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僧人泓师以占相堪舆之术游走于王宫贵胄之间，反映了利用俗世技艺推动佛教传播与发展的特殊方式。僧人习学相面、堪舆等世间技艺，正是大乘佛教习学世间诸法观念影响下的写照。武周及中朝、睿朝二朝佛教的极盛发展为泓师的活动提供了客观条件。正史与杂史、小说、僧传等对其故事的不同记载反映了编撰者各自对佛教的认知态度，前者偏于经世致用，注重说教；后者的创作则以期通过神化和虚构使得人物更为鲜活和丰富。而泓师的相宅理论也确为中国古代堪舆之术的展现积累了宝贵资料，藉此我们得以从新的角度了解唐代民间的金玉文化、堪舆信仰。
　　[关键词]泓师；相宅理论；堪舆信仰；民间信仰；符号文化
　　泓师是唐代武周、中宗、睿宗朝的僧人，目前学界尚缺少对之的专门研究。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考证卢言和《明皇十七事》时对其人有所涉及，1闫淳纯《唐代风水活动考》、关长龙《敦煌本堪舆文书研究》、王雪艳《唐人小说中的僧人活动》也提及了泓师相地的相关材料，2然均非专论。故而对泓师相关文献的梳理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从正史、杂传、小说、僧传、类书等文献出发，对泓师的生平及与他人交往情况进行考索，思考其占相堪舆之术背后的民间信仰与符号意义，进而探究其在历史上的活动及对当时上层社会的影响。
　　一、泓师之生平
　　泓师，生平见于《旧唐书》卷191《方技·一行传附》和《新唐书》卷254《方技·杜生传附》。两《唐书》记载较为简略，仅言僧名（泓）、占籍（黄州，今湖北黄冈）。且《旧唐书》记载极简，竟未具体言及交游之事。《新唐书》略述为张敬之预言、张说相宅二事，但未作评价（《旧》书尚言其“善葬法”）。
　　检释家史书，惟《佛祖历代通载》于禅师一行后谈及泓师，云：“沙门道泓者，生黄州，与侍郎张敬之厚善，能言吉凶亡不明验。”3释家对泓师生平详细记载最早出自《宋高僧传》卷29《杂科声德篇第十之一》，相较正史，赞宁所记人物形象更为丰富：除言姓名、占籍，又对其性格（简傲自持，而罕言语，语则瑰怪）、堪舆之术（颇善地理之学，占择茔兆，郭景淳、一行之亚焉）、与官宦权贵（韦安石、张说、源乾曜等）之交往以及当时君主对其态度（中、睿朝皆崇重泓，号国师）等方面犹增笔墨。
　　国师为古代帝王给予学德兼备之高僧的尊称。检两《唐书》武后至睿宗《本纪》《资治通鉴·唐纪》，未有名泓、号国师之僧人。然纵观历史，武后确对神秀、慧安等禅师待以师礼，使唐代佛教达于极盛。中宗时，“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睿宗时，诏以“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齐行道集”，释、道并重。武后至睿宗时期，佛教获得极大发展，统治者即便没有像前朝那样流露出过度的热情，仍能够深刻地意识到通过兴建佛寺、举办法事等途径，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佛教维护封建统治的积极作用。
　　二、正史与杂传之间
　　通过史书、笔记小说等文献，笔者发现泓师与当时权贵重臣多有交往，并有诸多反映其占相、堪舆之术神奇灵验的轶事。
　　材料分目 大致情节【录文引最早记载】 最早记载【引自类书者以其所引之书著述时间最早者为参照】 其他记载
　　一、预言张敬之官三品、弟讷之病愈事 张敬之谓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之服耳。”累官至春卿侍郎，当入三品，子、弟将通由历于天官。僧泓谓敬之曰：“六郎无烦求三品。”敬之弟讷之，为司礼博士，有疾甚危殆，泓师指讷之曰：“八郎今日如临万仞间，必不坠矣。”皆如其言。 《大唐新语》卷5 《新唐书》卷254《杜生传附浮屠泓传》
　　二、预言李林甫居相十九年事 弘（泓）师过李林甫宅，谓人曰：“后之人有能居此者，贵不可言。”开元初，林甫官为奉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于弘（泓）师，曰：“异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称豪贵于天下者，一人也。虽然，吾惧其易制中门，则祸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权贵，为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献良马甚高，而其门稍卑，不可乘以过，遂易旧制，将毁其檐。忽有蛇十数万在屋瓦中，林甫恶之，即罢而不复毁焉。未几林甫竟籍没。校其始相至籍没，果十九年矣。 《宣室志》卷10 《太平广记》卷457〈李林甫〉、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3同引自《宣室志》
