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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舞台剧《宝岛一村》已是黄昏，夕阳正红，燥热已经消退。快80的顿巴（Dunbar）教授和他的俄罗斯籍妻子一人领到一个热乎乎的“天津包子”。
包子产于新泽西州，但出自地道的天津师傅之手。每一个包子都装在一个精致的纸袋里，上面印着一个门牌号：宝岛一村99号。
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系终身荣誉教授顿巴在纽约上城拥有一座不大的度假公寓。这是他和夫人第一次跑到哈德逊河对岸的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看戏。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成立14年来第一次上演中国戏剧——《宝岛一村》，编剧与导演是他三十多年前带出的戏剧学博士赖声川。
老夫妻俩第一次看到周围那么多的中国面孔。
“3个小时里，我身边那么多中国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演出后每个人还领到一个好吃的包子。Stan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宝岛一村的村民……”自从赖声川从柏克莱大学拿到戏剧学博士学位后，顿巴不时从新闻报道中知道，这个昔日的学生一会儿在台湾，一会儿又在大陆，还带着戏演到新加坡、美国，可惜他一直无缘观看。
坐在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的剧场里，顿巴和妻子感叹：“Stan还是那个Stan，才华照人而又幽默，他的眼光倒是更锐利，看到了生活最深处的东西。”
他似乎看到，自己三十多年前致力研究的荷兰剧团换成了Stan 和一群东方面孔，在国与国之间流动。
《宝岛一村》剧照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冯翊纲，台湾相声瓦舍团长，自称“剧场活跃分子”，赖声川执教于台北艺术大学后带出的第一位戏剧系研究生。“赖老师是教会我这门手艺的人，只要跟着他做事，我就有安全感。” 开演后，赖声川并没有闲下来。他要么在狭小的休息室里修改剧本，要么计划着下一场演出，耳朵还监听着演出实况。
“赖老师的父亲四十多岁的时候突然去世，赖老师很怕自己也像他父亲一样突然走掉，所以做起事来非常拼命。”丁乃竺说。
离开演还有一个小时，萧艾已经盘好头发，化好妆。她努力让自己静下来。
从《宝岛一村》第一场演出开始，她一直是观众。记不清看过多少场，每一次都泪流满面。落幕后，她总会去后台看看赖导，什么也说不出来，握握手，然后告辞。
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出演其中一位女主角冷如云。
萧艾与赖声川的合作始于90年代。那时林青霞扮演电影《暗恋桃花源》中的云之凡，萧艾扮演海外剧场版云之凡。她给云之凡写过厚厚的一本日记，揣摸着这样一个美丽、富于幻想的上海女大学生如何在命运的起落中度过每一天。
“赖老师的戏里充满人生的无奈，他从来不提供解药，要观众自己去寻找答案。”
萧艾版如云从《宝岛一村》第100场演出开始，那是剧团第二轮大陆巡演的第一站——深圳。
演出前整整5天，她没有离开酒店，每天琢磨角色和剧本。
在她的理解里，如云快乐的人生停顿在子康出门的那一刻、那一天。“她目送子康出门，看到阳光洒在他的背影上。那天的她是一只幸福而快乐的小鸟。而后来，她被莫名其妙地抛弃，最亲爱的人变成距离最遥远的人。对这种命运的突变，她完全无能为力。”
在剧中，被污“投匪”的李子康几十年后重新出现。
“每次看到他进来，我就呆了：怎么那么白的头发，那么弯的腰啊？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这时的萧艾已经跟“如云”融为一体。她懵了。她好像在问老天，又好像在问自己：“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一个二十啷当的小伙子，怎么晚上推门进来的却是一个老人？老天，这倒底是什么意思？！你是回来吃晚饭的吗？”
在南加州大学读研的小谢跟女友一起走出剧场时，他们还在讨论这段情节。他们来自杭州，“如果不是看到这出戏，根本不清楚1949年发生的那些事。”
那一年，两百多万中国人跟子康一样，一个出门，一个转身，就再也没有回来。
屈中恒的父亲就是这样。
老屈生于山东泰安，长在泰山脚下。做过鞋匠，当过茶馆伙计。为了混口饭吃，1949年跟着当兵的同学来到上海。
