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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发展中小城镇迫在眉睫，这个发展不仅是中小城镇面积规模的扩大，而是使中小城镇获得体制上认可的城市身份，得到"城市"的待遇，城乡一体化才能更顺利的发展、才能名正言顺。重启'撤县改市'，扩大部分经济强县的自主管理权限迫在眉睫。
关键词：城镇化；城乡一体；
在目前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农村人口往哪里去的问题。随着现在我国的交通条件改善极大，交通的便利程度大大提高，同时家庭汽车的普及，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的转移也在加速。这都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条件。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几亿的农民不可能都去大城市，必然有很大一部分要到中小城镇来，发展中小城镇迫在眉睫，这个发展不仅是中小城镇面积规模的扩大，而是使中小城镇获得体制上认可的城市身份，只有有了与城市的身份，得到“城市”的待遇，城乡一体化才能更顺利的发展、才能名正言顺。重启‘撤县改市’，扩大部分经济强县的自主管理权限迫在眉睫。
现在在我国的城市和农村，我们能感觉到明显的差距。在北上广深，我们觉得我们不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差，但当你一路向西时，到西北的广大农村地区时，也会看见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
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发布的2016年经济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1.2%。这个比例不但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们差不多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这就需要把一批已经符合城市化要求的县、镇由农村政区转化为城市政区。
2014年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要达60%左右，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要达45%左右，并且要尽量实现高达1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此后，在2014年召开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要“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发挥好城镇化对现代化的支撑作用。
这说明，中央政府把加快“城镇化”作为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把“城镇化”作为我国今后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支撑。
实际上，我国偏低的城镇化水平还存在东西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据统计，在我国的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达到62.2%，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8.5%左右，而且两者城市的建设程度也有差距。2016年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7%左右，与2030年70%的目标有很大的差距。这样一直到2030年，我国的城镇任务都很重，这都需要加强中小城镇的建设，使中小城镇成为能吸引人，能留住人，经济繁荣，管理理念先进，能让城镇居民安居乐业的新兴城市。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2010年，我国人口在五十万以下的城市共有380个，也就是小城市的数量是380个。在我国的行政区划上，县城和乡镇都是农村政区的概念，县一级政府的行政独立自主权，财政独立自主权都比较小；市才是城市政区的概念，各方面的独立自主性都比较大。正常来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应该有的许多县城和部分东南沿海地区的镇在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城区人口逐步聚集，已经达到了小城市的标准，但在1997年以后，基本停止了县改市的工作。直到最近两年，才重新有了松动的迹象，有几个县改市成功如经民政部批准：2010年9月，云南省撤销蒙自县设立蒙自市。同年12月，云南省撤销文山县设立文山市。2013年1月，吉林省撤销扶余县设立县级扶余市，云南省撤销弥勒县设立县级弥勒市。2014年12月，云南省撤销香格里拉县设立县级香格里拉市。2015年2月，四川省撤销康定县设立县级康定市。同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撤销靖西县设立县级靖西市，云南省撤销腾冲县设立县级腾冲市。同年11月，四川省撤销马尔康县设立县级马尔康市。12月，同意黑龙江省撤销东宁县设立县级东宁市。2016年1月，黑龙江省撤销抚远县设立县级抚远市。同年3月，撤销江西省星子县设立县级庐山市。6月，同意云南省撤销泸水县设立县级泸水市。这些“县改市”成功的地方无一不是在我国西部或东三省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说明审批部门是想通过这些地区的“县改市”，增加当地的自主权，以达到发展当地经济的目的。
而且在一边限制一些经济发达的县镇改市，在另一边部分有需求的地方开始了“县改区”，或是“省管县”，这种改革不是为了简政放权，不是给这些经济规模，人口数量已经达到小城市标准的县镇更多的独立自主权，让他们做大做强，而是为了加强统筹管理，让上一级的城市通过行政手段和等级优势获取更多的资源，而级别较低的区，可支配的资源更加的稀少，结果因为地方财政的可支配资金少而无力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和提高当地居民的公共福利，这种“改”是违背了经济规律的，对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是不利的。
