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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宇宙，浩浩天海，哪里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一片天空？嫦娥奔月，夸父逐日，何时成就中华民族的飞天之梦？
新中国诞生的隆隆礼炮，唤醒了天下的炎黄子孙，毛主席发出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激发了一代科技精英。中国的人造卫星就要上天了，中国的飞天之梦就要实现了。但是，人造卫星在茫茫天海中，渺若微尘，瞬息即逝，怎学才能准确地追踪它、测量它？怎样才能有效地控制它？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和空间系统工程专家陈芳允以科学的慧眼星海寻踪，为航天测控编织了一张浩大精密的天网，成为中国卫星测控技术卓越的奠基人。
长夜终有时
1916年4月，陈芳允出生在浙江省黄岩县，幼年读过几年私塾，在黄岩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后，带着对橘乡泥土气息的深深眷恋，只身来到上海浦东中学读高中。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参加了去南京请愿和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
1934年夏，陈芳允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在学习期间积极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和学生会组织的抗日宣传队。“七七事变”后，他随学校迁往长沙，转入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对无线电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实际动手能力强，大学毕业时被任之恭老师挽留，成为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助教。在任之恭老师的指导下，他开始从事通信和晶体滤波器的研究工作。
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他积极参加了进步学生组成的“时事讨论小组”，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党员。虽然他只是一个民族先锋队的外围人物，但由于进步同学的启发，他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有了初步的了解，抗日战争时期的许多现实引起了他的思考。
身为一个中国人，大敌当前应该为国家、为民族做些什么呢？1941年，陈芳允抱着为抗战做点事的想法，来到航空委员会议在大西南的成都无线电厂研究室，利用自己的专长参加了飞机导航设备的研制，并研制出我国第一架导航仪。不料国民党在重庆建立了一个导航台，调陈芳允去安装调试，却把导航仪的方向指向西安。陈芳允感到很不对头，这哪里是要打日本，分明是在对付共产党。他毅然决定离开成都无线电厂。
在西南联大工作时，陈芳允结识了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沈淑敏。沈淑敏1915年生于苏州，长陈芳允一岁。她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活泼开朗、端庄美丽，出自书香门第。沈淑敏的父亲是位医生，曾在江浙交界的湖州福音医院任院长。抗战爆发后，沈老先生携一家老小来到成都。陈芳允在西南联大担任助教时，沈淑敏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讲师了。
沈淑敏有个习惯，闲暇时喜欢独自在校园里散步。她苗条的身材、高雅的风度，令许多年轻人倾倒。陈芳允经常看到这位说着吴依藏语的女学者，总想与她交谈，但又苦于没有机会。有时，他也跟在沈淑敏的后面散步。时间长了，沈淑敏发觉了这个相貌憨厚、彬彬有理的年轻人。一天散步途中，她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过身去想问个究竟：“过来呀！你是不是想同我说话？”陈芳允脸红了，憨憨地点了点头。后来他们熟悉起来，竟然结为了百年之好。
1944年的夏天，陈芳允通过了英国工业联合会中国留学生考试。他告别了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赴英国学习进修，在一家无线电厂研究室从事电视接收机线路改进和海洋雷达的研制与实测工作。1948年，陈芳允带着世界第一流的电子工程技术成果回到了祖国，希望一展宏图。但是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黑暗，却使他报国无门。
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等人很器重陈芳允，希望他能去飞机场工作，被他拒绝了。继而又让他去南京，他坚决不肯。这时淮海战役已拉开帷幕，陈芳允坚决不帮国民党打共产党，但军令在上，总得想出个不去的办法。当天下午，陈芳允与在上海中西女中教书的妻子沈淑敏一起乘长途车去湖州福音医院，找岳父商量对策。岳文沈老先生对陈芳允的正义行动非常支持，想出了一个既能抗命、又不伤筋动骨的万全之策，为陈芳允拔掉了他左脚的拇指盖。十指连心！沈淑敏搀扶着陈芳允连夜回到上海，住进医院。当国民党官方来医院找人时，只见陈芳允脸色蜡黄，脚指还在渗血。
直到上海解放前夕，经友人介绍，陈芳允进入中央研究院设在上海的生化研究所任技正。1949年5月，陈芳允参加了革命。他一边制做着神经电脉冲测量设备，一边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组织维持秩序革委会，迎接东方的曙光。
日出东方红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火红的太阳升起在世界的东方。陈芳允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生理化学所开始了新的科研生涯，并担任机关工会主席。他成功研制的刺激器、放大器、显示仪等神经生理学方面的电子仪器，推广到上海医学院，还在北京协和医院进行演示。
