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解放前夕，北平电信局已有中共地下党支部8个，党员108名。可以说，北京电信通信事业的发展有着深厚的红色基因，这在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都有着详细的记载。”前不久，我在参观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的时候，馆长给我们讲起了一段北平地下党的往事。
　　展厅里有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是当年4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的合影，他们都是当年潜伏在敌人眼皮底下的北平地下党员。博物馆馆长指着其中一名少女说：“她叫方亭，曾是北平地下电台的译电员，现在90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康，你可以找她聊聊。”
　　怀着崇敬的心情，我来到崇文门附近的一座老居民楼里，拜访了96岁高龄的方亭。
　　洋溢胡同的“潜伏者”
　　方亭个头娇小，声音却很洪亮，说话中气十足。她坐在沙发上，向我娓娓道来70多年前的往事，温婉的笑容让我立刻回想起那张老照片里她的样子。
　　抗战时期，方亭作为进步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她从解放区被派往北平开展地下斗争，任务是担任地下电台的译电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从抗日战争后期就准备在北平建立地下电台，经过几年运筹，1947年正式建台。城工部先后在北平建立了三处地下电台，它们分别设在东城帽儿胡同2号，报务员赵振民;东城洋溢胡同36号，报务员艾山;宣武门外西草场十二条，报务员王超向。地下电台由地下学委秘书长崔月犁领导，李雪负责技术指导和日常管理。”
　　1948年12月中旬，方亭按上级指示入住洋溢胡同，每天到腊库49号与另一位同志一块译报，早去晚归。“我在腊库49号门外，只要看到墙头露出的竹竿上挑着灯笼，就知这是平安无事;如果灯笼不见了，就是报警信号，不过这种信号从来没有出现过。”
　　每晚8点，北平全城戒严，大街小巷一片漆黑。“一天我出门动身晚了，快到戒严时间还没回到家，家里人急得团团转，以为我出事了。艾山把收发报机装进提箱准备转移，这时我正好进门，大家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1948年春，刘仁同志来电通知，敌人每天出动10辆载有仪器的吉普车，在北平城内进行流动侦察。刘仁要求电台特别提高警惕，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电台保护好。
　　为此，北平地下电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证安全，例如“电台在一个地方不能时间过久;工作量不大时，三处电台可以轮流作业，开机时间互相错开;电台的波长、呼号经常更换……”
　　此外，电台还采用了一些保密手段，“译出的收发报一律密写，用米汤或面汤写在纸上，用碘酒一擦，字迹就显示出来了。现在这个原理大家都知道了，但在当时还是有效的。”
　　党组织对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周密，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很严格。“所有电台工作人员，尤其是报务员、译电员不参加群众活动，不去公共场所，不上影剧院，不看进步书刊，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三处电台不发生横向关系，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不知道彼此的住址和姓名;来往电报内容除了译电员外，其他人都不允许知道，李雪也不例外。”
　　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贡献
　　上级要求电台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因此，北平解放前的两三个月是地下电台工作最紧张的时期。
　　北平解放前夕，两军对峙千钧一发，随时掌握傅作义的动态成为我党与傅作义谈判的重要依据。在这件事上，电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前，党组织已经在傅作义身边安插了不少地下工作者，尤其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对傅作义在谈判期間的动态、情绪变化，具体到他在什么时候徘徊观望、怎么睡不好觉，如何在屋内焦虑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在嘴里咬等细节都及时作了汇报。这些都由北平地下电台发电报传递给了党中央。”
　　当时，平津卫成司令聂荣臻每天都到城工部看电报。他说：“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和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判断，进行正确部署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1月29日，地下电台收到最后一份电报：“1月31日中午一点，我军从西直门鸣礼炮入城，组织群众夹道欢迎。”
　　在北平解放的欢庆声中，地下电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贡献。“三处电台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这在敌人严密监测下的大城市是不多见的。”方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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