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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多模态转喻和隐喻的视角，以新华社纪录片《英雄之城》为例，探讨其中对于武汉城市形象宣传的方法和认知构建。从隐喻和转喻的认识出发，对城市形象的宣传和片中的多模态转喻和隐喻的认知机制进行研究。
关键词：多模态 隐喻和转喻 认知构建 武汉城市形象
一.引言
武汉，作为湖北省省会，集金融中心、交通中心、文化中心、文化中心于一体的华中地区最大的都市，在中国城市外宣工作中占据重要的篇章。
《英雄之城》影片拍摄的背景是2019年末，武汉爆发了一场影响至今的新冠病毒传播事件。彼时刚经历军运会，武汉站在国家中心城市和全球一流城市的新坐标上，正渴望着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积极构建与之相匹配的城市形象。作为2020年新华社出品的关于首部武汉战疫2个月全景纪录片，《英雄之城》就像一张高度浓缩的城市名片，新华社创新传播方式，运用匠心巧思，超越历史传统、文化语言等隔阂，通过一系列多灾多难中的映画和各种声音、动作的体现打开了宣传和交流的窗口，提升了疫情后时期武汉的知名度和疫情时期武汉人民，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坚韧不屈的伟大精神。
整部纪录片持续时长为45分钟，力图从时间线上来回溯疫情以来武汉人民、政府、各方人员的情景，从多个角度来展示武汉在这特殊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影片开篇，就向人们展现出传统武汉元素如：江汉关、钟楼、江滩，以及现代元素武汉火车站、武汉高铁、长江大桥，楚河汉街。展示出的有关武汉自然景观景点，历史文物古迹，各种真实直面现场场景，是图文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形式上看以画面、声音、文字等一系列的元素搭配，动态的构建多模态隐喻和转喻。每个语篇运用不同的元素搭配来凸显文本主旨，为受众营造认知环境。
二.《英雄之城》中多模态隐喻的认知构建
纪錄片开头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在黄昏之中一个钟楼竖立在城市之中，远瞰长江从中经过。其中的钟楼上面的钟像一个眼睛，象征着这是这场战争之中的“风暴之眼”在合成式隐喻中，两个域以某种方式组合成的一个新奇的视觉格式塔，可以被看作一个视觉整体。这座塔和时钟共同组合成的一个新颖的钟楼形象，在文字的共同作用下，传达出武汉作为这场战役的见证者的喻义，这是一个典型的双喻合成式。这也是以实体代特征的多模态隐喻，表盘形似一个人的眼睛，源域眼睛也就被投射到目标域表盘上面。通过这个场景我们知道这是为了向我们宣传武汉经历了许多磨难，钟楼上的表盘象征眼睛，见证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磨难。而远方则表示未来的希望，黎明的到来，夕阳的再次升起象征着武汉这座城市的浴火重生。
拍摄位置与空间位置的隐喻潜势视觉空间中的位置同样具有隐喻潜势。我们的生活经验将上下左右等空间位置赋予象征性意义。从认知角度看，拍摄位置与空间位置都可以成为方位隐喻的源域，而它们所构建的读者-图像关系与信息价值则为目标域。就垂直拍摄角度而言，由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俯视比我们矮小的人，或者以“俯视”的隐喻意义来看，我们俯视比我们地位地的人。所以高角度拍摄能够使图像中的事物显得渺小。视频中拍摄位置为高空为方位隐喻的源域，俯视城市，体现出在病毒面前人们的渺小。而其传播的给观者的是这座城市在经历磨难之后的景象，进一步体现出这座城市的伟大，这也就是目标域。拍摄位置与读者-图像关系之间的映射是基于图像的象似性及其与现实事物的识别关系。也就是说，拍摄位置能够重现现实中人际关系的特征。