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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安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在“十八岁就已经老了”的戏谑语境中，他已经不能再老了。
但是，岁月赋予给他的不是损耗与压力，而是从容和豁达的沉淀。
不同于马苏、温峥嵘等实力演员在《演员请就位》的抱怨，他认为自己正值壮年、甚至青年，仍然保持前行的姿势，弥久愈香，弥久愈坚。
他有两个履历。
一个是行政履历：拖拉机手、清河村生产队长、东升乡乡长，海淀区党代表、人大代表，北京市劳模、第十二届人大代表……他是兢兢业业的人民公仆。
另一个是艺术履历：海淀区美协理事、副主席，北京市美协会员、理事，中国美协会员，松石友画会八友之一……他以画松见长，蜚声当代画坛。
这两个履历消除了行业和领域之隔，形成难以置信的矛盾合体：朴实的农民和洒脱的梦想家、传统艺术的坚守者和改革时代的开拓者、表达自我的艺术家和为民服务的乡长……
单看那双手，粗壮的拇指、粗大的骨节、粗砺的手掌，任谁也想不到，它能创造出那么精到的美术作品，并且在中国美术馆、北大百年纪念讲堂、四川省博物院、韶山图书馆、荣宝斋等高雅之堂展出。
他的老师、“梁氏黄山树年松”开派宗师梁树年大师称赞道：“勤政有闲兼弄墨，好山好水体民情。”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艺术》杂志执行总编杨庚新说：“永安着意表现雄浑博大的意境，……预示着松柏（绘画）艺术的一场突变。”
清华美院教授杨琪赠诗：“青松翠柏冲云霄，威武雄姿不折腰。”
圈里都称呼他“乡长画家”。尽管他并不太认可这个雅号，但这无疑是属于他的特殊标签。
那么，从农民到艺术家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这个距离，可能是放学路上的那棵千年古松
成功皆源于梦想，成于实践。马云说，如果不去采取行动，不给自己的梦想一个实践的机会，你永远没有机会。
杨永安从小就有一个当画家的梦想，跟同门师兄弟、科班出身的李春海、徐鼎一相比，他没有上过美术学院，但是无论环境和条件如何变化，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写写画画。
1949年10月，他出生于北京清河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兄弟姊妹六个，他是老大。这个贫困家庭有两个文艺元素：母亲会画鞋样、裁剪衣服，父亲上过三年私塾，会写毛笔字。杨永安一直笃定，他的梦想，一定是受了这“唯二”的影响。
梦想的端倪出现在清河中心小学的三二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相当匮乏，小人书是所有孩子的梦想。他得到了一本连环画小人书——《岳飞传之十三双枪陆文龙》，在课堂上悄悄描摹，被班主任发现，受到严厉的批评，美术老师却毫不吝啬地表扬了他，使得他自信地认为，自己拥有画画的天赋，不知天高地厚地做起了画家之梦。
当头棒喝随后便来。初升高，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专业考试两道题，一是大卫石膏像素描，二是“接班人”主题画。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基础训练，都是靠自己瞎打误撞，第一题自己考砸了;第二题考得还不错，他画的是一个拖拉机手。一位评委老师断言，杨永安基本功太差，当不了画家。相比落榜，这句话对他的打击更大，却也激起了他“一定要当画家”的倔强。
后来，他上了北京二十中。从家到学校的途中，有一株千年古松，繁盛蓬勃，苍然遒劲。每次路过，都忍不住多看它几眼。他拿起画笔，想把它画下来，可画来画去，始终画不出它的气势。他想，要是有一位老师指导，该多好。
随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到来，他报考美术学院的机会和梦想被断送，不得不回乡务农，真的成为光荣的接班人，当上了拖拉机手。
这位拖拉机手大大出了一把风头。
