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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在北京辞世。而就在前一天，老先生刚刚度过了他112岁生日。“大概是上帝糊涂了，把我忘记了”。当生命终极刻度停在“112”时，周有光曾经说的那句经典“长寿感言”，为告别添了一丝和暖的意味——一个思想有光的灵魂，终于被上帝想起了。
身为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一生成就熠熠生辉：早年专攻经济，50岁之前是经济学教授、金融家；近50岁时“半路出家”，治学由经济转入语言，主持拟定我国《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85岁又成为文化研究学者、思想家，百岁后依然笔耕不辍，出版多部著作。
100岁时，有《百岁新稿》；104岁时，有《朝闻道集》；105岁时，有《拾贝集》；还有《周有光文集》《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等。有人说，他的一辈子，活了别人几辈子，诚然如是。然而，看看这些书名，“新稿”、“朝闻道”、“拾贝”，又哪里像是出自一个几乎度过两甲子的老人之手呢？
生于1906年，周有光的一生经历过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经历过启蒙与革命的变奏。那一代知识分子，总有着强烈的求新意识。在周有光身上，这种求新，不仅是从经济学转入语言学，也是他从内在时时密切关注着个体和世界、和社会的关联，不让自己落后时代太多。
据报道，直至晚年，他每天依然关心世界时事。有一次，他从昏迷中醒来，第一句话竟是问床前的人：“乌克兰局势怎么样了？”——不外在于世界，并始终对其时刻怀有热忱，这是一个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的模样，也因此，直到100岁以后，他依然能睁大新奇的双眼注视世界，继续将启蒙之光传递下去。
汉语拼音改变了中国人输入、输出知识文化的方式，对于这位与汉语拼音密切相关的老人，人们称呼他是“汉语拼音之父”，可他从来都拒绝这顶冠冕：“汉语拼音怎么能是我‘儿子’呢？”又或者，“读过书的人，绝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的头顶上”。
这并非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谦逊，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实事求是。
早年求学圣约翰
清朝末年，周有光出生于常州青果巷老礼和堂。1923年，周有光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经济学。1925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读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1927年毕业。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读书往事，总令周有光津津乐道。圣约翰大学奠定了他治学的精神底色。
周有光读书时数学成绩很好，老师劝他学理科，可同窗们一致坚决反对，“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吃亏了。我就学了文科。实际上，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教育，周有光求学期间读了文学、世界史，受益颇深。读英文报，一位英国教师教导他们，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紧去查阅《百科全书》。
周有光曾在百岁口述时回忆，圣约翰大学不培养专家，培养完美人格。他习惯去翻阅《百科全书》，学会了自学和独立思考的治学方法，也因此积攒了极其丰厚的知识储备。后来，沈从文还开过玩笑，送他一个“周百科”的称号。
这仿佛成为一个奇妙的隐喻。改革开放后，中美两国进行文化合作，翻译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是其中一项工作。周有光担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参与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两老无猜”
对于民国控、文学爱好者而言，周有光还有一重吸引人的身份：才女张允和的丈夫、作家沈从文的连襟。
张允和80岁时写过一篇《温柔的防浪石堤》，回忆和周有光两人的甜蜜往昔。“两个人不说一句話。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
和张允和结婚前，周有光写信告诉她，说自己很穷，恐怕不能给她幸福。而张允和思想极其开明自主，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
“张氏四姐妹”里，张允和最早结婚。他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坚持结婚不可乱花钱。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因心脏病去世。周有光说：“我们结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
张允和辞世7年后，周有光后来这样写道：“两椅一几，我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如此度过了我们的恬静晚年。小辈戏说我们是两老无猜。老伴去世后，两椅一几换成一个沙发，我每晚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再回到卧室去。”
两老无猜，守候一生。这是周有光和张允和的世纪爱恋。
“半路出家”
50岁前，致力于经济领域，50岁后，事业骤然改弦易辙。1955年，周有光奉调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
周有光先后担任文改会委员和副主任、国家语委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
周有光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后来被公众誉为“汉语拼音之父”。而他本人极其谦逊，觉得这样称呼不好，多次对别人说：“读过我书的人，决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头顶上。”
周有光对汉语汉字研究，成就卓越。周有光把汉语和汉字的研究分为3个时期。一是传统语文学时期：主要是训诂学、音韵学、小学等；二是现代语言学时期：主要是现代汉语的语音学、语法学、方言学等；三是新语文时期：主要是中国语文现代化（普通话、白话文、简化字、拼音字母的理论和应用），包括汉语和汉字的电脑处理（中外文自动翻译、中文信息处理）等。
拜访过周有光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仅仅9平方米的小书房，以及那张脱了漆的旧桌子。别人觉得这书房太狭小了，周有光说：“够了，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周有光的著作，大约一半是在退休以后完成的。100岁出版《百岁新稿》、104岁出版《朝闻道集》、105岁时出版《拾贝集》，以及《周有光文集》《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
周有光走过了沧桑百年，作为上世纪的老人，他却一直跟得上时代潮流，适应新科技，心里也始终装着风云变幻的世界。他曾对朋友说：“我是认真思考了这个世界的。”百岁之后，步履不停。在转型时代，周有光时刻参与、观察和思考。他不断反思个人思想发展历程，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五大自由”等思想，为当代研究者予以深刻的启发。