1952年，经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教授举荐，陈芳允来到北京，筹建中科院电子研究所，成为新中国电子事业的创始人。他励精图治、呕心沥血，努力实现科学报国的梦想。他曾前往苏联、东欧等许多国家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国外电子技术的发展趋势，提出并制定了电子所研究规划与发展目标。他作为电子所脉冲技术实验室主任，参加了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提出并主持研制了超短波脉冲测量设备。他领导研制成功用于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纳秒脉冲和甚高频连续波采样示波器，成为世界首创，参加了国际展览。他研制的单脉冲扫描体制，用以提高歼击机机载雷达抗干扰能力，投入了批量生产，为航天测控创造了条件。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陈芳允敏锐地抓住这个世界前沿科学的新动向，开始了空间电子学的研究工作。他和研究室的几位同志立即开设了一个小课题，迅速做出一台无线电信号接收装置。
清晨，在太阳还没出来时，陈芳允用自制的信号设备搜索到卫星信号，不仅看到了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还对它广地面发射的无线电信号进行了记录和分析，测出卫星过顶时的多普勒频率曲线，推算出它的轨道参数。
什么时候我们也能造自己的卫星，能够接收到中国卫星发回的信号那该多好啊！陈芳允默默地期盼着。
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立即引起陈芳允的强烈共鸣。在中国科学院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581组）的领导下，在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困难条件下，陈芳允和广大科技工作者一起，展开了卫星、运载火箭和航天测控等一系列空间技术的研究和探索。开始了中国人造卫星工程的艰难创业。
1965年1月，鉴于我国自行研制的运载火箭和空间技术研究已经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中央决定中国人造卫星计划“651”工程正式启动。1965年3月，陈芳允被中国科学院任命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地面跟踪测量系统的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的设计、地面网站的勘察和建设工作。他主持了测控系统的方案论证和总体设计，为测控站的布局和建设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并组织研制和革新了多种测控设备。
在“文革”中，为了保证卫星测控工程正常进行，1967年4月，陈芳允调入国防科委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卫星测量部，迁入陕西渭南附近的山沟里，在第一线从事卫星测控系统和测控网站的全面建设。
国防科委对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提出了卫星要能成功地上得去、抓得住、测得快、报得准、听得到、看得见的要求。“抓得住”是卫星测控的前提，陈芳允认为这就需要多种手段的联合运用，以提高可靠性，又需有一种好手段，以保证卫星观测精度，因此必须搞好系列观测站的合理布局及通信联络系统和计算中心的建设，特别重要的是在卫星入轨点的拦截和初轨测量，以及利用在我国本土范围内获得有限观测数据，使其能准确地预报出卫星的轨迹和特定时间的空间位置。解决这道难题要掌握三个关键：一是卫星是否进人了运行轨道；二是卫星轨道是否符合预定的要求；三是要准确预报卫星的运行时间和地点。
怎样设置观测站才能保证卫星的可靠测控呢？我国的经向跨度没有苏联那么大，受地域影响，只有选择好适当的站址才不会“丢掉”卫星。陈芳允带领年轻的科研人员查阅资料，精心计算，提出了投资少，见效快，一次成型的布站、建站方案。
他们首先抓住卫星入轨点在湖南南部到广西北部一带，选定了理想的观测站点；卫星入轨后的第二圈将经过中国西部边界附近的上空，于是新疆西部喀什便成了观测卫星、计算轨道的最佳站点；卫星经过十多圈的运行后路经我国东部沿海上空，这时就要靠东北和山东地域优选的测控站了……卫星的测控中心设在西安，中心计算机经过通信线路综合各站观测数据，计算出卫星的轨道参数发出遥控指令，经过相应测控站发往卫星，控制卫星动作。
选择卫星测控的仪器设备，陈芳允考虑的原则是：第一，设备要高效、简化，能尽快地建设自己的测控网；第二，结合中国的现有条件，仪器要具有先进水平。他根据上述原则，采用了光学、雷达和无线电多普勒综合测量方法，较好地解决了“抓得住”的难题。
为了尽快建好测控站，已经年过半百的陈芳允四处奔走，勘察、定点，常常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奔边疆，下海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深山峡谷、大漠荒原到处都留下了他艰辛的足迹。他根据我国国土实情，力争用最少的布站达到最佳的测控效果，高速、优质、低耗地为迎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布下了天罗地网。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震惊世界。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已跃入世界先进行列，同时也标志着陈芳允领导设计的测控系统获得了圆满成功，实现了准确的测 控和预报。此时正在上海筹备下一期任务的陈芳允，看着夜晚街头狂欢的群众游行队伍，听着广播中国卫星飞经世界各大城市的时刻和卫星奏出的《东方红》乐曲，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
巡天遥看一千河
第一颗卫星上天后，在中国的航天人面前展开了一幅宏伟的蓝图：研制中国的返回式卫星、地球同步卫星、太阳同步卫星、载人宇宙飞船……这些卫星系统，不仅测量精度要求更高，而且还要增加复杂而准确的控制系统，以形成卫星和地面相结合的一个遥控大回路信息系统，即“卫星信息→星地空间→地面接收、计算和发出遥控指令→星地空间→卫星接收和执行”系统。而我国原来采用的测控方法是分立的，观测、遥测、遥控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归不同的单位管理，实践中给测控的指挥和作业带来不小的困难与麻烦。经过对国外资料的详细调研和我国情况的具体分析，借鉴美国登月时的测控方法后，陈芳允认为“微波统一测控系统”能够满足未来卫星航天测控的需要。于是他和几个同事吸取了美国测控系统的优点，又用了一些新方法，经过详细的分析和计算，确定了新的测控方案。
