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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场合你是穿阿玛尼还是穿唐装？告诉你，穿阿玛尼你永远穿不过意大利人。
一本叫《Esquire》的海外杂志在大陆以《先生》现身，而在台湾叫《君子》。据称，这份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牌男性杂志坚持：一、决不办给男孩而是办给男人看；二、封面决不上比基尼女郎。
若查Esquire的英文，意指地位仅次于骑士的绅士。雅称中，西方绅士与中国君子相对，而先生则属于现代派的称谓。
一个时代的气质是被人带出来的。这个时代一切都轰轰烈烈地奔向那个庸俗的成功。回想民国尽管兵荒马乱，但先生之辈尚能淡定自如，有理有节，岂不令人叹喟？
Esquire也好，绅士、君子也好，今天统统以先生冠之。先生之道，除了文化传承上的坚守、待人方面的宽容，还应有一个现代公民的责任与担当吧？
俗语称“驴粪蛋，表面光”。表面光鲜，内里草包。今日之中国，首先要解决皮相与精神分离的问题。
先生在中国的渊源是君子。何谓君子：不只是懂得欣赏梅兰竹菊，吟花弄月；君子者，权重者不媚之，势盛者不附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君子以玉比德，温润内敛，有理有节，不攀附，不自弃。
古上君子是维护道统的士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与传播者。后被引申到所有道德、学修较高之人的统称。
西方有绅士，东方有君子。而当下，君子是一个快绝种的物种。
包包必LV，佩戴必钻戒。有一位做珠宝设计朋友首先将“”与“”两个繁体字刻在宝玉上，他说不能“亲人不见，爱心缺失”。
在国际场合你是穿阿玛尼还是穿唐装？告诉你，穿阿玛尼你永远穿不过意大利人。地产商以欧洲血统撑门面，如贵族、世家，广告云“绅士就要跟淑女打交道”。家居服装行业升级换代的第一步，就是并购一家意大利落魄家族企业，请个欧洲老师傅设计，再找珠三角企业代工。按这个路数，我们的地产商和服装老板永远只能跟着别人后面跑，永远处于食物链的下端。
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要有文化自觉、自尊，然后才有文化重建。我们首先失去了文化自尊，自觉与重建就谈不上了。如何失去了文化自尊？部分是被别人打的，部分是自我阉割。
当然，我们今天再谈修齐治平的士子精神像是穿越。李泽厚先生曾将“中体西用”改装为“西体中用”—西体是人权、民主、自由，中用是文化、涵养和修为，即摒弃传统文化的政治理念，保留修身及家庭伦理。修身齐家可也，治天下就免了。
大到国家形象、中到“中国制造”、小到个人修为，都急需增加文化附加值：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价值观的时代，失去事务对错与东西好坏的鉴别与鉴赏能力。
本人曾有一次政治考试失败的经历。题目是“何为资产阶级的双重性”。后来知晓，是指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妥协性，这种两面性表现为对上层权贵有敌视的一面，也有羡慕的一面，对下层群众有同情的一面，也有蔑视的一面。这是我大学的一次政治考试。出题者是让我们延伸到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上吧。
不妥协就好吗，残忍就好吗，我至今都答不好这道题。
后来从房龙的书上知道，宽容才是一种高智商的人类行为。有了宽容才有了社会。好脾气不等于软弱，妥协不等于无原则。君子之道，先生之道，在于学会宽容与妥协。
文革被整惨了的沈从文告诉外甥黄永玉：爱、怜悯、感恩。前些年主持人问老年黄永玉：自己的墓志铭上将会写什么呢？黄永玉脱口而出：写—爱、怜悯、感恩。
宽容是民国先生的第一品质。校刊《北大人》记录了前北大校长胡适与前法学院院长周炳琳一段旧事：1946年周指责胡给蒋介石站台，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周还写信说“闻先生准备赴南京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此时赴会，是否为贤者之举，琳以为值得考虑一番”。两人政治主张不同，但不碍君子之交。胡适匆匆赴台，不忘在报纸空白处写下“我走了，一切请多保重！”
蒋介石为胡适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可算作对一辈人的综述。老蒋对知识界搞过白色恐怖，到台湾彻底反省，并于日记中写下：不要得罪文人，他们会记仇的。大陆失势，去台湾面壁吧。
