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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世俗化是指佛教在传播中逐渐与世俗文化结合的过程及其结果。佛教世俗化是佛教与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结合的结果，它成为世俗人表达生活的内容和形式。用于生产和生活物质资料的陶瓷成为佛教世俗化表达的物质媒介，并与之相适应的技术成为支撑其进步的重要因素。
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印度半岛的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渐从神坛走向民间，这个过程包括佛教的传播与演化。佛教的传播应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佛教在印度本土的传播，另一个方面是佛教的向外传播，即所谓的“佛教东渐”。
人们传播佛教是通过两种形式进行的：一种是佛教教义的传播，另一种是佛教人物形象的传播。就后者而言，佛教人物形象的传播是以一定媒介并借助一定的形式进行的。例如，雕塑图像、绘画图像就是最为主要的两种方式。正因如此，佛教与陶瓷材料及其塑造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佛教世俗化是指佛教在传播中逐渐与世俗文化结合的过程及其结果
佛教是公元前6世纪发生在印度半岛的宗教，是为了破除婆罗门教在印度的政治统治而出现，并逐渐形成的一种世界性宗教（一般认为，世界三大宗教为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由此可见，佛教一开始就为自己的世俗化埋下了种子：产生佛教，实际上，就是为了反对婆罗门教的政治专制统治。换句话说，佛教从神坛走下，变成世俗化仅仅是时间问题。因为，只有将宗教披上神圣的外衣，才能确立它不可动摇的地位，从婆罗门教分离出来的乔达摩·希达多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尽管佛教将自身宣传得极其神圣，可是，它依然露出了破绽，这是由其十分鲜明的目的和动机决定的。
乔达摩·希达多竭尽全力地反对婆罗门教，并殚精竭虑地创立了佛教，可是，他并没有看到佛教世俗化带来的繁华景象。这正应验了“前任栽树，后人乘凉”的俗话。而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一了印度半岛，并实现了武力争夺人口和土地的目的。此时，尽管被征服者已经俯首帖耳，但战争也将孔雀王朝拖得筋疲力尽而不能再战了。于是，阿育王采用“休养生息”的策略替代了“穷兵黩武”。
然而，与被征服者罢战言和并“休养生息”，必须要安抚人心。这样，当年，乔达摩·希达多为之终生奋斗的结果自然成了十分疲惫的阿育王渴望稍事休息的“枕头”。阿育王采用了佛教教义，以佛教的道德为国家的正式规范，即采用说教的方式替代武力，并用和平方式来建设繁荣的国家。从此，“佛祖释迦被奉上神灵的地位，佛教艺术作为宣传教义的工具产生，并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兴盛，随着佛教思想的蔓延而流溢四方”。就这样，孔雀王朝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于佛教世俗化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佛教世俗化是佛教与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结合的结果
“佛教东渐”是最富有戏剧性意义的。东方许多王朝都希望如当年阿育王那样，以佛教为国家政纲，形成政教合一的施政形式。如果分析其中深刻的原因，不难看出，当年阿育王将乔达摩·希达多奉为神灵，实际上已经将他从神坛拉了下来。于是，在佛教经过的地域，人们纷纷效仿当年的阿育王，利用各种媒介传播佛教教义，并使之广布而深得人心。与其强行说教而使人诚服，还不如广造佛寺与大树佛尊，并将广大有思想不良倾向的人吸引到佛寺，让他们跪在佛祖面前来做预前“忏悔”。因此，“佛教东渐”的最伟大成果，就是实现了这一政治安抚的目的。
另外，佛教世俗化是佛教与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紧密结合而演绎出的多种表现形式，它直接成为世俗的人表达生活的内容和形式。
与各类政治集团大树佛教人物形象宣传佛教教义以安抚人心的目的相比，世俗的人将佛教教义和佛教人物形象直接用于生产和生活，更显得诚实可靠。这种行为的继续发展及其衍生，不仅使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也使社会经济逐渐繁荣。“佛教在拥有更为广大信徒的同时，其自身也被崇尚者依据自己的精神和现实利益需求，进行新的诠释和熔铸，进而导致了中国文化的熔炉中生成了一种奇妙的现象。”实际上，在“佛教东渐”中，佛教为中国崇尚者的阐释是更加具有创造性的。隋唐以后，尤其是宋、元、明、清之际，随着佛教大众化传播，寻常百姓与佛渐渐结下了亲缘。唐代就逐渐产生了专业画家绘制佛教内容的绘画队伍，也产生了较前朝更加丰富的以佛教题材为基础的绘画作品。宋元以来，文人画的兴起与卷轴画的兴盛，越发加快了佛教绘画的创作与在民间的传播速度。于是，各类工艺美术也竞相将佛教人物形象作为他们生产和出售的对象。在工艺美术领域，人们逐渐广泛地利用金属、漆器、木雕、石雕、陶瓷、泥塑等媒介和表现形式，将塑造好的佛教塑像放置在门楣、厅堂、书桌、书架等人们认为是适合环境中，这与放置在佛龛中并加以焚香的目的或文化语义是完全不同的。
