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至11月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韩国并出席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李克强的到访以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在中断3年之后重启，被认为将极大促进中韩乃至东亚经贸合作的发展。
　　经过三年的谈判，中韩两国于2015年6月1日正式签署自贸协定，标志着中韩自贸区建设正式完成制度设计。中韩自贸协定创新性引入地方经济合作条款，明确将中国威海市和韩国仁川自由经济区作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曾主持了韩国仁川和中国山东威海自贸示范区先行先试的报告，对中韩自贸区构建有深度研究。
　　张蕴岭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认为，中韩自贸区可能不会使双方贸易额获得显著提升，但其意义更多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與效益。

解决分歧的方法是达成基础协议

　　中国新闻周刊：中韩两国在中韩自贸区谈判中的契合点是什么？
　　张蕴岭：中韩自贸区谈判，对两国都是一个优先选择。对韩国来说，分别在与美国和欧盟完成自贸区谈判后，只剩下日本和中国两个大的经济体。韩国与日本的自贸区谈判到现在中断了七八年，没能继续谈下去。
　　目前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所以韩国与美国、欧盟的自贸区谈判完成以后，就要与中国来谈自贸区了。中韩贸易关系比较紧密，中国对韩国有贸易逆差，对韩国而言，其进入中国市场的程度尚不高;相应地，中国在韩国投资也比较困难，所以中国也希望和韩国谈自贸区。双方应该说是有契合点，都需要中韩自贸区。

　　中国新闻周刊：中韩自贸区的谈判用了三年时间，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张蕴岭：我认为这里面有三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高标准。韩国已经谈完了和美国、欧盟的自贸区，水准已经很高，于是韩国与中国谈的时候定的标准就比较高，要求中国能够高度开放。而目前中国开放程度还没有那么高，中国处在追赶韩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在一些关键性的制造领域以及服务领域，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也就是说，要求我们执行高标准的开放存在一些困难。
　　第二是中国方面的困难。中国是处于转型调整期的发展中国家，此时，从中央的战略来说是希望通过开放来加快调整，但从产业部门来说是希望对一些行业进行保护，以能够缓解压力。从政府层面，希望能够加快推动自贸区谈判。但是具体到一些产业相关部门方面，就出现一些阻力，有较多的担心。
　　第三个困难是大与小的关系问题。总体来说，韩国是小的经济体，中国是大经济体。一般来说，应该是大让小。但是论发展水平，中国又比韩国差一些。所以，中国很难承担与韩国相同的开放程度。比如市场开放率，韩国方面希望中国的货物贸易市场开放率能够达到95%。通过谈判，韩国说能够降到90%，但是即便是90%对于中国来说也有困难。
　　在谈判中，类似的问题谈来谈去，一直达不成共识。最后还是在两国领导人互访期间决定要加快谈判速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中韩谈判才有了突破。解决方案就是，韩国自身坚持比中国高的开放度，同时中国也加快自己的开放速度，制订时间表，三年时间达到与韩国相同的开放水平。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分歧是如何解决并最终达成协议的？
　　张蕴岭： 解决分歧的办法就是中韩双方达成一个基础协议，然后接着再去谈开放的一些具体问题。这样中韩自贸区谈判真正成为了一个过程，这也是中韩自贸区的一个特点，为中国对外谈判自贸区提供了一个模板——出现大的困难，谈不下去的时候，利用基础协议的办法来保证已经取得的成果。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自贸协定谈判中，也采取了签订基础协议的办法。现在TPP也是采取基础协议的办法。
　　基础协议打开了国际自贸区谈判的新空间，提供了新经验。现在中韩自贸区协定在双方立法机构获得批准应只是时间问题。

