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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建设目标是什么？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到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要从47.5%提高到51.5%。 相关数据显示，按照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提前完成规划任务。《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稿中称，未来十年，我国城镇化建设将形成40万亿的投资规模，成为扩大内需的最大动力。近期，一系列智慧城市扶持政策的出台，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据悉，住建部第二批智慧城市试点申报工作正在积极展开，预计会有不少于50个城市（区、镇）参与申报，试点名单也将在3个月内公布。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智慧城市应该如何规划？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副司长郭理桥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并就相关疑问予以了解答。
《经济》：在此之前，工信部曾先后在扬州、常州进行试点建设，科技部也牵头成立了中国智慧城市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与之相比，住建部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侧重点在哪里？
郭理桥：无论是科技部、工信部，还是其他部门，都会从自身职能角度来共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建设小康社会、美丽中国，发挥各自的作用。
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科技部多侧重于科技、技术问题，探究这一过程中需要攻克的、符合目前历史阶段需求的关键技术。对工信部而言，其主要承担产业的推进任务，侧重于如何通过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来推动产业的升级转型，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使其从先导产业变成主导产业乃至支柱产业。
作为承担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职能部门，住建部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目的，是为了探索智慧城市建设、运行、管理、服务和发展的科学方式，从而智慧地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我们认为，智慧城市是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信息资源、统筹业务应用系统，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镇化建设新模式，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从方法论上说，我们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从城市的整体系统地看问题，也要讲绩效、讲实效，确保所有工作都能经得住检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住建部发布的《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中，包含了57个3级指标，基本涵盖了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内容，着重于城市整体层面的发展和现实问题的解决。从管理服务上讲，围绕试点的政策理论、标准体系、关键技术、应用体系和投融资模式等方面，我们深入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受住建部的委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承担了具体的研究支撑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支撑服务作用。从试点审批过程来看，我们设立了试点申报、过程管理、专家评估等流程，有步骤、有规划地推进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总结、纠偏，以保证试点城市的发展方向和质量。从责任主体来看，我们构建了住建部主管、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主导、地方试点政府一把手推进的智慧城市行政责任架构。从智慧城市建设本身来讲，确立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建设方针。
总体来说，智慧城市试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立体化地推进，不以试点本身为目标，要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制度，以试点工作的开展来促进城市产业的发展和城市整体水平的提升。
《经济》：请您介绍一下，目前，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情况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应如何应对？
郭理桥：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工作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从国家部委来看，住建部、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等都在积极推进；就地方城市而言，所有一线城市、绝大部分二线城市，也有很多三线城市都明确提出了自身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从企业角度看，国内许多企业提出了智慧城市运营的规划，并积极进行智慧城市业务的开发，比如软通动力、中国安防、东方道迩、东蓝数码等等。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千差万别、智慧城市建设重点各异、智慧城市建设规划各成体系等，为具体的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顶层设计或顶层设计不清晰。没有从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出发，以及从城市整体和区域发展角度，制定目标明确、步骤清楚、保障可靠的顶层设计。二是对智慧城市概念和内涵理解不够。部分城市偏重信息技术本身的应用，使建设目标沦为信息化发展规划；有的甚至演变成房地产开发或工程项目建设。这些都是很不智慧的做法。三是对城市具体需求和现状的认识不足。没有系统性地考虑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城市产业、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生态环境等各方面问题。四是缺乏建设资金。过度依赖于地产开发商或通信运营商的资金投入，致使智慧城市建设走样。
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住建部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第一，发挥政、产、学、研、用、资的合力。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就智慧城市理论政策、标准技术及应用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与专家、各部委、地方城市、企业等建立了良好的沟通交流机制，并拟成立智慧城市研究院，以便更充分地集聚各方力量，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第二，加强省厅和省级专家的主力作用。省建设厅和省级专家对地方城市的具体情况清楚，发挥省厅的主力作用来加强对地方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和监督，能够尽量避免其走偏路、走错路。第三，进行投融资模式创新。1月14日国开行与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签署了智慧城市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承诺在“十二五”后3年提供不低于800亿元投融资规模，重点支持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区、镇）建设。同时我们也正与各商业银行、社会资本、国外资本等进行会谈协商，争取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中来。第四，成立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集各企业的产业技术优势，创新驱动城市发展，共同为地方智慧城市建设服务。