就拍摄距离而言，由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与身体距离成正比，因此近景拍摄就被解读为读者与图像之间的社会距离或情感距离很近，在这位视频博主拍摄的镜头下有许多普通群众的特写，如医生、护士、超市收银员、甚至有外卖小哥，同时这也就表示出我们就是这些群众之中的一员，他们并不是什么特别伟大著名的人物，反而就是这些普通群众的劳动才换来整个城市的运作与发展。同时这种拍摄角度始终贯穿着整部纪录片，其中大多为医务人员的描写。拍摄位置和空间位置的意义来源于人类的生理和文化体验。拍摄位置与空间位置所构建的隐性意义对构建理想的观者-视频关系以及操控观者的观看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多模态隐喻构建方式为单模态映射：其包括文字映射与图像映射两种情况。在文字映射中，语言单独构成隐喻，图像作为源域或目标域的示例起辅助作用。同样，在图像映射中，图像单独构成隐喻，文字阐释图像中源域或目标域的内容。单模态映射符合多模态隐喻的定义，因为概念隐喻的体现形式仍然是包含图像和文字的。在视频中有一幕是俯瞰城市中有黄鹤楼，中间由白色毛笔书写着四个字“抢救生命”起到增强修辞效果等作用。其中有文字，图像为城市高空景象，生命这一特征的强调得到了视觉的支持，体现出了抢救生命刻不容缓的使命。文字通过阐释源域或目标域起辅助作用。第二幅画面我们转到医院建设的施工现场有许多挖掘机正在不断地工作，上面用同样的字体和字体颜色写着：“关键之举”我们看出来这是文字映射。在这一场景中，文字将建造医院当做关键之举构成“医院的建设是重中之重”这一隐喻，此场景的主体部分为许多挖掘机在繁忙的建设两所医院的图像。就该隐喻而言，图像的作用是例示“医院建设是打赢这场战争的关键”，为这一语言实体提供图像支持。
三.《英雄之城》中多模态转喻的认知构建
隐喻是用源域来概念化目标域;转喻则允许人们用同一认知域中的一种实体代替另一种实体。认知语言学家普遍认为转喻是比隐喻更为基本的认知机制，它不仅是隐喻产生的前提，更制约着隐喻映射的特征和属性。和隐喻一样，转喻的体现形式可以是语言、图像、手势和声音等模态符号，其识别的关键在于对源域即具体画面所指代的概念或复杂事件的推理上。《英雄之城》中的转喻非常多，在识别这些转喻时，对武汉历史文化的了解尤为重要。由于动态图像具有超强的感染力，能导致观众从思维到感情、从直觉到感觉的转移，因此几乎片中的每一个画面都有所指，而这些所指便是建立在转喻这一认知推理机制之上的。基于Piersman和Greeraerts提出的转喻类型分类，对《英雄之城》中主要的转喻模式进行了分类，在一开始直接用武汉最为特殊的江滩大钟楼体现出来了武汉的特色历史建筑，而后利用镜头的转换江上的太阳徐徐升起代表着这场疫情武汉这座城市绝不会落败，随着许杨记者的叙述直接以第一视角进入到了从北京西开往武汉的高铁上。雕像都已经被“戴”好了口罩，表明防疫战斗已经彻底打响。 张辉等提出，转喻的源域通过视觉、听觉或其他模态得到突出，其识别更加依赖于语境和百科背景知识。空间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是图像表征现实的基本特征。宣传片中虽无语言文字，图像、音乐、颜色等非语言模态，通过对客观事物的不完整模仿，共同作用使看似零散的视觉画面拥有了共同的所指，从而从不同的角度呈现了同一个空间整体。譬如，宣传片中的一声吆喝打开了这个宣传片、相继呈现出的武汉江滩、大钟楼标志性建筑和著名景点的图像画面从不同侧面给观众呈现出了一个既现代又充满传统历史文化底蕴，1100万人口，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核心因素代机构是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转喻模式。片中出现的口罩、空旷的街道、林立的楼层、汽笛声等属于本片中的武汉防疫特征，表明了防疫期间的工作到位;在记者都到站的一声声广播里面一遍遍说着自2020年1月23日起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时，直接镜头上升到对武汉全市的景觀偌大的城市，街上空无一人。此处镜头特写到了光谷大转盘和汉江大桥车辆也都寥寥无几此时正值农历新年，按以前来说现在应该车水马龙，人们都摩肩接踵的购买年货。但今年却是门可罗雀。直接展现了我国在武汉防疫阶段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其中一次又一次的大白字提醒警示表明这时候的武汉已经是处于全面戒严的状态形势极其严峻。
