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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崇高，并非英雄、伟人的代名词，我们每个人都可 以走进崇高，拥有崇高的精神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境界。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青少年的理想信念、道德意志、文化素质、创业进取精神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所以不能忽视崇高的教育价值。
201 9年，《青春期健康》杂志社将继续与北京走进崇高研究院合作，围绕传播崇高理念，报道
先进典型人物与事迹，促进崇高文化建设，开展丰富校园活动，旨在为青少年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起到指导作用。
“青年者，国家之魂。”青少年在学习和生活之外，要锻炼健康的体魄，培养健全的人格，更要不断塑造精神和信念的力量。要时刻记得提醒自己：“今天你崇高了吗？”才能让我们在追寻中升华，在思考中成熟，在历练中找到生命的意义。
自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其中就有三位是我们北京走进崇高研究院创院伊始就确定的走进崇高典型，他们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孙家栋，“人民科学家”程开甲。这不能不让研究院全体同志为之骄傲、为之自豪;这不能不让所有信奉、推广走进崇高理念者为之欣喜、为之光荣;这不能不让笔者又一次拿起笔来为之高歌、为之赞扬！
对这三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是我在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身边工作时结识的，也是为了写好《张爱萍传》而去采访他们所缔结的友谊，更因他们精神崇高、行为崇高、事业崇高而确立为北京走进崇高研究院学习、研究、宣传的典型模范。
1997年6月22日，是我第一次采访程开甲，他已是79岁高龄，但神采奕奕、笑容可掬、思维清晰、谈吐干脆，只是江苏吴江的口音较重，在一些关键的细节上需要请他重述，这又让我感受到他的耐心和对张老将军的特殊情感。
一见面，他就讲了张老将军的一个故事……
“张主任对工作特别细致，我们搞技术的没发现的问题，他发现了;大家忽略了的问题，他抓住了。那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前夕，他带着我们对现场准备情况进行检查”，说着把茶几上茶盘里的两个茶杯拿出来，连同他的、我的茶杯，摆成了一排，接着一边演示一边说，“控爆系统有四个开关，第四个开关按下之后9秒钟就起爆。也就是K1、K2、K3、K4 - -起爆。当操作人员打开第四个开关时，仪表上的针抖动了一下。张爱萍问：‘仪表上的针为什么动？’有的没有注意到，注意到的也没当回事儿，所以没有人回答。张爱萍又问：‘为什么前三次没有动？’还是没有人回答。张爱萍又问：‘仪表针动会不会影响起爆？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仍然没有人出来回答。张爱萍当即指示：‘要认真检查，切实找出原因。’于是就逐个环节、逐个零件、逐个焊点的检查，最后发现是一个焊点没有焊实的缘故，如果照此起爆，将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我们对此深感后怕而十分庆幸，庆幸爱萍同志发现了这问题。为了彻底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张爱萍作出了‘五定’的规定，即定任务、定人员、定位置、定设备、定职责，并在以后的多次试验中沿用下来。实践证明‘五定’是保证安全、防止事故的好措施。”说完，又把我用的茶杯推到了我的面前，另两个茶杯放回了茶盘里。
他这一次随张爱萍到现场检查时，是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技术负责人，是经中央批准成立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副主任，还是核试验研究所技术副所长，在此之前，他是南京大学物理系副主任。20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决定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亲自到试验场地调查后，决定成立一个核武器研究所，专研究首次核试验靶场方面的技术问题，以保证发射成功。张爱萍委托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推荐人选，充实核武器研究所的力量，钱三强首推程开甲。
