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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本文为作者在德国美因兹大学《中国与德国葡萄酒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我们进行了编辑，并分为4期连载，本文为第三篇。
人类栽培葡萄、酿造葡萄酒和创造葡萄文化的历史悠久，而中国是世界上葡萄较早栽培地之一。
中国古代的栽培葡萄是外来的物质文明，其原生地在黑海和东地中海沿岸一带及中亚细亚地区。
大约五千年至七千年以前，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南高加索以及中亚地区已开始栽培葡萄和进行葡萄酒的酿制，后来向西传入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各国，向东传播到东亚。
中国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引进大宛葡萄品种，内地葡萄种植的范围开始扩大，
葡萄酒的酿造也开始出现，与葡萄、葡萄酒有关的文化逐渐发展。
在中国，两宋以前，葡萄酿酒产地的扩展、葡萄酿酒技术的传播和葡萄酒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古代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及葡萄文化发展历史的重要内容。
两宋以前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西域（在中国古代，主要包括今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等）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由京城地区向四周扩展。
中国古代最初的栽培葡萄及其酿酒术是外来的物质文明。
中国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地区是西域新疆。
先秦时期“蒲陶”一词在西域的传播
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在先秦时期已开始经西域传入我国新疆地区，与此同时，葡萄文化也开始东传。葡萄文化的东传，首先应包括“葡萄”一词的语音、语义传播，即“葡萄”一词之源流。同时还应包括“葡萄酒”一词的语音、语义传播，即“葡萄酒”一词之源流。来自伊兰语词音译的“蒲陶”一词已经出现，并在西域的今新疆地区传播。先秦时期的春秋时代，西域新疆的丧葬文化中已渗入了葡萄文化。
秦汉时期葡萄文化从西域到中原内地的传播及其初步发展
秦汉时期，葡萄文化已由西域传入中原内地，并在内地逐渐丰富起来。
与葡萄有关的语言逐渐增多，“蒲陶”一词已传入京城地区。两汉时期，西域的今新疆吐鲁番名胜景地葡萄沟的维吾尔语名称——Bujluq已经出现，它同样源自伊兰语，本意为“葡萄园”。汉初京城地区长安也出现了以葡萄命名的地方。
葡萄纹饰流行。秦代作为装饰图案的葡萄已传入京城咸阳，皇宫有葡萄壁画。汉初已有以葡萄纹做装饰花纹的丝织品。葡萄作为艺术纹样还出现在毛、棉织品及装饰性工艺品、画像石、辇车上。这一时期，葡萄纹样已由京城长安传入河南、岭南的南粤等地。
东汉时葡萄文化也开始由中原返传入西域，西域新疆已存在西方和中国内地两种风格的禽兽葡萄纹饰。葡萄和葡萄酒开始出现在文、史、经注中，成为文学家写诗作赋的一种题材。东汉洛阳的葡萄文化开始发展。
与葡萄有关的实物更多地被作为随葬的重要物品。如新疆天山北麓的一座古墓中，挖掘出公元前后的西汉时期（约距今2000年）的酿酒器具一套，其中有木制压榨葡萄的工具、扁形陶瓷发酵器和球形青铜壶。
葡萄的观念传播开来，当时史家甚至将它们与开疆拓土、中西交通联系起来。后来的史家又将东汉的葡萄与官运亨通联系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文化领域的扩展及由内地向西域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文化继续发展，领域扩大，尤其在宗教、文书档案方面；葡萄文化在向河北和东南推进的同时，葡萄、葡萄酒作为诗赋创作的题材、葡萄纹饰的丝织品开始更多地由内地传向西北、西域。
