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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大清邮政建立之后，面对分立的邮递体制及机构，采取了避难趋易的发展策略，希望使用兼并的手段，将过往以商业手段经营的民间递信业务收归国有。民信局则通过上禀省宪大员及联合客邮等手段，与大清邮政进行周旋，期间以三次资费调整最为典型。大清邮政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及对交通工具的控制，最终占据了体制博弈的上风。由此可见，清末的制度转型，并非单纯的以新代旧，其中的迎合与抵制，往往与实际利益、传统习惯及人事关系有直接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