“父亲知道那条船要去台湾，已经上了船，觉得心里不踏实，又下了船，想找个送信的人给老家捎个信，可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人都散了。他想，等到了台湾，安定下来后再捎信吧。就这样，上船后几分钟，船就开了。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在纽约法拉盛的记者见面会上，赖声川又一次向年轻的新闻记者介绍戏的背景：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六十多万人撤退到台湾，住哪里？只有搭很简陋的房子。每个人都以为马上就会回去，或者过了年就能打回去，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有大陆的媒体朋友说，眷村就像部队大院，我觉得还不是，眷村的人有家，却永远回不去。”
屈中恒出生于台北市郊的眷村——甘城三村。他剧中的家在“宝岛一村”99号。
从第一场演出开始，他就演“老赵”：“老赵”用10块钱买棺材装殓眷村第一位去世的老人，“老赵”为淘气的儿子跟老师低声下气赔不是，“老赵”好心粉刷了公共厕所墙上的歪诗却被抓去“坐冰块”……在这样一个处处想着帮别人的小人物身上，屈中恒看到父亲的身影。
他怕演得不好，直到《宝岛一村》第二轮演出时，才请父亲去看戏。哥姐告诉他，父亲看戏的时候流泪了，评价只有3个字：“好，很好。”
一直以为“过了年就能回家”的“老赵”最终没能回到北平。对赵妻钱燕儿来说，北平是“德福轩”一碗永远香喷喷的酱油炒饭。晚年近乎痴呆的她还常常自语：“那酱油炒饭怎么那么好吃啊！”
生于华盛顿，喝牛奶吃汉堡长大的赖声川并没有台湾眷村的生活经历。但他知道“背井离乡”的悲凉。他甚至揣度过，父亲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亲手书写封条，贴在南京外交部门上，然后转身离去，该是怎样的惆怅。
太久的分离，太深的创痛。剧中，“老赵”的儿子“小毛”回大陆探亲，第一次见到奶奶，奶奶却甩了他一巴掌。
来自台北的刘先生和太太看到这里，双双掉下眼泪。
奶奶对小毛说：“这一巴掌是你替你爸挨的。当年他说他出去玩玩就回来，可这一玩就是四十多年，他再也没有回来。”
“那句话戳在我心里好痛。”刘太太说。他们从小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在美国念完大学，找工作、成家、生孩子、买房子，对父辈漂洋过海的经历早已淡忘。
冯翊纲很早就听说赖导要做一个眷村戏。他第一个找赖导要角色，还帮多年的搭档宋少卿也要了一个。
赖声川安排高高大大的冯翊纲演山东人“老朱”，安排宋少卿演他的邻居——来自上海的飞行官周宁。
“老朱”是剧中的开心果。直到藏了六十多年的秘密穿帮前一秒，观众还跟着他笑。
站在老宅门口，“老朱”才心虚地对台湾妻子说实话：“里面那个人是你姐姐。”然后跨进门，“哇”的一声跪在结发妻子脚下……
那一声“哇”像一个惊雷炸在观众头上。
“这个包袱漂亮得一塌糊涂。台词是赖老师一句一句写好的。排练的时候他又添了神来之笔，要我说台词之前‘哇’这么一声。”冯翊纲一开始并不理解赖声川的处理，后来演了几次，发现这样处理的效果很不一样。
“60年不见，儿女忽成行。当‘我’看到儿子长大了，‘我’已经把孙子抱在怀里了，每一声‘哇’不再是哭，而是含泪的大笑、是狂喜。”
在王伟忠的记忆中，眷村榕树下是男人下棋喝茶谈时事、女人说长道短训孩子的地方。赖声川保留了“榕树下”的场景，4个男人的时事辩论三度出现。老赵、老朱、老周加一个说话让人听不懂的“纪怪叔叔”坐在各自的藤椅上，为“戴笠死没死”、为反攻大陆路线该怎么计划争吵了几十年。老赵走了，他的位置还留着。 “他们吵得越厉害，说明他们把想回家的念头压抑得越深。”借着英文字幕的帮助，顿巴教授看到，每个争得面红耳赤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男人心里都深藏着3个字——“想回家”。
“虽然我没完全领会那些中国方言，但我无法不为眷村的故事震撼。它让我想到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四处漂泊，无法回家。”剧评家China Galland女士说。
赖声川觉得2008年戏做出来的时候，还是晚了。“有观众给我讲，如果早5年，他的父亲还能看到眷村的故事搬上舞台。现在连眷村都几乎拆光了。”
美东时间7月19日下午6：00，离《宝岛一村》开演还有一小时，所有的舞台工作已经就绪，表演工作坊技术总监斯建华终于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吃点东西，等待大幕开启。
两天前，他和技术人员从休斯顿赶到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看到一团忙乱。
从休斯顿到纽瓦克有1600多英里（约2500公里），运送道具的时间只有两天。王先生不敢多睡一个小时。早上5点就开车上路。
三卡车道具星夜兼程运到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从搬运到安装，剧院完全不让表坊工作人员插手，强大的工会要保证每个美国工人都有活儿干。
赖声川与妻子丁乃竺
