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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8日至6月3日，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77周年前夕，我们一众史学爱好者组成考察团赴赣南闽西参观考察。笔者有幸随团参加了这次活动。
在长汀，考察团一行向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并参观了瞿秋白烈士纪念馆。走出纪念馆，左侧一方巨石泰然静立于草坪之上，其后是三棵长势正茂的木棉树。巨石撕裂般地交织着暗红色的纹线，正面上书“瞿秋白同志就义处”八个漆红大字。伫立其旁，沉默的石头仿佛透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无声的精神感染和情感激荡之中，我的灵魂得到了一次洗礼。这时，由于对历史细节感受的增强，我忘了诸多“本本”上的种种成论，而想起瞿秋白生前曾经讲过的三句话，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这是瞿秋白在狱中写的一句话。
“此地甚好！”——这是瞿秋白从容就义前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
“最难论的是历史的事实和历史的人物！中国人说：‘盖棺论定。’其实历史的‘棺’是永久不盖的。”——这是25岁时的瞿秋白在一篇文章中开言讲的一句话。
伫立在瞿秋白就义之地，抬眼望去，对面一路（兆征路）之隔，便是一家商号“潘朵拉”的咖啡屋，想起瞿秋白生前讲过的上述三句话，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历史和现实之间，距离似乎并不遥远。今天，我们常把中共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那段艰辛岁月称为“革命战争年代”，但历史留给我们的显然并非仅是战争。正如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所说：“战争很少是‘绝对的战争’；它只是由忠诚、希望和期待等各种相关因素组成的变化不定的整体中的一个侧面而已。”由此看来，“革命战争年代”里的人和事，一如人们对于瞿秋白的认识评价，历史之“棺”也是永久不盖的。
回顾中共90余年的历史，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身后又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总计不过9位，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刘少奇、李大钊、董必武、任弼时、瞿秋白。1935年，瞿秋白牺牲时年仅36岁，这使他在获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9位中，成为最年轻的一位，同时又是身后历时最久方获此殊荣的一位。1985年6月18日，在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纪念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认定：“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的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这时，离那一声“此地甚好”已经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对于法国工人党中的“盖得派”对其思想的诠释和叙述，在其去世前的1882年曾经明确表示过他的愤懑，并脱口说出了一句后来常被一切庸人所利用的话，——“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显然，马克思是不会真的认为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为了同那些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思想和以错误的方式对待他的思想的那些自称‘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划清界限”，“是为了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那些人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这些人对待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主要是宗派主义的和教条主义的”。
再看瞿秋白，在《多余的话》序篇中，他语出惊人地说，“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事实上，当瞿秋白说这句话时，他同样不会真的认为自己以前写的东西不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正像当年马克思激愤地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瞿秋白是要借此同那些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新进的青年”，或是自认为“比较有系统的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划清界限。正因如此，在《多余的话》的“我和马克思主义”一节，瞿秋白又说：“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以改变。”在生命即将“绝灭的前夜”，以“心力”旋琴于囚室之中，瞿秋白向我们最后一次展示了他不同凡响的才情、胆识和魄力。夜雾中的无声大音，多么需要“知我者”啊！我在想，当时代和历史能够引导我们以更加宽厚的人本视角反思性地再来审视这部照见中国革命征象的作品时，或许，它会给我们带来另一番思想风景。
瞿秋白的一生有个特点，从他踏上“饿乡”之行的旅途起，写作式的“化理论”与“理论化”工作，就已成为他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了。这里所谓的“写作式”，是指将自己欲说想表达的，或是遵循党的宣传、鼓动精神的要求，而从事的一种职业化、革命化的书写活动。正是通过这种写作式的“化理论”与“理论化”工作，瞿秋白一生为我们留下了500余万字、文类涉及多个领域的著述和译作。然而，这项工作在1920年代末以后，在其政治际遇环境不断恶化的情状下明显受到了阻滞，并突出体现在其对政治问题的思考的书写上。历史地看，如果说“饿乡”之行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焦虑和向往的瞿秋白；国民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竹林响箭的瞿秋白；那么，1920年代末以后，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遭遇着“说”与“不说”两难处境的瞿秋白了，这种境况一直延续到他写作《多余的话》。“话”本来是要“说”出来才成为其“话”的。但倘若“说”遭遇了“只能如是说”，“说了白说”，乃至“有话不让说”——比如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迫做出检讨，发言开头即说：“我所应当说的是很多，可是会议所容许的发言时间是很少的。”也就真的像瞿秋白自己所说的，“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了”。所以，瞿秋白把他在囚室里说出来的“话”定义为“多余的话”，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追溯现代历史，追溯现代思想的缘起，“在场”的当然不只有瞿秋白，但谁又能绕得过瞿秋白。其实绕不过的岂是瞿秋白，而是瞿秋白剑锋所指的洞见。“武器的批判”告诉我们，也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有另一种方式的“亮剑”。它让我们一样领略了：有一种持守叫信仰，有一种美德叫忠诚。“信仰坚定，政治忠诚”——这就是“秋白精神”的精粹。今天，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党员的数量与德国总人口大致相当、是英国人口的1.3倍、是澳大利亚人口的4倍、是新加坡人口的16倍、超过100多个国家的国家人口的大党，焦心求治而欲育化的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深刻体现在“秋白精神”的菁华之中。
由是观之，历史之“棺”确是永久不盖的。复杂多变的是历史的表情，但其最易为岁月所剥蚀；不因世相而变的，是历史的品质和尊严。因此，对历史的尊重，就是对人的尊重；还历史以尊严，就是还人以尊严。○
