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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北京匡时秋季拍卖会现场，人潮涌动，举牌不断，大家都是为了一幅吕凤子的《竺道生说法图》进行一场激烈的争夺战，显示屏上的价格不断往上升，最终定格在了97.75万元的高价，刷新了吕凤子以往个人最高价，离百万元大关仅一步之遥，让藏家们大跌眼镜。然而，此价格还明显与其个人画坛地位与艺术价值不符，正处于价值洼地。
吕凤子是近代造诣深厚的一代绘画宗师和著名的美术教育家。他曾三度毁家办学，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是我国三大画院之一——江苏省国画院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过刘海粟、徐悲鸿、赵无极、吴冠中、李可染等人的授课老师。他的人物画是近代画史中除了丰子恺和叶浅予外，最为有特点的一位。而这三位中，吕凤子留下的作品最少，这就愈显吉光片羽之贵了。
民国时期，吕凤子在画坛地位就相当高，名声比徐悲鸿、齐白石还要响，当时还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有着较高的威望。但如今的书画作品价位最高也不过屈屈几十万元，实在令人不可思议。那么，其艺术特点是如何的呢？近年来总体的市场行情又是怎样的呢？
作品取法中西的艺术特色
吕凤子幼时极为聪颖，16岁就得中秀才，18岁在苏州武备学堂习武。20岁才始习绘画，就读于李瑞清开办的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颇受李瑞清器重，毕业后遂留校任教。以后的几十年里，吕凤子便一直与艺术创作和美术教育密切相关。
其艺术创作无论在山水画、花鸟画，还是人物画领域，都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其中以人物与花鸟画居多，山水题材相对较少。他的绘画艺术创造偏现实，以文人画为基础，吸取西洋养分，创造出个人独特的艺术形式。那种不作顿挫、不露圭角、一往流畅的圆线条，构成了活泼明快、富有韵律的画面。尤其是他塑造的罗汉，以现实为基础，奇特而不怪诞。以夸张而传神的浪漫手法、简括的笔触，着重强调表情特征，给人以极其强烈的印象。而仕女造型健康丰满、雍穆大方，从早期的工笔到中、晚期的写意，都保持了这一特色，一扫明清长期风靡的细眉小眼尖下巴的病态娇媚之容，使仕女画渗进了清新的空气。
此外，吕凤子充分运用书法三昧，使虫松、巨石、罗汉、老农等平凡习见的题材，都成为境界新奇、意象突屹、大气磅礴的佳作。他学贯中西，素描与白描皆精，写意与工笔并妙。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沉雄苍劲的笔墨，自辟蹊径，融诗、书、画于一炉，蕴含着其深厚的激情，具有生动的艺术魅力。
对于赋采，吕凤子也有独到的见解和经验。他认为色是附丽于形，是助形的表现，是为助形表现而赋采，不是为赋采而赋采。色在中国画中，无论是平涂的重色还是晕染的轻色，皆尚纯而戒驳（色不纯），因此他在赋色方面极为持重，务必做到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他画的仕女常脸上不着色，只以淡赭轻点嘴唇，愈觉光采殊胜，真可谓“借采如金”。他认为画仕女不是为取悦于人，而是表现一种高尚的情操和作者的学养、人格，若在脸上浓涂艳抹，必失之于俗，焉能传神。
同时吕凤子的作品主题鲜明，有很强的针对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代表作品有《凤先生仕女画册》、《凤先生人物画册》。而这一时期吕凤子的创作主要以西洋画为主，对于中国传统绘画正处在学习阶段，同时借鉴顾恺之、李公麟等大师作品的特点，结合自身扎实的写实能力与篆书功底，作品线条柔润、清新婉约。这一时期的人物画对形貌与神态的描写，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高度，对画面情境的表达具有了很高的水平。但是从个人绘画创作上来看，继承的成份多于创新，其篆书在绘画中的应用并未成熟，因此其前期的人物画没有完全体现出现实的绘画艺术特色。
抗战时期，吕凤子怀着无限的悲愤心情创作了《流亡图》、《纤夫图》和《如此江山》等具有尖锐辛辣性的书画作品。他怀着对人民的同情，对敌人的仇恨，写下了现实生活的图景。当这几幅画在苏联展出时，引起观众一致赞誉，苏联报刊称他为“人民艺术家”。此后他的画风越过了文人画藩篱，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同时吕凤子也创作了许多罗汉类型的画作，源于罗汉渡世悯人、救世人于水火的精神化身，表明吕凤子面对动荡时局的不满，他开始用画笔作为战斗武器，才创作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杰作。他的作品也最终能在巴拿马获奖，这也是中国画唯一获得金奖的画家。徐悲鸿对其这样评价：“承历世之传统，开当代之新风，三百年来第一人，非凤先生莫属。”