傅斯年号称是唯一敢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的人，叼烟斗跟老蒋指手画脚讲话。文人纵然难搞，但他们是一个有担当的群体。不过，高压之下，有些慷慨就义，有些流氓化、犬儒化。政府执政于一时，而文化更久远。“得罪文人”于社会，于种群，于文化都不好。
杜月笙的人生哲學是：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其实末等人之前还有个第三等人，没本事没牛脾气的老好人，我们的芸芸众生。参观昆明讲武堂，你会发现云南军阀唐继尧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绝非出自脾气暴躁的武夫之辈。
社会精英应懂得为社会奉献、承担风险。二代们去西方只学会吃喝玩乐。贵族精神是印在骨子里的文化传承，暴发户是学不来的。
狭义的先生是老师的尊称，广义的先生是对普通人的尊称。后者暗含着一种尊重，同时要求对方符合这个尊称—也可以说，叫一声“先生”是在抬举你。
广义的先生，暗含有做人和待人的尊严，要有一个现代公民起码的责任与担当。当世道衰败，他即便不是力挽狂澜于既倒的那个人，也要围观喊一嗓子，至少不做同流合污者。
八十高龄的茅于轼算得上君子，为不足千元稿费还去税务机关报个人所得税。他的观点颇可商榷，而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学者在世人面前永远是“巍巍然”的。西方贵族也是有担当的。英国威廉、哈里王子都要服兵役。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普通机枪手。作为社会精英应懂得为社会奉献、承担风险。二代们去西方只学会吃喝玩乐。贵族精神是印在骨子里的文化传承，暴发户是学不来的。
中国五四以降的文化冲击在西南联大时期结出硕果，涌现出一批有学术、有风骨的教授，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精英。人们叹息今天怎么没有西南联大的精神，没有西南联大式的教授。想当初联大的老师穿着长衫，有时候还打着补丁，和同学一起跋涉一起吃苦，而学术并不耽误，造就近代学术的顶峰。重提西南联大，不过是映照当下教育界的不堪罢了。
编辑 赵真
一本叫《Esquire》的海外杂志在大陆以《先生》现身，而在台湾叫《君子》。据称，这份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牌男性杂志坚持：一、决不办给男孩而是办给男人看；二、封面决不上比基尼女郎。
若查Esquire的英文，意指地位仅次于骑士的绅士。雅称中，西方绅士与中国君子相对，而先生则属于现代派的称谓。
一个时代的气质是被人带出来的。这个时代一切都轰轰烈烈地奔向那个庸俗的成功。回想民国尽管兵荒马乱，但先生之辈尚能淡定自如，有理有节，岂不令人叹喟？
Esquire也好，绅士、君子也好，今天统统以先生冠之。先生之道，除了文化传承上的坚守、待人方面的宽容，还应有一个现代公民的责任与担当吧？
俗语称“驴粪蛋，表面光”。表面光鲜，内里草包。今日之中国，首先要解决皮相与精神分离的问题。
先生在中国的渊源是君子。何谓君子：不只是懂得欣赏梅兰竹菊，吟花弄月；君子者，权重者不媚之，势盛者不附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君子以玉比德，温润内敛，有理有节，不攀附，不自弃。
古上君子是维护道统的士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与传播者。后被引申到所有道德、学修较高之人的统称。
西方有绅士，东方有君子。而当下，君子是一个快绝种的物种。
包包必LV，佩戴必钻戒。有一位做珠宝设计朋友首先将“”与“”两个繁体字刻在宝玉上，他说不能“亲人不见，爱心缺失”。
在国际场合你是穿阿玛尼还是穿唐装？告诉你，穿阿玛尼你永远穿不过意大利人。地产商以欧洲血统撑门面，如贵族、世家，广告云“绅士就要跟淑女打交道”。家居服装行业升级换代的第一步，就是并购一家意大利落魄家族企业，请个欧洲老师傅设计，再找珠三角企业代工。按这个路数，我们的地产商和服装老板永远只能跟着别人后面跑，永远处于食物链的下端。
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要有文化自觉、自尊，然后才有文化重建。我们首先失去了文化自尊，自觉与重建就谈不上了。如何失去了文化自尊？部分是被别人打的，部分是自我阉割。