程开甲，理论物理学家，江苏吴江人。据说，其祖父为了让孙子辈学有所成、出犬头地，就给未出世的他起名“开甲”，意在名列榜首。而他，未负亲望，读书成瘾，背书成癖，什么课本都背，以至人起外号“程BOOK”。曾在欧洲最有声望的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川波恩门下读研究生，1948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做了一年的研究员，待遇丰厚。但当他看到英国皇家“紫石英”号炮舰侵犯我国南京口岸、遭到我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击后，深感愤怒，于是便愤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程开甲回国后，首先受到他母校浙江大学的欢迎，在物理学系任副教授。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他又被分配到南京大学物理系，学校根据国家的需要，在物理系开展金属物理的研究，把初创任务交给他和另一位教授。这样，就需要他“放弃”其专长理论研究，转向金属物理的研究。他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又全身心向新的领域进军，向新的阵地冲刺，岂止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刻苦钻研，还有不耻下问的广泛求知，更有身先士卒的亲自试验。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南京大学正式成立了金属物理研究室。不久，程开甲还出版了一部专著《固体物理学》，成为全国通用教材。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开创精神，在学校决定成立物理教研室时，又把这一开创性工作交给了他。他欣然应允，在短时间干得风生水起，也正因此，刚刚成立的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在国家范围内挑选人才时，钱三强推荐了他，依然又是毫未迟疑，他报到后，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技術副所长。所以，在张爱萍要成立试验基地核技术研究所，需要人才时，钱三强又推荐了程开甲。
张爱萍接受了钱三强的建议，并于当天下午就同程开甲进行了交流。刚过不惑之年的程开甲，不算高的身个儿，宽亮亮的脑门儿就像一枚炮弹，周身上下蕴含着爆发力。当张爱萍介绍了原子弹制造情况，又就试验靶场技术准备如何跟上的问题向他请教时，他也像炮弹爆炸那样干脆、果决和具有震撼力：“关键是人，关键是要有一个机构，拉起一支队伍，全力以赴地进行研究，尽快拿出课题来。”
张爱萍说：“好，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三强同志也是这个意见并推荐了你，请你来挂帅这个研究机构。” “我？那好吧！”程开甲几乎没有片刻的迟疑，“你就给我调人吧，给我几间屋子，配置几台急用的仪器，建成一个比较全面的机构，我们马上就可以投入工作。”
“马上投入工作很好，也是必要的！”张爱萍深为他这种胸有成竹、说干就干的作风而称赞，然而又不能不面对现实，遂说：“不过，屋子暂时没有，仪器也无法马上去买新的，全面的机构短时间内也很难健全，可研究工作还真需要立即开始。”
程开甲愣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总不能空手套白狼吧？”张爱萍说：“我们现在就要空手套白狼、赤手打老虎。”遂把国内经济困难的状况及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核工业也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之后说：“目前看还不能贪大求全。我建议先调几个人来，利用研究所的条件先干着，需要什么设备、仪器甚至办公用品，都可以向中国科学院要，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吃现成饭。”程开甲若有所悟地点点头。随后商量决定新成立的研究所名称为西北校技术研究所，由程开甲任所长。
程开甲清楚这样又要放弃此前的理论研究专长，投入到一个全新领域——核试验技术，人也要从首都北京进入号称“死亡之海”的新疆罗布泊。但这又是国家的需要，而且是国家的迫切需要，他当然又是二话没说，无条件地服从，很快就搬进了试验基地千里戈壁中的罗布泊，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待就是20年。
20年的良好开端，是组建西北核技术研究所，制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方案，并提出了塔爆的建议，即将原子弹装置在百米高的铁塔上进行爆炸试验。可是苏联专家在撤走之前曾提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要采用空爆，即核装置可采用飞机或火箭运载、气球吊升等方法，送到预定高度实施爆炸试验。权威的意见，往往有不容置疑的影响，势必引起对程开甲塔爆建议的疑虑。程开甲则十分耐心地申述其理由：一、第一次就用空投方式，在测试与起爆同步以及落点的瞄准上有很大的困难，不易确保原子弹爆炸的数据测量;二、以空投方式进行爆炸试验时，投弹飞机安全返航还没有把握;三、空投方式的保密性也存在问题。一句话，如果选择空爆方式就很难达到中央提出的“万无一失”的要求。随后又把塔爆的保密性、可靠性及其保障措施进行了阐述，并请大家予以分析、论证。几经严格、缜密的论证，专家通过，上级批准，程开甲的塔爆方案日夜兼程，终于站立在浩瀚沙漠间。当张爱萍在试爆之前到试验基地检查时，看到高高耸立在戈壁滩上、直刺云天、已装置完备的巍巍铁塔时，喜不自胜，灵感喷涌，即兴吟咏出“十六字令”来：
塔架
塔，立地顶天披彩霞。
沉戈壁，从此方光华。
塔，暴雨狂风任凭它。
金刚体，挺立战黄沙。
塔，百炼千锤聚精华。
冲天塔，喜报飞天涯。
当第一朵蘑菇云在中国大地冲天而起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的称赞，不能说没有程开甲的一份。此后30多次各种类型的核试验，每次都有程开甲组织指挥的身影。
1966年12月，中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程开甲提出在塔基一定半徑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减少尘土卷入——试验成功！