由于他的创作构思深邃，造型沉郁坚实，形神兼备，用笔大刀阔斧，气势沉雄，婉约多姿，笔意连绵，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在美术界获得“东方米盖朗琪罗”之美称。
如今，吕凤子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样一位在当时画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理应获得更高评价，可为什么会被埋没？
笔者认为主要是吕凤子不食人间烟火，淡泊名利，不把自己当职业画家看待，不愿融入市场，生前几乎没有参与卖画等市场行为，其作品在市场的存有量极少，流通更少，因此人们对其画作了解不够。另一方面，其作品带有明显的西化风格，与传统画有较大的不同，不容易被中国大众所接受。
书画作品市场价值的表现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吕凤子的作品在市场上流通不多，偶有上拍，价格也不高，一般在数千至万元左右。如吕凤子《仕女》在2000年华艺国际仅以7150元成交，《古木》在2001年北京翰海也只以1.1万元易手。他的《松下高士图》在2002年中国嘉德获价1.65万元。总体来看，价格处于稳中有升态势，特别是仕女题材的作品相较其他价格要高一些，也更受藏家欢迎。如吕凤子《倚窗仕女》在2003年的北京翰海以6.2万元成交，同年另一幅《李健题罗汉图》在上海崇源却还处于1.32万元，这在当年属普遍现象。
但山水题材就更不一样，由于作品稀少，更受藏家追捧，价格自然更高。如2004年中贸圣佳拍卖会上，吕凤子1942年作品《蜀道风光》（十二幅）经过几轮的比拼，最终以35.2万元成交，第一次突破十万元大关，此后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他的《采莲图》在2005年的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以8.58万元拍出。 另外，一些经典画作也被多次上拍，如前几年拍卖过的《松下高士图》，在2006年北京匡时被再次搬上拍卖会，最终获价8.8万元，四年翻了五倍之多，增值潜力可谓不小。此图上写二株苍松旁逸斜出，扶摇直上。树下一位高士仙风骨道，笼袖而立。背后则是苍劲挺拔的松树。其枝干上下仰偃，苍翠欲滴。高士置身其间，如入仙境。整幅画面意境美妙，算是其精品力作，相信未来价格还会继续上涨。
此后几年其市场行情继续保持平稳，但也都在几万元徘徊。至2008年以后价格开始有大幅度上扬迹象，尤其是一些可遇而不可求的精品涨势飞速。如2009年的中国嘉德拍卖会上，吕凤子精品力作《竺道生说法图》成为藏家争夺焦点，价格直线上升，最后以59.36万元的高价成交，刷新了以往的拍卖纪录。而此作就是本文开头所描述的，最终在两年后达到了97.75万元，短短几年近翻了一番，可以说令人欣慰。
随着艺术市场的整体火爆，吕凤子的作品市场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超过十万元的作品开始增多，其《双清图》与《四阿罗汉》在2010年的西泠拍卖分别拍出了11.76万元和11.2万元。这幅《四阿罗汉》是他根据佛典上的故事，创造了四个极为生动的半身罗汉像，前面仰首者在悲天，俯首者在悯人，后面两人却在嘲笑他们听不到国事的腐败、人民的痛苦。由于这幅画对国民党进行了含蓄的讽刺，以至1943年在重庆参加第三届全国美展时，激起强烈反响，而获得一等奖。
是金子总会发光，吕凤子的市场价位虽然与其他画家相比仍偏低，但已明显感到有回归迹象，甚至有一些稀少的题材大受藏家青睐，价格大幅上涨。如吕凤子《舞女图》在2013年的中国嘉德成交价为43.7万元。2014年西泠拍卖会上，其《松下高士图》也再次上拍，最终以27.6万元落槌，十年涨了二十多万，也可算是支潜力股了。同年的《维摩诘病起说法图》也拍出了29.9万元。此后几年，二十多万元的作品也开始增多。
吕凤子目前作品每平方尺均价在1.1万元左右，精品可达6～9万元每平方尺。
作品价格低于同时期画家
吕凤子属“金陵画派”，其继承中国画传统，又借鉴西画写实方法，画出了新题材、新思想、新风貌。因极重视写生，画家们渐渐告别了旧的皴点方法，创造了耳目一新的艺术作品。然而，和民国时期相同地位的其他“金陵画派”画家的市场价值比起来，吕凤子和他们还相差甚远。