身为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一生成就熠熠生辉：早年专攻经济，50岁之前是经济学教授、金融家；近50岁时“半路出家”，治学由经济转入语言，主持拟定我国《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85岁又成为文化研究学者、思想家，百岁后依然笔耕不辍，出版多部著作。
100岁时，有《百岁新稿》；104岁时，有《朝闻道集》；105岁时，有《拾贝集》；还有《周有光文集》《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等。有人说，他的一辈子，活了别人几辈子，诚然如是。然而，看看这些书名，“新稿”、“朝闻道”、“拾贝”，又哪里像是出自一个几乎度过两甲子的老人之手呢？
生于1906年，周有光的一生经历过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经历过启蒙与革命的变奏。那一代知识分子，总有着强烈的求新意识。在周有光身上，这种求新，不仅是从经济学转入语言学，也是他从内在时时密切关注着个体和世界、和社会的关联，不让自己落后时代太多。
据报道，直至晚年，他每天依然关心世界时事。有一次，他从昏迷中醒来，第一句话竟是问床前的人：“乌克兰局势怎么样了？”——不外在于世界，并始终对其时刻怀有热忱，这是一个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的模样，也因此，直到100岁以后，他依然能睁大新奇的双眼注视世界，继续将启蒙之光传递下去。
汉语拼音改变了中国人输入、输出知识文化的方式，对于这位与汉语拼音密切相关的老人，人们称呼他是“汉语拼音之父”，可他从来都拒绝这顶冠冕：“汉语拼音怎么能是我‘儿子’呢？”又或者，“读过书的人，绝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的头顶上”。
这并非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谦逊，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实事求是。
早年求学圣约翰
清朝末年，周有光出生于常州青果巷老礼和堂。1923年，周有光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经济学。1925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读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1927年毕业。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读书往事，总令周有光津津乐道。圣约翰大学奠定了他治学的精神底色。
周有光读书时数学成绩很好，老师劝他学理科，可同窗们一致坚决反对，“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吃亏了。我就学了文科。实际上，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教育，周有光求学期间读了文学、世界史，受益颇深。读英文报，一位英国教师教导他们，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紧去查阅《百科全书》。
周有光曾在百岁口述时回忆，圣约翰大学不培养专家，培养完美人格。他习惯去翻阅《百科全书》，学会了自学和独立思考的治学方法，也因此积攒了极其丰厚的知识储备。后来，沈从文还开过玩笑，送他一个“周百科”的称号。
这仿佛成为一个奇妙的隐喻。改革开放后，中美两国进行文化合作，翻译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是其中一项工作。周有光担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参与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两老无猜”
对于民国控、文学爱好者而言，周有光还有一重吸引人的身份：才女张允和的丈夫、作家沈从文的连襟。
张允和80岁时写过一篇《温柔的防浪石堤》，回忆和周有光两人的甜蜜往昔。“两个人不说一句話。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
和张允和结婚前，周有光写信告诉她，说自己很穷，恐怕不能给她幸福。而张允和思想极其开明自主，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
“张氏四姐妹”里，张允和最早结婚。他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坚持结婚不可乱花钱。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因心脏病去世。周有光说：“我们结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
张允和辞世7年后，周有光后来这样写道：“两椅一几，我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如此度过了我们的恬静晚年。小辈戏说我们是两老无猜。老伴去世后，两椅一几换成一个沙发，我每晚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再回到卧室去。”
两老无猜，守候一生。这是周有光和张允和的世纪爱恋。
“半路出家”
50岁前，致力于经济领域，50岁后，事业骤然改弦易辙。1955年，周有光奉调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
周有光先后担任文改会委员和副主任、国家语委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
周有光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后来被公众誉为“汉语拼音之父”。而他本人极其谦逊，觉得这样称呼不好，多次对别人说：“读过我书的人，决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头顶上。”
周有光对汉语汉字研究，成就卓越。周有光把汉语和汉字的研究分为3个时期。一是传统语文学时期：主要是训诂学、音韵学、小学等；二是现代语言学时期：主要是现代汉语的语音学、语法学、方言学等；三是新语文时期：主要是中国语文现代化（普通话、白话文、简化字、拼音字母的理论和应用），包括汉语和汉字的电脑处理（中外文自动翻译、中文信息处理）等。
拜访过周有光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仅仅9平方米的小书房，以及那张脱了漆的旧桌子。别人觉得这书房太狭小了，周有光说：“够了，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周有光的著作，大约一半是在退休以后完成的。100岁出版《百岁新稿》、104岁出版《朝闻道集》、105岁时出版《拾贝集》，以及《周有光文集》《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
周有光走过了沧桑百年，作为上世纪的老人，他却一直跟得上时代潮流，适应新科技，心里也始终装着风云变幻的世界。他曾对朋友说：“我是认真思考了这个世界的。”百岁之后，步履不停。在转型时代，周有光时刻参与、观察和思考。他不断反思个人思想发展历程，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五大自由”等思想，为当代研究者予以深刻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