根据民政部数据，全国的市辖区数量从2000年的787个增至2011年的857个，而县级市则从400个下降到369个。一些全国闻名的百强县并没有发展壮大，成为独立的小城市，而是变成了所谓的市辖区诸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顺德市、锡山市、吴江市都是这样的。
所以在“十三五”期间，我们要顺应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需要，推动以县镇的政区化的改革，使达到小城市标准的县，镇能顺理成章的变成市。这样才可以使我们的新型城镇化顺利的完成2020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要达60%左右的建设目标。
目前，全国至少有165个县“撤县设市”的相关申报材料已报到国务院在等待相关部门的审批。
当然简单的县改市也有一些可以预期的问题。首先对于很多官员来说，意味着权力的增加，可支配财政收入的增加，相关干部级别的提高，职能部门的增加等，所以，县改市如果没有提前理清相关职责的情况下，就将面临着部门、官员以和行政成本的增加，行政效率的下降。同时，民政部1997年以前提出的县改市的标准没有与时俱进，已经严重滞后，对现在的普遍发展起来的县镇已经不能起到多少的筛选的作用了。所以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启县改市还需要重新修改撤县改市的标准，要从经济，人口，市政建设，社会发展等四个方面。以及东西部的区别给出可量化的条件。而且每过数年修订一次，标准不宜定的过于苛刻。。这个标准应该是县改市的底线，但不是充分条件。同时县改市，应该是当地政府行政職能的调整，工作重心的改变，独立自主性的增强。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基本的改变，权力的增加。
同时在改革开放以来，在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大批规模巨大的镇。这些镇的特点是人口规模大，经济体量大，工业产业比重大，城市化程度高，有些地方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一些小城市。例如，在广东的佛山市狮山镇，它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70万人。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全国常住人口排名前十的镇中有六个都分布在广东东莞市，其常住人口均超过35万人。而且这些镇的经济规模也极大。
对这些超级镇可以考虑设为镇级市。可以以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政设施、区位等为标准设立具体的限制让这些已经城镇化程度很高的镇成为真的成为城市，不能仅仅因为行政级别不够就一直定为乡镇，这也影响当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曹猛.浅谈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义及措施[J].职业时空，2011，07（3）：23-24.
[2]秦津，申雨璇，政伟，等.浅谈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措施[J].价值工程，2010，29（4）：94-94.
关键词：城镇化；城乡一体；
在目前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农村人口往哪里去的问题。随着现在我国的交通条件改善极大，交通的便利程度大大提高，同时家庭汽车的普及，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的转移也在加速。这都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条件。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几亿的农民不可能都去大城市，必然有很大一部分要到中小城镇来，发展中小城镇迫在眉睫，这个发展不仅是中小城镇面积规模的扩大，而是使中小城镇获得体制上认可的城市身份，只有有了与城市的身份，得到“城市”的待遇，城乡一体化才能更顺利的发展、才能名正言顺。重启‘撤县改市’，扩大部分经济强县的自主管理权限迫在眉睫。
现在在我国的城市和农村，我们能感觉到明显的差距。在北上广深，我们觉得我们不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差，但当你一路向西时，到西北的广大农村地区时，也会看见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
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发布的2016年经济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1.2%。这个比例不但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们差不多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这就需要把一批已经符合城市化要求的县、镇由农村政区转化为城市政区。
2014年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要达60%左右，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要达45%左右，并且要尽量实现高达1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此后，在2014年召开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要“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发挥好城镇化对现代化的支撑作用。
这说明，中央政府把加快“城镇化”作为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把“城镇化”作为我国今后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支撑。