这一时期与葡萄相关的语言更为丰富。中原内地，葡萄语言增加。曹魏时葡萄语言传向河北。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西域的今吐鲁番地区葡萄名称的写法多样，还作为人名、寺名使用。西域新疆还将一种大型贮存葡萄酒器称为“姓”，“姓”这种叫法在当时的伊犁河流域、龟兹国、高昌国等地流行。
葡萄纹饰的范围和地域拓展。西域新疆摩尼教窟寺有葡萄壁画。吐鲁番阿斯塔那发掘出约西晋时期的反映了从榨汁到蒸馏等葡萄酿酒全过程的壁画。葡萄纹饰的工艺品自西域（如罗马）传入中原。六朝时期，中国内地工艺品铜镜上也出现了葡萄纹饰。葡萄纹饰向河北、河东流传，并传入汉水流域、江南，如梁都城建康有葡萄纹饰服装。而葡萄纹饰的丝织品则更多地传入西域。
葡萄和葡萄酒作为文学家诗赋等创作的题材明显增加。魏晋时，有关葡萄、葡萄酒的诗赋在都城洛阳风行，到东晋十六国时开始传向西北、西域，南北朝时传入南朝都会建康。西北敦煌出现《葡萄酒赋》。
除史传外，葡萄和葡萄酒还出现在方志、佛寺记等及文书档案中。有关葡萄、葡萄酒的文书档案非常丰富。葡萄、葡萄酒文书档案较早出现在西域。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关葡萄的文书出自39个墓，达58件（其中7件同时涉及葡萄酒），而涉及葡萄酒的文书则出自18个墓，达32件。另有粟（sù）特文、佉（qū）卢（lú）文等文书档案。
葡萄文化与宗教，如佛教、摩尼教、道教、祅（xiān）教等关系密切。如高昌王国有祅寺，祅教的祭祀活动“赛祅”中，支出葡萄酒祭神。西域新疆葬俗中与葡萄有关的实物的使用更为普遍。西域新疆葬俗中也发现葡萄的使用。
隋唐时期葡萄文化的空前繁荣及活跃的东西传播
隋唐时期，葡萄语言进一步丰富。如葡萄称谓的写法基本确定。梵语“葡萄酒”名称自西域传入。受西域语言影响的还有回鹘文字。除人名外，又有葡萄地名、葡萄酒名、葡萄名等的使用。
葡萄纹饰的范围继续扩展，葡萄是锦缎、壁画、铜镜等对象上使用的图样。更多葡萄纹饰的丝织品经丝绸之路进入了西域。中国内地在丝织品上编织葡萄图案的做法已为伊朗萨珊王朝所仿效。而这种萨珊式织锦又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为唐人所仿效。
唐时，高昌回鹘王国除有摩尼教窟寺葡萄壁画外，还出现了有关葡萄的摩尼教插图。敦煌石窟里的装饰图案的纹饰形象就包括以葡萄为主的葡萄卷草纹。长安所在京兆地区，有葡萄题材的石刻线画。 艺术造型上，雕塑中也有葡萄纹饰。唐代葡萄镜尤其是瑞兽葡萄镜，种类多，流传广，影响深远。
唐代葡萄镜广泛流布。在河南道，河南府瑞兽葡萄镜也很流行。在河东道，太原府、潞州有瑞兽葡萄镜。在淮南道，唐代铸镜中心扬州有瑞兽葡萄镜。岭南藤州有海兽葡萄纹方镜（或称为“禽兽葡萄纹方镜”）。唐时，中原内地葡萄镜又经各种途径运至东北亚、西域。如东传今日本、朝鲜等，北传今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米鲁辛斯克等，又经丝绸之路西传西域今中亚诸国、西亚伊朗等。
葡萄和葡萄酒作为文学家诗赋等创作的题材显著增加。据笔者粗略统计，涉及葡萄、葡萄酒的唐诗约64首（重收的5首），作者达37位，包括陈子昂、岑参、崔颢、王维、王绩、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一代杰出诗人，其中李白6首，岑参、李颀、杜甫、韩愈、刘禹锡等各3首。
唐人的不少小说、笔记等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葡萄文化。
除史传外，葡萄和葡萄酒还出现在图经、方志等及文书档案中。葡萄、葡萄酒文书档案的种类增加，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吐鲁番回鹘文文书、吐蕃简牍等，均有葡萄、葡萄酒的记载。据笔者粗略统计，《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涉及葡萄的58件文书中，唐西州时期文书占28件；所涉及葡萄酒的32件文书中，唐西州时期文书也有3件。