有工会撑腰，中心的工人牛气而又娇贵。卸道具是一批人，装道具又是另一批人。“他们吃饭的时候还要把剧场锁上，我们想接着干都不行。”剧组工作人员大为不解。
1997年10月，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在纽瓦克市落成，成为全美六大表演艺术中心之一，并成为享誉全美的新泽西交响乐队驻地。这里举办过格莱美奖颁奖典礼，迎来过两位总统，表演中心每年吸引观众达40万人次。
斯建华曾随云门舞集8次来美演出。对他来说，这个久负盛名的剧场却是巡演以来遇到的最让人头疼的剧场，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工会不仅对外来剧场工作人员深怀戒备，而且“有着丰富的错误经验”。
一进场，剧场经理就拿来一张舞台灯光图，希望剧组不要移动舞台上的灯，为的是方便后来的演出。
“我走过世界上那么多剧场，都没有这个道理吧？哪有为了后面请客方便，前面就随便烧两个菜应付一下的？”
装台的时间只有两天。第一天上午折腾了4个多小时，舞台上连灯具都没安装到位，4道幕布只树起了第一道，拉幕工人屡屡出错。“如果在台湾，我们几个人只要3个小时就可以把全部舞台灯光装好，还把远景布置好。这里的进度差太多了。”
剧中第19场，如云出走，在她身后，眷村的房子在舞台上旋转360度。
“剧场经理说要10个工人才能推动，我跟他解释，这是一部关于台湾的历史戏，不可能在台上出现10个跟剧情毫无关系的老美，美方工作人员只能站在幕后，我们两个女演员就可以推着房子走一圈。”
斯建华无法想象，接下来还会出现多少纰漏。这台展示3个家庭、跨度60年的大戏有三十多个场景需要换灯光，一两百个画面需要调色。
“光椅子就有76把，随着年代的推进，3个家庭的椅子不断更新，光分清这些椅子就能让这些老美疯掉。”
剧团艺术统筹迂回找到剧场工会头头，承诺全额支付工人报酬，剩下的所有装台工作由剧组技术人员来完成。
“那天下午我们一口气干了4个多小时，总算把上午耽误的活儿补了回来。美国工人坐在一边喝咖啡，看我们装台。”
剧情要求舞台深度达到50英尺，可是4个城市的剧场没有一个符合《宝岛一村》的舞台要求。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的舞台深度约45英尺，旧金山的Flint Center 只有39英尺，洛杉矶帕莎迪纳市政演出大厅深度刚刚36英尺。
戏到尾声，眷村举行拆迁前最后一次春节联欢会。在张灯结彩的背景下，“老赵”的魂魄回到眷村。他托梦给儿子“小毛”，小毛在墙壁的夹缝里找到自己满月那天，老爸给他写的一封信……
赖声川有些无奈：“这是眷村人在一起过最后一个除夕，虽然老赵在台上有一大段独白，但他身后应该是看上去很深的一个背景，观众应该看到很多很多邻居围着一个又一个圆桌，在互相拜年、唠家常，就像自己也在眷村跟他们一起过年一样。可是没办法，舞台深度不够，我只能尽量去做。”
他们的一位密友说，这回美国巡演在舞台方面出了很多很多问题，要是正常人也许早崩溃了，但是她从来没有看到赖导和乃竺抱怨，他们反而总是替别人着想，乃竺总是说：“没关系，我们想想办法。”
“这真的装不出来，我能看到他们永远怀着慈悲的心在做事。”
“起初准备在林肯中心演，演出合同最后签下来，发现剧场变成了新泽西。”在赖声川看来，论声望和地段，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虽然无法与一河之隔的纽约林肯中心相比，但他觉得在哪里演没有太大关系，“我相信《宝岛一村》不会输给百老汇。”
“你现在还想有把枪吗？”
7月20日下午两点，《宝岛一村》在美东第二场准时开幕。这也是《宝岛一村》在美最后一场演出。
跟在旧金山、洛杉矶等地一样，很多中年人陪着父母或者扶着走路颤颤巍巍的爷爷奶奶走进剧场。
吴奶奶已经80岁了，女儿挽着她从纽约来看戏。当年她到台湾后，随丈夫住在嘉义的眷村。“我听说这个戏讲的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事。”吴奶奶化了精致的妆，腮红隐隐，口红淡淡。
专程从中国大陆赶来的制作人王可然估计，拥有2800个座位的Prudential Hall观众到了约八成，比第一场提高了两成。
6年前，他随一个旅游团去台湾。下飞机还不到一小时，同行的助手就对他忿忿低语：“我真想有把枪！你看，他们处处说台湾是个国家！” 第三天，王可然接到丁乃竺的电话：“可然，我们有个新戏《宝岛一村》正在高雄上演，要不要去看看？”
曾经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的王可然看过很多戏。“我老师的很多作品我是硬着头皮看的，不看显得多没文化啊。”即使在北京最好的剧场看戏，他通常也会沉沉睡去，“一觉醒来接着看，绝对没有跟不上的地方。”
在高雄的那一晚，他没坠入梦乡。“我从第一分钟流泪到最后一分钟，从第二分钟笑到最后，中间的转换毫无过程。”
在他看来，这哪里只是眷村的故事。它分明是中国人60年骨肉分离、颠沛流离的集体写照。