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空头氢弹试验，程开甲提出改变飞机飞行方向的方案，此方案既保证了试验成功，又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
1969年9月，中国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程开甲设计了自封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安全“自钉”，防止了“放枪”与“冒顶”均试验成功！
1978年10月，中国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程开甲设计了试验方案，又一次获得成功！
在这20多个寒来暑往、30次核响烟飞的过程中，程开甲这位中国核武器试验技术总负责人，从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同时兼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到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直到1977年被任命为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再到1984年被调回北京，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人们习惯称他为“司令员”，外交和媒体称他“中国核司令”，似乎是了不起的“官儿”，可是他从来不承认自己当过“官儿”，从来没有当官人的“权力意念”。他多次强调，就连笔者几次采访他时，他都要说：“我从没认为我当过什么官儿，我一直认为我只是一个做技术研究的人。”
也许正因此，他才获得了国家给予他的一个个荣誉。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届代表，是全国政协六、七届委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资深院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和国家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奖励;1999年，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奖章;2013年，荣获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中央军委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荣誉称号仪式，习近平主席亲自给他佩戴上了“八一勋章”，而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隆重又喜庆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又授予了他“人民科学家”的勋章。
他的女儿程淑玉一身戎装的替他接受这金光闪闪的勋章，我想他一定也是感到欣喜和激动的，也一定会向别人说：“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有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因为我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千百万人的共同创造，每一个成果都是集体的智慧。”
他还有一段经典的话，他的部下、亲友都熟知的一段话：“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祖国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次次改行，一次次从零做起，都很愉快，并有用不尽的力量，还感到莫大的幸福。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能和祖国深深联系在一起，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这就是一位人民科学家的心声，这也是一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成才之道、成功之道，这还是人们尊重他、学习他的根源所在。
北京走进崇高研究院2008年创院伊始，就把包括他在内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列入崇高大师典型，进行学习、研究和宣传，并诚请他作为本院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他知道这是为了在全社会弘扬崇高精神，便欣然接受。在他95岁华诞时，笔者专程为他祝寿，他还询问了本院的发展情况，又一次表示推广走进崇高理念义不容辞，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幸的是，2018年1 1月18日程老仙逝，享年101岁。中国国防高科技失去了位泰斗，北京走进崇高研究院失去了崇高典型的专家。笔者与同仁刘子贤将军于11月20日到程老家中的灵堂吊唁，在深深三鞠躬之前，献上了一幅挽联：“献身国防之勋将，拥有崇高之典范。”11月21日，笔者又代表全院同志到八宝山为程老送别，遇到了诸多久未谋面的离退休和在职的将军等熟人，都是来向程老告别的。交谈起来无一不对程老由衷崇敬和感激，笔者不禁即兴吟哦出几句诗来：
八宝山上送国宝，将星如云汇大潮。
哀思勋将献国防，缅怀院士铸崇高。
两弹一星有其名，千秋万代为其骄。
送行人群多感慨，久别重逢谢程老。