队里有一台拖拉机，运输任务并不多，他觉得有些浪费，就把胶胎改装成带耙犁的铁轮，用来翻田犁地，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北京农业机械研究院的研究员下来调研，把他拍成照片，印在这种机型说明书封面上。
他还有一个改进成果，自制垛垛机，用来堆麦桔。因为操作不当，他的食指指尖被切了下来，短了一截，以至弹不了古琴。
劳动的辛苦以及受伤，对于出身农家的杨永安来说，算不上什么。
令他苦恼的是，那时已经没有正经的课堂，找不到一个能够教他的老师，他仍然只能靠自学。
社员们插秧播种、挖沟种树、“三夏三秋”等等各种场景，都成了他的笔下写生的素材。一本《芥子园画谱》，临摹了一遍又一遍，囫囵吞枣，看到什么就画什么，盲无方向。
这种不务正业，免不了受到批斗。此时父亲也被批斗，得了精神分裂症，作为长子的他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不得不把梦想深埋心底。
好不容易等到“文革”结束，准备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重拾梦想，但是队上的贫协通知，他被选为生产队副队长。
贫协只有贫农成份才能加入，他是佃中农出身，进不了，但他的爱人是。
爱人欧长兰是烈士之女，其父欧永顺，曾任昌平区歇甲庄村农会主席，1947年被还乡团吿密而遇害。爱人告诉他，是全票通过的，大家都说杨家那小子是个人才，能折腾，一定能带领全队致富。
这种信任，无法拒绝。同时，在他的心里也有一个脱贫致富的梦想。
这一年，他28岁。
放学路上的那棵千年古松依然故我，而他的画家之梦越来越远。
这个距离，可能是漫长的两个十四年
人的命运往往是由一个又一个偶然组成。
在杨永安的艺术人生中，也有这样的偶然。
从1978年出任副队长步入仕途，到1992年5月成功拜师，成为梁树年先生的关门弟子，十四年。
从拜师成功，再到2005年恩师仙逝，又一个十四年。
两个十四年，是一个偶然。
两个十四年，谁可坚持如此之久？
首位访华的法国元首蓬皮杜说过，命运是对一个人的才能考验的偶然。
两个十四年，杨永安正是经受了这种命运的考验，才把偶然变成必然。
2006年，杨永安与同门师兄李春海、李发增、高北峰、程振国、周曦、赵刚、张进、张和平等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松石友山水画展——纪念梁树年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
他参展的十幅作品，都是六尺整纸以上的大幅画面。杨庚新评价说：“与松柏结缘，始于画松，成于画松，追随恩师的足迹，永安初告成功。”
这一年，杨永安57岁。
艺术家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家，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他的作品必须不同于古人先辈和同辈同仁，带有明显而深刻的自我印记，即“做自己”。而他，作为一名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党的纪律要求他不能“做自己”，必须“为大家”，这也是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那么，在这种两极的矛盾之路上，他是如何实现破茧成蝶的？
很多人对此感到好奇。
1985年2月，杨永安以市劳模身份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表彰大会，第一次见到梁树年大师的作品。
那是四幅松树图，从左至右依次是溥杰、魏紫熙、梁树年、刘宝纯，都是大师级人物，画得都是松。他感到，“尤其是梁树年老师的松，纯水墨画的，最精彩！”
他想拜师。
梁树年乃张大千大风堂正式弟子，画坛一代宗师也。杨永安知道，大师绝不轻易收徒，他此时的水平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又怎敢攀大师的高枝。
另一方面，从三队调任四队队长之后，通过推广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和引进无锡茭白种植技术，用了三年时间，使生产队社会的收入水平居于全村第一。乡里起用这个能人，让他当清河村委会主任。
从队到村，工作量大大增加，又有前面的成绩标准为参考，上级和全村村民对他的期望更高，怎敢有负？怎可轻言拜师？
