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金圆券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宣布了金融和经济紧急措施。政府还发行了一种新货币。新的金圆券和旧货币之间的汇率被确定为1∶3000000。新货币的发行量被限制为20亿元金圆券。政府再次禁止罢工和示威抗议。8月19日之后，没有得到政府批准，工资和价格不得上涨。金银以及外币——这些都已成为抵御通胀的主要投资对象——必须上交政府，兑换成金圆券。
　　其他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增加商品税、上调金圆券对外币的官方汇率、信贷控制、降低利率、打击囤积居奇。政府指派了三名高官监督这一改革措施在华中、华北和华南的执行。华北的行政院副院长张励生负责监督华北，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被派往华中，广东省省长宋子文负责华南的工作。
　　改革方案才刚刚宣布，媒体就提出质疑。当改革的具体实施办法清楚之后，质疑声更加强烈了。招致公众批评的第一个改革措施是冻结工资和物价。批评者指出，全国不同地区的工资和价格是有所差异的，8月19日的工资和价格并不一定代表全国每个地区最合理的水平。尽管政府有规定，允许在8月19日的基础上做一定程度的上调，但人们怀疑，这一规定会遭到刻意曲解。
　　立即招致公众批评的第二个措施是政府要求所有人将手中的金银以及外币兑换成金圆券，而那些拥有超过3000美元国外资产的人只需要登记他们的财产。拥有外国资产少于此数额的人甚至不需要向政府申报。自由主义周刊《时与文》上的一篇文章直言不讳地评论道：实际上，政府紧急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换汤不换药”，也就是维持现状。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变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政府冻结了普通民众的工资和薪水，对流往国外的资金则置之不理。官方确定的黄金和外币（拥有黄金和外币的主要是富人）价格等于甚至高于黑市价格，但白银的官方价格（持有白银的主要是穷人）则远远低于黑市价格。不仅如此，不断上涨的商品税损害了合法的工商企业，并不可避免地将上升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是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同时，富人的收入和财产仍然是免税的。
　　人们很快意识到，即使不考虑改革方案本身带有何种缺陷，最糟糕的是这一方案得不到严格的执行。严格执行经济改革措施的地区只有上海。在上海，蒋经国以极大的热情认真地进行经济改革，国民党政府意识到这次改革是它最后的机会。政府希望它能扭转上海——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糟糕的经济状况，那么国家的其他地区的局势也会随之逐步好转。
　　动摇的民心
　　蒋经国在上海的活动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关注。他逮捕和惩罚那些最有权势的投机倒把者，被描绘成城市丛林中无所畏惧的猎手。一时之间，蒋经国的“打虎行动”赢得了上海民众的广泛支持——投机商利用通货膨胀为自己捞取好处，上海市民深受其害。超过3000名投机倒把者，其中包括上海最有名的商人，被送进监狱。在最后关头，政府试图证明它会将这次改革进行到底，在这次行动中，任何人都不会得到特殊照顾。然而，在一个月之内，当新改革方案的缺陷开始显现出来时，蒋经国一开始轰轰烈烈的“打虎行动”成了人们的笑柄。
　　到8月28日，中央银行已经发行了3000万元金圆券，以兑换民众的金银和外币。但政府并没有制定任何措施把所有闲置资金吸引（或驱使）到生产或至少非通胀的领域中。当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点都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公众对政府的新币从来都缺乏足够的信心，持续的通货膨胀让存钱失去了意义。
　　到9月底，上海已经成了一座经济孤岛。商人们或者预期政府会取消价格控制，因此停止向上海供应商品，或者将商品卖往其他地区。运往上海的大米在城外被外地商人买走，他们愿意支付比上海市场更高的价格。粮食储备不断减少，原材料的补给日益困难，囤积货物被定为刑事犯罪。许多面粉厂被迫减少了产量。上海电力公司得到的煤炭只有每月额定量的一半左右，不得不向市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由于进口成本的上升，政府为成品制定的最高限价居然低于生产成本。例如，某一等级的棉花最高限价是每锭707金圆券。但由于纱线生产商无法以限定价格购买原棉，他们每制造一锭棉纱就要亏损70金圆券。