“在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里，1949年共产党的军队摧枯拉朽，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占领总统府。而国民党的六十多万残兵败将不堪一击，溃败到台湾。我们这一代人哪里有机会去想，多少个活生生的家庭从此被拆散，多少人跨过那道浅浅的海峡，就再也回不来了？”
散戏之后，他和助手走回酒店。两人沉默无话。突然，他问助手：
“你现在还想有把枪吗？”
助手捅他一下：“可然，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他决定把这出戏“带回大陆”。
作为表坊的行政总监，丁乃竺对这出戏能不能征服大陆观众，并没有把握。她坦言：“我的犹豫来自两层原因，一是不知道大陆观众能不能接受历史大变迁下那些小人物的故事，二是这部戏里没有一个大陆观众熟悉的‘大腕’，票卖得动吗？”
王可然很坚定：“我来做这部戏，哪怕一分钱都不赚。”
回乡的路格外漫长。《宝岛一村》终于在2009年成行。
《宝岛一村》 如果按演出178场计算，大约发放了40万个包子
“第一场在广州。开演大约15分钟，台下观众没有鼓掌，也没什么笑声。我心里开始紧张，觉得坏了，他们可能不接受这个戏。”屈中恒心里打鼓。
剧场里，笑声从稀落到爆发。谢幕时，很多观众起立鼓掌。站在观众中的王可然热泪盈眶。
“我一直认为，1945年爆发的内战对中国人的影响不亚于南北战争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战争最深刻的根源是仇恨，是以牙还牙，是用炮灰置换炮灰。60年来，只有《宝岛一村》站在了仇恨之上。这样的戏大陆观众要是不接受，我真无话可说了。”
《宝岛一村》一路演到北京世纪剧院。
“北京的演出让我有点紧张。”丁乃竺专门从台北飞到北京。在她的印象中，“北京的观众往往不是看戏，是‘审’戏啊。”
3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后，数千名观众起立鼓掌。
戴锜回忆，那是他50年来看到的最棒的舞台剧。“我周围的观众全部起立鼓掌，我看看了表，大概有15分钟的样子。”身为美国加州华人票房公司总裁，他很少见到如此痴迷的观众。
那天，戴锜碰巧到北京出差。他觉得，这出关于自己父辈的戏值得让更多的华人看到，于是冲到后台，从团团粉丝中扒出王伟忠，然后又找到表坊的制作人谢明昌，向剧组发出来美演出的邀请。
一年后，赖声川和《宝岛一村》剧组踏上美国西海岸，在华人最为集中的旧金山、洛杉矶巡演。
“第一次美国巡演上座率在九成以上啊，从来没有过的。”戴锜说，“这里可没有什么政府补贴，也没有财团赞助，更不会送票。这里的票房就是靠观众一张票一张票买出来的。”
丁乃竺觉得，成立了30年的表坊就像一个游牧民族，从一个地方演到另一个地方。
1982年夏季的一天，赖声川去到阿姆斯特丹。那时的他正在学术低潮期挣扎。“学了多年戏剧，很快就要拿到博士学位了，却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戏剧。无论是柏克莱，还是过桥就到的旧金山或者伦敦，我在剧场里看不到观众与表演者应有的共鸣。”
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大草坪上，顿巴教授向他推荐的阿姆斯特丹工作剧坊在这里演出。工作人员知道他是顿巴教授的学生，给了他一张票。
剧场就是草坪中央搭起的帐篷，能容纳八百多观众。帐篷后面停着两辆改建后的公汽，既作为演员的化妆间，又可以装着帐篷与道具开往下一个城市。
“我还记得演的是一个公共厕所管理员的故事，有唱有跳，观众跟着哭跟着笑。我虽然听不懂，但能感觉到在这个晚上，一个政治议题被消化了，表演者、观众互相欣赏。”
那个晚上，赖声川对剧场的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剧场终于回到了古希腊时代，一个戏剧的题材跟这个社会息息相关。
台湾曾经有近八百个眷村。王伟忠前前后后跟赖声川喝过很多回咖啡，讲过一百多个眷村的故事。赖声川听着，就是一年多没动静。在他看来，光有好故事还没办法做成一台好戏。
也许是讲眷村故事的机缘到了。2008年3月的一天，赖声川在台北自家的楼顶上闭关。3天后，他拿出10页纸的剧本大纲，他把听到的和亲身经历过的故事提炼成三家人的故事。
这次轮到王伟忠沉默。“他答应和我合作的那一刻，我仿佛就看到村子里一大群叔婶兄妹，在台下笑泪鼓掌。”
7月20日下午6点。《宝岛一村》最后一场演出结束了。两场演出共发出约3000个天津包子。
如果按演出178场计算，大约发放了40万个包子，如果把这些包子一个一个堆起来，比台北101大楼还高。
在剧中，“天津包子”成为剧情的线索之一。尽管北平“德福轩”的老板娘钱妈妈跟台湾本省媳妇语言不通，像鸡对鸭讲，钱妈妈还是教会了她做天津包子，还把从大陆带来的擀面棍传给了她。
纽约的唐人街上总能买到天津包子。但是能在一夜之间做出几千个包子的商家并不多。位于新泽西的宏城食品公司为剧组做了三千多个包子。
老板娘王静1995年来美国。两年后，她在租住的房子后面的车库里开始做包子，然后一家家推销。天津狗不理的师傅曾帮过她7年，现在的“天津包子”用的是她自己的配方。