　　三、占王锷、马燧宅事 泓师云：“长安永宁坊东南是金盏地，安邑里西是玉盏地。”永宁为王太傅锷地，安邑为马北平燧地。后王、马皆进入宫，王宅累赐韩令弘、及史宪诚、李载义等，所谓金盏破而成也；马燧为奉诚园，所谓玉破而不完也。 《大唐传载》 《太平广记》卷497《王锷》引《卢氏杂说》
　　四、占李吉甫、牛僧孺宅事 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师号李宅为玉杯，一破无复可全；金椀或伤，庶可再制。牛宅本将作大匠康？宅，？自辨冈阜形势，以其宅当出宰相，后每年命相有按，？必引颈望之，宅竟为僧孺所得。李后为梁新所有。 《太平广记》卷497《王锷》引《卢氏杂说》 《地理新书校理》卷9、《长安志》卷8、《唐语林》卷7、《唐两京城坊考》卷3同引自《卢氏杂说》
　　五、为张说相宅事 泓复与张燕公说置买永乐东南第一宅。有求土者，戒之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于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谓燕公：“此宅气候忽然索漠甚，必恐有取土于西北隅者。”公与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处三数坑，皆深丈余。泓大驚曰：“祸事。令公富贵止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诸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骇，曰：“填之可乎？”泓曰：“客土无气，与地脉不相连。今总填之，亦犹人有疮痏，纵以他肉补之，终无益。”燕公子均、垍皆为禄山委任，授贼大官。……（后）张垍长流远恶处，竟终于岭表；张均弃市。皆如其言。 《太平广记》卷《泓师》条引《戎幕闲谈》 《旧唐书》卷191《一行传附泓师》《新唐书》卷240《杜生传附泓师》
　　六、与韦安石相地事 泓师尝语安石曰：“贫道近于凤栖原见一地，可二十余亩，有龙起伏形势。葬于此地者，必累世为台座。”……安石妻闻，谓曰：“公为天子大臣，泓师通阴阳术数，奈何一旦潜游郊野，又买墓地？恐祸生不测矣。”安石惧，遂止。……（安石）曰：“舍弟韬，有中殇男未葬，便与买此地。”泓曰：“如贤弟得此地，即不得将相，位止列卿。”已而韬竟买其地，葬中殇男，韬后为太常卿、礼仪使，卒官。 《太平广记》卷389《韦安石》条引《戎幕闲谈》 《宋高僧传》卷29《唐京兆泓师传》 　　七、源乾曜偶得泓师所相之地得富贵事 （泓师）言于张说：“缺门道左有地甚善，公试请假三两日，有百僚至者，贫道于帘间视其相甚贵者，付此地。”说如其言，请假两日，朝士毕集。泓云：“或已贵，大福不再。或不称此地，反以为祸。”及监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谓说曰：“此人贵与公等，试召之，方便授以此。”说召乾曜与语，源云：“乾曜大茔在缺门，先人尚未启袝，今请告归洛，赴先远之期，故来拜辞。”说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辞以家贫不办此，言：“不敢烦师同行。”后泓复经缺门，见其地已为源氏墓矣，回谓说曰：“天赞源氏者，合洼处本高，今则洼矣。合高处本洼，今则高矣。其安坟及山门角缺之所，皆作者。问其价，乃赊买耳。问其卜葬者，村夫耳。问其术，乃凭下俚斗书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贵矣。”乾曜自京尹拜相，为侍中近二十年。 《太平广记》卷389《源乾曜》条引《戎幕闲谈》
　　综上七事，泓师在唐代武后至睿宗朝上层社会的地位不言而喻。其轶事既部分见于正史，又有出自《大唐传载》《大唐新语》《宣室志》《卢氏杂说》《戎幕闲谈》等杂传小说的部分，是唐代占相堪舆文化的侧面展现。
　　杂传之于正史、方志，确有虚构与事实的成分区别。就材料一而言，《新唐书》记张敬之为天官侍郎，而《新語》作春卿侍郎。按，唐睿宗光宅至武周神龙年间改吏部为“天官”，天官侍郎即吏部侍郎，属正四品上。礼部在光宅至神龙间亦改称春官、司礼。春官，或称春卿，属正四品下。虽均属正四品，确有属吏部还是礼部的分别。
　　再考《长安志》卷9及《唐两京城坊考》卷3，材料三王锷宅确位于永宁坊，但属西北隅而非东南隅，后李载义宅亦位于此；韩令弘即“韩弘”，宅在南永崇坊；史宪诚宅在南靖恭坊；惟李载义宅在永宁坊。又经《隋唐两京坊里谱》考，“据1983年西安史迹文物展览会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永宁坊遗址当在今西安市鲁家村北。”4