1986年10月，他再次邂逅梁树年先生的作品。
那天，杨永安带队到中关村进行项目考察，用自己的画引起了项目负责人的关注，答应到他们村进行可行性调研。
谈判结束后，他们到海淀长征饭庄就餐，发现墙上挂着一幅丈二匹作品，正是梁树年先生的《松青柏翠图》。他感到十分亲切，仿佛当年放学路上的那棵千年古松，在他的笔下完成了一般。
他心里想，反正梁老师也在北京，有这地利，去看看也是好的。接着，他又想，自己的绘画水平没什么突破性进展，没准备好，万一被拒绝，再想拜师，就难了。所以，没有贸然成行。
常言道，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
一个意外的机会，杨永安主任得知，梁树年先生的内弟徐岳宾就住在他工作过的清河四队，深感惊喜和遗憾。
惊喜的是，有了人和，离拜师更进了一步;遗憾的是，近在咫尺，却不知。
被杨永安称呼为徐大爷的徐岳宾，早年曾与梁树年、郭传璋一道拜北京名家祁井西为师，中途改学了会计。徐岳宾自然知道杨永安学画，对他的人品和才干多有称赞。因杨永安专程登门拜访，才知道他仰慕梁树年，当即拿出家里收藏的梁树年三幅作品，给他观摩，甚至让他拿回家去临摹，连借条都不用打。
杨永安对大师之作个中奥义更多了一层体会，拜师的念头更加强烈。
著名印象派画家惠斯勒说，艺术可遇不可求——它不会因为你是平民而对你视若无睹，也不会因为你是王公而对你青眼有加。天时未到，即使是最睿智的人也不能使艺术品诞生。
杨永安有了地利、人和，还缺天时。
清河村的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电焊机厂、盒子房厂等各项工程先后上马。村里工作不分工作日、休息日，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自学和跟老师上课，在时间上不能保证。他只能抑制住内心拜师的冲动，一边苦练基本功，一边推进工作。
直到1992年，这个拜师时机才姗姗来迟。
他被选举任命为东升乡副乡长，上班八小时制度，有了一定的业余时间。且经齐白石艺术函授学院和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学习，在花鸟、人物、山水、书法、篆刻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并成为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会员。尤其通过临摹梁树年的画作，对“梁氏黄山树年松”画法有了较深刻的领悟。
十年磨一剑，他认为可以拜师了。
1992年4月17日，在徐大爷的引见下，杨永安带着12幅作品和一本篆刻拓本，前往红庙北里梁老寓所登门求教。
梁老看过他的作品，并无多言，只在他篆刻拓本的扉页上题字：“方寸之中有大块文章，永安篆刻家勉之。”并另送一幅简笔《松石图》，送客出门。
杨永安心里忐忑，大师既用了“篆刻家”称谓，是不是婉拒了拜师之请？
徐大爷说，简笔松只送学生不送友。
杨永安大喜，遂于5月29日，备了新茶，采了月季，正式登门拜师，成为梁树年大师的关门弟子。
这一年，杨永安43岁，梁树年81岁。
这个距离，可能是一勾一划之中的顿悟
回顾杨永安的艺术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年以前，以临仿为主，兼及写生创作，注意三者的关联贯通;第二阶段，1990年—2006年，以寫生、创作为主，兼及临仿。第三阶段，即2006年至今，基本不再临仿，主要是在写生的基础上创作。 当然，这样的划分并非绝对，临仿、写生、创作亦有交叉，前段学中创，重点在学;后段创中学，重点在创。
行政工作要严谨，艺术追求要浪漫，杨永安在这“一线天”之路，走出自己的路。
靠什么？靠的是悟性。凡事三悟，悟定而行，行而必达。
1992年秋，杨永安第一次与恩师同行，前往昌平黑山寨写松。
恩师观树，他察恩师。他发现，恩师与人不同，不拍照，不速写，而是眼观手摸。大师曰，事物记心间，才能胸有成竹，下笔有神。
这句话让杨永安不能动笔。之所以不能，是因为他只记住了大概，没有记住细节。之后，他又自己抽空去了几次，每去一次，都能悟出一点新的东西。
他做到了“记”，如何才能有“神”呢？
数年后的某一天，他突然顿悟。
盘龙松者，龙也，以龙形为其神，岂不妙哉！
八尺作品《盘龙古松》挥毫而就，这“就”，已是八年之后的千禧年。
杨永安惴惴然交作业，请恩师指点。大师只言“胆子大”，再无多语。