王静老家在天津大沽口，当年八国联军上岸的地方，“每次回去都找不到原来的路，拆光了。”
包子产于新泽西州，但出自地道的天津师傅之手。每一个包子都装在一个精致的纸袋里，上面印着一个门牌号：宝岛一村99号。
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系终身荣誉教授顿巴在纽约上城拥有一座不大的度假公寓。这是他和夫人第一次跑到哈德逊河对岸的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看戏。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成立14年来第一次上演中国戏剧——《宝岛一村》，编剧与导演是他三十多年前带出的戏剧学博士赖声川。
老夫妻俩第一次看到周围那么多的中国面孔。
“3个小时里，我身边那么多中国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演出后每个人还领到一个好吃的包子。Stan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宝岛一村的村民……”自从赖声川从柏克莱大学拿到戏剧学博士学位后，顿巴不时从新闻报道中知道，这个昔日的学生一会儿在台湾，一会儿又在大陆，还带着戏演到新加坡、美国，可惜他一直无缘观看。
坐在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的剧场里，顿巴和妻子感叹：“Stan还是那个Stan，才华照人而又幽默，他的眼光倒是更锐利，看到了生活最深处的东西。”
他似乎看到，自己三十多年前致力研究的荷兰剧团换成了Stan 和一群东方面孔，在国与国之间流动。
冯翊纲，台湾相声瓦舍团长，自称“剧场活跃分子”，赖声川执教于台北艺术大学后带出的第一位戏剧系研究生。“赖老师是教会我这门手艺的人，只要跟着他做事，我就有安全感。” 开演后，赖声川并没有闲下来。他要么在狭小的休息室里修改剧本，要么计划着下一场演出，耳朵还监听着演出实况。
“赖老师的父亲四十多岁的时候突然去世，赖老师很怕自己也像他父亲一样突然走掉，所以做起事来非常拼命。”丁乃竺说。
“他从来不提供解药”
离开演还有一个小时，萧艾已经盘好头发，化好妆。她努力让自己静下来。
从《宝岛一村》第一场演出开始，她一直是观众。记不清看过多少场，每一次都泪流满面。落幕后，她总会去后台看看赖导，什么也说不出来，握握手，然后告辞。
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出演其中一位女主角冷如云。
萧艾与赖声川的合作始于90年代。那时林青霞扮演电影《暗恋桃花源》中的云之凡，萧艾扮演海外剧场版云之凡。她给云之凡写过厚厚的一本日记，揣摸着这样一个美丽、富于幻想的上海女大学生如何在命运的起落中度过每一天。
“赖老师的戏里充满人生的无奈，他从来不提供解药，要观众自己去寻找答案。”
萧艾版如云从《宝岛一村》第100场演出开始，那是剧团第二轮大陆巡演的第一站——深圳。
演出前整整5天，她没有离开酒店，每天琢磨角色和剧本。
在她的理解里，如云快乐的人生停顿在子康出门的那一刻、那一天。“她目送子康出门，看到阳光洒在他的背影上。那天的她是一只幸福而快乐的小鸟。而后来，她被莫名其妙地抛弃，最亲爱的人变成距离最遥远的人。对这种命运的突变，她完全无能为力。”
在剧中，被污“投匪”的李子康几十年后重新出现。
“每次看到他进来，我就呆了：怎么那么白的头发，那么弯的腰啊？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这时的萧艾已经跟“如云”融为一体。她懵了。她好像在问老天，又好像在问自己：“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一个二十啷当的小伙子，怎么晚上推门进来的却是一个老人？老天，这倒底是什么意思？！你是回来吃晚饭的吗？”
在南加州大学读研的小谢跟女友一起走出剧场时，他们还在讨论这段情节。他们来自杭州，“如果不是看到这出戏，根本不清楚1949年发生的那些事。”
那一年，两百多万中国人跟子康一样，一个出门，一个转身，就再也没有回来。
屈中恒的父亲就是这样。
老屈生于山东泰安，长在泰山脚下。做过鞋匠，当过茶馆伙计。为了混口饭吃，1949年跟着当兵的同学来到上海。
“父亲知道那条船要去台湾，已经上了船，觉得心里不踏实，又下了船，想找个送信的人给老家捎个信，可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人都散了。他想，等到了台湾，安定下来后再捎信吧。就这样，上船后几分钟，船就开了。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在纽约法拉盛的记者见面会上，赖声川又一次向年轻的新闻记者介绍戏的背景：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六十多万人撤退到台湾，住哪里？只有搭很简陋的房子。每个人都以为马上就会回去，或者过了年就能打回去，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有大陆的媒体朋友说，眷村就像部队大院，我觉得还不是，眷村的人有家，却永远回不去。”
