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个沉重的担忧，如影随形，这就是信仰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就有了信仰危机，困惑于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紧接着的经济发展中，中国人呈现了程度不同的信仰忧虑，总觉得在经济发展之后，中国人缺少了什么；进入2000年，中国舆情中谈及信仰者日益增多，举凡国计民生、官场腐败、商业欺诈、政治认同、宗教变迁等社会热点，多以信仰问题追根溯源。
　　然则目下的中国人似乎不缺乏信仰，85%的中国人参加过宗教信仰活动，比较顶真的无神论者仅有15%；而人们论及社会问题时，却比过去更强调信仰危机或信仰缺失，并视之为中国问题之源。
　　此类社会批评中，信仰好像已成为所有中国问题的渊薮，九九归一。但面对信仰危机或社会问题，人们依旧无奈，苦于缺乏解决问题的妙方。
　　近期，广州城隍庙正式开放、恢复香火。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常务副市长苏泽群等出席了这座城隍庙开放仪式。仪式中，市长万庆良在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神像前驻足停留，双手合十，躬身禮拜说：“我们要多拜拜清官。”紧跟其后的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同样合十礼拜，并说“要保佑建设系统没有腐败分子。”
　　广州市长的此举此行，引发媒体众多议论，各种批评接踵而至。实际上，据2007年公布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报告》，中国有52.4%的县处级公务员都有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等多种迷信行为；从河北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痴迷于求神拜佛，到最近被中纪委调查的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宋晨光不信法律、而迷信鬼神及风水玄学等典例，说明近年来官场巫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官场巫术的大行其道究竟说明了什么？前些年，我曾以“民主与迷信的冲突”为题，讨论此类问题，认为官场巫术的出现并非是某些官员马列主义信仰的简单缺失，而是出于官场不民主，由此构成官场多种不确定性，使官员对其官运、业绩以及人脉关系如何把握心里没底，升迁罢免难以预料，只能选择了各种巫术，似靠信仰稳定身心。
　　但是，这只能说明官场巫术得以形成的某些缘故，不能澄清信仰危机以及作为各种中国问题根源的信仰问题。当一再提倡的权力公正、官员清廉在某些人心目中已成符号与象征，庶民百姓不再信任之后，官员自己也不再自信。几年前，河南省的某些官员就齐聚在包公庙里，宣誓公正廉洁，招致一阵批评。这也是政府官员对手中权力无法自信的现身说法。
　　前不久也有媒体报道，广东肇庆政府执意要拆除当地将军山关公像，仅仅是因为该地政府觉得将军顶的关公神像太高，把他们的风水给压住了，兆头不利，于是用官场巫术压制民间信仰，这依旧反映了官场权力的严重不自信。
　　此类信仰乱象，使我萌生一个念头：多少年来人们叨念不已的所谓信仰危机，不是其他什么危机，恰好就是权力的信仰危机，与社会公权力有效运作紧密相关的信仰危机。
　　勿容置疑，权力的信仰来源于领导者、公权力掌握者或社会统治者。依中国人信仰惯习，人们对领导、官员、统治者的信从，根源于他们人品道德的高尚，天人之际，替天行道，足可为天下典范；服从一人，如信一神。官员既是社会统治的权威，同时也是心目中卡里斯玛及其信仰中心，以保证他永远神圣而正确。然而，当这些官员们的道德行径出现差错，楷模失范，那么，其所内涵的信仰范式也随之消失，其象征权力则同时衰落。
　　改革开放进程之中，官员们艰难自律，自律无缘，渐渐地失去了庶民百姓的信从与信奉，于是，上至高官，下至百姓，纷纷选择自己信仰的神祗及其信仰方式。所以，对于这些官场巫术与官员信奉，无论私己的精神走私，还是假公济私的巫术般祭拜，都是一种自我表白；他们手中的权力已经不再受人信用。
　　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政府在配备领导干部时，除了政治考核、听取群众意见，还请大师算命，看面相、属相，以决定党政领导是否相配，从而使原来具有道德楷模的公共权力，失去了信仰象征意义。而地方政府的办公大楼，原为世间明镜高悬之地，现在也与民间争夺风水宝地。前期重庆出现的江津“风水门”事件，政府官员竟以“影响政府办公楼风水”为由，要求竖立在政府办公楼对面的合法楼盘停建拆除。为此，该政府主要官员掷地有声，命令房地产商必须拆掉所建楼房，并且说：你跟政府作对，就是作恶云云。由此观之，这哪是在跟政府作对，而是一场官民之间的风水之争、信仰之辩。
　　非理性运作的公权力，终究无法使人生信。这种权力信仰模式出自于公共权力，所以它又能用公共权力与民间信仰争夺信仰空间，同时也垄断了稀少的神圣资源，从而出现官民之间争夺风水宝地、绑架佛祖、忽悠神祗的信仰乱象。特别是因为这种官场巫术对于信仰资源的强大影响，进而会在权力的信仰危机未解决之前，促使中国社会中的信仰危机的阴影就会挥之不去。
　　正是由于权力的信仰危机，出自于人们对权力的不信任，因此，解决这种信仰危机之方法，就在于权力的民主化与理性化。舍此，别无他径。■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