想的同异性，江湖诗派的诗学观念基本是以刘克庄为代表的，许棐可以代表具体进行创作的诗人，从他对刘克庄诗学观的认同来看，江湖诗派的诗学观念虽驳杂不成系统，大体还是可以有所依据的。
参考文献
[1]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2]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4月出版，第270页
[3]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8页
[4]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3页
[5]傅旋琮：《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46页
[6]傅旋琮：《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52页
[7]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3页
[8]朱熹集注：《四书章句集注》卷13《孟子·尽心上》，，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 354页
[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00页
[10]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21—1122页
[11]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关键词：许棐 刘克庄 诗学
许棐，生卒年不详，宋史无传，活动轨迹约在理宗年间，和书商陈起交好，其诗集《梅屋诗稿》被书商陈起刻入《江湖诗集》中，他不仅是一位江湖派诗人，还是“江湖派中较有特色的诗人” 。作为江湖诗派领袖，刘克庄的诗歌成就在江湖派其他诗人之上，他的《后村诗话》和一些论诗文字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诗歌见解，在宋诗学中具有总结性质。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指出“江湖诗集加起来除去重复后有一百一十余家 ，不仅人数上远非理学诗派所能比拟 ，其创作追求也反映了当时文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南宋后期有成就的诗人和有价值的诗歌理论，多出自江湖派。’ ，比较许棐和江湖诗派领袖刘克庄的诗学思想，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了解江湖诗派。
一、“细把刘郎诗读后，莺花虽好不许看”
刘克庄强调诗歌的本质要“吟咏情性”。江湖派诗人提倡“唐音”，原因在于“唐音”常常以写景为基本题材，生动形象，韵味丰厚，充分吟咏诗人内心的感情。他以当时诗坛的现状对有宋以来的诗人创作进行了总结：“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 对盛行的理学诗和创作僵化的江西诗派提出批评。他在《何谦诗跋》中说：“余尝谓：
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 强调“情性” 是融化书本材料于诗歌创作的好方法，并指出：“变者，诗之体裂也，历千万世而不变者，人之情性也。”肯定了“性情”是诗中亘古不变的要素。在诗歌的情感表达上，刘克庄认为“性情”是思想情感最为直接的流露，毋需受到技巧的束缚。
这种强调“性情”的诗歌理念，在许棐的一些诗作中得到了诠释。在江湖派诗人中，许棐对“四灵”的接受比较多，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有较多数量歌咏闲适生活、表露真情实感的小诗。“推过诗编把酒斟，挽春佳句让莺吟。门前却喜无人扫，积得残花一寸深”（《春晚》） 喜爱读书的诗人按照以往的习惯，斟酒读书来度过漫漫春光，附近树上莺啼的声音婉转动听，竟胜过手边诗卷。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真实的自然景色更能触动诗人的诗心，更加能引发诗人的“性情”。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热爱自然的诗人也会因美妙的诗句而忘乎所以。“春来游未遍湖山，已是风光一半残。细把刘郎诗读后，莺花虽好不需看”（《读南岳新稿》） 莺花和莺吟均是灵巧的自然趣味代表，却被钟情自然的作者抛诸脑后，这种记录个人心境喜乐的小诗，正是刘克庄“性情”一说的体现。
二、“才吟诗好日，便是命穷时”
作为一种渐进的、累积性的文学批评范式，“穷而后工”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演变历程，而正式提出者是北宋欧阳修，他在《梅圣俞诗集序》时，提出了著名的“穷而后工”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这种观点可以上溯到先秦孟子：“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开启了后人发愤著书之旨。司马迁赓续了孟子的观点并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指出人在经历磨难、有所郁结之后，往往通过著书行为来“述往事，思来者” 。钟嵘《诗品序》亦称：“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指出穷贱幽居状态与诗歌创作的内在关联。真正对这种观点形成起到直接作用的是韩愈的“不平则鸣”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 愁苦之言似乎更接近于人性的真实，因此也更具备感人的力量。
到了南宋，“穷而后工”说的意义得到了更为宽泛的解释，刘克庄便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在《赵孟侒诗》中，刘克庄表达了较为灵活的态度：“诗必穷始工，必老始就，必思索始高深，必锻炼始精粹。”这段理论被概括为“四必”，在《章仲山诗序》中，刘克庄再一次强调“四必”之说，为江湖群体的存在而发声“诗非达官贵人所能为， 纵使为之不过能道富贵语。……故诗必天地畸人，山林退士，然后有标致必空乏拂乱，必流离颠沛，然后有感触又 必与其类锻追璞，然后工”。
许棐对“四必”之说颇为认同。“自改旧诗多未稳，独斟新酒不成欢。”（《招高菊涧》）若以文学成就来看，许棐在江湖诗派中的地位要在高翥之后，所以他会有想要找高菊涧来切磋诗艺的想法，尽管在此前作者本人已经将自己的旧作反复拿出来修改过。如果说这其中体现的是对刘克庄“必锻炼始精粹”的认同，那么许棐在《赠术士张痴》中的“才吟诗好日，便是命穷时”就是对“穷而后工”的阐释了，且是他结合自身和朋友的经历而得出的。许棐一生漂泊江湖，不曾出仕，从他留下的作品来看，他的生活境遇是每况愈下的，这为他认同诗派领袖的观点提供了背景因素。
三、“买书人散桐阴晚，卧看风行水上文”
“自然”是为宋人所崇尚的一种诗学理论，常常体现出诗人自我表现与自然呈现相契合的特色。“如风吹水，自成文理”这样的比喻暗合了古人对人文等同于“自然之文”的意识，是宋人自然诗学观最精彩的概括。
宋初田赐在《贻宋小著书》中初次使用过这个比喻：“若使援毫之际，属思之时……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咸平集》卷二），其中包含的“自然成文”思想逐渐演化为宋人重要的诗学观。其后，苏洵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进一步使用风水相遭的隐喻阐释了“自然之文”的定义，提倡将心灵的自然转化为文理的自然。苏洵之后，“如风吹水，自成文理”几乎成为宋人讨论写作的口头禅。如苏轼称赞和尚辩才作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张元干在《跋苏诏君赠王道士诗后》中主张“文章活法”应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楼钥论文主张平易自然，认为“水之性本平”，遇到外物会产生一系列形态的改变，所谓“遇风而纹，遇壑而奔。浙江之涛，蜀川之险”，均不是水本有意为之。许棐的论述承续上述观点，用“风行水上文”表现的不仅仅是平易自然的诗歌理论，从中还可看出诗人平淡的心境和人格特征，和刘克庄提倡的自然诗风既相合又区别。刘克庄批评近代的诗歌“文字日趋于工”“杂博伤正气，绘损自然，以其太工。”而诗歌的极至应为“中庸不可能者”，可见对自然之道的推崇。相比许棐而言更具有诗学批评的纯粹性，但同时也失去了“自然之文”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和文化性。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许棐和刘克庄诗学思想的同异性，江湖诗派的诗学观念基本是以刘克庄为代表的，许棐可以代表具体进行创作的诗人，从他对刘克庄诗学观的认同来看，江湖诗派的诗学观念虽驳杂不成系统，大体还是可以有所依据的。
参考文献
[1]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2]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4月出版，第270页
[3]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8页
[4]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3页
[5]傅旋琮：《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46页
[6]傅旋琮：《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52页
[7]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3页
[8]朱熹集注：《四书章句集注》卷13《孟子·尽心上》，，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 354页
[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00页
[10]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21—1122页
[11]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