伟大，“人民科学家”！光荣，“中国核司令”！
编辑 赵曼
崇高，并非英雄、伟人的代名词，我们每个人都可 以走进崇高，拥有崇高的精神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境界。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青少年的理想信念、道德意志、文化素质、创业进取精神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所以不能忽视崇高的教育价值。
201 9年，《青春期健康》杂志社将继续与北京走进崇高研究院合作，围绕传播崇高理念，报道
先进典型人物与事迹，促进崇高文化建设，开展丰富校园活动，旨在为青少年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起到指导作用。
“青年者，国家之魂。”青少年在学习和生活之外，要锻炼健康的体魄，培养健全的人格，更要不断塑造精神和信念的力量。要时刻记得提醒自己：“今天你崇高了吗？”才能让我们在追寻中升华，在思考中成熟，在历练中找到生命的意义。
自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其中就有三位是我们北京走进崇高研究院创院伊始就确定的走进崇高典型，他们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孙家栋，“人民科学家”程开甲。这不能不让研究院全体同志为之骄傲、为之自豪;这不能不让所有信奉、推广走进崇高理念者为之欣喜、为之光荣;这不能不让笔者又一次拿起笔来为之高歌、为之赞扬！
对这三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是我在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身边工作时结识的，也是为了写好《张爱萍传》而去采访他们所缔结的友谊，更因他们精神崇高、行为崇高、事业崇高而确立为北京走进崇高研究院学习、研究、宣传的典型模范。
1997年6月22日，是我第一次采访程开甲，他已是79岁高龄，但神采奕奕、笑容可掬、思维清晰、谈吐干脆，只是江苏吴江的口音较重，在一些关键的细节上需要请他重述，这又让我感受到他的耐心和对张老将军的特殊情感。
一见面，他就讲了张老将军的一个故事……
“张主任对工作特别细致，我们搞技术的没发现的问题，他发现了;大家忽略了的问题，他抓住了。那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前夕，他带着我们对现场准备情况进行检查”，说着把茶几上茶盘里的两个茶杯拿出来，连同他的、我的茶杯，摆成了一排，接着一边演示一边说，“控爆系统有四个开关，第四个开关按下之后9秒钟就起爆。也就是K1、K2、K3、K4 - -起爆。当操作人员打开第四个开关时，仪表上的针抖动了一下。张爱萍问：‘仪表上的针为什么动？’有的没有注意到，注意到的也没当回事儿，所以没有人回答。张爱萍又问：‘为什么前三次没有动？’还是没有人回答。张爱萍又问：‘仪表针动会不会影响起爆？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仍然没有人出来回答。张爱萍当即指示：‘要认真检查，切实找出原因。’于是就逐个环节、逐个零件、逐个焊点的检查，最后发现是一个焊点没有焊实的缘故，如果照此起爆，将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我们对此深感后怕而十分庆幸，庆幸爱萍同志发现了这问题。为了彻底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张爱萍作出了‘五定’的规定，即定任务、定人员、定位置、定设备、定职责，并在以后的多次试验中沿用下来。实践证明‘五定’是保证安全、防止事故的好措施。”说完，又把我用的茶杯推到了我的面前，另两个茶杯放回了茶盘里。
他这一次随张爱萍到现场检查时，是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技术负责人，是经中央批准成立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副主任，还是核试验研究所技术副所长，在此之前，他是南京大学物理系副主任。20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决定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亲自到试验场地调查后，决定成立一个核武器研究所，专研究首次核试验靶场方面的技术问题，以保证发射成功。张爱萍委托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推荐人选，充实核武器研究所的力量，钱三强首推程开甲。
程开甲，理论物理学家，江苏吴江人。据说，其祖父为了让孙子辈学有所成、出犬头地，就给未出世的他起名“开甲”，意在名列榜首。而他，未负亲望，读书成瘾，背书成癖，什么课本都背，以至人起外号“程BOOK”。曾在欧洲最有声望的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川波恩门下读研究生，1948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做了一年的研究员，待遇丰厚。但当他看到英国皇家“紫石英”号炮舰侵犯我国南京口岸、遭到我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击后，深感愤怒，于是便愤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程开甲回国后，首先受到他母校浙江大学的欢迎，在物理学系任副教授。