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通讯》于2007年5期刊登了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孙观清的《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以下简称《责任》)，作为在基层档案工作岗位上工作近二十年的档案工作者的第一反应。与登在2008年《档案学通讯》第2期的上海市档案局姜龙飞《对一个失之偏颇的创新文本的质疑》一文的观点相同，《责任》一文“在创新的同时，却不加区别地鼓吹并且滥用个体的良知，不加节制地盲目夸大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无限排他性，以致超越了档案局工作者职业道德的底线”(姜龙飞：《对一个失之偏颇的创新文本的质疑》，《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2期)，我们感到作者用激昂的语调把档案工作者引向职业道德与法律的高压线，洋拉圾的例子更是不懂基层档案工作实际情况，我国现行的是年度立卷制度，也就是说机关产生的文件一般在年末或第二年初办理完毕才立卷归档进入档案室保存，因此档案工作人员要看到所谓的批文一般在一年以后或更晚，正如《责任》中所说：“在这些或合法或违法行为发生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相关的文件材料，是哪些人、哪些组织和机构、哪些当地政府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以我们的环境为出卖的代价呢?”可是这牵涉到自上而下许多部门，文件材料散存在不同的部门，进口洋拉圾的企业也是钻国家法律的空子，这些短期行为也不可能有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也许就没有档案工作，因此这里与其说档案工作者不如说是所有的知情人。
　　我们从字里行间读出让档案工作者汗颜的东西，其实也是我们档案界一直在讨论而始终没有多少进展，《责任》的作者不过写得更激烈而已。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主法制化进程逐步推进，档案工作由“重藏轻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颁布实施后分期分批开放档案，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信息公开条例》更为档案工作者提供了法律法规方面的的依据(孙观清：《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档案学通讯》2007年第5期)。我们有理由相信档案工作会有更宽松的社会环境，作为档案工作者就更有条件尽一份社会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二十多年来，档案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档案工作由为政府机关服务到为社会各界服务、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但是我们是不是保守有余而主动性不足。档案部门作为一个行业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次要的、服务性的地位。工作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国民经济建设的主导力量，只是服务于主导力量的后勤力量。但是作为档案工作者有着比一般利用者更大的优势：“文件档案本身的特点与图书情报有别。其价值与潜力有时必须要文件档案工作者去发现、去解释、去引导。将其时代背景与基本状况清晰地提示出来，用户才能更好地利用(孙观清、黄新荣：《再谈文件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兼与姜龙飞先生探讨》，《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5期)。从这一方面来说作为档案工作者很有必要向李敖学习，李敖非常注意收集档案资料，并且能把一些毫不相干的档案串联起来，揭示出其间的内在因果关系、事情本末和来龙去脉，能够用这些孤立的、毫不相干的各种档案来告诉大家事情的真相(春风秋水：《鼠目看档案(15)：李敖有话说，做档案工作的你就没有话说?》，《档案界》网站)。当然作为基层档案部门无论从体制到编制在这方面都是一个薄弱环节，许多地方就没有编研机构和编研人员，即使在年初岁尾编一些《大事记》、《机构沿革》一类低层次的编研材料，根本谈不上对档案材料的横向或纵向的分析。“一些档案工作者知道收集资料的重要性，也收集不少资料，但是由于思维懒惰、知识面狭窄不会运用这些资料。”李敖“永远在串联、永远在做水平思考。水平思考以外，还有纵线的思考、横线的思考。知道很多不算本领。能够把知道的串联起来。然后变出花样，这是本事。”(春风秋水：《鼠目看档案(15)：李敖有话说，做档案工作的你就没有话说?》，《档案界》网站)当然这是大师级的运用资料的专家，档案工作者因其知识水平、分析问题能力等方面因素影响，不可能象李敖那样，但是是不是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以前档案工作者以“宝藏的守护者”自居，也可以说是抱着金饭碗要饭吃，现在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掘宝藏，在为政府提供决策的同时也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