　　严重的问题还不止这些，10月初人们又得知了一个更糟的消息，政府又增发了2.2亿金圆券以填补财政赤字。政府在8月宣布，金圆券发行的上限是20亿，现在发行量已经达到了这一限额的50%。所有人都知道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东北和山东日益恶化的军事局势——政府军队在9月下旬丢掉了山东省会济南——进一步动摇了民众的信心。
　　一日三变的价格
　　一件与上述问题相比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最终打破了上海表面的平静。10月1日，财政部宣布提高包括烟草和红酒在内的7种商品的税率。上海所有的烟草商店停止了营业，要求政府允许他们提高售价，以弥补税率增加造成的损失。政府同意了销售商的这一请求。10月3日，当烟草商店重新开业时，香烟的售价上涨了100%。这样一来，没有任何人再相信政府有能力稳定物价了。上海立刻出现了抢购狂潮。为了尽量减小预期中的新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人们都急着将手里的现金换成商品。所有人都尽可能利用商品仍然维持限价这一段时间。由于担心亏本，店主们开始缩短营业时间，或停止销售商品。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干脆停业。与此同时，黑市重新繁荣起来，被称为“旅行者”的商人将大量货物运出城市。
　　蒋经国试图扭转进一步恶化的经济局势，但他已无能为力了。蒋经国领导的“大上海青年服务团”在9月中旬组织了30到40个“巡逻小组”，每个小组招募了数千名工人，他们的任务是协助改革措施的实施。这些工人每天在城内巡逻，调查黑市活动。当地居民一旦发现了违反紧急经济方案的行为，可以随时向这些小组汇报。
　　蒋经国的监管权力扩大到了整个江苏、浙江以及安徽。当时的评论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可惜为时已晚。媒体开始公开批评蒋经国的工作。一位评论者写道：“蒋经国在上海孤立无助。他的‘打虎行动’只是暂时缓解了普通民众压抑已久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得到上海真正有权势阶层的支持和配合。他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实现自己的理想。”更具体地说，蒋经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工商业和金融业缺乏基本的了解。到10月底，大米、食用油、燃料这样的基本商品已经发生了严重短缺。而药品、奶粉、棺材、卫生纸和棉花已经完全从上海本地市场消失了。
　　10月31日，行政院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经济改革方案的“补充措施”，事实上放弃了此前的最高限价政策。11月1日，南京特别刑事法庭的庭长宣布，那些因涉嫌违反8月19日禁令而遭到拘捕的商人将免予起诉，那些已经被捕、审讯，并被判有罪的人可以交保释放。
　　11月6日，上海的商品价格已经涨到8月水平的10倍以上。11月8日清晨，猪肉价格还是6金圆券每斤，到上午11点，已经涨到每斤12金圆券。在一天之内，餐馆将价格上调了2倍到3倍。人们在米店门口排起长队，但一粒米也买不到。上海周围的农民在上一年获得了丰收，但他们担心金圆券马上会变得一文不值，因此拒绝出售自己的大米。到11月底，政府开始明目张胆地突破自己最初宣布的20亿元上限，印发金圆券的总量已经达到了34亿元。
　　在上海，对政府表示最强烈愤慨的群体并不是因为经济混乱而一直遭受损失的“中产阶级”，而是商人和企业家。11月1日，上海商会和上海工业协会召开了一次由当地工商业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纷纷谴责政府政策对工商业造成的破坏，并强烈抗议众多企业家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侮辱。一位发言者称政府为“庸医”，认为400万上海市民被政府当成了“实验样本”。其他人要求财政部长辞职，并惩罚那些对改革方案负责的人。其他评论者多少显得冷静一些。一位评论者曾做出预测：“这次货币改革可能是南京国民政府为政治系的学生提供的最后一次教训了。”
　　（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  作者：[美]胡素珊   译者：启蒙编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