葡萄、葡萄酒与宗教、信仰关系继续发展，葡萄文化的宗教、信仰色彩浓厚。唐时，佛教文献是葡萄文化的重要载体。唐西州、庭州、伊州、沙州等有祅寺，祅教的祭祀活动“赛祅”中，有支出葡萄酒祭神。沙州敦煌还出现了葡萄神。摩尼教僧尼用饭有以水代葡萄酒的习俗。葡萄、葡萄酒不仅广泛供应于各种赛神仪式中，亦反映在8至14世纪敦煌地区千手千眼观音信仰中。道教神仙中的葡萄文化也较丰富。
葡萄文化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多有体现。中国古代饮酒讲究酒具，饮葡萄美酒亦如此。另外，在这一时期，葡萄文化在职官和选举制度中也有反映。
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葡萄文化的继续发展
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葡萄和葡萄酒文化比较丰富，它们是重要的文学艺术创作题材。许多文学家将葡萄和葡萄酒作为他们的创作素材。据粗略统计，这类作家有十数位，如苏轼、苏辙、宋祁、黄庭坚、梅尧臣、元好问、杨万里、胡宿、陆游、宋庠等等，吟咏篇章达数十篇。宋人的不少小说、笔记等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葡萄文化。
除史传外，葡萄和葡萄酒还出现在图经、方志等及文书档案中。这一时期，记载葡萄、葡萄酒的方志大量出现，尤其在江南地区。酒名专志宋人张能臣《酒名记》亦载有西南地区梓州路渠州葡萄酒名闻天下。还出现了载有葡萄酒传统酿造技术的宋人朱翼中的《北山酒经》。
这一时期，记载葡萄、葡萄酒的科技书籍明显增多。
葡萄亦是重要的艺术题材之一，其表现形式多样。宋代出现了葡萄画家。葡萄图案是铜镜的重要内容。如金代仿唐铜镜中，以瑞兽葡萄镜为多，有的在瑞兽间点缀几串葡萄，被称为四鼠葡萄镜。
葡萄在宗教信仰中仍有反映。北方葬俗中，葡萄仍然是一种常见的随葬品。葡萄有关的实物也有少量出土，如葡萄纹金带饰、葡萄酒酿造用具实物等。
人们关于葡萄、葡萄酒的经济、医药保健等方面的认识明显提高，葡萄种植的普及度也有所上升，但时人的基本观念并没有转变。时人对葡萄种植还缺乏科学的认识，甚至将葡萄与人的福祉联系起来。
另外，在葡萄名称的写法上，北方地区较大程度上继承了唐代葡萄名称的写法，而江南地区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俗写特色。
人类栽培葡萄、酿造葡萄酒和创造葡萄文化的历史悠久，而中国是世界上葡萄较早栽培地之一。
中国古代的栽培葡萄是外来的物质文明，其原生地在黑海和东地中海沿岸一带及中亚细亚地区。
大约五千年至七千年以前，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南高加索以及中亚地区已开始栽培葡萄和进行葡萄酒的酿制，后来向西传入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各国，向东传播到东亚。
中国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引进大宛葡萄品种，内地葡萄种植的范围开始扩大，
葡萄酒的酿造也开始出现，与葡萄、葡萄酒有关的文化逐渐发展。
在中国，两宋以前，葡萄酿酒产地的扩展、葡萄酿酒技术的传播和葡萄酒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古代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及葡萄文化发展历史的重要内容。
两宋以前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西域（在中国古代，主要包括今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等）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由京城地区向四周扩展。
中国古代最初的栽培葡萄及其酿酒术是外来的物质文明。
中国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地区是西域新疆。
先秦时期“蒲陶”一词在西域的传播