于是，利用各种物质材料所塑造的佛教人物形象被人们视作一种工艺美术品，这就愈加使佛教走向世俗化的“深渊”。
三、真实的目的和动机
与石窟造像时代不同的是，采用各种材料制作佛教人物形象已经是一种具有经济利益目的和动机的行为。各类工匠制作这样的佛教人物形象，是为了自谋生路或养家糊口；组织生产与制作这类佛教造型形象的个人或组织，是将它作为商品出售，来赚取经济利益。仅仅以他人易于接受的言辞或说教来赢得更多顾客而已。在买方看来，为了不亵渎神灵，将买称作“请”，实质上是一种赤裸裸的商品买卖行为。以上种种综合构成佛教在中国世俗化之后的文化本质。因此，德化窑瓷工大量制作瓷质的佛教人物形象，是为了赚钱盈利，是商业化运作的一种模式。
在德化窑，人们利用陶瓷来塑造佛教人物形象与其他地区人们利用石、木、泥、漆等材料制作佛教人物形象的目的和动机没有本质区别。正是德化窑瓷工利用优质的陶瓷材料制作了别具一格的佛教造型形象，才在东南一角树立了陶瓷文化的一个典型。
明代德化窑白瓷成为佛教世俗化表达的物质媒介，而与之相适应的技术成为支撑其不断进步的重要因素，还有，与当时相适应并相匹配的是商品经济环境。
在商品经济支配下，结合陶瓷生产技术与产品销售为一体化的商品经济文化，是工场手工业时期主要的社会文化特色。为此，任何与商品经济文化相适应的社会事务和现象，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与定位。反之，任何与商品经济背道而驰或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事务和现象，都难以在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换句话说，在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一切的社会化生产都披上商品经济的外衣并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
总而言之，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世俗化，是分地区、分时间、分领域展开的，它具有政治文化色彩、意识形态色彩、艺术文化色彩、经济文化色彩等，不管怎样，都不能脱离它的本质特征，即佛教已被利用，用于商业活动。
四、结语
佛教从神圣地位走向民间并成为大众化的运作内容，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进程，无论如何，在世俗化的背景下，佛教成为人们进行各种文化活动的素材：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哲学的及艺术的。因此，它被借助在商品经济中，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印度半岛的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渐从神坛走向民间，这个过程包括佛教的传播与演化。佛教的传播应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佛教在印度本土的传播，另一个方面是佛教的向外传播，即所谓的“佛教东渐”。
人们传播佛教是通过两种形式进行的：一种是佛教教义的传播，另一种是佛教人物形象的传播。就后者而言，佛教人物形象的传播是以一定媒介并借助一定的形式进行的。例如，雕塑图像、绘画图像就是最为主要的两种方式。正因如此，佛教与陶瓷材料及其塑造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佛教世俗化是指佛教在传播中逐渐与世俗文化结合的过程及其结果
佛教是公元前6世纪发生在印度半岛的宗教，是为了破除婆罗门教在印度的政治统治而出现，并逐渐形成的一种世界性宗教（一般认为，世界三大宗教为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由此可见，佛教一开始就为自己的世俗化埋下了种子：产生佛教，实际上，就是为了反对婆罗门教的政治专制统治。换句话说，佛教从神坛走下，变成世俗化仅仅是时间问题。因为，只有将宗教披上神圣的外衣，才能确立它不可动摇的地位，从婆罗门教分离出来的乔达摩·希达多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尽管佛教将自身宣传得极其神圣，可是，它依然露出了破绽，这是由其十分鲜明的目的和动机决定的。
乔达摩·希达多竭尽全力地反对婆罗门教，并殚精竭虑地创立了佛教，可是，他并没有看到佛教世俗化带来的繁华景象。这正应验了“前任栽树，后人乘凉”的俗话。而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一了印度半岛，并实现了武力争夺人口和土地的目的。此时，尽管被征服者已经俯首帖耳，但战争也将孔雀王朝拖得筋疲力尽而不能再战了。于是，阿育王采用“休养生息”的策略替代了“穷兵黩武”。
