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清代民间职业画家的层出不穷，固然有社会历史的根源，但有一个人对云南职业画坛的推动作用也不可抹煞，此人就是杨毓兰。杨毓兰是昆明人氏，字晚亭，活跃于清乾隆时期，是清代云南职业画家中时代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位。难得的是，他不仅精通书画，而且教授弟子，桃李遍布三迤，著名的画家李诂就出之他的门下。
　　杨毓兰年轻时曾壮游祖国名山大川，眼界辽阔、气度不凡，虽是以画笔作为谋生工具，但他的作品却不失文人画的书卷味，讲求笔墨变化，注重“意境”的营造，不时体现出“画中求道”、“画外通禅”的机趣。例如他的自画像就一反传统，该画纸本设色，21．8×33．5厘米，现藏于石屏县文管所。画中一老者揽镜自照，旁置琴剑书画，一童子随侍。这应是杨毓兰的自画像，但他却名之为《幻中幻》，显然另具深意。画面题款有云：“形之寄世，幻；世寄之笔墨尤幻……”这是佛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世界观的笔墨抒发。“幻中幻”颇有“否定之否定”的禅机悟性。传统的自画像，多正面端坐，不苟言笑，而杨毓兰此作，背身侧颈，笑意盎然，匠心之巧，让人有“惊奇”之感。另一幅由昭通段氏所藏的《陶隐图轴》无论题材、风格都很好地表现了杨毓兰摇摆于“文人画”与“职业画”之间的定位。该画纸本设色，135．5×71厘米。“陶隐”取自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故里的典故。画中陶渊明宽衣博带，举步而行，身侧一童子肩担琴棋书画、茶具酒瓮，紧紧相随。人物衣纹均用兰叶描，用笔豪迈爽快，写意中带有强烈的节奏感，烘托了陶潜返归田园的喜悦心情。画面中主(陶潜)客(童子)互揖，兼具纵横变化，风格高古，逸趣横生。
　　
　　
　　作为清代云南职业画坛得风气之先者，杨毓兰的后辈中克绍箕裘者不少，其中最出色的当数其曾孙杨应选。杨应选(公元1853—1929年)字榆青，昆明人，他在云南职业画坛的地位仅稍逊于李诂，工人物、花鸟，造诣不凡。有趣的是，杨应选与他的祖父杨毓兰一样，于人物写真独步一时，时人尊称其为“写生妙手”。他的代表作《竹林七贤图》于1915年参加美国巴拿马赛会并获一等金奖，可谓名动中外。该画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绢本设色，139．7×81．3厘米。“竹林七贤”是中国绘画的寻常题材，杨应选笔下的“七贤”或坐或站，神情各异抚琴、听琴者陶然忘机对弈者一拈棋苦思，一洋洋得意，还有人坐观纹枰，竟不知手中茶杯欲溢……勾勒晕染，一笔不苟，极其精细。虽然是散点透视的构图，但自近而远，由小及大，是作者汲取“西洋画法”的精髓并与中国绘画相互结合的创造。此画在美获奖后，云南职业画坛曾为之掀起一阵“竹林七贤热”，一些职业画家纷纷仿作，至今仍见不少，但始终无人能超越杨应选之上。杨的其他佳作还有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南园鸣琴图》，纸本设色，27．3cm×33．7cm。该画的原作者是李诂，杨氏摹成。画中钱南园青衣广袖，容貌清癯，坐松下弄琴，悠闲自得。画面设色淡雅，笔墨变化多端，较之《竹林七贤图》别是一种风格。
　　纵观杨毓兰、杨应选祖孙两辈人的作品，我们发现杨毓兰的画作还带有一些“游戏笔墨”的味道，他的《幻中幻》也好，《陶隐图》也罢，总带着儒道佛的文化印痕，也有“自我”的影子。到杨应选时，绘画技艺更加工巧精细，主体性却退缩了，显示出为了适应社会市场需求的“匠气”。所谓的“写生妙手”，实际上是替大户人家绘制“祖先画”，在每年除夕夜至上元夜的祭祀时节悬挂。这种画不仅要求肖似，还要画上朝服顶戴，金碧辉煌，润格较高。杨应选以此出名，是为了适应“买方市场”的需要，也是职业画家无法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命运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