　　关于材料四，傅璇琮认为，《卢氏杂说》作者卢言，正处于牛、李党争之际，属牛党之人，泓师既存于中、睿朝，至宪宗时已过百年，当亡。故疑“泓师号李宅为玉杯，一破无复可全；金椀或伤，庶可再制”之言或为卢氏假托泓师之名而言他事，或为依“长安永宁坊东南是金盏地，安邑里西是玉盏地”之言杜撰而作，意在抨击李党。从这个角度来看，术士泓师在中晚唐仍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公信力。
　　至于材料七，依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源乾曜并未任监察御史，然于神龙中官殿中侍御史一职。监察御史隶属察院，殿中侍御史隶属殿院；言其于开元四年始为相，至开元十九年仅16年，故《戎幕闲谈》所叙不尽为实。
　　三、占相堪舆的符号意义
　　从泓师与众多权臣的交往中，我们得以知晓关于这位术士的更多轶事，藉此关注唐代僧人习学世间技艺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就占择对象而论，材料一、七言及相术，二至七关涉堪舆。
　　（一）相面术
　　相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传统的占卜形式，所相之人的面部气色、人体姿态等即是相师占相理论中的符号组成，藉此近期的吉凶福祸、命运远景等得以预测。敦煌文书中即有许负《相书》、面色图等多个符号系统，它们的产生正是相师依据人体气色形神等所书。泓师为张敬之、张讷之占相时盖依据类似相书，然而《新语》《新书》均未提及具体的占相过程与理论。材料七中，泓师于帘间占视诸臣面相，仅以对言的形式言“或已贵，大福不再。或不称此地，反以为祸”，“此人（源乾曜）贵与公等，试召之，方便授以此”，亦未及相面理论，这为泓师的占术更添神秘色彩，实际依据不得而知。
　　（二）金玉之说
　　泓师堪舆之法相比相术则有较多的理论阐述。除材料二李林甫居相十九年事未提及“居此贵不可言”的缘由外，三、四、五均涵盖部分堪舆理论。材料三、四涉及泓师对地形吉凶的判断。在其看来，宅居之地形为金盏，则吉；形为玉盏，则凶。“金盏破而成”，“玉（盏）破而不完”，此说以中国传统意义上象征富贵吉祥的金玉二物为中心，显示了“金”与“玉”在世间的符号意义。唐时，中外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丝绸之路的便利促使杯盏装饰亦吸收中亚及阿拉伯世界制作工艺，杯面雕琢人物纹、花鸟纹、云纹等，自然素雅而不失富丽堂皇。今未见有对唐代金盏（或言金杯）形制的具体描述，现代考古学中对杯的分类也很复杂，有些碗形的器物也称为杯，这正涵盖了材料三、四提及的“盏（浅而小的杯子）”“杯”“椀（碗）”三种形态。泓师认为，金、玉二盏对吉凶的影响与各自的特质直接相关。现有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团花纹金带把杯、莲瓣纹弧腹金碗、八瓣花形玉杯、忍冬纹八曲玉杯等供参考。
　　此外，《录异记》卷8曾引泓师之语叙曹王皋墓事：
　　永平乙亥岁有说开封人发曹王皋墓，取其石人、羊、马、砖石之属，见其棺宛然，而随手灰灭，无复形骨，但有金器数事。棺前有铸银盆广三尺，满盆贮水，中坐玉孩儿高三尺，水无减耗，则泓师所云：“墓中贮玉则草木温润，贮金多则草木焦枯。”曹王自贞元之后历二百岁矣，盆水不减，玉之润也。
　　埋葬于曹王皋墓中的石人、羊、马、砖石、金器、玉器等物，表明唐代使用石、金、玉材质的器物作为随葬品。敦煌文书S.2263记载有以石镇墓的方法，“石碑去门十步，石羊去碑七步，石柱去石羊七步，石人去柱七步”；《旧唐书》卷14在记述甄官署时，亦言及所负责之丧葬器物，“典事十八人，甄官令掌琢石陶土之事。凡石磬、碑碣、石人兽马、碾硙、砖瓦、瓶缶之器，丧葬明器皆供之。”
　　今所见最早记载有关泓师墓中贮藏金、玉吉凶之说出《大唐新语》卷13：
　　开元十五年正月，集贤学士徐坚请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问兆域之制于张说。说曰：“墓而不坟，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坟之饰，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礼有升降贵贱之度，俾存殁之道各得其宜。长安、神龙之际，有黄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参之。仆常闻其言，犹记其要：‘墓欲深而狭，深者取其幽，狭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当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设窀穸。