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在先秦时期已开始经西域传入我国新疆地区，与此同时，葡萄文化也开始东传。葡萄文化的东传，首先应包括“葡萄”一词的语音、语义传播，即“葡萄”一词之源流。同时还应包括“葡萄酒”一词的语音、语义传播，即“葡萄酒”一词之源流。来自伊兰语词音译的“蒲陶”一词已经出现，并在西域的今新疆地区传播。先秦时期的春秋时代，西域新疆的丧葬文化中已渗入了葡萄文化。
秦汉时期葡萄文化从西域到中原内地的传播及其初步发展
秦汉时期，葡萄文化已由西域传入中原内地，并在内地逐渐丰富起来。
与葡萄有关的语言逐渐增多，“蒲陶”一词已传入京城地区。两汉时期，西域的今新疆吐鲁番名胜景地葡萄沟的维吾尔语名称——Bujluq已经出现，它同样源自伊兰语，本意为“葡萄园”。汉初京城地区长安也出现了以葡萄命名的地方。
葡萄纹饰流行。秦代作为装饰图案的葡萄已传入京城咸阳，皇宫有葡萄壁画。汉初已有以葡萄纹做装饰花纹的丝织品。葡萄作为艺术纹样还出现在毛、棉织品及装饰性工艺品、画像石、辇车上。这一时期，葡萄纹样已由京城长安传入河南、岭南的南粤等地。
东汉时葡萄文化也开始由中原返传入西域，西域新疆已存在西方和中国内地两种风格的禽兽葡萄纹饰。葡萄和葡萄酒开始出现在文、史、经注中，成为文学家写诗作赋的一种题材。东汉洛阳的葡萄文化开始发展。
与葡萄有关的实物更多地被作为随葬的重要物品。如新疆天山北麓的一座古墓中，挖掘出公元前后的西汉时期（约距今2000年）的酿酒器具一套，其中有木制压榨葡萄的工具、扁形陶瓷发酵器和球形青铜壶。
葡萄的观念传播开来，当时史家甚至将它们与开疆拓土、中西交通联系起来。后来的史家又将东汉的葡萄与官运亨通联系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文化领域的扩展及由内地向西域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文化继续发展，领域扩大，尤其在宗教、文书档案方面；葡萄文化在向河北和东南推进的同时，葡萄、葡萄酒作为诗赋创作的题材、葡萄纹饰的丝织品开始更多地由内地传向西北、西域。
这一时期与葡萄相关的语言更为丰富。中原内地，葡萄语言增加。曹魏时葡萄语言传向河北。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西域的今吐鲁番地区葡萄名称的写法多样，还作为人名、寺名使用。西域新疆还将一种大型贮存葡萄酒器称为“姓”，“姓”这种叫法在当时的伊犁河流域、龟兹国、高昌国等地流行。
葡萄纹饰的范围和地域拓展。西域新疆摩尼教窟寺有葡萄壁画。吐鲁番阿斯塔那发掘出约西晋时期的反映了从榨汁到蒸馏等葡萄酿酒全过程的壁画。葡萄纹饰的工艺品自西域（如罗马）传入中原。六朝时期，中国内地工艺品铜镜上也出现了葡萄纹饰。葡萄纹饰向河北、河东流传，并传入汉水流域、江南，如梁都城建康有葡萄纹饰服装。而葡萄纹饰的丝织品则更多地传入西域。
葡萄和葡萄酒作为文学家诗赋等创作的题材明显增加。魏晋时，有关葡萄、葡萄酒的诗赋在都城洛阳风行，到东晋十六国时开始传向西北、西域，南北朝时传入南朝都会建康。西北敦煌出现《葡萄酒赋》。
除史传外，葡萄和葡萄酒还出现在方志、佛寺记等及文书档案中。有关葡萄、葡萄酒的文书档案非常丰富。葡萄、葡萄酒文书档案较早出现在西域。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关葡萄的文书出自39个墓，达58件（其中7件同时涉及葡萄酒），而涉及葡萄酒的文书则出自18个墓，达32件。另有粟（sù）特文、佉（qū）卢（lú）文等文书档案。
葡萄文化与宗教，如佛教、摩尼教、道教、祅（xiān）教等关系密切。如高昌王国有祅寺，祅教的祭祀活动“赛祅”中，支出葡萄酒祭神。西域新疆葬俗中与葡萄有关的实物的使用更为普遍。西域新疆葬俗中也发现葡萄的使用。
隋唐时期葡萄文化的空前繁荣及活跃的东西传播
隋唐时期，葡萄语言进一步丰富。如葡萄称谓的写法基本确定。梵语“葡萄酒”名称自西域传入。受西域语言影响的还有回鹘文字。除人名外，又有葡萄地名、葡萄酒名、葡萄名等的使用。
葡萄纹饰的范围继续扩展，葡萄是锦缎、壁画、铜镜等对象上使用的图样。更多葡萄纹饰的丝织品经丝绸之路进入了西域。中国内地在丝织品上编织葡萄图案的做法已为伊朗萨珊王朝所仿效。而这种萨珊式织锦又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为唐人所仿效。
