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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Q正传》发表以来，其自我精神胜利法便成为国民劣根性的代名词。到了九十年代，余华笔下许三观这一人物形象的诞生，使我们对精神胜利法有了新的审视。重新解读精神胜利法的内涵，我们发现这不仅是人们的生存之道，还是生存的智慧与哲学。
【关键词】：精神胜利法；变奏；生存智慧
一.消极式的精神胜利
阿Q是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他生活在未庄这一封建麻木的文化沃土之中，是一个十分自轻自贱的小人物，他的社会地位低下，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落后闭塞的自然经济下，人民麻木愚昧不觉悟，鲁迅曾说过：写阿Q就是要写出现代国民的灵魂来，所以说阿Q这一人物形象，成为了当时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的体现。
自卑而又自負。阿Q说自己原先姓趙，“先前阔”，但当赵太爷以及未庄的人都打他的时候，他无力反抗，只得自认倒霉，得到了暂时的心理安慰。”阿Q也很自负，他在与别人发生口角的时候，总爱说道：“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未庄的全部人，他都不放在眼里，甚至连大家都尊敬的赵太爷，他也并不十分的崇奉，进了几次城的阿Q，也很瞧不起城里人；看客而又被看。阿Q爱看热闹，如果听到外面有热闹的声音，便会寻声走去。阿Q也常常被看，未庄的人看到阿Q时，都会投来轻视的目光，阿Q头上的癞疮疤，也一直被人耻笑，当阿Q从城里回来的时候，略有些醒目，第二日便传遍了未庄，当他要被枪毙的时候，周围的人们都来喝彩，让他想到了饿狼的眼睛，可怕极了；“男女之大防”而又“无防”。他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但阿Q的“行状”却与他“男女之大防”的思想矛盾，他拧过女人的大腿，摸过小尼姑的头，并要和吴妈困觉，他还认为自己应该有个女人，以不至于断子绝孙；务虚而又务实。阿Q去静修庵偷萝卜来填饱肚子，却当有钱的时候，把钱都用于喝酒，他羡慕权贵，并对权贵有着执着的追求。阿Q另一方面有很踏实肯干，“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爱革命而又怕革命。阿Q知道了举人老爷害怕革命，便对此有些神往。原本阿Q是对革命深恶痛疾的，他渴望参加革命，但在这变革的现实中，他无力抗争，只得妥协于现实的社会。
阿Q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个体，从他的种种“行状”中，我们很难找到他身上的优点，这样一个失去自我的精神胜利者，用一种消极、病态的精神上的得胜来麻醉自我，可恶而又可悲，最终也只能走向灭亡的道路。
二.积极式的精神胜利
许三观这一人物形象与阿Q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许三观是农村的一个送茧工，当得知“卖血”可以换钱，也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体“没问题”时，他出于新鲜卖了第一次血，此后的几十年里，他又因生活上的种种问题，靠卖血度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许三观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民形象，他的生存之道也离不开“精神胜利法”。
许三观身上有很多劣根性，有时表现出的也很消极，他也会找各种理由逃避现实的苦难，获得内心的平衡，但是总体上来说，许三观靠着一种积极地精神胜利，与命运进行着抗争，以一种“知足常乐”的心态，在苦难中生存，表现出了苦难中的温情。
第二次卖血，是在大儿子在和方铁匠儿子吵架的时候，把人家的头砸破了，由于赔不起医药费，许三观无奈之下，只好再一次去卖血，一乐不是他的亲身骨肉，他嘴上说着不帮，但到了最后，他还是付了医药费。第三次卖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想报答林芬芳，这样的许三观是有情有义的。自然灾害那几年，许三观一家积极的面对，他们节衣缩食，通过“口述美食”让自己和孩子们得到满足，许三观由于心疼家人们，又再一次去卖了血，改善了生活，让家里人没有饿死。他并不在乎生活条件的好坏，面对糟糕的生活，也能苦中作乐，心满意足。
从阿Q到许三观，都是以一种精神上得胜的态度面对生活，但是相比较之下我们不难发现，表象相同之下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精神胜利法有消极和积极之分，从阿Q精神中，我们看到的国民的劣根性，他不敢正视现实，不敢进行反抗，而在许三观的精神胜利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积极的克服生活中的苦难，具有与命运抗争的勇气。从这两个人物形象身上，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精神胜利法”。
三.异同原因分析
鲁迅从事文艺创造活动，是为了能够改造国民的精神。他创作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为我们展现了国民的麻木与悲哀。费孝通说过：“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过去的投影”。从时代背景来看，《阿Q正传》问世于辛亥革命之后，农民生活在封建闭塞的环境中，农民的思想不断的被压抑，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年代了，所有的一切都是矛盾着的。农民被封建统治长期剥削压迫，农民已经没有了斗志，他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敢反抗，阿Q这样的性格，在未庄则会被看作“异端”。