屈中恒出生于台北市郊的眷村——甘城三村。他剧中的家在“宝岛一村”99号。
从第一场演出开始，他就演“老赵”：“老赵”用10块钱买棺材装殓眷村第一位去世的老人，“老赵”为淘气的儿子跟老师低声下气赔不是，“老赵”好心粉刷了公共厕所墙上的歪诗却被抓去“坐冰块”……在这样一个处处想着帮别人的小人物身上，屈中恒看到父亲的身影。
他怕演得不好，直到《宝岛一村》第二轮演出时，才请父亲去看戏。哥姐告诉他，父亲看戏的时候流泪了，评价只有3个字：“好，很好。”
一直以为“过了年就能回家”的“老赵”最终没能回到北平。对赵妻钱燕儿来说，北平是“德福轩”一碗永远香喷喷的酱油炒饭。晚年近乎痴呆的她还常常自语：“那酱油炒饭怎么那么好吃啊！”
“它让我想到了犹太民族的历史”
生于华盛顿，喝牛奶吃汉堡长大的赖声川并没有台湾眷村的生活经历。但他知道“背井离乡”的悲凉。他甚至揣度过，父亲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亲手书写封条，贴在南京外交部门上，然后转身离去，该是怎样的惆怅。
太久的分离，太深的创痛。剧中，“老赵”的儿子“小毛”回大陆探亲，第一次见到奶奶，奶奶却甩了他一巴掌。
来自台北的刘先生和太太看到这里，双双掉下眼泪。
奶奶对小毛说：“这一巴掌是你替你爸挨的。当年他说他出去玩玩就回来，可这一玩就是四十多年，他再也没有回来。”
“那句话戳在我心里好痛。”刘太太说。他们从小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在美国念完大学，找工作、成家、生孩子、买房子，对父辈漂洋过海的经历早已淡忘。
冯翊纲很早就听说赖导要做一个眷村戏。他第一个找赖导要角色，还帮多年的搭档宋少卿也要了一个。
赖声川安排高高大大的冯翊纲演山东人“老朱”，安排宋少卿演他的邻居——来自上海的飞行官周宁。
“老朱”是剧中的开心果。直到藏了六十多年的秘密穿帮前一秒，观众还跟着他笑。
站在老宅门口，“老朱”才心虚地对台湾妻子说实话：“里面那个人是你姐姐。”然后跨进门，“哇”的一声跪在结发妻子脚下……
那一声“哇”像一个惊雷炸在观众头上。
“这个包袱漂亮得一塌糊涂。台词是赖老师一句一句写好的。排练的时候他又添了神来之笔，要我说台词之前‘哇’这么一声。”冯翊纲一开始并不理解赖声川的处理，后来演了几次，发现这样处理的效果很不一样。
“60年不见，儿女忽成行。当‘我’看到儿子长大了，‘我’已经把孙子抱在怀里了，每一声‘哇’不再是哭，而是含泪的大笑、是狂喜。”
在王伟忠的记忆中，眷村榕树下是男人下棋喝茶谈时事、女人说长道短训孩子的地方。赖声川保留了“榕树下”的场景，4个男人的时事辩论三度出现。老赵、老朱、老周加一个说话让人听不懂的“纪怪叔叔”坐在各自的藤椅上，为“戴笠死没死”、为反攻大陆路线该怎么计划争吵了几十年。老赵走了，他的位置还留着。 “他们吵得越厉害，说明他们把想回家的念头压抑得越深。”借着英文字幕的帮助，顿巴教授看到，每个争得面红耳赤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男人心里都深藏着3个字——“想回家”。
“虽然我没完全领会那些中国方言，但我无法不为眷村的故事震撼。它让我想到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四处漂泊，无法回家。”剧评家China Galland女士说。
赖声川觉得2008年戏做出来的时候，还是晚了。“有观众给我讲，如果早5年，他的父亲还能看到眷村的故事搬上舞台。现在连眷村都几乎拆光了。”
美国工人坐在一边喝咖啡
美东时间7月19日下午6：00，离《宝岛一村》开演还有一小时，所有的舞台工作已经就绪，表演工作坊技术总监斯建华终于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吃点东西，等待大幕开启。
两天前，他和技术人员从休斯顿赶到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看到一团忙乱。
从休斯顿到纽瓦克有1600多英里（约2500公里），运送道具的时间只有两天。王先生不敢多睡一个小时。早上5点就开车上路。
三卡车道具星夜兼程运到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从搬运到安装，剧院完全不让表坊工作人员插手，强大的工会要保证每个美国工人都有活儿干。
有工会撑腰，中心的工人牛气而又娇贵。卸道具是一批人，装道具又是另一批人。“他们吃饭的时候还要把剧场锁上，我们想接着干都不行。”剧组工作人员大为不解。
