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拨乱反正，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领导中国人民全力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这一刻，人们真像又回到开国初年那种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日子，但是时光一去不回头，当叔叔抓住机缘的时候，已经是年近耄耋的老人了。
　　1977年2月，叔叔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可以说是他重新获得工作机会，开始忙碌起来的标志。他拿起搁下了20年的笔，开始写作，“赞孝通”这个久违的名字又出现在报刊上了；接着他又拾起断了20年的实地调查的线头，迈开脚步“行行重行行”，奔走在全国各地的乡间田野，村镇街头，一篇篇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又呈现在人们面前。
　　除工作外，叔叔家里也恢复正常，不再冷清。在吉林省公主岭工作了十多年的女儿费宗惠、女婿张荣华一家四口，获准调回北京，全家人团聚了。这时叔叔家已经从西四排搬进了“和平楼”，住房虽然比原来大了一些，但是老老小小六口人挤在一起还是显得局促，为了给“第三代”腾出空间，叔叔写东西的时候就被挤到卧室床边的小桌上。有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来找他，见他伏在床边的小桌上写稿，床上堆满了杂乱的书籍纸张，想起了几十年前他们在中学时宿舍的情景，禁不住笑着说：“你怎么还在闹住宅问题?”是啊，自从女儿一家回来以后。人多了，空间就少了，两个外孙上学要做作业，只能把地方让给他们。
　　1983年，叔叔当选全同政协副主席，他家从“和平楼”搬到“高知楼”(顾名思义，这是提供给高级知识分子住的宿舍楼)，住房条件得到改善，总算有了一间属于他自己的书房。我在整理《费孝通文集》书稿时粗略地算过，如果从1977年2月，叔叔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写的《民族研究向前看》算起，到1982年底写《我看人看我》止，收录进《文集》的文章有六七十万言，也就是说，这些文字都是他迁入高知楼前，在繁忙的公务活动之余，“伏在床边的小桌上”写出来的!
　　当上政协副主席应该算是“国家领导人”了，按规定可以分配到条件更好的住房，有关单位几次要给叔叔调整住房，但是他都以“老马恋槽”为由，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说，在民族学院住惯了，环境熟悉，邻里和睦，闲时在院子里散步，大家见面打个招呼，聊上几句，十分惬意。再说老伴身体不好，校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认得，打针、吃药很方便，人熟是个宝嘛。1988年，他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由于职务上的变化，“高知楼”的住房显然已经影响到他的一些公务活动了，有关单位再次请他搬家，但是老人家仍然依恋着周围的一切，不肯离开。
　　又拖了五年，直到1993年，在管理部门多次动员下，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已经居住了40年的民族学院宿舍，搬到新街口四号院的新居。
　　宗惠和荣华回来后，帮着婶妈把家里安排得妥妥帖帖，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不用我再去“安装炉子”和“打扫卫生”，所以“文革”后我反倒去得少了。不过我知道叔叔很忙，他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也知道他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是特别法庭的审判员；他的名字不时在报纸上出现，还看到了他批判江青的文章。
　　打倒“四人帮”，中国有了希望，叔叔迫不及待地想要干点什么事情。1977年，他致信当时负责筹建社会科学院的胡乔木、于光远，说自己这匹“三四十年代初生之犊，看来已甘为巴滇山道上背盐的驮马矣；牛也罢，马也罢，驰驱未息。殊可告慰”。希望自己还能像“巴滇山道上背盐的驮马”那样，供人民驱策。
　　1978年冬，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的叔叔，赴日本出席联合国京都东亚学者学术讨论会。这是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第一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公开露面。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了20年的费孝通突然出现在公众面前，让不少同行吃惊。这以后，他又访问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苏联、印度等国。他利用每次出国的机会，尽量多了解这二三十年来国外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的情况，设法与老朋友接头，并结识新朋友。1979年四五月间，他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从他写的《赴美访学观感点滴》里，可以了解到他出国访问的一些情况：
　　赴美访学一月，历经十城。飞机旅行似蜻蜓点水，短期中接触面颇广……思想交流少于礼仪交欢。即在专业座谈会上，话题方启，思路方通，散场之刻已到，如谓访学则难人堂奥，因此，这次访问实际上只起了个重建联系的作用。
　　我个人的条件更使上述情况较为突出。一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美国是两门学科，一般是各自设系，井水河水各有其道。我却是个两栖类，两门学者都以同道相视，不宜轩轾，因而需兼顾双方，任务加倍，未免顾此失彼。二是少壮好写作，狂言拙作流传海外已有40多年，同行后起者大多读过这些书，加上20年来有关我个人的谣传颇多，此次出访，多少有一点新闻人物的味道，要求一见之人为数较众，难免应接不暇。三是我30多年来和国外学术界实已隔绝，最近几年虽然接触一些外文书刊，也没有时间精心阅读，接到访美任务后，佛脚都抱不及，仓促启行，心中无数。新名词、新概念时时令人抓瞎。四是旧时相识多人鬼录；幸存者众多退休。现在这两门学科的主力几乎全是我同辈的学生，后辈之歌，曲调舛异，领会费神。五是两种文化、两种社会，在讲文化、讲社会的学科里要找一套能互相达意的语词原已匪易，而我又得借用本来没有学好，又是荒疏已久的英语作为交流工具，当然难上加难。