在本片中通过对视频格调的黑白渲染和时不时传出急救车的汽笛声。这些画面多方面协同构建了武汉在防疫中的艰苦搏斗，既向观众展现了武汉防疫的难度之大，又呈现了武汉在疫情之中的不放弃不言败的钉子精神，阐述着武汉的防疫理念。单个实体代总体也是片中重要的转喻模式之一。
四.结语
本文从多模态隐喻与转喻的认知构建入手，通过对纪录片《英雄之城》的研究入手，发现其中的多模态隐喻和转喻的表征及两者间的互动进行深入的剖析和解读，揭示其中的多模态宣传语篇的动态认知机制。分析表明，《英雄之城》以转喻和隐喻为认知框架，主要运用图像、颜色、声音等符号模态塑造了武汉的城市形象和疫情期间情景以及武汉人民，中国人民所具有的精神形象，生动而有说服力。基于本宣传片的多模态隐喻、转喻表征及模态分布，该片多模态的隐喻和转喻呈现出宏伟性、传奇性、浪漫性和语用适切性等语类特征，结合多模态隐喻转喻表征为城市形象构建提供了认知依据，为武汉城市形象构建提供有益思维参考。
参考文献
[1]Peirsman Y， Geeraerts D. Metonymy as a Prototypical category[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6， 17（3）： 269-316.
[2]陈玉莲.城市形象宣传片中国转喻与隐喻的认知构建.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8，107-108.
项目名称：武汉学院2020年度省级创新训练项目——多模态隐喻与转喻的认知构建对武汉城市形象宣传的探索及启示。
项目编码：S202013634038
徐奥、范泰肇、李莞婷，参与本文撰写
（作者单位：武汉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多模态 隐喻和转喻 认知构建 武汉城市形象
一.引言
武汉，作为湖北省省会，集金融中心、交通中心、文化中心、文化中心于一体的华中地区最大的都市，在中国城市外宣工作中占据重要的篇章。
《英雄之城》影片拍摄的背景是2019年末，武汉爆发了一场影响至今的新冠病毒传播事件。彼时刚经历军运会，武汉站在国家中心城市和全球一流城市的新坐标上，正渴望着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积极构建与之相匹配的城市形象。作为2020年新华社出品的关于首部武汉战疫2个月全景纪录片，《英雄之城》就像一张高度浓缩的城市名片，新华社创新传播方式，运用匠心巧思，超越历史传统、文化语言等隔阂，通过一系列多灾多难中的映画和各种声音、动作的体现打开了宣传和交流的窗口，提升了疫情后时期武汉的知名度和疫情时期武汉人民，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坚韧不屈的伟大精神。
整部纪录片持续时长为45分钟，力图从时间线上来回溯疫情以来武汉人民、政府、各方人员的情景，从多个角度来展示武汉在这特殊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影片开篇，就向人们展现出传统武汉元素如：江汉关、钟楼、江滩，以及现代元素武汉火车站、武汉高铁、长江大桥，楚河汉街。展示出的有关武汉自然景观景点，历史文物古迹，各种真实直面现场场景，是图文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形式上看以画面、声音、文字等一系列的元素搭配，动态的构建多模态隐喻和转喻。每个语篇运用不同的元素搭配来凸显文本主旨，为受众营造认知环境。
二.《英雄之城》中多模态隐喻的认知构建