1997年10月，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在纽瓦克市落成，成为全美六大表演艺术中心之一，并成为享誉全美的新泽西交响乐队驻地。这里举办过格莱美奖颁奖典礼，迎来过两位总统，表演中心每年吸引观众达40万人次。
斯建华曾随云门舞集8次来美演出。对他来说，这个久负盛名的剧场却是巡演以来遇到的最让人头疼的剧场，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工会不仅对外来剧场工作人员深怀戒备，而且“有着丰富的错误经验”。
一进场，剧场经理就拿来一张舞台灯光图，希望剧组不要移动舞台上的灯，为的是方便后来的演出。
“我走过世界上那么多剧场，都没有这个道理吧？哪有为了后面请客方便，前面就随便烧两个菜应付一下的？”
装台的时间只有两天。第一天上午折腾了4个多小时，舞台上连灯具都没安装到位，4道幕布只树起了第一道，拉幕工人屡屡出错。“如果在台湾，我们几个人只要3个小时就可以把全部舞台灯光装好，还把远景布置好。这里的进度差太多了。”
剧中第19场，如云出走，在她身后，眷村的房子在舞台上旋转360度。
“剧场经理说要10个工人才能推动，我跟他解释，这是一部关于台湾的历史戏，不可能在台上出现10个跟剧情毫无关系的老美，美方工作人员只能站在幕后，我们两个女演员就可以推着房子走一圈。”
斯建华无法想象，接下来还会出现多少纰漏。这台展示3个家庭、跨度60年的大戏有三十多个场景需要换灯光，一两百个画面需要调色。
“光椅子就有76把，随着年代的推进，3个家庭的椅子不断更新，光分清这些椅子就能让这些老美疯掉。”
剧团艺术统筹迂回找到剧场工会头头，承诺全额支付工人报酬，剩下的所有装台工作由剧组技术人员来完成。
“那天下午我们一口气干了4个多小时，总算把上午耽误的活儿补了回来。美国工人坐在一边喝咖啡，看我们装台。”
剧情要求舞台深度达到50英尺，可是4个城市的剧场没有一个符合《宝岛一村》的舞台要求。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的舞台深度约45英尺，旧金山的Flint Center 只有39英尺，洛杉矶帕莎迪纳市政演出大厅深度刚刚36英尺。
戏到尾声，眷村举行拆迁前最后一次春节联欢会。在张灯结彩的背景下，“老赵”的魂魄回到眷村。他托梦给儿子“小毛”，小毛在墙壁的夹缝里找到自己满月那天，老爸给他写的一封信……
赖声川有些无奈：“这是眷村人在一起过最后一个除夕，虽然老赵在台上有一大段独白，但他身后应该是看上去很深的一个背景，观众应该看到很多很多邻居围着一个又一个圆桌，在互相拜年、唠家常，就像自己也在眷村跟他们一起过年一样。可是没办法，舞台深度不够，我只能尽量去做。”
他们的一位密友说，这回美国巡演在舞台方面出了很多很多问题，要是正常人也许早崩溃了，但是她从来没有看到赖导和乃竺抱怨，他们反而总是替别人着想，乃竺总是说：“没关系，我们想想办法。”
“这真的装不出来，我能看到他们永远怀着慈悲的心在做事。”
“起初准备在林肯中心演，演出合同最后签下来，发现剧场变成了新泽西。”在赖声川看来，论声望和地段，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虽然无法与一河之隔的纽约林肯中心相比，但他觉得在哪里演没有太大关系，“我相信《宝岛一村》不会输给百老汇。”
“你现在还想有把枪吗？”
7月20日下午两点，《宝岛一村》在美东第二场准时开幕。这也是《宝岛一村》在美最后一场演出。
跟在旧金山、洛杉矶等地一样，很多中年人陪着父母或者扶着走路颤颤巍巍的爷爷奶奶走进剧场。
吴奶奶已经80岁了，女儿挽着她从纽约来看戏。当年她到台湾后，随丈夫住在嘉义的眷村。“我听说这个戏讲的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事。”吴奶奶化了精致的妆，腮红隐隐，口红淡淡。
专程从中国大陆赶来的制作人王可然估计，拥有2800个座位的Prudential Hall观众到了约八成，比第一场提高了两成。
6年前，他随一个旅游团去台湾。下飞机还不到一小时，同行的助手就对他忿忿低语：“我真想有把枪！你看，他们处处说台湾是个国家！” 第三天，王可然接到丁乃竺的电话：“可然，我们有个新戏《宝岛一村》正在高雄上演，要不要去看看？”
曾经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的王可然看过很多戏。“我老师的很多作品我是硬着头皮看的，不看显得多没文化啊。”即使在北京最好的剧场看戏，他通常也会沉沉睡去，“一觉醒来接着看，绝对没有跟不上的地方。”
在高雄的那一晚，他没坠入梦乡。“我从第一分钟流泪到最后一分钟，从第二分钟笑到最后，中间的转换毫无过程。”
在他看来，这哪里只是眷村的故事。它分明是中国人60年骨肉分离、颠沛流离的集体写照。
“在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里，1949年共产党的军队摧枯拉朽，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占领总统府。而国民党的六十多万残兵败将不堪一击，溃败到台湾。我们这一代人哪里有机会去想，多少个活生生的家庭从此被拆散，多少人跨过那道浅浅的海峡，就再也回不来了？”