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他又被分配到南京大学物理系，学校根据国家的需要，在物理系开展金属物理的研究，把初创任务交给他和另一位教授。这样，就需要他“放弃”其专长理论研究，转向金属物理的研究。他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又全身心向新的领域进军，向新的阵地冲刺，岂止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刻苦钻研，还有不耻下问的广泛求知，更有身先士卒的亲自试验。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南京大学正式成立了金属物理研究室。不久，程开甲还出版了一部专著《固体物理学》，成为全国通用教材。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开创精神，在学校决定成立物理教研室时，又把这一开创性工作交给了他。他欣然应允，在短时间干得风生水起，也正因此，刚刚成立的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在国家范围内挑选人才时，钱三强推荐了他，依然又是毫未迟疑，他报到后，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技術副所长。所以，在张爱萍要成立试验基地核技术研究所，需要人才时，钱三强又推荐了程开甲。
张爱萍接受了钱三强的建议，并于当天下午就同程开甲进行了交流。刚过不惑之年的程开甲，不算高的身个儿，宽亮亮的脑门儿就像一枚炮弹，周身上下蕴含着爆发力。当张爱萍介绍了原子弹制造情况，又就试验靶场技术准备如何跟上的问题向他请教时，他也像炮弹爆炸那样干脆、果决和具有震撼力：“关键是人，关键是要有一个机构，拉起一支队伍，全力以赴地进行研究，尽快拿出课题来。”
张爱萍说：“好，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三强同志也是这个意见并推荐了你，请你来挂帅这个研究机构。” “我？那好吧！”程开甲几乎没有片刻的迟疑，“你就给我调人吧，给我几间屋子，配置几台急用的仪器，建成一个比较全面的机构，我们马上就可以投入工作。”
“马上投入工作很好，也是必要的！”张爱萍深为他这种胸有成竹、说干就干的作风而称赞，然而又不能不面对现实，遂说：“不过，屋子暂时没有，仪器也无法马上去买新的，全面的机构短时间内也很难健全，可研究工作还真需要立即开始。”
程开甲愣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总不能空手套白狼吧？”张爱萍说：“我们现在就要空手套白狼、赤手打老虎。”遂把国内经济困难的状况及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核工业也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之后说：“目前看还不能贪大求全。我建议先调几个人来，利用研究所的条件先干着，需要什么设备、仪器甚至办公用品，都可以向中国科学院要，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吃现成饭。”程开甲若有所悟地点点头。随后商量决定新成立的研究所名称为西北校技术研究所，由程开甲任所长。
程开甲清楚这样又要放弃此前的理论研究专长，投入到一个全新领域——核试验技术，人也要从首都北京进入号称“死亡之海”的新疆罗布泊。但这又是国家的需要，而且是国家的迫切需要，他当然又是二话没说，无条件地服从，很快就搬进了试验基地千里戈壁中的罗布泊，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待就是20年。
20年的良好开端，是组建西北核技术研究所，制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方案，并提出了塔爆的建议，即将原子弹装置在百米高的铁塔上进行爆炸试验。可是苏联专家在撤走之前曾提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要采用空爆，即核装置可采用飞机或火箭运载、气球吊升等方法，送到预定高度实施爆炸试验。权威的意见，往往有不容置疑的影响，势必引起对程开甲塔爆建议的疑虑。程开甲则十分耐心地申述其理由：一、第一次就用空投方式，在测试与起爆同步以及落点的瞄准上有很大的困难，不易确保原子弹爆炸的数据测量;二、以空投方式进行爆炸试验时，投弹飞机安全返航还没有把握;三、空投方式的保密性也存在问题。一句话，如果选择空爆方式就很难达到中央提出的“万无一失”的要求。随后又把塔爆的保密性、可靠性及其保障措施进行了阐述，并请大家予以分析、论证。几经严格、缜密的论证，专家通过，上级批准，程开甲的塔爆方案日夜兼程，终于站立在浩瀚沙漠间。当张爱萍在试爆之前到试验基地检查时，看到高高耸立在戈壁滩上、直刺云天、已装置完备的巍巍铁塔时，喜不自胜，灵感喷涌，即兴吟咏出“十六字令”来：
塔架
塔，立地顶天披彩霞。
沉戈壁，从此方光华。
塔，暴雨狂风任凭它。
金刚体，挺立战黄沙。
塔，百炼千锤聚精华。
冲天塔，喜报飞天涯。
当第一朵蘑菇云在中国大地冲天而起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的称赞，不能说没有程开甲的一份。此后30多次各种类型的核试验，每次都有程开甲组织指挥的身影。
1966年12月，中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程开甲提出在塔基一定半徑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减少尘土卷入——试验成功！
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空头氢弹试验，程开甲提出改变飞机飞行方向的方案，此方案既保证了试验成功，又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