傅抱石是“新金陵画派”的领军人物，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不言而喻，但民国时期的名气并不比吕凤子高，但如今其市场价值远在吕凤子之上，两者可谓天差地别。早在1996年，其《丽人行》就以1078万元成交。傅抱石的《茅山雄姿》在2004年又以2090万元成交。他的《雨花台颂》在2006年的成交价更是达到了4620万元，而该作在1999年的成交价为308万元，短短几年竟升值了近十五倍。2011年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会上，傅抱石作品《琵琶行》拍出6028.6万港币，创出当时傅抱石个人作品拍卖纪录。2012年，北京翰海拍卖会上，傅抱石创作顶峰时期的代表作《毛主席诗意册》被藏家以2.3亿元的高价成交，成为傅抱石首件过亿元的拍品。吕凤子别说与傅抱石比，就跟当时同地位画家相比也相差甚远。
钱松、亚明、宋文治、魏紫熙是“新金陵画派”的重要画家，并称“金陵四家”。“新金陵画派”由于时代特征鲜明而受市场追捧，“四家”作品自2000年以来在市场上出现的数量明显增多，价格走高。
钱松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刚一出现价格就不断上涨。其精品《红岩》于1994年在中国嘉德以49.5万元成交，在当时可谓高价。2008年，作品大量上拍，钱氏的《山高水长》首次突破百万元大关，当年成交价超过百万元的作品共14件之多。2010年，其作品再次热拍，超过百万元的作品达41件。钱氏与吕凤子当时在画坛地位相当，而吕凤子至今还未有超过百万元的作品，这实在是不合理的现象。
宋文治作品市场比钱松稍逊，但也比吕凤子高许多。2005年《太湖春色》在北京华辰以110万元成交。宋文治的《扬子江畔大庆花》在2010年北京保利拍出492.8万元。2011年春拍中，超过百万元的作品达12件，其中《太湖春色》成交价为345万元。吕凤子早年画坛地位毫不逊宋文治，应该说影响力要大得多，但是如今的市场价值却差了一大截，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魏紫熙上拍作品量少价高。2011年，其《长城万里》在北京保利以805万元成交，为“四家”单价最高者。尽管其作品成交价超过百万元者达二十多件，均价高于宋文治，但因上拍量较少，总成交额却不高。
钱松、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人作品，每平方尺的价格已在4～10万元不等，均比吕凤子要高出好几倍，因此足以看出其市场行情存在严重偏低。即便如此，但无论从历年的市场行情，还是从其个人的艺术作品本身来讲，笔者相信其作品价格未来必定会回归本真，而此时收藏正当其时也！（责编：李禹默）
吕凤子是近代造诣深厚的一代绘画宗师和著名的美术教育家。他曾三度毁家办学，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是我国三大画院之一——江苏省国画院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过刘海粟、徐悲鸿、赵无极、吴冠中、李可染等人的授课老师。他的人物画是近代画史中除了丰子恺和叶浅予外，最为有特点的一位。而这三位中，吕凤子留下的作品最少，这就愈显吉光片羽之贵了。
民国时期，吕凤子在画坛地位就相当高，名声比徐悲鸿、齐白石还要响，当时还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有着较高的威望。但如今的书画作品价位最高也不过屈屈几十万元，实在令人不可思议。那么，其艺术特点是如何的呢？近年来总体的市场行情又是怎样的呢？
作品取法中西的艺术特色
吕凤子幼时极为聪颖，16岁就得中秀才，18岁在苏州武备学堂习武。20岁才始习绘画，就读于李瑞清开办的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颇受李瑞清器重，毕业后遂留校任教。以后的几十年里，吕凤子便一直与艺术创作和美术教育密切相关。
其艺术创作无论在山水画、花鸟画，还是人物画领域，都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其中以人物与花鸟画居多，山水题材相对较少。他的绘画艺术创造偏现实，以文人画为基础，吸取西洋养分，创造出个人独特的艺术形式。那种不作顿挫、不露圭角、一往流畅的圆线条，构成了活泼明快、富有韵律的画面。尤其是他塑造的罗汉，以现实为基础，奇特而不怪诞。以夸张而传神的浪漫手法、简括的笔触，着重强调表情特征，给人以极其强烈的印象。而仕女造型健康丰满、雍穆大方，从早期的工笔到中、晚期的写意，都保持了这一特色，一扫明清长期风靡的细眉小眼尖下巴的病态娇媚之容，使仕女画渗进了清新的空气。