实际上，我国偏低的城镇化水平还存在东西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据统计，在我国的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达到62.2%，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8.5%左右，而且两者城市的建设程度也有差距。2016年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7%左右，与2030年70%的目标有很大的差距。这样一直到2030年，我国的城镇任务都很重，这都需要加强中小城镇的建设，使中小城镇成为能吸引人，能留住人，经济繁荣，管理理念先进，能让城镇居民安居乐业的新兴城市。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2010年，我国人口在五十万以下的城市共有380个，也就是小城市的数量是380个。在我国的行政区划上，县城和乡镇都是农村政区的概念，县一级政府的行政独立自主权，财政独立自主权都比较小；市才是城市政区的概念，各方面的独立自主性都比较大。正常来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应该有的许多县城和部分东南沿海地区的镇在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城区人口逐步聚集，已经达到了小城市的标准，但在1997年以后，基本停止了县改市的工作。直到最近两年，才重新有了松动的迹象，有几个县改市成功如经民政部批准：2010年9月，云南省撤销蒙自县设立蒙自市。同年12月，云南省撤销文山县设立文山市。2013年1月，吉林省撤销扶余县设立县级扶余市，云南省撤销弥勒县设立县级弥勒市。2014年12月，云南省撤销香格里拉县设立县级香格里拉市。2015年2月，四川省撤销康定县设立县级康定市。同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撤销靖西县设立县级靖西市，云南省撤销腾冲县设立县级腾冲市。同年11月，四川省撤销马尔康县设立县级马尔康市。12月，同意黑龙江省撤销东宁县设立县级东宁市。2016年1月，黑龙江省撤销抚远县设立县级抚远市。同年3月，撤销江西省星子县设立县级庐山市。6月，同意云南省撤销泸水县设立县级泸水市。这些“县改市”成功的地方无一不是在我国西部或东三省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说明审批部门是想通过这些地区的“县改市”，增加当地的自主权，以达到发展当地经济的目的。
而且在一边限制一些经济发达的县镇改市，在另一边部分有需求的地方开始了“县改区”，或是“省管县”，这种改革不是为了简政放权，不是给这些经济规模，人口数量已经达到小城市标准的县镇更多的独立自主权，让他们做大做强，而是为了加强统筹管理，让上一级的城市通过行政手段和等级优势获取更多的资源，而级别较低的区，可支配的资源更加的稀少，结果因为地方财政的可支配资金少而无力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和提高当地居民的公共福利，这种“改”是违背了经济规律的，对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是不利的。
根据民政部数据，全国的市辖区数量从2000年的787个增至2011年的857个，而县级市则从400个下降到369个。一些全国闻名的百强县并没有发展壮大，成为独立的小城市，而是变成了所谓的市辖区诸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顺德市、锡山市、吴江市都是这样的。
所以在“十三五”期间，我们要顺应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需要，推动以县镇的政区化的改革，使达到小城市标准的县，镇能顺理成章的变成市。这样才可以使我们的新型城镇化顺利的完成2020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要达60%左右的建设目标。
目前，全国至少有165个县“撤县设市”的相关申报材料已报到国务院在等待相关部门的审批。
当然简单的县改市也有一些可以预期的问题。首先对于很多官员来说，意味着权力的增加，可支配财政收入的增加，相关干部级别的提高，职能部门的增加等，所以，县改市如果没有提前理清相关职责的情况下，就将面临着部门、官员以和行政成本的增加，行政效率的下降。同时，民政部1997年以前提出的县改市的标准没有与时俱进，已经严重滞后，对现在的普遍发展起来的县镇已经不能起到多少的筛选的作用了。所以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启县改市还需要重新修改撤县改市的标准，要从经济，人口，市政建设，社会发展等四个方面。以及东西部的区别给出可量化的条件。而且每过数年修订一次，标准不宜定的过于苛刻。。这个标准应该是县改市的底线，但不是充分条件。同时县改市，应该是当地政府行政職能的调整，工作重心的改变，独立自主性的增强。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基本的改变，权力的增加。
同时在改革开放以来，在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大批规模巨大的镇。这些镇的特点是人口规模大，经济体量大，工业产业比重大，城市化程度高，有些地方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一些小城市。例如，在广东的佛山市狮山镇，它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70万人。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全国常住人口排名前十的镇中有六个都分布在广东东莞市，其常住人口均超过35万人。而且这些镇的经济规模也极大。
对这些超级镇可以考虑设为镇级市。可以以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政设施、区位等为标准设立具体的限制让这些已经城镇化程度很高的镇成为真的成为城市，不能仅仅因为行政级别不够就一直定为乡镇，这也影响当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曹猛.浅谈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义及措施[J].职业时空，2011，07（3）：23-24.
[2]秦津，申雨璇，政伟，等.浅谈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措施[J].价值工程，2010，29（4）：9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