　　在与外国学者进行沟通的同时，他还和香港、台湾的同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叔叔的出访结束了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界与国外学界隔绝了差不多30年的历史，为后来请境外学者“进来”讲学和国内学生“走出去”求学创造了条件。
　　1979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胡乔术，要叔叔出面恢复中国社会学的工作。在中国，社会学这门学科早在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时候，被当成资产阶级学科从全国高校中砍掉了。当时叔叔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当面向毛泽东请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在中国“断子绝孙，多少留个种”。如今要想复活一门已经死去近30年的学科，谈何容易。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毁于一旦，要重建时却不能呼之即来。重建就得造砖造瓦从头做起。
　　任何事情都要人来做，重建社会学也一样，首先要有“人”。然而30年前干这行的人，死的死，老的老，要不已经改行。更严重的是，当时知识分子心中疑虑重重。要知道，自新中国成赢以来，知识分子一直是被“改造”的对象，他们的心始终没有踏实过。“文革”时，更沦落为“臭老九”，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一时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甚嚣尘上。
　　1978年，胡乔木曾给30多位过去社会学界的老先生发出邀请，请他们参加一个商量恢复社会学学科的座谈会，开会时 只来了20多人。缺席的人中间，有一位叔叔的老同学，因为曾经为社会学说好话，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弄到北大荒去劳动了好几年，吃了不少苦。他接到开会的通知后，他的夫人说，你好不容易爬出来，现在不能再陷进去了。结果他没有出席这次座谈会。这件事充分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如今，党和政府虽然提出了这样那样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然而以后会怎样?莫不是又一个“阳谋”，大家心里没有底，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怎样消除当时知识分子中的思想疑虑，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共产党当然深知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所以“文革”一结束，党内就开展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并且制定了相关政策。1980年6月11日，在《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有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里宣布“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并同意统战部对“拟予改正”的22人予以改正，这22人中赞孝通是其中的一个。6月23日，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正式宣布了上述淡定。在这个座谈会上叔叔表态说：
　　1957年的反右斗争给我一次不寻常的教育。我多少懂得了，每个人的思想。包括自己的在内，都有其社会的根源，而目，都会在社会上发生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曾按我自己对这方面的体会，写出过不少文章，流传在国内和国外，这些是我在前进的道路上留下的脚印，串联起来，多少可以看到一些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旧社会转入新社会的那个思想历程。
　　这个历程曲曲折折地为我树立了这样一个信念：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生存下去和昌盛起来，只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而当务之急是搞四化建设。这是大局，这是百年大计。为此，个人的得失、沉浮、悲欢、荣辱还能算得了什么呢?……现在经过复查又对我作出改正的决定。以我个人来说，毕竟是已经年过70的人了，余生有限。请容许我说一说今后的打算。我除了保证完成党所交给我的任务外，还想提到两笔老账，想写两本书：一本是我20年前许下的愿，想到我调查过的江苏本乡的一个农村里去调查一次……第二笔账是欠我前妻的，我们两人在30年代一起在广西太瑶山调查，她当时想写的调查报告因为她的不幸逝世没有完成。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她的夙愿……
　　说这段话的时候，他估计自己还能工作十年，希望用这十年“余生”，偿还几十年来欠下的账，他打了个比喻说：“我口袋里只有十块钱了，不该随意零星地买些花生米吃，而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才是。”话虽然说得轻松，其实是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他要把一天当两天来用，下定决心，用最后的十年追回失去的20年!余生有限，要抓紧每一分钟，“不能再辜负生命的最后一段”。
　　那次座谈会以后，他所说的“我口袋里只有十块钱”的话，就在圈内流传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