中韩自贸区将重构中韩经济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中韩自贸区对于中韩两国经济关系的重构有什么影响？
　　张蕴岭：中韩自贸区对于未来中韩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中韩自贸区是在一个更为开放的大框架下，重构中韩经济关系。过去中国主要是利用韩国的技术，比如加工、出口。现在，随着两国技术差距的缩小，既有的经济关系肯定要实现转型。
　　此外，韩国向中国单向提供技术的模式也会发生改变。技术差距缩小之后，许多在华韩资企业要么关门要么搬走，其实韩国企业是不愿意走的，他们还是希望能够“靠上”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不走怎么办，那就需要重构之前的贸易关系。
　　中韩企业间要进行均衡合作。由过去韩国单向提供技术，中国负责生产加工的模式转变成双方合作进行上端产品的研发这一模式，来构建新型的合作关系。在很多领域，通过自贸区，打造投资的开放、服务的开放，贸易的开放，构建一种新的合作型的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会设立中韩自贸示范区？
　　张蕴岭：这是中韩自贸的一个亮点，中韩自贸区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政策、法规、金融，人员等。其中专门有一个特别条款规定，韩国的仁川和中国山东的威海设为示范区进行先行先试，打造这种开放型的区域性的合作关系。
　　中韩自贸区将打造成紧密联系的经济区，这涉及的问题比较多，超出了原来的自贸协定范围，所以就选两个地方先行先试。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选定仁川和威海作为示范区？
　　张蕴岭：威海是中国离韩国最近的地方，而且与韩国有全面的交往经验，同时有很多的韩资企业在威海。 　　我本人主持了一项关于仁川和威海如何先行先试的报告。方案总的想法是，第一实行深度、全面的政策接轨。打造接轨的、开放的经济空间。比如标准、金融、金融支付等各种服务等要创造一个全面开放的区域。第二就是先行先试是属于两个国家的，而不是局限于威海本身的。威海和仁川打造的是向全国开放的经济区的试验区。
　　现在这个先行先试，韩国的经济过去都在西岸的首尔地区，现在韩国想把连接中国的仁川，并且仁川被韩国定为新的对外开放区，做成对中国开放的前沿。而威海可以牵动整个山东半岛，带动更大的一些区域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中韩自贸区对于中韩经贸往来有何实质上的影响？
　　张蕴岭：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韩自贸区不一定会增加多少贸易，但是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可以调整结构，原来限制的一些东西，现在不限制了。
　　韩国自己的发展潜力是比较小的，经济增长率也在下降，市场扩张并不是那么快。所以自贸区最大的意义，一个是降低交易成本，有法可依，再一个是一些原来不开放的领域，特别是投资领域会实行开放。这样便于中韩之间来打造合作型的经济框架，企业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过去基本上是韩国企业在上中国企业在下，是这样一种高低架构。
　　未来，韩国更多的是利用中国市场，中韩企业共同打造市场空间。中国有些研发产品，像电信企业可能会进入到韩国的市场。

中国要站在高处

　　中国新闻周刊：中日韩自贸区目前的进展如何？
　　张蕴岭：现在中韩谈成了，中日、韩日之间还没有进展。10月31日至11月2日正在进行的是第六轮中日韩谈判。
　　日本已经加入TPP，开放度相当高。其中涉及到一些管理方面的议题，日本要求中国的法规、国有企业要有一个高标准，这些问题恐怕谈起来还比较艰难。
　　中国新闻周刊：你预计各方要做出多大的让步？
　　张蕴岭：现在很难说，这个让步，是均衡的。我认为比较理想的是以中韩的这种模式来完成中日韩的谈判，也就是说搞一个基础协议。现在随着中日韩的领导人会议的恢复，谈判环境可能会有所改善。
　　中国新闻周刊：中日韩自贸区对于未来整个东亚大市场的构建会有什么影响？
　　张蕴岭：东亚现在谈的就是16个国家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现在已经进行了10轮，也存在很多困难。但是大家决心还是要把它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完了之后，我们又和新加坡、泰国单独谈。未来可能会形成这样一个状况，RCEP总体水平低于中韩，也低于中日韩。
　　但是RCEP有一个总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开放水平高的国家促进总体往前走。这是一种多层次，相互促进的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未来中国如何在这类谈判中参与制定规则？
　　张蕴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想要打造规则，话语权和影响力就在于：第一点是能不能打造一個较高的标准，能不能站在前面领着其他成员走。这个现在中国还是有很多困难，因为我们处在经济调整期，部门往往压力很大。想要有话语权，就得站到高处，不能站在低处。这个恐怕需要很强的决心。
　　第二点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像“一带一路”，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发展合作。发展中国家，怎么保持自身发展？光市场开放是不行的，还要增加对外发展合作，来改善发展条件。在RCEP里，我觉得中国的话语权，主要还在于能否推动这种新型的发展合作。
　　现在舆论关注点，过分集中于美国打造了什么东西，如果大家把TPP当作唯一模式，或者主导型模式，恐怕就有问题。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最关键还是发展中国家能不能改善发展条件，保持经济增长，这样世界经济才能够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