纪錄片开头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在黄昏之中一个钟楼竖立在城市之中，远瞰长江从中经过。其中的钟楼上面的钟像一个眼睛，象征着这是这场战争之中的“风暴之眼”在合成式隐喻中，两个域以某种方式组合成的一个新奇的视觉格式塔，可以被看作一个视觉整体。这座塔和时钟共同组合成的一个新颖的钟楼形象，在文字的共同作用下，传达出武汉作为这场战役的见证者的喻义，这是一个典型的双喻合成式。这也是以实体代特征的多模态隐喻，表盘形似一个人的眼睛，源域眼睛也就被投射到目标域表盘上面。通过这个场景我们知道这是为了向我们宣传武汉经历了许多磨难，钟楼上的表盘象征眼睛，见证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磨难。而远方则表示未来的希望，黎明的到来，夕阳的再次升起象征着武汉这座城市的浴火重生。
拍摄位置与空间位置的隐喻潜势视觉空间中的位置同样具有隐喻潜势。我们的生活经验将上下左右等空间位置赋予象征性意义。从认知角度看，拍摄位置与空间位置都可以成为方位隐喻的源域，而它们所构建的读者-图像关系与信息价值则为目标域。就垂直拍摄角度而言，由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俯视比我们矮小的人，或者以“俯视”的隐喻意义来看，我们俯视比我们地位地的人。所以高角度拍摄能够使图像中的事物显得渺小。视频中拍摄位置为高空为方位隐喻的源域，俯视城市，体现出在病毒面前人们的渺小。而其传播的给观者的是这座城市在经历磨难之后的景象，进一步体现出这座城市的伟大，这也就是目标域。拍摄位置与读者-图像关系之间的映射是基于图像的象似性及其与现实事物的识别关系。也就是说，拍摄位置能够重现现实中人际关系的特征。就拍摄距离而言，由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与身体距离成正比，因此近景拍摄就被解读为读者与图像之间的社会距离或情感距离很近，在这位视频博主拍摄的镜头下有许多普通群众的特写，如医生、护士、超市收银员、甚至有外卖小哥，同时这也就表示出我们就是这些群众之中的一员，他们并不是什么特别伟大著名的人物，反而就是这些普通群众的劳动才换来整个城市的运作与发展。同时这种拍摄角度始终贯穿着整部纪录片，其中大多为医务人员的描写。拍摄位置和空间位置的意义来源于人类的生理和文化体验。拍摄位置与空间位置所构建的隐性意义对构建理想的观者-视频关系以及操控观者的观看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多模态隐喻构建方式为单模态映射：其包括文字映射与图像映射两种情况。在文字映射中，语言单独构成隐喻，图像作为源域或目标域的示例起辅助作用。同样，在图像映射中，图像单独构成隐喻，文字阐释图像中源域或目标域的内容。单模态映射符合多模态隐喻的定义，因为概念隐喻的体现形式仍然是包含图像和文字的。在视频中有一幕是俯瞰城市中有黄鹤楼，中间由白色毛笔书写着四个字“抢救生命”起到增强修辞效果等作用。其中有文字，图像为城市高空景象，生命这一特征的强调得到了视觉的支持，体现出了抢救生命刻不容缓的使命。文字通过阐释源域或目标域起辅助作用。第二幅画面我们转到医院建设的施工现场有许多挖掘机正在不断地工作，上面用同样的字体和字体颜色写着：“关键之举”我们看出来这是文字映射。在这一场景中，文字将建造医院当做关键之举构成“医院的建设是重中之重”这一隐喻，此场景的主体部分为许多挖掘机在繁忙的建设两所医院的图像。就该隐喻而言，图像的作用是例示“医院建设是打赢这场战争的关键”，为这一语言实体提供图像支持。
三.《英雄之城》中多模态转喻的认知构建
