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里，还是从毛泽东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经典论述里，或者近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里，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即文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来说决非止于娱乐，它甚至直接关乎国家安危。前鉴不远，苏联用亡党亡国的教训，给我们上了非常现实的一课。
　　苏联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五位作家对整个苏联意识形态包括最后苏联亡党亡国的过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除了肖洛霍夫外，其他四位都是苏联政治历史上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他们都流亡他国。这四位获奖者，除了索尔仁尼琴较有名气外，其他几位在世界的文学地位不为人知，他们的名字都少有人知道，更遑论这些人的作品了。
　　1.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在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已经获得了代表苏联文学的最高成就奖。其影响在东西方阵营早已声名远播的原因，一是因为他的《静静的顿河》在世界文学史上声誉太高，诺贝尔文学奖不颁给这个影响世界的文学大师，已无法对世界舆论作出交代。二是作为颁奖者也想以此表明其评奖的客观公正。三是此时社会主义阵营非常强大，在世界上已产生巨大影响，不论国家数量和人口，正处于上升阶段，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大阵营，西方不敢小视。作为一个国际大奖，也需要考虑真正的文学影响。但对于诺贝尔奖委员会来说，按照一般逻辑，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很不情愿把这样一个大奖颁给苏联共产党崇尚的作家。因此，基于这个情况，在这个奖颁给肖洛霍夫时，社会主义的苏联政府和人民，也采取了认同和乐于接受的态度。
　　当时全世界都知道，肖洛霍夫小说《静静的顿河》影响太大，的确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学史诗性作品，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巨作，不获奖会直接影响这个奖项在世界的公正和声誉。这部小说讲述了十月革命和内战期间俄国哥萨克人的故事，通常被誉为是一部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但这部书在评奖过程中也面临过诸多其它方面的争议，比如一些持“阴谋论”者有这样的提议，怀疑肖洛霍夫非這部作品的真正作者，为什么？因为肖洛霍夫的其它作品并没有表现出这样高超的文学技巧和写作才华。但评奖委员会在充分酝酿之后，最终还是尊重事实，毕竟不能把猜测作为依据，还是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肖洛霍夫。因为他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的杰出艺术力量，表现了俄罗斯人民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现实，确实感染了当时的整个世界。
　　2.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在东西方两大阵营此消彼长的斗争史上，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争夺。因此，苏联从成立之初就非常注重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对西方文化的侵入，斯大林采取了非常严密的防范手段和措施。为了防止西方利用作家学者对苏联进行政治渗透，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施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多重压力，使这些人不仅丧失政治上权利，而且失去经济来源，生计都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剥夺国籍驱逐出境。1972年布罗茨基流亡国外，1973年马克西莫夫离开了苏联，1974年驱逐了索尔仁尼琴。至于这种做法的得与失，我们暂不做评论，因为那时东西方正处于冷战的关键历史时期，双方对对方都是严加防范的。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影响最大，也是美国中情局花本钱投入人力物力最多的项目，当然收到的效果也最为明显。
　　简单点说，《日瓦戈医生》就是苏联版的“伤痕文学”。作品反映的时间点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再到国内战争，以及国内战争结束后的那段历史。作品写了日瓦戈与妻子冬妮娅以及女护士拉拉之间的爱情故事，这就是一个老版的三角恋爱故事，本身情节并不复杂。但就是透过这么一个三角爱情故事，作家却用一个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遮蔽和歪曲了伟大革命的历史本质。在这部作品中，以十月革命为背景的苏联社会的历史发展看不见了，十月革命给苏联人民以及给整个人类带来的伟大进步看不见了，革命给苏联人民生活带来的改变看不见了。读者能看到的，只是这场革命给苏联社会带来的灾难和破坏，给个人带来的颠沛流离和心酸记忆。这部作品文学手法比较高超，实际上是在运用文学方法质疑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这自然与当时苏联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潮格格不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格调灰色、思想消极、内容有严重问题的作品。
