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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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自身的快速发展,中国所承受的来自美国的压力也愈发明显。与此同时,面对中美的竞争态势,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伙伴国在外交上会如何权衡与选择?这是文章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了一探究竟,文章对中国伙伴国在联大的投票数据加以分析,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如果一国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实现升级,该国在联大投票中与中国的立场将会趋近,同时,该国与美国的投票立场的差异将会拉大。在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GMM模型后,文章有力地验证了这两个假设,并且发现,作为交互项,该国是否为美国的盟友以及美国是否宣布实施“重返亚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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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外关系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5ZDA069);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2017年年度项目“应用大数据评估中国外交与周边安全”(项目编号:17YJC81001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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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自身的快速发展,中国所承受的来自美国的压力也愈发明显。与此同时,面对中美的竞争态势,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伙伴国在外交上会如何权衡与选择?这是文章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了一探究竟,文章对中国伙伴国在联大的投票数据加以分析,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如果一国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实现升级,该国在联大投票中与中国的立场将会趋近,同时,该国与美国的投票立场的差异将会拉大。在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GMM模型后,文章有力地验证了这两个假设,并且发现,作为交互项,该国是否为美国的盟友以及美国是否宣布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也显著影响伙伴关系升级对中国伙伴国联大投票立场的边际效应。此外,文章还对英国和俄罗斯的联大投票数据加以简单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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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章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两国间的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结构性变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认为,中美间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相对实力分布的变化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
文章提出了后冷战时期战略预期导向下小国(主动)挑战周边大国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战略预期有助于小国明确其挑战周边大国“源动力”的强弱,以及预判具备哪些必要条件才能相对成功地挑战周边大国。小国享有大国竞争赋予的重要战略空间,其面对的冲突性议题不是周边大国的战略重点,采取迫使和诱使周边大国保持战略克制的策略,这些对小国则至关重要。在多个小国挑战同一周边大国时,“源动力”相对强烈的小国,不同的战略预期将催生其差异明显的策略模式。根据大国竞争的强度与周边大国“求稳”偏好的水平,此类小国的战略预期可以依次分解为审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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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权力转移的时代关口,崛起国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务意义。文章将权力与文化的解释共同纳入理论框架,用突厥—隋唐时期的不对称关系加以检验,探讨在权力转移背景下崛起国会对不同的小国施行何种政策,以及什么因素决定了其政策。隋唐对吐谷浑、高句丽的政策证实了基于权力的核心逻辑,两大国的权力对比决定了崛起国的攻守倾向,从而产生它对小国的政策基调。吐谷浑与高句丽这组最相似案例否证了文化亲和度的作用。以历史启示审视今日世局,在实力超越美国之前,中国将保持对美国的防御姿态与对小国的和缓政策。
国家利益被认为是一国介入国际危机的重要考量,而其究竟是美国介入盟国国际危机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却从未被验证。文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该问题。文章首先审视了五个条件组态,发现国家利益重合程度这一变量近似于美国介入盟国国际危机的必要条件,并且在与其他条件组合时成为必要条件。充分条件组合分析得出了四条有效的解释路径,其中,危机防御国同美国国家利益重合度高、美国领导人支持来源不变更、挑战国相比防御国军事实力强分别出现在这些解释路径中,并未出现如其他条件变量的取值变化,表明这三个因素是影响美国介入盟国
文章使用机制复合体来描述双边、区域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组合。机制复合体可能会导致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带来治理机制转移、出现“选择法院”以及对规则选择性的执行和解释,并在各治理机制之间造成低效竞争;机制复合体也可能提供了加强合作和提高效率的机会,个体机制通过机制间学习、说服和信息交流等互动过程促进了合作。考虑到机制复合体中多层治理机制之间核心规范的差异性与个体机制的策略选择两个维度,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影响,文章提出了机制复合体的四种类型:良性协同、功能性竞争、建设性合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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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客观的物质要素是造成安全困境的根源,但主观的心理要素对安全困境具有弱化与强化的双重功能,是导致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能否超越“自然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物质性要素,特别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所构成的威胁,与非物质要素,特别是意图不确定和认知不对等所塑造的观念共同作用,导致了安全困境的产生,进而影响了不确定性下行为体应对国际环境变化与追求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选择.当前,中印共同崛起带来的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认知不对等以及印度单方面敌意身份的建构所形成的安全困境,塑造着印度对华战略逻辑以及对华政策中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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