多日后，九旬大师亲登门，与爱徒谈论《盘龙古松》，更赠以两幅画作和一封手札，徒受宠若惊。
大师说，主体甚好，有神，然辅体有不足。大师亲手上笔，改石头，补石形，授技传法。徒窃喜，八年得一悟，值也。
每每忆及此事，杨永安莫不心动。
恩师仙逝之后，杨永安含涕作《豆村赋》：“夫豆村者，合而为树，乃恩师梁树年先生之号也。……豆村翁，如绝壁之松柏，有杨柳之怡风，育桃李之绚彩，教后学之德能。余遇恩师，幸乃三生。步画坛之幼木，得栽培之身成，享夏日之浓萌，暖体躯于寒风。夫师道之恩不可忘也。至勤学于刻苦，继师承以发扬，乃师之所望矣。”真情留于字间，悲苦藏于行里。
艺术创作需要灵感，灵感其实就是顿悟。可这东西像一个矫情的怪物，来无影去无踪。想有拥有，还需平时积累。
自拜师后，杨永安每个月都交作业，多的十五六幅，少的六七幅，从不没有中断过，而且每一幅都有思想融于其中，绝无敷衍。在他编著的《师情画忆——我和恩师梁树年先生》的书中，收集了不少这类点评作业。
老师但有点评，他都在回家之后，默记于作品背后。
如：“1996年6月19日下午，梁老观此画指正：松树用笔小、细、压不住画面，松树再大一些，用笔粗一点，路再加一些隐盖处，远松圆滑，远山右边的不太好，应有灵气。”
如：“1994年7月2日下午，梁老指正：1.远山画的好（远山难画好）;2.笔墨臃;3.上边小路变化圆，下边树要大一点;4.右边山掩上云，不要受云所限制，放开画。”
这种苦修与坚持，有几人能做到！能够做到这种苦修与坚持，还只是成为艺术家的基础而已，更需要累积之下的顿悟和突破。
这距离，可能是政德与艺德之间的双修之路
陶铸在《松树的风骨》一文中写道：“它既不需要谁来施肥，也不需要谁来灌溉，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不坏它，它只是一味地无忧无虑地生长，松树的生命力可谓强矣！松树要求于人的可谓少矣！这是我每看到松树油然而生敬意的原因之一。”
這是杨永安最喜爱的一篇文章，画松亦因此“油然而生敬意”。他说，画松者，必先具松之德行，所行之路则少病魔，所画之松则多风骨。
说来易，行且难。对于农民、乡长出身的画家杨永安来说，更难。
为政与修艺都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杨永安，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其中秘诀，便是“把自己变成一棵松”，以松德正己德，以政德正艺德，再以艺德养政德。
他在东升乡副乡长、乡长岗位工作的十六年，也是东升乡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十六年，钱权利的诱惑无时不在。
形容这十六年，他用了个词：如履薄冰。但他说得轻松而坦然，这说明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为政之德，贵在忠诚。
他陪伴了五任乡党委书记，皆赞其德。
他经历了数次审计，无一不是轻松过关。
他在副乡长任上主导创建的东升科技园，如今是海淀经济的一颗明珠，2019年园区产值达252亿，税收为22.5亿元。
2006年，他退居二线，原本可以全心投入绘画事业，主动承担起编写《东升乡志》的任务，历时三年，四十万字。
跟他同事多年的李进山说，杨永安外表敦厚，却有一颗开拓的心。正是这种开拓精神，才使他不安现状，为东升乡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就像网络世界，点击鼠标即可随意切换一样，他在政与艺之间彼此呼应。
为政忠诚与开拓精神又体现在他习艺之路上，形成了不断谋求突破的艺德。
学习前辈却不拘泥于前辈，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第一个突破，在画法上从中景到近景的突破，如此以来能够给以一种更加强烈的震撼和现场感。
另一个突破则是广泛结交武术名家，从他们的形式和形态上寻找画松的突破点，将武术的动作融合到松柏画里，使得画出的松柏更拟人化。
于是，他的松独具一格！
从农民到艺术家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说远则远，说不远则不远，只在双脚之间！
双脚迈开，可以行千里;两脚并拢，可以观已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