　　对这样一部作品，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苏联思想界文学界必然展开坚决的理所当然的批判，这不仅是苏共中央的决定，而且也是广大苏联人民底层百姓的一致要求，从捍卫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成果角度观察，这个批判都是正当的和必须的。苏联对《日瓦戈医生》开展批判的情报，很快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捕捉到了。他们认为完全可以利用《日瓦戈医生》做文章，苏联对作家及其《日瓦戈医生》的批判，恰恰是美国人可以利用的大好机会。
　　1958年1月，当英国情报机关将《日瓦戈医生》的手稿做成两卷微缩胶卷送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时，他们如获至宝，这正是他们期待利用的苏共禁书，正是进行反苏反共活动的急需书籍。一个布局周密的计划开始了实施，以一部书作为武器，开始了对苏联的文化攻势。很快，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操作的两种版本的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在荷兰出版了。这部书硬皮精装本在荷兰本地印刷，纸皮印刷本直接就在美国中情局总部印刷。计划由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批准实施，可见这对于美国来说多么重要。今天，已经解密的美国情报局档案这样记载包括《日瓦戈医生》一类图书的行动目的：“书就是武器，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在苏联或东欧不可得或被禁了，就能用作宣传，以挑战苏联所宣传的现实。冷战期间，多达1000万册图书或杂志作为政治战役的一部分，通过铁幕后的特工秘密分发。就此而言，《日瓦戈医生》实在是中情局的一个黄金机会。”美国人的目标和计划非常明确，那就是进行文化渗透。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就开始筹划怎么把这些在苏联读不到的图书向俄罗斯散发。历史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个特别的机会。1958年，世界第一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这是由43个国家参展的图书博览会，在布鲁塞尔足有500英亩的土地，美苏两国均建起了巨大的展览馆，目的在于宣传本国的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兜售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这其中，更让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兴奋的是，比利时政府为了推销生意，事先已经向苏联公民发放了16000份签证，这样就有大批苏联人前来参加博览会。为了实施这样一个计划，事先美国人还特别招聘了一批荷兰特务送到了华盛顿培训，负责参与送书的活动。1958年的9月6日，一批包装精美的《日瓦戈医生》已经运到了布鲁塞尔，对小说的分发，当然不能在美国展览馆进行，因为这很容易引起苏联克格勃的注意。 　　很巧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盟友就在美国展馆的旁边，即梵蒂冈的“上帝之城”馆，在梵蒂冈的这个馆内，流亡的俄罗斯天主教徒，在这座馆内拉起了帘子，借地方办起了自己的一家小书馆。于是一项十分缜密的活动就在这个帘子后边开始了。来自俄罗斯的大批读者，从这里可以悄悄从经销商手里接到免费的蓝布皮《日瓦戈医生》赠书。书拿到以后，苏联读者立即扯掉书皮，然后对书进行现场解体以后，把书拆开为若干部分，悄悄塞进衣服口袋。这样，一大批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带到了苏联，在苏联读者中开始了秘密流传。越是政府列为禁令的图书，越容易受到普遍的追捧，于是，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在苏联被广泛传阅。
　　然而，按照法规来说，这是一部真正的盗版书。当年，也就是1958年10月，当瑞典学院向世界宣布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帕斯捷尔纳克时，苏联以政府名义立即宣布，这是真正的反苏挑衅。迫于苏联的巨大压力，帕斯捷尔纳克不敢到瑞典去领奖，发表了感谢声明后，又转而拒绝接受颁奖。
　　这件事，让美国人感到了初步成功，似乎尝到了利用小说进行政治渗透的诸多甜头，于是多种多样的袖珍版的俄文《日瓦戈医生》在欧美各地出版流行，俄罗斯青年与外国青年联欢聚会的各种机会，都可能成为美国情报局的特务们向他们兜售赠送《日瓦戈医生》的时机。尽管克格勃的特工们时时都在盯着这类文化交流的往来，但《日瓦戈医生》依然在苏联土地上悄然流行。