隐喻是用源域来概念化目标域;转喻则允许人们用同一认知域中的一种实体代替另一种实体。认知语言学家普遍认为转喻是比隐喻更为基本的认知机制，它不仅是隐喻产生的前提，更制约着隐喻映射的特征和属性。和隐喻一样，转喻的体现形式可以是语言、图像、手势和声音等模态符号，其识别的关键在于对源域即具体画面所指代的概念或复杂事件的推理上。《英雄之城》中的转喻非常多，在识别这些转喻时，对武汉历史文化的了解尤为重要。由于动态图像具有超强的感染力，能导致观众从思维到感情、从直觉到感觉的转移，因此几乎片中的每一个画面都有所指，而这些所指便是建立在转喻这一认知推理机制之上的。基于Piersman和Greeraerts提出的转喻类型分类，对《英雄之城》中主要的转喻模式进行了分类，在一开始直接用武汉最为特殊的江滩大钟楼体现出来了武汉的特色历史建筑，而后利用镜头的转换江上的太阳徐徐升起代表着这场疫情武汉这座城市绝不会落败，随着许杨记者的叙述直接以第一视角进入到了从北京西开往武汉的高铁上。雕像都已经被“戴”好了口罩，表明防疫战斗已经彻底打响。 张辉等提出，转喻的源域通过视觉、听觉或其他模态得到突出，其识别更加依赖于语境和百科背景知识。空间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是图像表征现实的基本特征。宣传片中虽无语言文字，图像、音乐、颜色等非语言模态，通过对客观事物的不完整模仿，共同作用使看似零散的视觉画面拥有了共同的所指，从而从不同的角度呈现了同一个空间整体。譬如，宣传片中的一声吆喝打开了这个宣传片、相继呈现出的武汉江滩、大钟楼标志性建筑和著名景点的图像画面从不同侧面给观众呈现出了一个既现代又充满传统历史文化底蕴，1100万人口，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核心因素代机构是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转喻模式。片中出现的口罩、空旷的街道、林立的楼层、汽笛声等属于本片中的武汉防疫特征，表明了防疫期间的工作到位;在记者都到站的一声声广播里面一遍遍说着自2020年1月23日起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时，直接镜头上升到对武汉全市的景觀偌大的城市，街上空无一人。此处镜头特写到了光谷大转盘和汉江大桥车辆也都寥寥无几此时正值农历新年，按以前来说现在应该车水马龙，人们都摩肩接踵的购买年货。但今年却是门可罗雀。直接展现了我国在武汉防疫阶段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其中一次又一次的大白字提醒警示表明这时候的武汉已经是处于全面戒严的状态形势极其严峻。
在本片中通过对视频格调的黑白渲染和时不时传出急救车的汽笛声。这些画面多方面协同构建了武汉在防疫中的艰苦搏斗，既向观众展现了武汉防疫的难度之大，又呈现了武汉在疫情之中的不放弃不言败的钉子精神，阐述着武汉的防疫理念。单个实体代总体也是片中重要的转喻模式之一。
四.结语
本文从多模态隐喻与转喻的认知构建入手，通过对纪录片《英雄之城》的研究入手，发现其中的多模态隐喻和转喻的表征及两者间的互动进行深入的剖析和解读，揭示其中的多模态宣传语篇的动态认知机制。分析表明，《英雄之城》以转喻和隐喻为认知框架，主要运用图像、颜色、声音等符号模态塑造了武汉的城市形象和疫情期间情景以及武汉人民，中国人民所具有的精神形象，生动而有说服力。基于本宣传片的多模态隐喻、转喻表征及模态分布，该片多模态的隐喻和转喻呈现出宏伟性、传奇性、浪漫性和语用适切性等语类特征，结合多模态隐喻转喻表征为城市形象构建提供了认知依据，为武汉城市形象构建提供有益思维参考。
参考文献
[1]Peirsman Y， Geeraerts D. Metonymy as a Prototypical category[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6， 17（3）： 269-316.
[2]陈玉莲.城市形象宣传片中国转喻与隐喻的认知构建.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8，107-108.
项目名称：武汉学院2020年度省级创新训练项目——多模态隐喻与转喻的认知构建对武汉城市形象宣传的探索及启示。
项目编码：S202013634038
徐奥、范泰肇、李莞婷，参与本文撰写
（作者单位：武汉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