1973年，陈芳允首先提出了通信卫星采用“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的构想。这种系统可以对卫星进行单站测量和控制，而且便于操作，轨道测量、遥测、遥控可以同时进行，互不影响，必要时还可进行通信和接收电视。这个方案报送国防科委后，得到钱学森副主任和卫星总设计师孙家栋的支持。
陈芳允被任命为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卫星测控系统的总设计师，在七机部副部长任新民为首的“450办公室”领导下，开始了微波统一测控系统复杂艰巨的总体设计和协调工作。他一直在第一线参加设计和攻关，终于将这一有数十万个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占房千余平方米的庞大系统、浩大工程研制成功了。它将测轨、遥测、遥控和卫星数据传输等功能，以一个载波和不同的副载波得以综合实现，在一套设备上完成对高低不同的轨道实施跟踪测控，从而大大减省了星载和地面设备的数量与投资。
1975年11月26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根据新的测控方案，在地面测控中心的指挥下，在太空准确地完成了调姿、解锁、启动、分离和制动火箭点火等动作，返回舱按预定计划成功回收。此后，运用这一系统成功地进行了我国第一颗试验卫星的测控任务，不仅一次次准确可靠地完成了我国卫星的测控任务，而且还承担了国际卫星的测控，从而使我国航天测控技术从单一功能的分散体制发展为多功能的综合体制，跃入世界先进行列。
1976年5月，陈芳允相继担任基地测量总体设计所副所长、洛阳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1977年6月，根据陈芳允郑重的请求，61岁的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他一生中最高兴和最自豪的一件事。
为了适应航天测控发展的需要，解决在国外和海上观测受到的限制，1977年，我国相继建造了‘“远望一号’”、“远望二号”航天远洋测量船，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拥有航天远洋测量船的国家。由于船上测控与通信设备之间因电磁干扰严重，常常不能正常工作，陈芳允又开始了航天测控领域新的技术攻关。
发射地球同步卫星是先把卫星送到有一定倾角的400公里或200公里高度的低地球椭圆轨道，当它经过赤道上空时进行变轨，变到36000公里高度的地球同步圆轨道，并要把轨道倾角转变为零，从而使卫星定位于某一经度的赤道上空。这就要求控制卫星进行两次变轨，要求航天测控必须离开我国本土到临近赤道的远海，依靠航天远洋测量船上的测控设备完成。为了保证发射静止通信卫星时测控船所有设备都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陈芳允与国防科委测量通信总体研究所和远望号测量船上的技术人员，经过深入研究，利用频率分配的方法，设计出一套频率分配方案，从而避免了互相干扰，一举解决了测量船上众多设备间电磁兼容这一重大技术难题，为成功发射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和远程火箭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9年3月，63岁的陈芳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夙愿。他更加忘我地投入祖国航天事业的创新与开拓。
1983年，陈芳允针对国外卫星定位系统使用卫星多而且没有通信功能等弊端，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双星定位通信系统”的设想，并于1989年进行了系统的成功演示，引起轰动。这项利用两颗卫星将快速定位、通信和定时一体化的尖端技术，快速定位精度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我国测绘、航天。航空、航海、抢险救灾和国防建设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1984年8月，陈芳允调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常委，他始终密切关注着世界科技发展的新动向，分析提出我国的相应对策。他针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敏锐的科学意识，首先提议并与王大珩、王淦昌和杨嘉墀三位科学家一起，于1986年3月，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从而形成了举世瞩目的“863计划”，成为我国新时期发展高科技的行动纲领，并在中国高科技领域结出丰硕的成果。
80年代末，年逾古稀的陈芳允退居第二线，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顾问，但他仍在航天领域不懈地耕耘着，仍活跃在通信和空间电子学的科研阵地上。他先后提出“自然灾害检测、控制系统”和“多个小行星空间对地观测”等几种重要的新系统，并指导和培养了一大批航天测控技术人才。
从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到2000年初，我国已进行了近70颗中外卫星的成功发射，中国的航天测控技术也实现了飞向太空、返回地面、同步定点、一网多星、与国际接轨的五大飞跃，圆满完成了一系列的卫星测控和管理任务。同时，陈芳允为中国建立起来的地面测控网络还准确无误地预报了卫星飞经世界两百多个城市上空的确切时间，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务使世称中华好
陈芳允对家乡、对祖国有着浓浓的深情，每当提起家乡黄岩就好像蜜橘的甘淳滋润着心田，无论走到世界任何地方他都为自己的祖国自豪。碰到科学同行他总是说：“咱们中国不比外国差，再争取一下，一定能超过人家！”和晚辈在一起，他总是循循善诱：“中国的技术不比外国差，你们应该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
陈芳允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技专家，而且是一个很有感情色彩、很有情趣的人。除了工作，他一生惟一的爱好就是照相，还总要在照片背后写下随感。一次，他在曹雪芹故居的大槐树下照了一张相，在照片背后诙谐地写上：“大槐树下中不溜秋者”。陈芳允是中国航天测控技术的奠基人，虽已功成名就，但他从不满足，常自嘲为“中不溜秋者”。1992年，76岁的陈芳允又一次登上长城，站在峰峦叠嶂、蜿蜒起伏的长城上留下一帧珍贵的纪念照。他在照片背后写着“背负历史责炎黄子孙承”，记下了他对祖国对民族的一片赤子之心。