此外，我们还建议，在住建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基础上，建立由住建部和相关部委组成的智慧城市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协调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加大关键技术研发支持力度，建立相应标准体系，完善智慧城市评估办法，进一步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及示范工作。 《经济》：现在有很多人对智慧城市的建设深表担忧，害怕会出现“高投资，低回报”的问题，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郭理桥：任何投资都要讲求回报。投入回报主要有三种，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智慧城市建设应该把握“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的优势，实现公益性项目由政府主导，民生类等可以市场化和社会运营的项目由市场处理，调动民众和各类团体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性，真正做到智慧城市建设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同时，也要充分重视智慧城市建设的风险防范。首先，注意城镇化建设风险。要结合新型城镇化理念，避免出现房地产化、摊大饼发展等情况。其次，防范信息技术风险。不仅强调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更应注重方法论的指导。智慧城市要立足于信息技术，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用更智慧的方法来提升城市规划、建设、运行及管理的水平，其目标是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国家的总体战略保持一致。第三，重视投入和产出的核算及规划。在智慧城市建设前期，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参与的运营商的资金投入会非常大，因此，必须要保证合理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只有当社会各类投资方都能获得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投资回报时，智慧城市建设的产业化才能真正迈开步伐，实现可持续发展。第四，注重科学化、智慧化发展。我们应该引进社会的监督机制、市场机制，来防范风险、不断纠正错误。
《经济》：通过随机调查我们发现，市民对智慧城市的了解程度还不是很高。您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哪些？对此，相关部门应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
郭理桥：的确，现在市民对智慧城市的理解还不够广泛和深入。智慧城市目前尚处于发展阶段，仍属新生事物，各部委、科研机构对其的认识和看法也存在不一致性。有人形象地将其理解为“智慧城市=数字城市+物联网+云计算+人”，由此可以看出，智慧城市是对传统数字城市、数字地球、数字城管等概念的升级和扩展，是对城市信息化更高层次的发展，体现以人为本、智慧运行的理念。目前，现代智慧技术已经深入民众，在娱乐消费领域也有了广泛应用，如智能终端应用等。但对于智慧城市关注的政府社会管理和服务、企业服务等方面，我们认为在广大民众层面做得还不够好。
要改变这个现状，各级政府要继续深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加强企业的终端应用服务与感知，从教育、交通、医疗等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入手，通过为大众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智慧服务，让人们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智慧城市带来的好处。
同时，智慧城市还要做好宣传与推广工作，提高社会参与度。引导市民广泛参与并进行体验和反馈，以民众的感受作为检验智慧城市建设成果的最高标准，通过对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环境保护、交通出行、文化娱乐等领域的建设，形成满足城乡居民需求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智慧城市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民，只有以民为本，为民服务，使人民受益的城市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到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要从47.5%提高到51.5%。 相关数据显示，按照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提前完成规划任务。《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稿中称，未来十年，我国城镇化建设将形成40万亿的投资规模，成为扩大内需的最大动力。近期，一系列智慧城市扶持政策的出台，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据悉，住建部第二批智慧城市试点申报工作正在积极展开，预计会有不少于50个城市（区、镇）参与申报，试点名单也将在3个月内公布。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智慧城市应该如何规划？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副司长郭理桥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并就相关疑问予以了解答。
《经济》：在此之前，工信部曾先后在扬州、常州进行试点建设，科技部也牵头成立了中国智慧城市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与之相比，住建部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侧重点在哪里？
郭理桥：无论是科技部、工信部，还是其他部门，都会从自身职能角度来共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建设小康社会、美丽中国，发挥各自的作用。
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科技部多侧重于科技、技术问题，探究这一过程中需要攻克的、符合目前历史阶段需求的关键技术。对工信部而言，其主要承担产业的推进任务，侧重于如何通过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来推动产业的升级转型，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使其从先导产业变成主导产业乃至支柱产业。
作为承担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职能部门，住建部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目的，是为了探索智慧城市建设、运行、管理、服务和发展的科学方式，从而智慧地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我们认为，智慧城市是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信息资源、统筹业务应用系统，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镇化建设新模式，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从方法论上说，我们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从城市的整体系统地看问题，也要讲绩效、讲实效，确保所有工作都能经得住检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住建部发布的《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中，包含了57个3级指标，基本涵盖了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内容，着重于城市整体层面的发展和现实问题的解决。从管理服务上讲，围绕试点的政策理论、标准体系、关键技术、应用体系和投融资模式等方面，我们深入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受住建部的委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承担了具体的研究支撑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支撑服务作用。从试点审批过程来看，我们设立了试点申报、过程管理、专家评估等流程，有步骤、有规划地推进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总结、纠偏，以保证试点城市的发展方向和质量。从责任主体来看，我们构建了住建部主管、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主导、地方试点政府一把手推进的智慧城市行政责任架构。从智慧城市建设本身来讲，确立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建设方针。