墓之四维谓之折壁，欲下阔而上敛。其中顶谓之中樵，中樵欲俯敛而傍杀。墓中抹粉为饰，以代石垩。不置瓴甋瓷瓦，以其近于火。不置黄金，以其久而为怪。不置朱丹、雄黄、矾石，以其气燥而烈，使坟上草木枯而不润。不置毛羽，以其近于尸也。铸铁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玉润而洁，能和百神。寘之墓内，以助神道。’僧泓之说如此，皆前贤所未达也。”5 　　此段是最为重要的一则有关泓师堪舆理论的材料。其一，关于入地深浅，泓师认为选择深处幽静的狭窄牢固之地为宜；其二，地下一丈二尺属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自有土龙和水龙把守。土龙六年一发作，水龙十二年一发作，如果在二丈四尺以上之地，逝者无法获得安宁，故而需要深至二丈四尺以下；其三，墓的四周应下宽上聚，顶部俯视呈聚集之势，旁侧收拢；其四，墓中装饰以泥粉而非石灰粉为当；其五，随葬品禁忌——不得放置砖瓦、黄金、朱丹、雄黄、矾石、羽毛，而宜置铁牛、铁豕之物抵御二龙，玉温润洁净，与百神和，亦佳。“贮金多则草木焦枯”之说或为“不置黄金，以其久而为怪。不置朱丹、雄黄、矾石，以其气燥而烈，使坟上草木枯而不润”之讹变。
　　综上，三事皆为言金玉与宅墓凶吉之事，就泓师之理论而言，宅第之形与金杯构成横向组合系统，所指为吉；墓地与宅第构成纵向聚合系统，墓地贮金，所指为凶。同理，宅第之形与玉杯构成横向组合系统，所指为凶；金与玉亦构成纵向聚合系统，墓地贮玉，所指为吉。在纵横交织的关系网中，堪舆的符号意义得以呈现。这种组聚关系所构成的堪舆之法或可为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之另一侧面。
　　吉
　　宅第 金
　　凶
　　凶
　　墓地 玉
　　吉
　　（三）地势——宅、葬二法的关键
　　材料五泓师言“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于此取土”，點出张宅之吉的缘由——西北隅为高地，首先，这与中国地理大势“西北高东南低”一致；其次，敦煌文书伯2615A对姓氏分别对应的五姓有具体记载，张姓在宫商角徵羽五姓中属商姓人，得西高、北高之地则吉，故此亦与五姓宅经暗合；6此外，《地理新书校理》参定官书言“凡地，西北高，东南下，水流出辰巳间，吉”与此相近，王氏此书实为北宋早期全面总结以往地理堪舆术的著作，据此不得不说前代的堪舆著述及笔记史料为之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而当此处之土被取，本应为高地而洼陷，宅气萧索，即便从他处取土，与原本之土相比与此处的地脉并不相通，失去了聚拢之灵气，填之亦无法补救。郭璞《葬书》云，“夫土者气之体，有土斯有气……气本无体，假土为体，因土而知有此气也”，一旦动土，气必散开，此亦符合中国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材料六言凤栖原之地有龙起伏形势，据《类编长安志》载：“（凤栖原）在少陵原北，接洪固原。柳宗元为伯妣志曰：‘葬于万年之凤栖原。’”：7此常为古人袝葬之地。泓师所言凤栖原之地有龙起伏之气势，风水学一般以连绵的山峦视之，然为何此地为韦安石家墓地则可世代为宰相，若作韦韬家墓地则仅做能到卿一级的官职，或与古代礼制信仰有关，大概墓地的选择应与逝者的身份地位、德行操守等相符为佳。材料七中泓师对源乾曜所买墓地之分析亦属地势上的，虽为一村夫凭下俚斗书所造，然“洼处本高，今则洼矣。合高处本洼，今则高矣。其安坟及山门角缺之所，皆作者”，对地势高低的调整以及安坟位置的恰到好处使得源氏子孙大贵。
　　正如敦煌写本《黄帝宅经》所言：“宅者，人之本，人者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盛，若不吉即门族衰微。坟墓川岗，并同兹说。”8通过泓师之口，我们得以了解唐代选宅择葬所考虑的地势问题，三则材料显现了堪舆在唐代民众信仰中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这套符号系统能够满足中国古代民众的文化性格，因而得以长期使用。
　　四、结 语
　　从唐代僧人泓师与众多大臣的交往中，我们得以知晓这位术士的更多故事，从而关注到唐代僧人习学世间占相技艺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