有时，他又像个顽童，自己从外边买回一只小乌龟，把它放在吃饭桌上，一看就是大半天。他还唤来孙女：“快！给爷爷照张相。”龟兔赛跑曾被世人传诵，乌龟的沉稳坚定也给世人以启迪。看着他穿着背心，露着膀子，聚精会神的样子，知者，会被他的大智若愚所倾倒，不知者，还以为他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
陈芳允有一个特点，凡是他有兴趣的事，都要写下几句感慨。孙女玩剩下的“七品芝麻官”小木人，他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用透明胶带在芝麻官的红抱上贴上一张字条：“对官的希望：清廉爱民，有科学知识，能全面考虑问题”。思考问题时，他会用手轻轻拨一下芝麻官的乌纱帽，芝麻官的脑袋就会晃一晃，他会发出孩子一样的欢笑声。他家里还有一只棕黑色的陶瓷狮子，他非常喜欢小狮子昂首挺胸的神态，于是他在狮子的底座上工工整整地题写了“雄师独步”，以表心迹。
陈芳允的夫人沈淑敏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老科学家，1950年，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所从事细胞生物学研究，1956年，随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来到北京工作，是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她在全力支持陈芳允为“两弹一星”事业献身的同时，在自己的学术上也有很大的成就。她从花生衣中提取出一种药剂，对治疗出血性疾患有明显疗效，她还是中国谷维素的发明人。1965年，沈淑敏身患乳腺癌，做了大面积的切除手术，但她一直乐观地面对疾病，又勤奋地工作、顽强地生活了30年，直到1995年发现肋骨癌变，不幸于1996年底与世长辞。
陈芳允与沈淑敏这对恩爱夫妻相儒以沫53年。沈淑敏教授的辞世，使陈芳允万分悲痛，他带领儿孙们在太子峪松林墓地为沈教授种下了一棵松树。他把深深的爱理在心底，继续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不懈地奋斗。
陈芳允长期致力于电子系统工程、空间电子学、脉冲电子线路、雷达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为发展中国电子学事业和航天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航天测控网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先后担任中国宇航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空间电子学会名誉主任委员、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并被受聘为中国科技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兼职教授。1978年以来先后被评为国防科委先进科技工作者标兵并荣立二等功，曾先后获得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航天基金奖和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1999年春，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一次科技会议上，陈芳允突然病倒了，全身无力，腰部必须用钢背心箍着才能站立起来。9月4日，他被诊断为运动神经元损伤住进医院。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为“两弹一星功勋专家”授勋，陈芳允特意回家穿上军装，在他一生中，他最爱人民解放军，最爱穿军装。可谁能想到，当他佩戴着这枚浓缩着他一生理想和追求、忠诚和奋斗的沉甸甸的功勋奖章时，重病的身体已使他无法走路了。他用双手撑住大腿，一步一挪艰难地回到座位上。
严重的肌无力、肌萎缩，使陈芳允连握笔的气力都没有了，然而，他智慧的大脑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运转……在新千年来临之际，这位老科学家在一个旧信封的背面颤颤巍巍地写下了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科学事业的祝福。也许，这是他留在世界上最后一份还能辨认出的字迹：
人生并无直通道
迂回曲折多思考
终立为民服务志
艰难险阻志不摧
政通人和新世纪
科技文化有创新
全民幸福仍有待
来者仍需付全力
务使世称中华好
2000年4月29日，这位功勋卓著的老科学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走完了他84载的风雨人生。在鲜花丛中，在哀乐声里，在鲜红的党旗覆盖下，在比肩接踵的吊唁长流中，陈芳允安详地闭目仰卧着，一如他生前那样容光焕发。他在熟睡，他太累了！他在思考，在昔日的辉煌之后，是无限的未来……
陈芳允（1916～2000）
浙江省台州市人。中共党员。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5年在英国新雷达研究所工作。1948年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工作。1964年起从事空间技术工作。1976年调入国防科委，在技术上负责卫星测量控制系统的总体设计。
设备研制、布局建设以及星地协调工作。1984年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常任委员、顾问。199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我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即对卫星进行了无线电多普勒频率测量，并和天文台的研究人员一起，计算出卫星的轨道参数，该方法成为以后我国发射人造卫星所采用的跟踪测轨的主要技术之一。1963年研制出国际领先的纳秒脉冲来样示波器。1965年担任卫星测量、控制的总体技术负责人，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准确测量、预报做出了重要贡献。参加了我国返回式遥感卫星测控系统方案的设计和制定工作，为我国十几颗遥感卫星成功回收做出了重大贡献。相继提出了微波统一测控系统、“双星定位系统”、遥感小卫星群对地观测系统和小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等方案。直接参与指导研制成功的微波统一测控系统，在我国同步通信卫星发射和运行中发挥了很高的效用。