　　今天这部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已经在俄罗斯公开出版。但是因为一部小说展开的东西方力量的角逐，却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一段历史。帕斯捷尔纳克至死也没有去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是因为他不愿意离开他自己的祖国。因为他当时面临的，是在祖国和奖金面前必须做出抉择。
　　3.“良心作家”及晚年忏悔的索尔仁尼琴。在获诺贝尔奖的俄罗斯作家中，特别值得一说的是索尔仁尼琴。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人，1918年生于高加索，2008年去世。早在1962年，索尔仁尼琴就发表过描写苏联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社会上引起了超出纯文学的反响。1968年他因写成了小说《第一圈》和《癌症楼》并在西欧发表，不仅内容被质疑，其做法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于是1969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而他的否定丑化苏联时期政治制度的作品，却受到西方的特别垂青。1970年，索爾仁尼琴被告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在苏联国内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尽管苏联此时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丑化歪曲虚无苏联历史的做法依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关于这件事的争论异常激烈。一份支持索尔仁尼琴获奖的声明已经在私下悄悄流传，一批持不同政见者在声明上签名，表示支持索尔仁尼琴去领奖，并将其转给外国新闻社记者，以图造成国际影响，成为一个国际关注事件。而具有官方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却大力反对，明确把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一事，看作为西方对苏联的一种政治行动，西方的目的在于支持诸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于是，苏联政府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手段，驱逐了索尔仁尼琴和约瑟夫·布罗茨基等人，将他们流亡国外，成为苏联侨民文学的典型代表人物。1987年，索尔仁尼琴加入美国国籍。
　　作为一个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性格和思想十分复杂的人物。在二战中，他还当过苏联军队的炮兵连连长。他一生最大的政治影响，就是利用文学作品全盘否定斯大林，发表过对苏联政府有异议的许许多多文艺作品，因此成为著名的异见人士。正因为他在作品中写了大量反斯大林的内容和对政府的异议，他受到西方的嘉冕和特别关注，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也因为持不同政见，他被当时的苏联当局逮捕并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境。先是于1974年驱逐到西德，同年12月侨居瑞士苏黎世，后又流亡美国，受到美国参议院的特别欢迎，曾经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一开始，美国当局认定这个作家写了那么多反斯大林和苏联体制的文学作品，那他一定是向往西方民主和自由的。但是当他定居美国以后，美国人突然发现，这个讨厌斯大林的作家，也同样非常讨厌美国民主自由的虚伪，他不但写文章抨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斯大林，同时也坚决对美国的自由民主进行强烈的抨击。因而美国政界对这个人非常不满。他在大量演讲中公开声明，西方民主自由根本不具有什么普世价值，他还痛骂美国音乐实在难听，对美国的种种文化他甚至非常厌恶。对待这样一个人，美国人当然不满意。为此，当年的基辛格曾经特意提醒总统卡特，不要接见这个人。
　　但是，苏联的情况后来变化了，戈尔巴乔夫执掌政权以后，新思维的理论盛行一时。对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大大转弯，戈尔巴乔夫不仅撤销了当年对索尔尼仁琴的处理决定，而且决定重新出版他的作品。这对于苏联来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当了俄罗斯总统，干脆邀请他回国，还让他当选了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但是，这位长期流亡，政治上让人捉摸不定的人物，居然在回到祖国后对俄罗斯政策也非常不满，他目睹俄罗斯由一个苏联时期的大国沦落到这样不堪的地步，老百姓贫困潦倒，物价飞涨，经济一片凋敝，一个大国变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弱国穷国，内心痛苦之极。他非常痛苦地说：这远远不是他所期待的样子。所以，他内心的痛苦，甚至超越了当年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1998年，叶利钦以为他庆寿的名义，宣布向他颁布俄罗斯国家奖章时，为了抗议叶利钦一系列的国内政策，他居然拒绝去领奖。后来直到普京做了总统，他感到了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或许有了重拾大国辉煌的希望，当普京向他颁奖时，他才欣然予以接受。