此外，吕凤子充分运用书法三昧，使虫松、巨石、罗汉、老农等平凡习见的题材，都成为境界新奇、意象突屹、大气磅礴的佳作。他学贯中西，素描与白描皆精，写意与工笔并妙。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沉雄苍劲的笔墨，自辟蹊径，融诗、书、画于一炉，蕴含着其深厚的激情，具有生动的艺术魅力。
对于赋采，吕凤子也有独到的见解和经验。他认为色是附丽于形，是助形的表现，是为助形表现而赋采，不是为赋采而赋采。色在中国画中，无论是平涂的重色还是晕染的轻色，皆尚纯而戒驳（色不纯），因此他在赋色方面极为持重，务必做到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他画的仕女常脸上不着色，只以淡赭轻点嘴唇，愈觉光采殊胜，真可谓“借采如金”。他认为画仕女不是为取悦于人，而是表现一种高尚的情操和作者的学养、人格，若在脸上浓涂艳抹，必失之于俗，焉能传神。
同时吕凤子的作品主题鲜明，有很强的针对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代表作品有《凤先生仕女画册》、《凤先生人物画册》。而这一时期吕凤子的创作主要以西洋画为主，对于中国传统绘画正处在学习阶段，同时借鉴顾恺之、李公麟等大师作品的特点，结合自身扎实的写实能力与篆书功底，作品线条柔润、清新婉约。这一时期的人物画对形貌与神态的描写，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高度，对画面情境的表达具有了很高的水平。但是从个人绘画创作上来看，继承的成份多于创新，其篆书在绘画中的应用并未成熟，因此其前期的人物画没有完全体现出现实的绘画艺术特色。
抗战时期，吕凤子怀着无限的悲愤心情创作了《流亡图》、《纤夫图》和《如此江山》等具有尖锐辛辣性的书画作品。他怀着对人民的同情，对敌人的仇恨，写下了现实生活的图景。当这几幅画在苏联展出时，引起观众一致赞誉，苏联报刊称他为“人民艺术家”。此后他的画风越过了文人画藩篱，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同时吕凤子也创作了许多罗汉类型的画作，源于罗汉渡世悯人、救世人于水火的精神化身，表明吕凤子面对动荡时局的不满，他开始用画笔作为战斗武器，才创作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杰作。他的作品也最终能在巴拿马获奖，这也是中国画唯一获得金奖的画家。徐悲鸿对其这样评价：“承历世之传统，开当代之新风，三百年来第一人，非凤先生莫属。”
由于他的创作构思深邃，造型沉郁坚实，形神兼备，用笔大刀阔斧，气势沉雄，婉约多姿，笔意连绵，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在美术界获得“东方米盖朗琪罗”之美称。
如今，吕凤子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样一位在当时画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理应获得更高评价，可为什么会被埋没？
笔者认为主要是吕凤子不食人间烟火，淡泊名利，不把自己当职业画家看待，不愿融入市场，生前几乎没有参与卖画等市场行为，其作品在市场的存有量极少，流通更少，因此人们对其画作了解不够。另一方面，其作品带有明显的西化风格，与传统画有较大的不同，不容易被中国大众所接受。
书画作品市场价值的表现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吕凤子的作品在市场上流通不多，偶有上拍，价格也不高，一般在数千至万元左右。如吕凤子《仕女》在2000年华艺国际仅以7150元成交，《古木》在2001年北京翰海也只以1.1万元易手。他的《松下高士图》在2002年中国嘉德获价1.65万元。总体来看，价格处于稳中有升态势，特别是仕女题材的作品相较其他价格要高一些，也更受藏家欢迎。如吕凤子《倚窗仕女》在2003年的北京翰海以6.2万元成交，同年另一幅《李健题罗汉图》在上海崇源却还处于1.32万元，这在当年属普遍现象。
但山水题材就更不一样，由于作品稀少，更受藏家追捧，价格自然更高。如2004年中贸圣佳拍卖会上，吕凤子1942年作品《蜀道风光》（十二幅）经过几轮的比拼，最终以35.2万元成交，第一次突破十万元大关，此后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他的《采莲图》在2005年的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以8.58万元拍出。 另外，一些经典画作也被多次上拍，如前几年拍卖过的《松下高士图》，在2006年北京匡时被再次搬上拍卖会，最终获价8.8万元，四年翻了五倍之多，增值潜力可谓不小。此图上写二株苍松旁逸斜出，扶摇直上。树下一位高士仙风骨道，笼袖而立。背后则是苍劲挺拔的松树。其枝干上下仰偃，苍翠欲滴。高士置身其间，如入仙境。整幅画面意境美妙，算是其精品力作，相信未来价格还会继续上涨。