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新中国诞生的隆隆礼炮，唤醒了天下的炎黄子孙，毛主席发出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激发了一代科技精英。中国的人造卫星就要上天了，中国的飞天之梦就要实现了。但是，人造卫星在茫茫天海中，渺若微尘，瞬息即逝，怎学才能准确地追踪它、测量它？怎样才能有效地控制它？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和空间系统工程专家陈芳允以科学的慧眼星海寻踪，为航天测控编织了一张浩大精密的天网，成为中国卫星测控技术卓越的奠基人。
长夜终有时
1916年4月，陈芳允出生在浙江省黄岩县，幼年读过几年私塾，在黄岩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后，带着对橘乡泥土气息的深深眷恋，只身来到上海浦东中学读高中。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参加了去南京请愿和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
1934年夏，陈芳允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在学习期间积极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和学生会组织的抗日宣传队。“七七事变”后，他随学校迁往长沙，转入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对无线电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实际动手能力强，大学毕业时被任之恭老师挽留，成为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助教。在任之恭老师的指导下，他开始从事通信和晶体滤波器的研究工作。
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他积极参加了进步学生组成的“时事讨论小组”，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党员。虽然他只是一个民族先锋队的外围人物，但由于进步同学的启发，他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有了初步的了解，抗日战争时期的许多现实引起了他的思考。
身为一个中国人，大敌当前应该为国家、为民族做些什么呢？1941年，陈芳允抱着为抗战做点事的想法，来到航空委员会议在大西南的成都无线电厂研究室，利用自己的专长参加了飞机导航设备的研制，并研制出我国第一架导航仪。不料国民党在重庆建立了一个导航台，调陈芳允去安装调试，却把导航仪的方向指向西安。陈芳允感到很不对头，这哪里是要打日本，分明是在对付共产党。他毅然决定离开成都无线电厂。
在西南联大工作时，陈芳允结识了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沈淑敏。沈淑敏1915年生于苏州，长陈芳允一岁。她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活泼开朗、端庄美丽，出自书香门第。沈淑敏的父亲是位医生，曾在江浙交界的湖州福音医院任院长。抗战爆发后，沈老先生携一家老小来到成都。陈芳允在西南联大担任助教时，沈淑敏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讲师了。
沈淑敏有个习惯，闲暇时喜欢独自在校园里散步。她苗条的身材、高雅的风度，令许多年轻人倾倒。陈芳允经常看到这位说着吴依藏语的女学者，总想与她交谈，但又苦于没有机会。有时，他也跟在沈淑敏的后面散步。时间长了，沈淑敏发觉了这个相貌憨厚、彬彬有理的年轻人。一天散步途中，她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过身去想问个究竟：“过来呀！你是不是想同我说话？”陈芳允脸红了，憨憨地点了点头。后来他们熟悉起来，竟然结为了百年之好。
1944年的夏天，陈芳允通过了英国工业联合会中国留学生考试。他告别了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赴英国学习进修，在一家无线电厂研究室从事电视接收机线路改进和海洋雷达的研制与实测工作。1948年，陈芳允带着世界第一流的电子工程技术成果回到了祖国，希望一展宏图。但是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黑暗，却使他报国无门。
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等人很器重陈芳允，希望他能去飞机场工作，被他拒绝了。继而又让他去南京，他坚决不肯。这时淮海战役已拉开帷幕，陈芳允坚决不帮国民党打共产党，但军令在上，总得想出个不去的办法。当天下午，陈芳允与在上海中西女中教书的妻子沈淑敏一起乘长途车去湖州福音医院，找岳父商量对策。岳文沈老先生对陈芳允的正义行动非常支持，想出了一个既能抗命、又不伤筋动骨的万全之策，为陈芳允拔掉了他左脚的拇指盖。十指连心！沈淑敏搀扶着陈芳允连夜回到上海，住进医院。当国民党官方来医院找人时，只见陈芳允脸色蜡黄，脚指还在渗血。
直到上海解放前夕，经友人介绍，陈芳允进入中央研究院设在上海的生化研究所任技正。1949年5月，陈芳允参加了革命。他一边制做着神经电脉冲测量设备，一边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组织维持秩序革委会，迎接东方的曙光。
日出东方红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火红的太阳升起在世界的东方。陈芳允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生理化学所开始了新的科研生涯，并担任机关工会主席。他成功研制的刺激器、放大器、显示仪等神经生理学方面的电子仪器，推广到上海医学院，还在北京协和医院进行演示。