余华笔下的许三观，生活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封建殖民的社会状态已经改变，中国人民早已摆脱压迫，人们不再用病态的精神胜利法麻痹自我，虽然许三观的生活遭遇很波折，但他一直以简单质朴的方式面对生活，笑对人生。新中国总的方向是前进的、光明的，人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与希望，所以人们用积极的精神胜利法来面对生活，克服磨难。
从作家个人体验来看，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余华是当代最有冲击力的作家之一，而余华也一直被认为是最具有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他们都生活在外来文化冲击下的中国，社会急剧的变化和转型，让他们的生活变得阴郁，这致使他们的作品有着相同的主题，关注人民，揭示国民性和人性的种种矛盾。
文学创作灵感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作家的文学创作无可避免的要与他们的成长和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 虽然两位作家所处的社会时代和个人经历并不相同，他们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从人的立场去思考传统文化和思想解放，塑造的人物形象能表现出精神的实质来。
四.精神胜利法演变的意义与价值
从阿Q到许三观，为我们展现了精神胜利法的发展与演变，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他以精神胜利法获得心理的满足与慰藉，我们把这种精神胜利法称为“阿Q精神”，具有这种精神并不单有阿Q自己，这是一整个时代国民精神的状态。余华的笔下，也塑造了一批具有“阿Q精神”的艺术形象，如福贵、许三观等，这些人物身上的“阿Q精神”已经不再是我们传统观念里的病态的、消极的阿Q精神，这一精神已经随着社会时代的转变，变得积极、正能量。
无论是阿Q还是许三观，都是悲喜剧交融的人格，而前者的悲剧程度更加深刻些，这种人格形成的过程也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在很多诙谐的情节中，都深藏着悲剧。尼采说：“从艺术形而上的角度来看，二元冲动理论真正要解决的就不只是艺术问题，而是人生问题”，在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法时，鲁迅用了滑稽与讽刺等手法，并不是简单的解嘲，而是通过刻画人物形象，表达出对现实社会的含笑又含泪的批评与讽刺。
从哲学的角度看，作者创作的主体的审美倾向，是作者内心的审美价值取向，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文化，是影射大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从卡塔西斯悲剧的作用来看：通过刻画悲剧性人物不幸的遭遇，让读者有了对人生的认识和领悟，引向个体的超越，获得精神解脱。阿Q和许三观都是平凡的小人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们用自己的精神与苦难的生活进行着对抗。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2].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关键词】：精神胜利法；变奏；生存智慧
一.消极式的精神胜利
阿Q是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他生活在未庄这一封建麻木的文化沃土之中，是一个十分自轻自贱的小人物，他的社会地位低下，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落后闭塞的自然经济下，人民麻木愚昧不觉悟，鲁迅曾说过：写阿Q就是要写出现代国民的灵魂来，所以说阿Q这一人物形象，成为了当时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的体现。
自卑而又自負。阿Q说自己原先姓趙，“先前阔”，但当赵太爷以及未庄的人都打他的时候，他无力反抗，只得自认倒霉，得到了暂时的心理安慰。”阿Q也很自负，他在与别人发生口角的时候，总爱说道：“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未庄的全部人，他都不放在眼里，甚至连大家都尊敬的赵太爷，他也并不十分的崇奉，进了几次城的阿Q，也很瞧不起城里人；看客而又被看。阿Q爱看热闹，如果听到外面有热闹的声音，便会寻声走去。阿Q也常常被看，未庄的人看到阿Q时，都会投来轻视的目光，阿Q头上的癞疮疤，也一直被人耻笑，当阿Q从城里回来的时候，略有些醒目，第二日便传遍了未庄，当他要被枪毙的时候，周围的人们都来喝彩，让他想到了饿狼的眼睛，可怕极了；“男女之大防”而又“无防”。他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但阿Q的“行状”却与他“男女之大防”的思想矛盾，他拧过女人的大腿，摸过小尼姑的头，并要和吴妈困觉，他还认为自己应该有个女人，以不至于断子绝孙；务虚而又务实。阿Q去静修庵偷萝卜来填饱肚子，却当有钱的时候，把钱都用于喝酒，他羡慕权贵，并对权贵有着执着的追求。阿Q另一方面有很踏实肯干，“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爱革命而又怕革命。阿Q知道了举人老爷害怕革命，便对此有些神往。原本阿Q是对革命深恶痛疾的，他渴望参加革命，但在这变革的现实中，他无力抗争，只得妥协于现实的社会。
阿Q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个体，从他的种种“行状”中，我们很难找到他身上的优点，这样一个失去自我的精神胜利者，用一种消极、病态的精神上的得胜来麻醉自我，可恶而又可悲，最终也只能走向灭亡的道路。
二.积极式的精神胜利
许三观这一人物形象与阿Q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许三观是农村的一个送茧工，当得知“卖血”可以换钱，也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体“没问题”时，他出于新鲜卖了第一次血，此后的几十年里，他又因生活上的种种问题，靠卖血度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许三观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民形象，他的生存之道也离不开“精神胜利法”。
