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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德私德问题自被提起后，至今已有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目前存在很严重的公私德发展情况不对等的问题，仁义礼让等私人道德原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相较之，社会公德对人们的规范作用就小得多。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国家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平稳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公德 私德 途径
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先生1902年在其《新民说》一文中谈到：“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为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无公德则不能团。”[1]在梁启超先生看来，公德的指向范围大，对国家、社会等大的群体施以道德关怀；私德指向范围狭窄，道德关怀仅仅给予自身以及较为亲密的同伴。他认为公德私德是一体化，不是毫无关系，相互分离的，二者对于社会都不可或缺。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公德是私德的保障。关于何谓公德、何谓私德，学界虽不乏歧解，但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公德”亦称“社会公德”或“国民公德”，它是人们在履行社会义务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它是与集体、社会、民族或国家有关的道德，包括简单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私德”指个人品德作风、习惯以及个人私生活中处理友情、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道德。[2]
一：公德弱、私德盛的原因
第一，历史原因。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是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类型的国家，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中国的家族制度。家族制度的道德规范经过一代代的传承，一次次的精心维护，上至官方统治者、下至普通百姓，都在为这套道德规范煞费苦心，兢兢业业而不敢有一刻的放松。这套致力于为家族内部利益服务的道德规范就这样建立，并且一代代的传承了下去。古代中国一直存在一个很严重而又奇怪的现象，家的概念存在每个人心中，但是历代王朝变换，都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国的概念。百姓只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根本没有国家的大一统概念。意识指导实践，没有公共、社会、国家的意识，自然就不会形成造福社会、他人的道德行为。
第二，文化原因。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儒家重私德而轻公德。在儒家的经典论述中，所谓“德 ”者 ，一般指个人道德、品行和操守，无论是仁、义、礼、智、信等重大道德原则，还是忠、恕、孝、悌、慈、廉、耻、节等基本道德规范，无不是针对个人品质而言的，对公德则少之又少。
第三，社会客观原因。现在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范围扩大，不再限于地域、国家。慢慢地，公共场所产生了。但是，用来规范公共生活中的公民的道德准则却没有跟得上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依旧是遵循自己的私人道德准则，国家忙于经济建设，加之道德建设是个慢功夫，需要很长的前期准备与发展，导致了目前的公德弱、私德盛的现象。
二：公德优于私德的误区
近几年来，“道德滑坡论”时常被提起，人们开始加重对社会公德的重视程度。“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由于公共生活传统的缺失，使我们不得不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借助于传统的人情伦理来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节。”[3]公德弱私德盛，社会公德内容并不深入人心，民众只要具备基本私德，就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民众在生活中找不到可以依循的公德，于是私德便被拿来补上公德的缺口，形成私德公德化的发展趋势。在这种私德公德化的驱使下，社会不文明现象越来越多，没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标准来衡量民众行为性质。中国民众重私德，一定程度上就弱化了公德。人是复杂的动物，绝大多数的人是做不到视陌生人等同于朋友的。这样自然就形成了行为做事的两条线，一条线上是朋友亲戚，对朋友亲戚事随时随地给予方便，很多事情都是一句话的事；另外一条线上是陌生人，基本是公事公办，甚至会因为怕麻烦而不予理睬。再分析的具体一点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私自利的表现，缺乏公德心。
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公德优于私德观点不仅对解决公德弱私德盛问题没有任何帮助，还会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道德建设须避开此点。
三：公德私德关系正确处理方式
自梁启超之后，“中国人缺公德”之说几成定论，但很多人忽略了梁氏当年提出公德问题的时代原因，更没有看到其关于公德、私德关系的辩证观点，而是断章取义，或扬公德而贬私德，或将公德、私德误读成两种完全无关的德。还有人抱着“揭疮疤”的心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将本民族的道德传统当成历史包袱，甚至有人将今天的中国人“不讲公德”的社会问题归咎于中国过去“缺德”，将现代人的责任推到古人头上。中国过去狭隘的家族制度与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传统是目前中国道德状况的历史原因，但是这不是否定过去优秀传统道德文明的理由。批评私德观念的狭隘性并不否认私德本身的道德价值。存在即为合理，私德发展的这么好是有它自身的原因的。