1952年，经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教授举荐，陈芳允来到北京，筹建中科院电子研究所，成为新中国电子事业的创始人。他励精图治、呕心沥血，努力实现科学报国的梦想。他曾前往苏联、东欧等许多国家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国外电子技术的发展趋势，提出并制定了电子所研究规划与发展目标。他作为电子所脉冲技术实验室主任，参加了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提出并主持研制了超短波脉冲测量设备。他领导研制成功用于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纳秒脉冲和甚高频连续波采样示波器，成为世界首创，参加了国际展览。他研制的单脉冲扫描体制，用以提高歼击机机载雷达抗干扰能力，投入了批量生产，为航天测控创造了条件。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陈芳允敏锐地抓住这个世界前沿科学的新动向，开始了空间电子学的研究工作。他和研究室的几位同志立即开设了一个小课题，迅速做出一台无线电信号接收装置。
清晨，在太阳还没出来时，陈芳允用自制的信号设备搜索到卫星信号，不仅看到了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还对它广地面发射的无线电信号进行了记录和分析，测出卫星过顶时的多普勒频率曲线，推算出它的轨道参数。
什么时候我们也能造自己的卫星，能够接收到中国卫星发回的信号那该多好啊！陈芳允默默地期盼着。
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立即引起陈芳允的强烈共鸣。在中国科学院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581组）的领导下，在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困难条件下，陈芳允和广大科技工作者一起，展开了卫星、运载火箭和航天测控等一系列空间技术的研究和探索。开始了中国人造卫星工程的艰难创业。
1965年1月，鉴于我国自行研制的运载火箭和空间技术研究已经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中央决定中国人造卫星计划“651”工程正式启动。1965年3月，陈芳允被中国科学院任命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地面跟踪测量系统的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的设计、地面网站的勘察和建设工作。他主持了测控系统的方案论证和总体设计，为测控站的布局和建设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并组织研制和革新了多种测控设备。
在“文革”中，为了保证卫星测控工程正常进行，1967年4月，陈芳允调入国防科委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卫星测量部，迁入陕西渭南附近的山沟里，在第一线从事卫星测控系统和测控网站的全面建设。
国防科委对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提出了卫星要能成功地上得去、抓得住、测得快、报得准、听得到、看得见的要求。“抓得住”是卫星测控的前提，陈芳允认为这就需要多种手段的联合运用，以提高可靠性，又需有一种好手段，以保证卫星观测精度，因此必须搞好系列观测站的合理布局及通信联络系统和计算中心的建设，特别重要的是在卫星入轨点的拦截和初轨测量，以及利用在我国本土范围内获得有限观测数据，使其能准确地预报出卫星的轨迹和特定时间的空间位置。解决这道难题要掌握三个关键：一是卫星是否进人了运行轨道；二是卫星轨道是否符合预定的要求；三是要准确预报卫星的运行时间和地点。
怎样设置观测站才能保证卫星的可靠测控呢？我国的经向跨度没有苏联那么大，受地域影响，只有选择好适当的站址才不会“丢掉”卫星。陈芳允带领年轻的科研人员查阅资料，精心计算，提出了投资少，见效快，一次成型的布站、建站方案。
他们首先抓住卫星入轨点在湖南南部到广西北部一带，选定了理想的观测站点；卫星入轨后的第二圈将经过中国西部边界附近的上空，于是新疆西部喀什便成了观测卫星、计算轨道的最佳站点；卫星经过十多圈的运行后路经我国东部沿海上空，这时就要靠东北和山东地域优选的测控站了……卫星的测控中心设在西安，中心计算机经过通信线路综合各站观测数据，计算出卫星的轨道参数发出遥控指令，经过相应测控站发往卫星，控制卫星动作。
选择卫星测控的仪器设备，陈芳允考虑的原则是：第一，设备要高效、简化，能尽快地建设自己的测控网；第二，结合中国的现有条件，仪器要具有先进水平。他根据上述原则，采用了光学、雷达和无线电多普勒综合测量方法，较好地解决了“抓得住”的难题。
为了尽快建好测控站，已经年过半百的陈芳允四处奔走，勘察、定点，常常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奔边疆，下海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深山峡谷、大漠荒原到处都留下了他艰辛的足迹。他根据我国国土实情，力争用最少的布站达到最佳的测控效果，高速、优质、低耗地为迎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布下了天罗地网。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震惊世界。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已跃入世界先进行列，同时也标志着陈芳允领导设计的测控系统获得了圆满成功，实现了准确的测 控和预报。此时正在上海筹备下一期任务的陈芳允，看着夜晚街头狂欢的群众游行队伍，听着广播中国卫星飞经世界各大城市的时刻和卫星奏出的《东方红》乐曲，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
巡天遥看一千河
第一颗卫星上天后，在中国的航天人面前展开了一幅宏伟的蓝图：研制中国的返回式卫星、地球同步卫星、太阳同步卫星、载人宇宙飞船……这些卫星系统，不仅测量精度要求更高，而且还要增加复杂而准确的控制系统，以形成卫星和地面相结合的一个遥控大回路信息系统，即“卫星信息→星地空间→地面接收、计算和发出遥控指令→星地空间→卫星接收和执行”系统。而我国原来采用的测控方法是分立的，观测、遥测、遥控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归不同的单位管理，实践中给测控的指挥和作业带来不小的困难与麻烦。经过对国外资料的详细调研和我国情况的具体分析，借鉴美国登月时的测控方法后，陈芳允认为“微波统一测控系统”能够满足未来卫星航天测控的需要。于是他和几个同事吸取了美国测控系统的优点，又用了一些新方法，经过详细的分析和计算，确定了新的测控方案。
1973年，陈芳允首先提出了通信卫星采用“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的构想。这种系统可以对卫星进行单站测量和控制，而且便于操作，轨道测量、遥测、遥控可以同时进行，互不影响，必要时还可进行通信和接收电视。这个方案报送国防科委后，得到钱学森副主任和卫星总设计师孙家栋的支持。
