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读完《史记》的《越王句践世家》，印象最深的，竟然不是句践。
　　《越王句践世家》前两卷，分别是《晋世家》与《楚世家》；紧接的后两卷，则是《郑世家》以及《赵世家》。单单这卷，不称《越世家》，却道是《越王句践世家》，盖因越国僻处东南，本是个蕞尔小国，从来就无关紧要；直至句践，才真正跃上了历史舞台。句践称霸，乃春秋一桩大事；句践复国，也早已脍炙人口；至于他“苦身焦思”、忍人所不能忍的本事，就甭提让人有多佩服了。
　　可尽管如此，整卷《越王句践世家》，真论精彩，却在范蠡。
　　司马迁写范蠡，先写他辅佐句践，计谋全局。等二十余年后，句践不仅复国，且在徐州大会诸侯，完成霸业，范蠡遂功成身退，从此飘然远飏。这样地幡然转身，古往今来，一直是最动人的身影。迨乘舟浮海之后，范蠡又修书给他的老朋友越大夫文种，起始十二字，“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最是千古名句，也不知让多少后人沉吟再三；接着，信中又对大夫文种明白指出，“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见书后，文种“称病不朝”，并没有毅然而去；换言之，他听了范蠡的话，心有所动，却没采纳建议。或许，还在犹豫吧！但并没多久，句践赐剑，于是，文种自杀。
　　走笔至此，《史记》接着叙述句践后继者之种种，也交代了日后越国的兴衰。到这儿，这卷书，理应结束了。孰料，太史公竟来个回马枪，逆锋折笔，重新又写起了范蠡。此事大有意思。
　　这样地回锋，这样地起笔再写，当然是因范蠡这人实在太过厉害；不多记些，哪行呀？！
　　范蠡的厉害，在于其人如天。
　　其人如天，因此，凡事可不沾不滞，可全无世俗人情的黏着与纠缠。因不黏着，故范蠡擅于回身转圜，最有能耐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抽身而出，那干净利落，简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啧啧！当范蠡为“上将军”，句践也霸业已成，理当享荣华、受富贵之际，他既不志得，也不意满，更不贪不恋，只是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他像个无事之人，只自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又知“句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因此，二话不说，头也不回地，立马走人。
　　这一走，渡海赴齐，从此，改姓换名，“耕于海畔，苦身戮力”。不多久，非但营生致富，且更贤名远播。齐人闻之，欲聘为相，范蠡只喟然叹道，“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归还相印，尽散其财，再次引去。
　　后头那六字，“久受尊名，不祥”，最是了得。一方面，这是过来人说过来话；范蠡比谁都清楚，富贵荣华，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另一方面，这又是他一向的生命高度；他向来站在天的角度看人观世，于是，所有的成败得失，他都有种异于常人甚至令人凛然的透彻与了然。
　　因此透彻与了然，于是，太史公在《越王句践世家》的卷末，便用了忒长的篇幅，又详细描述了陶朱公次子杀人的故事。
　　范蠡去齐之后，止于陶，“致赀累巨万”，世称陶朱公。其次子在楚地杀人被捕，陶朱公欲遣少子携重金前往营救。怎奈，长子因爱弟心切，兼又责任心重，遂苦苦相请，甚至以死要挟，必要担此重任。这时，其妻又一旁苦劝，不得已，陶朱公只好放手，听任长子赴楚。
　　长子赴楚之后，因自幼经历艰苦，颇知生计之难，更知钱财来之不易，于是，对所携之千镒重金便多有珍重，甚至颇有吝惜。结果，正因这吝惜之心，恼怒了陶朱公请托之人，最终营救不成，遂只能带着二弟的遗体回返陶地。（详细经过，很精彩，请大家再翻翻《史记》）。
　　返陶后，“其母及邑人尽哀之”，独独陶朱公不然。陶朱公既不哀、也不戚，只笑着说，“吾故知必杀其弟也”；事实上，长子“非不爱其弟”，只因“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于少子，则因“生而见我富”，“岂知财所从来？”故即使千镒重金，都必然毫无惜吝地“轻弃之”。早先，之所以遣少子赴楚，正缘于“能弃财故也”；可这点，长男偏偏就断乎难为，“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
　　这“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其清楚明白，已毫无黏着与纠缠；其不沾不滞，也全无情绪干扰，老实说，这也几乎是不近人情了。可最后，“不近人情”的陶朱公，又撂了一句，“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会说出这话的人，他到底是站在怎么样的一种生命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