1969年9月，中国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程开甲设计了自封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安全“自钉”，防止了“放枪”与“冒顶”均试验成功！
1978年10月，中国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程开甲设计了试验方案，又一次获得成功！
在这20多个寒来暑往、30次核响烟飞的过程中，程开甲这位中国核武器试验技术总负责人，从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同时兼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到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直到1977年被任命为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再到1984年被调回北京，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人们习惯称他为“司令员”，外交和媒体称他“中国核司令”，似乎是了不起的“官儿”，可是他从来不承认自己当过“官儿”，从来没有当官人的“权力意念”。他多次强调，就连笔者几次采访他时，他都要说：“我从没认为我当过什么官儿，我一直认为我只是一个做技术研究的人。”
也许正因此，他才获得了国家给予他的一个个荣誉。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届代表，是全国政协六、七届委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资深院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和国家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奖励;1999年，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奖章;2013年，荣获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中央军委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荣誉称号仪式，习近平主席亲自给他佩戴上了“八一勋章”，而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隆重又喜庆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又授予了他“人民科学家”的勋章。
他的女儿程淑玉一身戎装的替他接受这金光闪闪的勋章，我想他一定也是感到欣喜和激动的，也一定会向别人说：“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有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因为我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千百万人的共同创造，每一个成果都是集体的智慧。”
他还有一段经典的话，他的部下、亲友都熟知的一段话：“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祖国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次次改行，一次次从零做起，都很愉快，并有用不尽的力量，还感到莫大的幸福。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能和祖国深深联系在一起，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这就是一位人民科学家的心声，这也是一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成才之道、成功之道，这还是人们尊重他、学习他的根源所在。
北京走进崇高研究院2008年创院伊始，就把包括他在内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列入崇高大师典型，进行学习、研究和宣传，并诚请他作为本院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他知道这是为了在全社会弘扬崇高精神，便欣然接受。在他95岁华诞时，笔者专程为他祝寿，他还询问了本院的发展情况，又一次表示推广走进崇高理念义不容辞，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幸的是，2018年1 1月18日程老仙逝，享年101岁。中国国防高科技失去了位泰斗，北京走进崇高研究院失去了崇高典型的专家。笔者与同仁刘子贤将军于11月20日到程老家中的灵堂吊唁，在深深三鞠躬之前，献上了一幅挽联：“献身国防之勋将，拥有崇高之典范。”11月21日，笔者又代表全院同志到八宝山为程老送别，遇到了诸多久未谋面的离退休和在职的将军等熟人，都是来向程老告别的。交谈起来无一不对程老由衷崇敬和感激，笔者不禁即兴吟哦出几句诗来：
八宝山上送国宝，将星如云汇大潮。
哀思勋将献国防，缅怀院士铸崇高。
两弹一星有其名，千秋万代为其骄。
送行人群多感慨，久别重逢谢程老。
伟大，“人民科学家”！光荣，“中国核司令”！
编辑 赵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