陈芳允被任命为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卫星测控系统的总设计师，在七机部副部长任新民为首的“450办公室”领导下，开始了微波统一测控系统复杂艰巨的总体设计和协调工作。他一直在第一线参加设计和攻关，终于将这一有数十万个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占房千余平方米的庞大系统、浩大工程研制成功了。它将测轨、遥测、遥控和卫星数据传输等功能，以一个载波和不同的副载波得以综合实现，在一套设备上完成对高低不同的轨道实施跟踪测控，从而大大减省了星载和地面设备的数量与投资。
1975年11月26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根据新的测控方案，在地面测控中心的指挥下，在太空准确地完成了调姿、解锁、启动、分离和制动火箭点火等动作，返回舱按预定计划成功回收。此后，运用这一系统成功地进行了我国第一颗试验卫星的测控任务，不仅一次次准确可靠地完成了我国卫星的测控任务，而且还承担了国际卫星的测控，从而使我国航天测控技术从单一功能的分散体制发展为多功能的综合体制，跃入世界先进行列。
1976年5月，陈芳允相继担任基地测量总体设计所副所长、洛阳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1977年6月，根据陈芳允郑重的请求，61岁的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他一生中最高兴和最自豪的一件事。
为了适应航天测控发展的需要，解决在国外和海上观测受到的限制，1977年，我国相继建造了‘“远望一号’”、“远望二号”航天远洋测量船，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拥有航天远洋测量船的国家。由于船上测控与通信设备之间因电磁干扰严重，常常不能正常工作，陈芳允又开始了航天测控领域新的技术攻关。
发射地球同步卫星是先把卫星送到有一定倾角的400公里或200公里高度的低地球椭圆轨道，当它经过赤道上空时进行变轨，变到36000公里高度的地球同步圆轨道，并要把轨道倾角转变为零，从而使卫星定位于某一经度的赤道上空。这就要求控制卫星进行两次变轨，要求航天测控必须离开我国本土到临近赤道的远海，依靠航天远洋测量船上的测控设备完成。为了保证发射静止通信卫星时测控船所有设备都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陈芳允与国防科委测量通信总体研究所和远望号测量船上的技术人员，经过深入研究，利用频率分配的方法，设计出一套频率分配方案，从而避免了互相干扰，一举解决了测量船上众多设备间电磁兼容这一重大技术难题，为成功发射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和远程火箭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9年3月，63岁的陈芳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夙愿。他更加忘我地投入祖国航天事业的创新与开拓。
1983年，陈芳允针对国外卫星定位系统使用卫星多而且没有通信功能等弊端，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双星定位通信系统”的设想，并于1989年进行了系统的成功演示，引起轰动。这项利用两颗卫星将快速定位、通信和定时一体化的尖端技术，快速定位精度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我国测绘、航天。航空、航海、抢险救灾和国防建设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1984年8月，陈芳允调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常委，他始终密切关注着世界科技发展的新动向，分析提出我国的相应对策。他针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敏锐的科学意识，首先提议并与王大珩、王淦昌和杨嘉墀三位科学家一起，于1986年3月，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从而形成了举世瞩目的“863计划”，成为我国新时期发展高科技的行动纲领，并在中国高科技领域结出丰硕的成果。
80年代末，年逾古稀的陈芳允退居第二线，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顾问，但他仍在航天领域不懈地耕耘着，仍活跃在通信和空间电子学的科研阵地上。他先后提出“自然灾害检测、控制系统”和“多个小行星空间对地观测”等几种重要的新系统，并指导和培养了一大批航天测控技术人才。
从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到2000年初，我国已进行了近70颗中外卫星的成功发射，中国的航天测控技术也实现了飞向太空、返回地面、同步定点、一网多星、与国际接轨的五大飞跃，圆满完成了一系列的卫星测控和管理任务。同时，陈芳允为中国建立起来的地面测控网络还准确无误地预报了卫星飞经世界两百多个城市上空的确切时间，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务使世称中华好
陈芳允对家乡、对祖国有着浓浓的深情，每当提起家乡黄岩就好像蜜橘的甘淳滋润着心田，无论走到世界任何地方他都为自己的祖国自豪。碰到科学同行他总是说：“咱们中国不比外国差，再争取一下，一定能超过人家！”和晚辈在一起，他总是循循善诱：“中国的技术不比外国差，你们应该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
陈芳允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技专家，而且是一个很有感情色彩、很有情趣的人。除了工作，他一生惟一的爱好就是照相，还总要在照片背后写下随感。一次，他在曹雪芹故居的大槐树下照了一张相，在照片背后诙谐地写上：“大槐树下中不溜秋者”。陈芳允是中国航天测控技术的奠基人，虽已功成名就，但他从不满足，常自嘲为“中不溜秋者”。1992年，76岁的陈芳允又一次登上长城，站在峰峦叠嶂、蜿蜒起伏的长城上留下一帧珍贵的纪念照。他在照片背后写着“背负历史责炎黄子孙承”，记下了他对祖国对民族的一片赤子之心。