　　首先，唐代以僧人泓师为代表的僧人习学相宅、占卜等世间技艺正是大乘佛教习学世间诸法观念影响下的主观映射。《宋高僧传》将泓师列入“杂科声德篇”，并指明此科的性质，“统摄诸科，同归高尚。唱导之匠，光显佛乘。”就经眼文献而言，多记载泓师占相堪舆之事。僧人习学世俗技艺事实上由来已久。正如汤用彤先生指出：“占卜之术，易于动听……佛教之传播民间，报应而外，必亦藉方术以推进。”9这种观念继而影响到此后僧人的修行方式，他们中的一部分走出山林，来到俗世，以教化、利导众生的方式传播佛教。此类迎合大众信仰的“神通”之术对传播佛教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求法、译经。
　　其次，武则天及中、睿二朝佛教的极盛发展为泓师的活动提供了客观条件。唐时众多杂传对泓师不同程度的描写证明了这一人物存在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他生活于武后至睿宗朝，善于堪舆、卜事、相面，常游走于王宫贵胄之间，晚唐时仍具一定影响。唐代社会的开放繁荣促使众多宗教并行，佛教力图寻求一种更为稳定的发展态势。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促进了上层社会对僧人的崇奉和青睐，富于奇幻色彩的相面、堪舆之术既取自民间，吸引了更多受众的目光，又在宗教实践上推动了佛教的传播。许多僧人转换身份，通过堪舆、相术等多种方式增强影响力和公信力。如清人赵翼所说：“盖一教之兴，能耸动天下后世者，其始亦必有异人异术，神奇灵验……能使人主信之，士大夫亦趋之，是以震耀遍天下。”10泓师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部分僧人企盼获得上层统治阶层名望上支持的强烈愿望，民间儒、释、道三教合流，佛教趋向世俗化。
　　此外，史书与小说、僧传对其故事的不同记载分别表明了各自的看法和立场。两《唐书》的相关史料虽来自于唐小说，但又有所取舍，反映了编纂者对佛教的认知态度，即多从经世致用角度选取佛教文献，历史借鉴与批判色彩更多。而杂传、小说既建立在历史人物的基础上，又对之加以神化和虚构，故虽有众多与历史不尽切合之处，但其丰富性确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佛教在唐代发展的宝贵文献。而泓师相宅理论也确为古代相宅堪舆之术的展现积累了珍贵资料，藉此我们得以从新的角度了解唐代民间的金玉文化、堪舆信仰。兰兴认为，四柱禄命的频繁使用增强了符号意义上的理据性。11相面堪舆之术亦是如此，其符号系统是中华民族在广泛运用中推演、发展而来，绝非能以虚假一言以蔽之。只有在不断发现与研读诸种文物文献的过程中，这个符号系统内部的意义正确与否才能不断被揭开。
　　[注释]
　　1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第185页、第186页。
　　2闫淳纯：《唐代风水活动考》，浙江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页。关长龙：《敦煌本堪舆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版；王雪艳《唐人小说中的僧人活动》，西北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页。
　　3[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版，第592页上。
　　4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5[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13，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5页。
　　68关长龙：《敦煌本堪舆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4页、第286页。
　　7[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7，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08页。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
　　10[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15，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43页。
　　11兰兴《从天地到人伦——四柱禄命中的符号及其理据性上升》，《符号与传媒》2012年第2期，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