然而，与被征服者罢战言和并“休养生息”，必须要安抚人心。这样，当年，乔达摩·希达多为之终生奋斗的结果自然成了十分疲惫的阿育王渴望稍事休息的“枕头”。阿育王采用了佛教教义，以佛教的道德为国家的正式规范，即采用说教的方式替代武力，并用和平方式来建设繁荣的国家。从此，“佛祖释迦被奉上神灵的地位，佛教艺术作为宣传教义的工具产生，并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兴盛，随着佛教思想的蔓延而流溢四方”。就这样，孔雀王朝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于佛教世俗化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佛教世俗化是佛教与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结合的结果
“佛教东渐”是最富有戏剧性意义的。东方许多王朝都希望如当年阿育王那样，以佛教为国家政纲，形成政教合一的施政形式。如果分析其中深刻的原因，不难看出，当年阿育王将乔达摩·希达多奉为神灵，实际上已经将他从神坛拉了下来。于是，在佛教经过的地域，人们纷纷效仿当年的阿育王，利用各种媒介传播佛教教义，并使之广布而深得人心。与其强行说教而使人诚服，还不如广造佛寺与大树佛尊，并将广大有思想不良倾向的人吸引到佛寺，让他们跪在佛祖面前来做预前“忏悔”。因此，“佛教东渐”的最伟大成果，就是实现了这一政治安抚的目的。
另外，佛教世俗化是佛教与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紧密结合而演绎出的多种表现形式，它直接成为世俗的人表达生活的内容和形式。
与各类政治集团大树佛教人物形象宣传佛教教义以安抚人心的目的相比，世俗的人将佛教教义和佛教人物形象直接用于生产和生活，更显得诚实可靠。这种行为的继续发展及其衍生，不仅使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也使社会经济逐渐繁荣。“佛教在拥有更为广大信徒的同时，其自身也被崇尚者依据自己的精神和现实利益需求，进行新的诠释和熔铸，进而导致了中国文化的熔炉中生成了一种奇妙的现象。”实际上，在“佛教东渐”中，佛教为中国崇尚者的阐释是更加具有创造性的。隋唐以后，尤其是宋、元、明、清之际，随着佛教大众化传播，寻常百姓与佛渐渐结下了亲缘。唐代就逐渐产生了专业画家绘制佛教内容的绘画队伍，也产生了较前朝更加丰富的以佛教题材为基础的绘画作品。宋元以来，文人画的兴起与卷轴画的兴盛，越发加快了佛教绘画的创作与在民间的传播速度。于是，各类工艺美术也竞相将佛教人物形象作为他们生产和出售的对象。在工艺美术领域，人们逐渐广泛地利用金属、漆器、木雕、石雕、陶瓷、泥塑等媒介和表现形式，将塑造好的佛教塑像放置在门楣、厅堂、书桌、书架等人们认为是适合环境中，这与放置在佛龛中并加以焚香的目的或文化语义是完全不同的。
于是，利用各种物质材料所塑造的佛教人物形象被人们视作一种工艺美术品，这就愈加使佛教走向世俗化的“深渊”。
三、真实的目的和动机
与石窟造像时代不同的是，采用各种材料制作佛教人物形象已经是一种具有经济利益目的和动机的行为。各类工匠制作这样的佛教人物形象，是为了自谋生路或养家糊口；组织生产与制作这类佛教造型形象的个人或组织，是将它作为商品出售，来赚取经济利益。仅仅以他人易于接受的言辞或说教来赢得更多顾客而已。在买方看来，为了不亵渎神灵，将买称作“请”，实质上是一种赤裸裸的商品买卖行为。以上种种综合构成佛教在中国世俗化之后的文化本质。因此，德化窑瓷工大量制作瓷质的佛教人物形象，是为了赚钱盈利，是商业化运作的一种模式。
在德化窑，人们利用陶瓷来塑造佛教人物形象与其他地区人们利用石、木、泥、漆等材料制作佛教人物形象的目的和动机没有本质区别。正是德化窑瓷工利用优质的陶瓷材料制作了别具一格的佛教造型形象，才在东南一角树立了陶瓷文化的一个典型。
明代德化窑白瓷成为佛教世俗化表达的物质媒介，而与之相适应的技术成为支撑其不断进步的重要因素，还有，与当时相适应并相匹配的是商品经济环境。
在商品经济支配下，结合陶瓷生产技术与产品销售为一体化的商品经济文化，是工场手工业时期主要的社会文化特色。为此，任何与商品经济文化相适应的社会事务和现象，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与定位。反之，任何与商品经济背道而驰或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事务和现象，都难以在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换句话说，在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一切的社会化生产都披上商品经济的外衣并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
总而言之，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世俗化，是分地区、分时间、分领域展开的，它具有政治文化色彩、意识形态色彩、艺术文化色彩、经济文化色彩等，不管怎样，都不能脱离它的本质特征，即佛教已被利用，用于商业活动。
四、结语
佛教从神圣地位走向民间并成为大众化的运作内容，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进程，无论如何，在世俗化的背景下，佛教成为人们进行各种文化活动的素材：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哲学的及艺术的。因此，它被借助在商品经济中，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