有时，他又像个顽童，自己从外边买回一只小乌龟，把它放在吃饭桌上，一看就是大半天。他还唤来孙女：“快！给爷爷照张相。”龟兔赛跑曾被世人传诵，乌龟的沉稳坚定也给世人以启迪。看着他穿着背心，露着膀子，聚精会神的样子，知者，会被他的大智若愚所倾倒，不知者，还以为他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
陈芳允有一个特点，凡是他有兴趣的事，都要写下几句感慨。孙女玩剩下的“七品芝麻官”小木人，他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用透明胶带在芝麻官的红抱上贴上一张字条：“对官的希望：清廉爱民，有科学知识，能全面考虑问题”。思考问题时，他会用手轻轻拨一下芝麻官的乌纱帽，芝麻官的脑袋就会晃一晃，他会发出孩子一样的欢笑声。他家里还有一只棕黑色的陶瓷狮子，他非常喜欢小狮子昂首挺胸的神态，于是他在狮子的底座上工工整整地题写了“雄师独步”，以表心迹。
陈芳允的夫人沈淑敏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老科学家，1950年，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所从事细胞生物学研究，1956年，随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来到北京工作，是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她在全力支持陈芳允为“两弹一星”事业献身的同时，在自己的学术上也有很大的成就。她从花生衣中提取出一种药剂，对治疗出血性疾患有明显疗效，她还是中国谷维素的发明人。1965年，沈淑敏身患乳腺癌，做了大面积的切除手术，但她一直乐观地面对疾病，又勤奋地工作、顽强地生活了30年，直到1995年发现肋骨癌变，不幸于1996年底与世长辞。
陈芳允与沈淑敏这对恩爱夫妻相儒以沫53年。沈淑敏教授的辞世，使陈芳允万分悲痛，他带领儿孙们在太子峪松林墓地为沈教授种下了一棵松树。他把深深的爱理在心底，继续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不懈地奋斗。
陈芳允长期致力于电子系统工程、空间电子学、脉冲电子线路、雷达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为发展中国电子学事业和航天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航天测控网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先后担任中国宇航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空间电子学会名誉主任委员、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并被受聘为中国科技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兼职教授。1978年以来先后被评为国防科委先进科技工作者标兵并荣立二等功，曾先后获得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航天基金奖和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1999年春，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一次科技会议上，陈芳允突然病倒了，全身无力，腰部必须用钢背心箍着才能站立起来。9月4日，他被诊断为运动神经元损伤住进医院。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为“两弹一星功勋专家”授勋，陈芳允特意回家穿上军装，在他一生中，他最爱人民解放军，最爱穿军装。可谁能想到，当他佩戴着这枚浓缩着他一生理想和追求、忠诚和奋斗的沉甸甸的功勋奖章时，重病的身体已使他无法走路了。他用双手撑住大腿，一步一挪艰难地回到座位上。
严重的肌无力、肌萎缩，使陈芳允连握笔的气力都没有了，然而，他智慧的大脑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运转……在新千年来临之际，这位老科学家在一个旧信封的背面颤颤巍巍地写下了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科学事业的祝福。也许，这是他留在世界上最后一份还能辨认出的字迹：
人生并无直通道
迂回曲折多思考
终立为民服务志
艰难险阻志不摧
政通人和新世纪
科技文化有创新
全民幸福仍有待
来者仍需付全力
务使世称中华好
2000年4月29日，这位功勋卓著的老科学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走完了他84载的风雨人生。在鲜花丛中，在哀乐声里，在鲜红的党旗覆盖下，在比肩接踵的吊唁长流中，陈芳允安详地闭目仰卧着，一如他生前那样容光焕发。他在熟睡，他太累了！他在思考，在昔日的辉煌之后，是无限的未来……
陈芳允（1916～2000）
浙江省台州市人。中共党员。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5年在英国新雷达研究所工作。1948年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工作。1964年起从事空间技术工作。1976年调入国防科委，在技术上负责卫星测量控制系统的总体设计。
设备研制、布局建设以及星地协调工作。1984年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常任委员、顾问。199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我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即对卫星进行了无线电多普勒频率测量，并和天文台的研究人员一起，计算出卫星的轨道参数，该方法成为以后我国发射人造卫星所采用的跟踪测轨的主要技术之一。1963年研制出国际领先的纳秒脉冲来样示波器。1965年担任卫星测量、控制的总体技术负责人，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准确测量、预报做出了重要贡献。参加了我国返回式遥感卫星测控系统方案的设计和制定工作，为我国十几颗遥感卫星成功回收做出了重大贡献。相继提出了微波统一测控系统、“双星定位系统”、遥感小卫星群对地观测系统和小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等方案。直接参与指导研制成功的微波统一测控系统，在我国同步通信卫星发射和运行中发挥了很高的效用。
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