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在北京前门大街南端的天桥刑场遭北洋军阀杀戮,年仅40岁;同年8月6日,《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又被军阀枪杀在天桥刑场,年仅52岁。
　　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生存环境。面对黑暗,各人态度不一。本来,他们都可以躲过被枪杀的噩运,只要笔下留情,随遇而安一些,无论是报社还是个人,都会活得很好。然而,他们偏偏要做捍卫正义与坚守良知的报人,偏偏不畏死。一个倒下去,前赴后继,又有第二个、第三个勇敢地站出来。行尸走肉地苟活,不属于他们。
　　
　　史量才,20世纪著名的报业巨子,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1904年起在上海《时报》当编辑,后任主编。1912年,是史量才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不失时机地以12万元买下了老牌的《申报》,并找到名重天下的张謇等人入股。从此,他的事业、他的生命与这张报纸合而为一。
　　在他主持报纸的21年间,《申报》发展迅速,不仅成为当时全国实力雄厚的民办报纸,而且在国内舆论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把办报视为记载历史,坚持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史量才的办报史观,是《申报》长盛不衰的生存之道。他认为报纸不仅是记载事实,而且要加以分析评论,要有鲜明的观点,对和错,好与坏,让读者一目了然。史量才姓史,加之主张“以史自役”,章太炎将他的这种办报方针称为“史家办报”,可谓恰如其分。
　　本着这种方针,举凡每天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都白纸黑字地记录在《申报》上,走进读者中。
　　起初,史量才关注更多的还是报纸本身,但动荡的时局使他最终从幕后走到前台,不仅是《申报》馆的前台,而且是社会的前台。在那个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受到时代的感召,史量才的行事风格大变,《申报》亦如他的主人一样共进退。他强调“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坚持“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的方针。时代向前迈进一小步,《申报》向前迈进一大步。
　　进入30年代,史量才的左膀右臂、做了多年主笔的陈景韩和经理张竹平双双离去。无奈之下,他于1931年1月在馆内成立总管理处,聘请进步人士黄炎培做设计部主任,又聘请教育家陶行知为顾问。
　　民主和进步人士的参与,给《申报》带来活力。要求抗日和民主,反对国民政府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支持民族救亡运动,这就是《申报》的立场。
　　史量才主持《申报》时期,《申报》不畏艰险,追随时代潮流,全面、详尽、真实地记录国内外大事,而且旗帜鲜明地加以“评论之、剖析之”,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大声疾呼、慷慨陈词。
　　1932年是史量才买下《申报》20年的日子,亦是《申报》的黄金时代,发行量超过惊人的15万份,为当时报业界的龙头老大。官方办的《中央日报》仅发行3万份左右。史量才的事业达到顶峰。
　　史量才没有沾沾自喜,国之残破的危局,令他心头十分沉重。强烈的爱国心,驱使史量才为正义怒吼。
　　《申报》的内容,更加锋芒毕露,最突出的变化,莫过于《自由谈》的改革。
　　左翼新文化运动走入低潮的1932年,即便如鲁迅,在这一年仅发表18篇文章,而1933年则高达190篇,其中大部分是由《自由谈》刊载的。
　　郁达夫、叶圣陶、陈望道等一大批作家,都是《自由谈》的常客。左翼作家的活力得到了释放和发挥,左翼新文化运动再次被激活。
　　《自由谈》的自由,让当局大为不满;史量才对当局的态度,更让他们恼怒和不容。秉公直言,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蒋介石把史量才召到南京谈话。蒋沉下脸来说:“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100万兵。”不为权力恫吓,要为尊严而战,史量才反唇相讥:“对不起,我手下也有100万读者。”这被认为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最终激怒了老蒋,也为他后来遭到枪杀埋下了伏笔。
　　1934年11月13日下午3时,当史量才乘坐的轿车由杭返沪,行进在沪杭公路翁家埠段时,遭到军统特务的枪击。
　　史量才以身殉国后,长眠于吉庆山,与美丽的西湖永世相伴。他的墓碑上,是章太炎题写的墓志铭,赞誉他像春秋史官子鱼和历代正直的史家那样,出于对国家和历史的责任感,忠于事实,秉笔直书。
　　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创办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申报》在出版77年之际,于1949年5月27日终刊。它25600号的发行记录,是一段抹不去的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