唐时，高昌回鹘王国除有摩尼教窟寺葡萄壁画外，还出现了有关葡萄的摩尼教插图。敦煌石窟里的装饰图案的纹饰形象就包括以葡萄为主的葡萄卷草纹。长安所在京兆地区，有葡萄题材的石刻线画。 艺术造型上，雕塑中也有葡萄纹饰。唐代葡萄镜尤其是瑞兽葡萄镜，种类多，流传广，影响深远。
唐代葡萄镜广泛流布。在河南道，河南府瑞兽葡萄镜也很流行。在河东道，太原府、潞州有瑞兽葡萄镜。在淮南道，唐代铸镜中心扬州有瑞兽葡萄镜。岭南藤州有海兽葡萄纹方镜（或称为“禽兽葡萄纹方镜”）。唐时，中原内地葡萄镜又经各种途径运至东北亚、西域。如东传今日本、朝鲜等，北传今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米鲁辛斯克等，又经丝绸之路西传西域今中亚诸国、西亚伊朗等。
葡萄和葡萄酒作为文学家诗赋等创作的题材显著增加。据笔者粗略统计，涉及葡萄、葡萄酒的唐诗约64首（重收的5首），作者达37位，包括陈子昂、岑参、崔颢、王维、王绩、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一代杰出诗人，其中李白6首，岑参、李颀、杜甫、韩愈、刘禹锡等各3首。
唐人的不少小说、笔记等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葡萄文化。
除史传外，葡萄和葡萄酒还出现在图经、方志等及文书档案中。葡萄、葡萄酒文书档案的种类增加，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吐鲁番回鹘文文书、吐蕃简牍等，均有葡萄、葡萄酒的记载。据笔者粗略统计，《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涉及葡萄的58件文书中，唐西州时期文书占28件；所涉及葡萄酒的32件文书中，唐西州时期文书也有3件。
葡萄、葡萄酒与宗教、信仰关系继续发展，葡萄文化的宗教、信仰色彩浓厚。唐时，佛教文献是葡萄文化的重要载体。唐西州、庭州、伊州、沙州等有祅寺，祅教的祭祀活动“赛祅”中，有支出葡萄酒祭神。沙州敦煌还出现了葡萄神。摩尼教僧尼用饭有以水代葡萄酒的习俗。葡萄、葡萄酒不仅广泛供应于各种赛神仪式中，亦反映在8至14世纪敦煌地区千手千眼观音信仰中。道教神仙中的葡萄文化也较丰富。
葡萄文化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多有体现。中国古代饮酒讲究酒具，饮葡萄美酒亦如此。另外，在这一时期，葡萄文化在职官和选举制度中也有反映。
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葡萄文化的继续发展
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葡萄和葡萄酒文化比较丰富，它们是重要的文学艺术创作题材。许多文学家将葡萄和葡萄酒作为他们的创作素材。据粗略统计，这类作家有十数位，如苏轼、苏辙、宋祁、黄庭坚、梅尧臣、元好问、杨万里、胡宿、陆游、宋庠等等，吟咏篇章达数十篇。宋人的不少小说、笔记等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葡萄文化。
除史传外，葡萄和葡萄酒还出现在图经、方志等及文书档案中。这一时期，记载葡萄、葡萄酒的方志大量出现，尤其在江南地区。酒名专志宋人张能臣《酒名记》亦载有西南地区梓州路渠州葡萄酒名闻天下。还出现了载有葡萄酒传统酿造技术的宋人朱翼中的《北山酒经》。
这一时期，记载葡萄、葡萄酒的科技书籍明显增多。
葡萄亦是重要的艺术题材之一，其表现形式多样。宋代出现了葡萄画家。葡萄图案是铜镜的重要内容。如金代仿唐铜镜中，以瑞兽葡萄镜为多，有的在瑞兽间点缀几串葡萄，被称为四鼠葡萄镜。
葡萄在宗教信仰中仍有反映。北方葬俗中，葡萄仍然是一种常见的随葬品。葡萄有关的实物也有少量出土，如葡萄纹金带饰、葡萄酒酿造用具实物等。
人们关于葡萄、葡萄酒的经济、医药保健等方面的认识明显提高，葡萄种植的普及度也有所上升，但时人的基本观念并没有转变。时人对葡萄种植还缺乏科学的认识，甚至将葡萄与人的福祉联系起来。
另外，在葡萄名称的写法上，北方地区较大程度上继承了唐代葡萄名称的写法，而江南地区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俗写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