当然，我们今天再谈修齐治平的士子精神像是穿越。李泽厚先生曾将“中体西用”改装为“西体中用”—西体是人权、民主、自由，中用是文化、涵养和修为，即摒弃传统文化的政治理念，保留修身及家庭伦理。修身齐家可也，治天下就免了。
大到国家形象、中到“中国制造”、小到个人修为，都急需增加文化附加值：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价值观的时代，失去事务对错与东西好坏的鉴别与鉴赏能力。
本人曾有一次政治考试失败的经历。题目是“何为资产阶级的双重性”。后来知晓，是指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妥协性，这种两面性表现为对上层权贵有敌视的一面，也有羡慕的一面，对下层群众有同情的一面，也有蔑视的一面。这是我大学的一次政治考试。出题者是让我们延伸到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上吧。
不妥协就好吗，残忍就好吗，我至今都答不好这道题。
后来从房龙的书上知道，宽容才是一种高智商的人类行为。有了宽容才有了社会。好脾气不等于软弱，妥协不等于无原则。君子之道，先生之道，在于学会宽容与妥协。
文革被整惨了的沈从文告诉外甥黄永玉：爱、怜悯、感恩。前些年主持人问老年黄永玉：自己的墓志铭上将会写什么呢？黄永玉脱口而出：写—爱、怜悯、感恩。
宽容是民国先生的第一品质。校刊《北大人》记录了前北大校长胡适与前法学院院长周炳琳一段旧事：1946年周指责胡给蒋介石站台，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周还写信说“闻先生准备赴南京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此时赴会，是否为贤者之举，琳以为值得考虑一番”。两人政治主张不同，但不碍君子之交。胡适匆匆赴台，不忘在报纸空白处写下“我走了，一切请多保重！”
蒋介石为胡适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可算作对一辈人的综述。老蒋对知识界搞过白色恐怖，到台湾彻底反省，并于日记中写下：不要得罪文人，他们会记仇的。大陆失势，去台湾面壁吧。
傅斯年号称是唯一敢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的人，叼烟斗跟老蒋指手画脚讲话。文人纵然难搞，但他们是一个有担当的群体。不过，高压之下，有些慷慨就义，有些流氓化、犬儒化。政府执政于一时，而文化更久远。“得罪文人”于社会，于种群，于文化都不好。
杜月笙的人生哲學是：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其实末等人之前还有个第三等人，没本事没牛脾气的老好人，我们的芸芸众生。参观昆明讲武堂，你会发现云南军阀唐继尧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绝非出自脾气暴躁的武夫之辈。
社会精英应懂得为社会奉献、承担风险。二代们去西方只学会吃喝玩乐。贵族精神是印在骨子里的文化传承，暴发户是学不来的。
狭义的先生是老师的尊称，广义的先生是对普通人的尊称。后者暗含着一种尊重，同时要求对方符合这个尊称—也可以说，叫一声“先生”是在抬举你。
广义的先生，暗含有做人和待人的尊严，要有一个现代公民起码的责任与担当。当世道衰败，他即便不是力挽狂澜于既倒的那个人，也要围观喊一嗓子，至少不做同流合污者。
八十高龄的茅于轼算得上君子，为不足千元稿费还去税务机关报个人所得税。他的观点颇可商榷，而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学者在世人面前永远是“巍巍然”的。西方贵族也是有担当的。英国威廉、哈里王子都要服兵役。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普通机枪手。作为社会精英应懂得为社会奉献、承担风险。二代们去西方只学会吃喝玩乐。贵族精神是印在骨子里的文化传承，暴发户是学不来的。
中国五四以降的文化冲击在西南联大时期结出硕果，涌现出一批有学术、有风骨的教授，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精英。人们叹息今天怎么没有西南联大的精神，没有西南联大式的教授。想当初联大的老师穿着长衫，有时候还打着补丁，和同学一起跋涉一起吃苦，而学术并不耽误，造就近代学术的顶峰。重提西南联大，不过是映照当下教育界的不堪罢了。
编辑 赵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