中国道德建设首要就是处理好公私德关系。首先，摆正对中国传统道德文明的态度。中国是个私德传统极为丰富的国家，不能强硬单一的去剥离私德，盲目追求公德。客观看待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明，看到其闪光点，并且将其中可以發扬的内容，关乎公共的内容加以传承弘扬，赋予新时代内涵。对于仁、义、礼、智、信等私人道德原则加以深化，个人道德是社会公德形成的基础，由小及大，由点及面，社会由个体组成，个体优秀，社会自然也会越来越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关于公德的内容，儒家有很多相关的内容，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是儒家提出的人生处世格言，意为不仅要善待自己的父母与孩子，还要善待别人的父母孩子。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目前中国的道德建设不应该去盲目武断的排斥传统道德文明，排斥儒家。传统道德文明中不管是公德还是私德的内容都有其存在价值，但是怎么去利用、如何去转化，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正始》）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振兴中华”[4]等等，这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对道德文明传承的看重。以前是，今后也应该是。深藏在中华人民内心深处的家国一体，公天下观点终会被唤醒，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内容通过各种途径展示给人们，耳濡目染，唤醒和激活公德意识。 公德是有一种公而忘私的精神存在其中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清醒认识到这种的无私精神对于常人来说，甚至苛刻，它是不能被认为是普遍的道德准则的。一直以来，中国的道德建设都存在一个误区，道德建设中提倡的道德楷模过于完美、无私、奉献自己。这与我们正常人的生活相差甚远，这一种道德标准不是我们可以轻易做得到的。久而久之，道德建设所提倡的内容人们看过就算了，不会引起共鸣，不会有采取行动的力量。因此，在公德建设中必须解决好道德标准问题，“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事情不用大的惊天动地，随手的善事也是道德的表现。国家应该树立一条社会中大多数成员可以达到的道德标准，树立一种道德底线，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人们在生活中区接纳它，实践它，最终习惯它。
培养良好的公民素质，组织好社会公德建设不是一日之功，是很复杂的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社会、个人都应该积极参与。中国功德弱私德盛是不能全部归咎于中国缺乏公德的传统，中国不缺乏公德的传统，重要的是如何去挖掘传承它。功德私德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二者必须结合，才是完整的社会道德。
【注 释】
[1] 王德峰：《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8页。
[2] 宣云凤：《私德和公德各守其位——解决道德危机的新思路》，《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3] 张晓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重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4] 刘立夫，孙哲：《论中国传统的公德精神》，《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王德峰编选.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C].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 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卷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4] 吕滨.新民理论与新国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O00.
[5] 张晓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重建[M].貴阳：贵州人民出版，2002.
[6]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2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 李学明. 公德私德化：解决“公德”与“私德”问题的切入点[J]. 求实，2009，（08）：36
作者简介：胡梦莉（1993.12.13）女，汉族，江苏，研究生，单位：上海大学，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原理。
【关键词】 公德 私德 途径
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先生1902年在其《新民说》一文中谈到：“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为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无公德则不能团。”[1]在梁启超先生看来，公德的指向范围大，对国家、社会等大的群体施以道德关怀；私德指向范围狭窄，道德关怀仅仅给予自身以及较为亲密的同伴。他认为公德私德是一体化，不是毫无关系，相互分离的，二者对于社会都不可或缺。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公德是私德的保障。关于何谓公德、何谓私德，学界虽不乏歧解，但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公德”亦称“社会公德”或“国民公德”，它是人们在履行社会义务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它是与集体、社会、民族或国家有关的道德，包括简单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私德”指个人品德作风、习惯以及个人私生活中处理友情、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道德。[2]
一：公德弱、私德盛的原因
第一，历史原因。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是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类型的国家，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中国的家族制度。家族制度的道德规范经过一代代的传承，一次次的精心维护，上至官方统治者、下至普通百姓，都在为这套道德规范煞费苦心，兢兢业业而不敢有一刻的放松。这套致力于为家族内部利益服务的道德规范就这样建立，并且一代代的传承了下去。古代中国一直存在一个很严重而又奇怪的现象，家的概念存在每个人心中，但是历代王朝变换，都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国的概念。百姓只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根本没有国家的大一统概念。意识指导实践，没有公共、社会、国家的意识，自然就不会形成造福社会、他人的道德行为。
第二，文化原因。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儒家重私德而轻公德。在儒家的经典论述中，所谓“德 ”者 ，一般指个人道德、品行和操守，无论是仁、义、礼、智、信等重大道德原则，还是忠、恕、孝、悌、慈、廉、耻、节等基本道德规范，无不是针对个人品质而言的，对公德则少之又少。
第三，社会客观原因。现在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范围扩大，不再限于地域、国家。慢慢地，公共场所产生了。但是，用来规范公共生活中的公民的道德准则却没有跟得上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依旧是遵循自己的私人道德准则，国家忙于经济建设，加之道德建设是个慢功夫，需要很长的前期准备与发展，导致了目前的公德弱、私德盛的现象。
二：公德优于私德的误区