总体来说，智慧城市试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立体化地推进，不以试点本身为目标，要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制度，以试点工作的开展来促进城市产业的发展和城市整体水平的提升。
《经济》：请您介绍一下，目前，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情况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应如何应对？
郭理桥：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工作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从国家部委来看，住建部、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等都在积极推进；就地方城市而言，所有一线城市、绝大部分二线城市，也有很多三线城市都明确提出了自身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从企业角度看，国内许多企业提出了智慧城市运营的规划，并积极进行智慧城市业务的开发，比如软通动力、中国安防、东方道迩、东蓝数码等等。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千差万别、智慧城市建设重点各异、智慧城市建设规划各成体系等，为具体的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顶层设计或顶层设计不清晰。没有从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出发，以及从城市整体和区域发展角度，制定目标明确、步骤清楚、保障可靠的顶层设计。二是对智慧城市概念和内涵理解不够。部分城市偏重信息技术本身的应用，使建设目标沦为信息化发展规划；有的甚至演变成房地产开发或工程项目建设。这些都是很不智慧的做法。三是对城市具体需求和现状的认识不足。没有系统性地考虑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城市产业、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生态环境等各方面问题。四是缺乏建设资金。过度依赖于地产开发商或通信运营商的资金投入，致使智慧城市建设走样。
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住建部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第一，发挥政、产、学、研、用、资的合力。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就智慧城市理论政策、标准技术及应用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与专家、各部委、地方城市、企业等建立了良好的沟通交流机制，并拟成立智慧城市研究院，以便更充分地集聚各方力量，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第二，加强省厅和省级专家的主力作用。省建设厅和省级专家对地方城市的具体情况清楚，发挥省厅的主力作用来加强对地方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和监督，能够尽量避免其走偏路、走错路。第三，进行投融资模式创新。1月14日国开行与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签署了智慧城市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承诺在“十二五”后3年提供不低于800亿元投融资规模，重点支持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区、镇）建设。同时我们也正与各商业银行、社会资本、国外资本等进行会谈协商，争取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中来。第四，成立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集各企业的产业技术优势，创新驱动城市发展，共同为地方智慧城市建设服务。
此外，我们还建议，在住建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基础上，建立由住建部和相关部委组成的智慧城市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协调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加大关键技术研发支持力度，建立相应标准体系，完善智慧城市评估办法，进一步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及示范工作。 《经济》：现在有很多人对智慧城市的建设深表担忧，害怕会出现“高投资，低回报”的问题，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郭理桥：任何投资都要讲求回报。投入回报主要有三种，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智慧城市建设应该把握“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的优势，实现公益性项目由政府主导，民生类等可以市场化和社会运营的项目由市场处理，调动民众和各类团体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性，真正做到智慧城市建设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同时，也要充分重视智慧城市建设的风险防范。首先，注意城镇化建设风险。要结合新型城镇化理念，避免出现房地产化、摊大饼发展等情况。其次，防范信息技术风险。不仅强调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更应注重方法论的指导。智慧城市要立足于信息技术，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用更智慧的方法来提升城市规划、建设、运行及管理的水平，其目标是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国家的总体战略保持一致。第三，重视投入和产出的核算及规划。在智慧城市建设前期，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参与的运营商的资金投入会非常大，因此，必须要保证合理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只有当社会各类投资方都能获得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投资回报时，智慧城市建设的产业化才能真正迈开步伐，实现可持续发展。第四，注重科学化、智慧化发展。我们应该引进社会的监督机制、市场机制，来防范风险、不断纠正错误。
《经济》：通过随机调查我们发现，市民对智慧城市的了解程度还不是很高。您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哪些？对此，相关部门应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
郭理桥：的确，现在市民对智慧城市的理解还不够广泛和深入。智慧城市目前尚处于发展阶段，仍属新生事物，各部委、科研机构对其的认识和看法也存在不一致性。有人形象地将其理解为“智慧城市=数字城市+物联网+云计算+人”，由此可以看出，智慧城市是对传统数字城市、数字地球、数字城管等概念的升级和扩展，是对城市信息化更高层次的发展，体现以人为本、智慧运行的理念。目前，现代智慧技术已经深入民众，在娱乐消费领域也有了广泛应用，如智能终端应用等。但对于智慧城市关注的政府社会管理和服务、企业服务等方面，我们认为在广大民众层面做得还不够好。
要改变这个现状，各级政府要继续深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加强企业的终端应用服务与感知，从教育、交通、医疗等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入手，通过为大众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智慧服务，让人们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智慧城市带来的好处。
同时，智慧城市还要做好宣传与推广工作，提高社会参与度。引导市民广泛参与并进行体验和反馈，以民众的感受作为检验智慧城市建设成果的最高标准，通过对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环境保护、交通出行、文化娱乐等领域的建设，形成满足城乡居民需求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智慧城市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民，只有以民为本，为民服务，使人民受益的城市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