（李格非系南京师范大学附中江宁分校高三学生，梁化奎系徐州工程学院思政部教授）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在长汀，考察团一行向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并参观了瞿秋白烈士纪念馆。走出纪念馆，左侧一方巨石泰然静立于草坪之上，其后是三棵长势正茂的木棉树。巨石撕裂般地交织着暗红色的纹线，正面上书“瞿秋白同志就义处”八个漆红大字。伫立其旁，沉默的石头仿佛透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无声的精神感染和情感激荡之中，我的灵魂得到了一次洗礼。这时，由于对历史细节感受的增强，我忘了诸多“本本”上的种种成论，而想起瞿秋白生前曾经讲过的三句话，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这是瞿秋白在狱中写的一句话。
“此地甚好！”——这是瞿秋白从容就义前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
“最难论的是历史的事实和历史的人物！中国人说：‘盖棺论定。’其实历史的‘棺’是永久不盖的。”——这是25岁时的瞿秋白在一篇文章中开言讲的一句话。
伫立在瞿秋白就义之地，抬眼望去，对面一路（兆征路）之隔，便是一家商号“潘朵拉”的咖啡屋，想起瞿秋白生前讲过的上述三句话，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历史和现实之间，距离似乎并不遥远。今天，我们常把中共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那段艰辛岁月称为“革命战争年代”，但历史留给我们的显然并非仅是战争。正如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所说：“战争很少是‘绝对的战争’；它只是由忠诚、希望和期待等各种相关因素组成的变化不定的整体中的一个侧面而已。”由此看来，“革命战争年代”里的人和事，一如人们对于瞿秋白的认识评价，历史之“棺”也是永久不盖的。
回顾中共90余年的历史，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身后又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总计不过9位，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刘少奇、李大钊、董必武、任弼时、瞿秋白。1935年，瞿秋白牺牲时年仅36岁，这使他在获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9位中，成为最年轻的一位，同时又是身后历时最久方获此殊荣的一位。1985年6月18日，在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纪念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认定：“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的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这时，离那一声“此地甚好”已经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对于法国工人党中的“盖得派”对其思想的诠释和叙述，在其去世前的1882年曾经明确表示过他的愤懑，并脱口说出了一句后来常被一切庸人所利用的话，——“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显然，马克思是不会真的认为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为了同那些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思想和以错误的方式对待他的思想的那些自称‘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划清界限”，“是为了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那些人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这些人对待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主要是宗派主义的和教条主义的”。
再看瞿秋白，在《多余的话》序篇中，他语出惊人地说，“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事实上，当瞿秋白说这句话时，他同样不会真的认为自己以前写的东西不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正像当年马克思激愤地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瞿秋白是要借此同那些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新进的青年”，或是自认为“比较有系统的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划清界限。正因如此，在《多余的话》的“我和马克思主义”一节，瞿秋白又说：“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以改变。”在生命即将“绝灭的前夜”，以“心力”旋琴于囚室之中，瞿秋白向我们最后一次展示了他不同凡响的才情、胆识和魄力。夜雾中的无声大音，多么需要“知我者”啊！我在想，当时代和历史能够引导我们以更加宽厚的人本视角反思性地再来审视这部照见中国革命征象的作品时，或许，它会给我们带来另一番思想风景。
瞿秋白的一生有个特点，从他踏上“饿乡”之行的旅途起，写作式的“化理论”与“理论化”工作，就已成为他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了。这里所谓的“写作式”，是指将自己欲说想表达的，或是遵循党的宣传、鼓动精神的要求，而从事的一种职业化、革命化的书写活动。正是通过这种写作式的“化理论”与“理论化”工作，瞿秋白一生为我们留下了500余万字、文类涉及多个领域的著述和译作。然而，这项工作在1920年代末以后，在其政治际遇环境不断恶化的情状下明显受到了阻滞，并突出体现在其对政治问题的思考的书写上。历史地看，如果说“饿乡”之行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焦虑和向往的瞿秋白；国民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竹林响箭的瞿秋白；那么，1920年代末以后，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遭遇着“说”与“不说”两难处境的瞿秋白了，这种境况一直延续到他写作《多余的话》。“话”本来是要“说”出来才成为其“话”的。但倘若“说”遭遇了“只能如是说”，“说了白说”，乃至“有话不让说”——比如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迫做出检讨，发言开头即说：“我所应当说的是很多，可是会议所容许的发言时间是很少的。”也就真的像瞿秋白自己所说的，“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了”。所以，瞿秋白把他在囚室里说出来的“话”定义为“多余的话”，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追溯现代历史，追溯现代思想的缘起，“在场”的当然不只有瞿秋白，但谁又能绕得过瞿秋白。其实绕不过的岂是瞿秋白，而是瞿秋白剑锋所指的洞见。“武器的批判”告诉我们，也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有另一种方式的“亮剑”。它让我们一样领略了：有一种持守叫信仰，有一种美德叫忠诚。“信仰坚定，政治忠诚”——这就是“秋白精神”的精粹。今天，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党员的数量与德国总人口大致相当、是英国人口的1.3倍、是澳大利亚人口的4倍、是新加坡人口的16倍、超过100多个国家的国家人口的大党，焦心求治而欲育化的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深刻体现在“秋白精神”的菁华之中。
由是观之，历史之“棺”确是永久不盖的。复杂多变的是历史的表情，但其最易为岁月所剥蚀；不因世相而变的，是历史的品质和尊严。因此，对历史的尊重，就是对人的尊重；还历史以尊严，就是还人以尊严。○
（李格非系南京师范大学附中江宁分校高三学生，梁化奎系徐州工程学院思政部教授）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