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许多高官退休后被上市公司聘请担任某些职务，谓之“旋转门”现象。比如前总统克林顿就曾在卸任后到尤卡帕集团担任高级顾问，前国务卿鲍威尔退休后成为一家著名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作伙伴，曾负责美国空军采购的达琳？珠云退休后到波音公司担任了副总职务等等。
　　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大多是由董事长选定，而董事长又多为控股股东的利益代表，因而出于企业需求和未来利益的考虑，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背景，董事长（或控股股东）在为企业选择独董时自然会偏好人脉资源丰富和权力磁场强大的退休高官。适当引入具有行政资源的退休高官，亦可起到丰富独董结构、把握宏观市场等作用。正是在这种种利益驱动下，退休高官成了我国上市公司热捧的对象，备受青睐。
　　只要独董候选人符合任职资格、聘任程序合法合规，企业聘请任何人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我国退休高官独董的任职真的都能做到规范吗？聘请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对企业的利益各方又有何伤害呢？个人认为“离职高官独董”可能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冷却期”不足。我国《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二条明文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而此次“重汽风波”涉及的三位前政府高官中，贵州省原省长石秀诗、山东省原省长韩寓群从卸任省长时点算起已逾三年，但从两者在全国人大的任职时间来看，则退休尚未满三年，甚至至今在位。另一位独董崔俊慧自2006年从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位置上退休后，2008年就当选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其间隔仍未达“冷却期”要求。
　　薪酬过高。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指出：中管干部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不得领取报酬、津贴和获取其他额外利益。所在的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可按照有关规定，报销其工作费用。然而实际情况却相去甚远。中国重汽向三位离职高官独董开出的年薪是18万。无独有偶，据公开资料显示，中石油三位离职高官独董刘鸿儒（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崔俊慧（曾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和李勇武（曾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的年薪分别为22.2万、26万和24.1万。
　　权力寻租隐患。《通知》中还指出：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到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独立监事，不得从事与本人原工作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大本营在山东济南的中国重汽将山东省原省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以独董身份招致麾下，不免让人担忧重汽是否会利用这些离职高官的原有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进行利益输送，致使企业在他们的庇护下搞关系、拉项目，进行不公平竞争，损害中小股东长远利益。同时，还容易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利益分配的矛盾，侵犯同行企业在遵循公平竞争下的正当权益。
　　离职高官独董的聘任不将这些问题规范或解决，舆论的诟病就很难消散。
　　独立董事制度引进我国以来，因“水土不服”仍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如何根据国情从“选、聘、用、留、裁”五大方面建立一套完善、科学、系统的独立董事制度，仍将考验有关部门的智慧。而对于上市公司热衷聘请离任高官任职独董显露的弊端，不仅要进一步完善独董制度，对已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细化和改进，更要求做到坚决贯彻、严格执行、认真落实，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公众对这种现象的各种担忧，取得资本市场和社会舆论的普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