散戏之后，他和助手走回酒店。两人沉默无话。突然，他问助手：
“你现在还想有把枪吗？”
助手捅他一下：“可然，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他决定把这出戏“带回大陆”。
“这里可没有什么政府补贴，更不会送票”
作为表坊的行政总监，丁乃竺对这出戏能不能征服大陆观众，并没有把握。她坦言：“我的犹豫来自两层原因，一是不知道大陆观众能不能接受历史大变迁下那些小人物的故事，二是这部戏里没有一个大陆观众熟悉的‘大腕’，票卖得动吗？”
王可然很坚定：“我来做这部戏，哪怕一分钱都不赚。”
回乡的路格外漫长。《宝岛一村》终于在2009年成行。
“第一场在广州。开演大约15分钟，台下观众没有鼓掌，也没什么笑声。我心里开始紧张，觉得坏了，他们可能不接受这个戏。”屈中恒心里打鼓。
剧场里，笑声从稀落到爆发。谢幕时，很多观众起立鼓掌。站在观众中的王可然热泪盈眶。
“我一直认为，1945年爆发的内战对中国人的影响不亚于南北战争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战争最深刻的根源是仇恨，是以牙还牙，是用炮灰置换炮灰。60年来，只有《宝岛一村》站在了仇恨之上。这样的戏大陆观众要是不接受，我真无话可说了。”
《宝岛一村》一路演到北京世纪剧院。
“北京的演出让我有点紧张。”丁乃竺专门从台北飞到北京。在她的印象中，“北京的观众往往不是看戏，是‘审’戏啊。”
3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后，数千名观众起立鼓掌。
戴锜回忆，那是他50年来看到的最棒的舞台剧。“我周围的观众全部起立鼓掌，我看看了表，大概有15分钟的样子。”身为美国加州华人票房公司总裁，他很少见到如此痴迷的观众。
那天，戴锜碰巧到北京出差。他觉得，这出关于自己父辈的戏值得让更多的华人看到，于是冲到后台，从团团粉丝中扒出王伟忠，然后又找到表坊的制作人谢明昌，向剧组发出来美演出的邀请。
一年后，赖声川和《宝岛一村》剧组踏上美国西海岸，在华人最为集中的旧金山、洛杉矶巡演。
“第一次美国巡演上座率在九成以上啊，从来没有过的。”戴锜说，“这里可没有什么政府补贴，也没有财团赞助，更不会送票。这里的票房就是靠观众一张票一张票买出来的。”
丁乃竺觉得，成立了30年的表坊就像一个游牧民族，从一个地方演到另一个地方。
1982年夏季的一天，赖声川去到阿姆斯特丹。那时的他正在学术低潮期挣扎。“学了多年戏剧，很快就要拿到博士学位了，却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戏剧。无论是柏克莱，还是过桥就到的旧金山或者伦敦，我在剧场里看不到观众与表演者应有的共鸣。”
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大草坪上，顿巴教授向他推荐的阿姆斯特丹工作剧坊在这里演出。工作人员知道他是顿巴教授的学生，给了他一张票。
剧场就是草坪中央搭起的帐篷，能容纳八百多观众。帐篷后面停着两辆改建后的公汽，既作为演员的化妆间，又可以装着帐篷与道具开往下一个城市。
“我还记得演的是一个公共厕所管理员的故事，有唱有跳，观众跟着哭跟着笑。我虽然听不懂，但能感觉到在这个晚上，一个政治议题被消化了，表演者、观众互相欣赏。”
那个晚上，赖声川对剧场的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剧场终于回到了古希腊时代，一个戏剧的题材跟这个社会息息相关。
台湾曾经有近八百个眷村。王伟忠前前后后跟赖声川喝过很多回咖啡，讲过一百多个眷村的故事。赖声川听着，就是一年多没动静。在他看来，光有好故事还没办法做成一台好戏。
也许是讲眷村故事的机缘到了。2008年3月的一天，赖声川在台北自家的楼顶上闭关。3天后，他拿出10页纸的剧本大纲，他把听到的和亲身经历过的故事提炼成三家人的故事。
这次轮到王伟忠沉默。“他答应和我合作的那一刻，我仿佛就看到村子里一大群叔婶兄妹，在台下笑泪鼓掌。”
40万个包子
7月20日下午6点。《宝岛一村》最后一场演出结束了。两场演出共发出约3000个天津包子。
如果按演出178场计算，大约发放了40万个包子，如果把这些包子一个一个堆起来，比台北101大楼还高。
在剧中，“天津包子”成为剧情的线索之一。尽管北平“德福轩”的老板娘钱妈妈跟台湾本省媳妇语言不通，像鸡对鸭讲，钱妈妈还是教会了她做天津包子，还把从大陆带来的擀面棍传给了她。
纽约的唐人街上总能买到天津包子。但是能在一夜之间做出几千个包子的商家并不多。位于新泽西的宏城食品公司为剧组做了三千多个包子。
老板娘王静1995年来美国。两年后，她在租住的房子后面的车库里开始做包子，然后一家家推销。天津狗不理的师傅曾帮过她7年，现在的“天津包子”用的是她自己的配方。
王静老家在天津大沽口，当年八国联军上岸的地方，“每次回去都找不到原来的路，拆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