许三观身上有很多劣根性，有时表现出的也很消极，他也会找各种理由逃避现实的苦难，获得内心的平衡，但是总体上来说，许三观靠着一种积极地精神胜利，与命运进行着抗争，以一种“知足常乐”的心态，在苦难中生存，表现出了苦难中的温情。
第二次卖血，是在大儿子在和方铁匠儿子吵架的时候，把人家的头砸破了，由于赔不起医药费，许三观无奈之下，只好再一次去卖血，一乐不是他的亲身骨肉，他嘴上说着不帮，但到了最后，他还是付了医药费。第三次卖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想报答林芬芳，这样的许三观是有情有义的。自然灾害那几年，许三观一家积极的面对，他们节衣缩食，通过“口述美食”让自己和孩子们得到满足，许三观由于心疼家人们，又再一次去卖了血，改善了生活，让家里人没有饿死。他并不在乎生活条件的好坏，面对糟糕的生活，也能苦中作乐，心满意足。
从阿Q到许三观，都是以一种精神上得胜的态度面对生活，但是相比较之下我们不难发现，表象相同之下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精神胜利法有消极和积极之分，从阿Q精神中，我们看到的国民的劣根性，他不敢正视现实，不敢进行反抗，而在许三观的精神胜利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积极的克服生活中的苦难，具有与命运抗争的勇气。从这两个人物形象身上，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精神胜利法”。
三.异同原因分析
鲁迅从事文艺创造活动，是为了能够改造国民的精神。他创作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为我们展现了国民的麻木与悲哀。费孝通说过：“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过去的投影”。从时代背景来看，《阿Q正传》问世于辛亥革命之后，农民生活在封建闭塞的环境中，农民的思想不断的被压抑，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年代了，所有的一切都是矛盾着的。农民被封建统治长期剥削压迫，农民已经没有了斗志，他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敢反抗，阿Q这样的性格，在未庄则会被看作“异端”。
余华笔下的许三观，生活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封建殖民的社会状态已经改变，中国人民早已摆脱压迫，人们不再用病态的精神胜利法麻痹自我，虽然许三观的生活遭遇很波折，但他一直以简单质朴的方式面对生活，笑对人生。新中国总的方向是前进的、光明的，人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与希望，所以人们用积极的精神胜利法来面对生活，克服磨难。
从作家个人体验来看，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余华是当代最有冲击力的作家之一，而余华也一直被认为是最具有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他们都生活在外来文化冲击下的中国，社会急剧的变化和转型，让他们的生活变得阴郁，这致使他们的作品有着相同的主题，关注人民，揭示国民性和人性的种种矛盾。
文学创作灵感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作家的文学创作无可避免的要与他们的成长和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 虽然两位作家所处的社会时代和个人经历并不相同，他们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从人的立场去思考传统文化和思想解放，塑造的人物形象能表现出精神的实质来。
四.精神胜利法演变的意义与价值
从阿Q到许三观，为我们展现了精神胜利法的发展与演变，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他以精神胜利法获得心理的满足与慰藉，我们把这种精神胜利法称为“阿Q精神”，具有这种精神并不单有阿Q自己，这是一整个时代国民精神的状态。余华的笔下，也塑造了一批具有“阿Q精神”的艺术形象，如福贵、许三观等，这些人物身上的“阿Q精神”已经不再是我们传统观念里的病态的、消极的阿Q精神，这一精神已经随着社会时代的转变，变得积极、正能量。
无论是阿Q还是许三观，都是悲喜剧交融的人格，而前者的悲剧程度更加深刻些，这种人格形成的过程也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在很多诙谐的情节中，都深藏着悲剧。尼采说：“从艺术形而上的角度来看，二元冲动理论真正要解决的就不只是艺术问题，而是人生问题”，在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法时，鲁迅用了滑稽与讽刺等手法，并不是简单的解嘲，而是通过刻画人物形象，表达出对现实社会的含笑又含泪的批评与讽刺。
从哲学的角度看，作者创作的主体的审美倾向，是作者内心的审美价值取向，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文化，是影射大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从卡塔西斯悲剧的作用来看：通过刻画悲剧性人物不幸的遭遇，让读者有了对人生的认识和领悟，引向个体的超越，获得精神解脱。阿Q和许三观都是平凡的小人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们用自己的精神与苦难的生活进行着对抗。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2].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