此后几年其市场行情继续保持平稳，但也都在几万元徘徊。至2008年以后价格开始有大幅度上扬迹象，尤其是一些可遇而不可求的精品涨势飞速。如2009年的中国嘉德拍卖会上，吕凤子精品力作《竺道生说法图》成为藏家争夺焦点，价格直线上升，最后以59.36万元的高价成交，刷新了以往的拍卖纪录。而此作就是本文开头所描述的，最终在两年后达到了97.75万元，短短几年近翻了一番，可以说令人欣慰。
随着艺术市场的整体火爆，吕凤子的作品市场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超过十万元的作品开始增多，其《双清图》与《四阿罗汉》在2010年的西泠拍卖分别拍出了11.76万元和11.2万元。这幅《四阿罗汉》是他根据佛典上的故事，创造了四个极为生动的半身罗汉像，前面仰首者在悲天，俯首者在悯人，后面两人却在嘲笑他们听不到国事的腐败、人民的痛苦。由于这幅画对国民党进行了含蓄的讽刺，以至1943年在重庆参加第三届全国美展时，激起强烈反响，而获得一等奖。
是金子总会发光，吕凤子的市场价位虽然与其他画家相比仍偏低，但已明显感到有回归迹象，甚至有一些稀少的题材大受藏家青睐，价格大幅上涨。如吕凤子《舞女图》在2013年的中国嘉德成交价为43.7万元。2014年西泠拍卖会上，其《松下高士图》也再次上拍，最终以27.6万元落槌，十年涨了二十多万，也可算是支潜力股了。同年的《维摩诘病起说法图》也拍出了29.9万元。此后几年，二十多万元的作品也开始增多。
吕凤子目前作品每平方尺均价在1.1万元左右，精品可达6～9万元每平方尺。
作品价格低于同时期画家
吕凤子属“金陵画派”，其继承中国画传统，又借鉴西画写实方法，画出了新题材、新思想、新风貌。因极重视写生，画家们渐渐告别了旧的皴点方法，创造了耳目一新的艺术作品。然而，和民国时期相同地位的其他“金陵画派”画家的市场价值比起来，吕凤子和他们还相差甚远。
傅抱石是“新金陵画派”的领军人物，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不言而喻，但民国时期的名气并不比吕凤子高，但如今其市场价值远在吕凤子之上，两者可谓天差地别。早在1996年，其《丽人行》就以1078万元成交。傅抱石的《茅山雄姿》在2004年又以2090万元成交。他的《雨花台颂》在2006年的成交价更是达到了4620万元，而该作在1999年的成交价为308万元，短短几年竟升值了近十五倍。2011年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会上，傅抱石作品《琵琶行》拍出6028.6万港币，创出当时傅抱石个人作品拍卖纪录。2012年，北京翰海拍卖会上，傅抱石创作顶峰时期的代表作《毛主席诗意册》被藏家以2.3亿元的高价成交，成为傅抱石首件过亿元的拍品。吕凤子别说与傅抱石比，就跟当时同地位画家相比也相差甚远。
钱松、亚明、宋文治、魏紫熙是“新金陵画派”的重要画家，并称“金陵四家”。“新金陵画派”由于时代特征鲜明而受市场追捧，“四家”作品自2000年以来在市场上出现的数量明显增多，价格走高。
钱松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刚一出现价格就不断上涨。其精品《红岩》于1994年在中国嘉德以49.5万元成交，在当时可谓高价。2008年，作品大量上拍，钱氏的《山高水长》首次突破百万元大关，当年成交价超过百万元的作品共14件之多。2010年，其作品再次热拍，超过百万元的作品达41件。钱氏与吕凤子当时在画坛地位相当，而吕凤子至今还未有超过百万元的作品，这实在是不合理的现象。
宋文治作品市场比钱松稍逊，但也比吕凤子高许多。2005年《太湖春色》在北京华辰以110万元成交。宋文治的《扬子江畔大庆花》在2010年北京保利拍出492.8万元。2011年春拍中，超过百万元的作品达12件，其中《太湖春色》成交价为345万元。吕凤子早年画坛地位毫不逊宋文治，应该说影响力要大得多，但是如今的市场价值却差了一大截，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魏紫熙上拍作品量少价高。2011年，其《长城万里》在北京保利以805万元成交，为“四家”单价最高者。尽管其作品成交价超过百万元者达二十多件，均价高于宋文治，但因上拍量较少，总成交额却不高。
钱松、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人作品，每平方尺的价格已在4～10万元不等，均比吕凤子要高出好几倍，因此足以看出其市场行情存在严重偏低。即便如此，但无论从历年的市场行情，还是从其个人的艺术作品本身来讲，笔者相信其作品价格未来必定会回归本真，而此时收藏正当其时也！（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