近几年来，“道德滑坡论”时常被提起，人们开始加重对社会公德的重视程度。“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由于公共生活传统的缺失，使我们不得不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借助于传统的人情伦理来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节。”[3]公德弱私德盛，社会公德内容并不深入人心，民众只要具备基本私德，就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民众在生活中找不到可以依循的公德，于是私德便被拿来补上公德的缺口，形成私德公德化的发展趋势。在这种私德公德化的驱使下，社会不文明现象越来越多，没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标准来衡量民众行为性质。中国民众重私德，一定程度上就弱化了公德。人是复杂的动物，绝大多数的人是做不到视陌生人等同于朋友的。这样自然就形成了行为做事的两条线，一条线上是朋友亲戚，对朋友亲戚事随时随地给予方便，很多事情都是一句话的事；另外一条线上是陌生人，基本是公事公办，甚至会因为怕麻烦而不予理睬。再分析的具体一点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私自利的表现，缺乏公德心。
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公德优于私德观点不仅对解决公德弱私德盛问题没有任何帮助，还会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道德建设须避开此点。
三：公德私德关系正确处理方式
自梁启超之后，“中国人缺公德”之说几成定论，但很多人忽略了梁氏当年提出公德问题的时代原因，更没有看到其关于公德、私德关系的辩证观点，而是断章取义，或扬公德而贬私德，或将公德、私德误读成两种完全无关的德。还有人抱着“揭疮疤”的心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将本民族的道德传统当成历史包袱，甚至有人将今天的中国人“不讲公德”的社会问题归咎于中国过去“缺德”，将现代人的责任推到古人头上。中国过去狭隘的家族制度与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传统是目前中国道德状况的历史原因，但是这不是否定过去优秀传统道德文明的理由。批评私德观念的狭隘性并不否认私德本身的道德价值。存在即为合理，私德发展的这么好是有它自身的原因的。
中国道德建设首要就是处理好公私德关系。首先，摆正对中国传统道德文明的态度。中国是个私德传统极为丰富的国家，不能强硬单一的去剥离私德，盲目追求公德。客观看待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明，看到其闪光点，并且将其中可以發扬的内容，关乎公共的内容加以传承弘扬，赋予新时代内涵。对于仁、义、礼、智、信等私人道德原则加以深化，个人道德是社会公德形成的基础，由小及大，由点及面，社会由个体组成，个体优秀，社会自然也会越来越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关于公德的内容，儒家有很多相关的内容，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是儒家提出的人生处世格言，意为不仅要善待自己的父母与孩子，还要善待别人的父母孩子。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目前中国的道德建设不应该去盲目武断的排斥传统道德文明，排斥儒家。传统道德文明中不管是公德还是私德的内容都有其存在价值，但是怎么去利用、如何去转化，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正始》）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振兴中华”[4]等等，这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对道德文明传承的看重。以前是，今后也应该是。深藏在中华人民内心深处的家国一体，公天下观点终会被唤醒，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内容通过各种途径展示给人们，耳濡目染，唤醒和激活公德意识。 公德是有一种公而忘私的精神存在其中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清醒认识到这种的无私精神对于常人来说，甚至苛刻，它是不能被认为是普遍的道德准则的。一直以来，中国的道德建设都存在一个误区，道德建设中提倡的道德楷模过于完美、无私、奉献自己。这与我们正常人的生活相差甚远，这一种道德标准不是我们可以轻易做得到的。久而久之，道德建设所提倡的内容人们看过就算了，不会引起共鸣，不会有采取行动的力量。因此，在公德建设中必须解决好道德标准问题，“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事情不用大的惊天动地，随手的善事也是道德的表现。国家应该树立一条社会中大多数成员可以达到的道德标准，树立一种道德底线，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人们在生活中区接纳它，实践它，最终习惯它。
培养良好的公民素质，组织好社会公德建设不是一日之功，是很复杂的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社会、个人都应该积极参与。中国功德弱私德盛是不能全部归咎于中国缺乏公德的传统，中国不缺乏公德的传统，重要的是如何去挖掘传承它。功德私德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二者必须结合，才是完整的社会道德。
【注 释】
[1] 王德峰：《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8页。
[2] 宣云凤：《私德和公德各守其位——解决道德危机的新思路》，《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3] 张晓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重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4] 刘立夫，孙哲：《论中国传统的公德精神》，《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王德峰编选.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C].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 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卷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4] 吕滨.新民理论与新国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O00.
[5] 张晓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重建[M].貴阳：贵州人民出版，2002.
[6]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2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 李学明. 公德私德化：解决“公德”与“私德”问题的切入点[J]. 求实，2009，（08）：36
作者简介：胡梦莉（1993.12.13）女，汉族，江苏，研究生，单位：上海大学，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