　　就是这么一个思想非常特殊的作家，在苏联亡党亡国之后，以写《古拉格群岛》闻名世界，这个全盘否定斯大林、诋毁过列宁的作家，在反思自己全盘否定斯大林、全面反对苏联政府的做法时，他说了一句传遍世界的话，他说：“我的所作所为，对不住苏联和苏联人民，我的作品害了我的俄罗斯祖国。”
　　这位曾经被当作异见人士代表的作家，到晚年说出了俄罗斯老百姓想听的一句真心话。后来在整个俄罗斯对历史的反思中，索尔仁尼琴这句忏悔之言成为一代人的具有代表性的心灵之言。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强大的党和强大的国家在一派乌烟瘴气的吵闹中轰然倒塌。我们不能说索尔仁尼琴在其中具有多么大的决定作用，但他以作品来攻击列宁、斯大林和虚无苏联历史的做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不可估量的作用。苏联人民从崇尚名人和知识分子角度，轻信了他的言论和鼓噪，也葬送了自己曾经辉煌的祖国。因此，到后来，当索尔仁尼琴目睹俄罗斯人民堕入苦难深渊，国家腐败现象一发而不可收的状况，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一次次联合对其进行制裁，使国家陷入苦难之中时，他有着发自内心的懊悔和苦恼。可以想见，他的心灵是万分痛苦的，他发表了许多带有忏悔性的言论，但为时已晚，强大的苏联已不复存在，苏联共产党已经成为历史，而他所抨击的斯大林却在今天成为原苏联人民倍加怀念的一代真正的伟人，他为此更感到万分苦恼。这也是后来他被称为有良心的作家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斯大林的污蔑和诋毁，使他在晚年感到深深的内疚。 　　4.苏联历史上首位获得“诺奖”的作家。苏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伊凡·蒲宁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评奖中，蒲宁成功击败了深受斯大林青睐的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在蒲宁1933年获得诺贝尔奖以后，苏联方面明确表态，这项奖颁给蒲宁，完全出于一种政治目的，并且明确称蒲宁是“革命的敌人”。因此，这个奖项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受到了苏联的无情谴责。
　　作为一个出色的作家，蒲宁与契诃夫、托尔斯泰颇为熟识。但是，他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对苏维埃十月革命的厌恶。因此，苏联的批评家们尽管也承认他的文学成就，却毫不留情地称他是一个手里拿着鞭子的反动派。在他看来，苏维埃的革命仅仅意味着把俄罗斯古老文明消亡，把俄罗斯引向野蛮化，所以他的作品从来不写十月革命，从来不写苏维埃。他的著名小说《永恒的春天》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这种观念。这位作家1887年就开始了文学写作。十月革命以后，他非常明确地反对苏维埃政权，而后移居克里米亚。当苏联红军解放克里米亚以后，他便流亡法国继续写作。
　　蒲宁的作品为何遭受苏联政府的极大反感，这还是源于他作品的政治立场。他作品中的爱国情感，充满了对俄罗斯贵族生活的赞美，他称人民的造反者都是无赖，不是善良而又宽容的信徒。他在《可诅咒的日子》中，把普通老百姓写成暴民、杂种、野人、怪物和返祖特征明显的家伙。用这种肮脏的词汇，来发泄对苏维埃的极度不满。自然，他的这种政治态度，在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苏联，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对于东西方阵营和政治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的背景下，把这个奖授给蒲宁，与其说因为他的爱情诗歌、散文写得漂亮，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的作品与十月革命的精神完全相悖。而这一点，恰恰符合欧美对这场革命的厌恶心理。
　　5.获“诺奖”的流亡诗人布罗茨基。作为苏联最后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他生于苏联卫国战争年代列宁格勒，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诗歌写作，197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而后被驱逐出境，后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主要著作有《诗选》《二十世纪史》《致乌拉尼亚》等。1964年，就在索尔仁尼琴因为写暴露黑暗的文学作品引发轰动后不久，24岁的列宁格勒诗人布罗茨基就已经被逮捕。理由很简单，他是一个体制外的诗人，体制外的诗人被当作不劳而获者，被作为“社会寄生虫罪”逮捕，而实际上依然与他的作品有关。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被称为文坛的诗歌巨匠。但是，他在列宁格勒乃至整个苏聯感觉自己像在幽闭的空间里生活，像得了恐惧症一样，因此他一度被确定为病人。他做梦都想成为一名世界公认的诗人，但是由于他的作品不符合苏联主流思想，不能公开出版诗歌集，只能在地下流传。他的作品与苏联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曾经寻找机会离开苏联，选择与一位美国女子假结婚，但最后没有这样做。被驱逐离境后，选择去了美国。198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苏联历史上，利用文学作品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贯穿了整个苏联的历史。但由于苏联始终运用高压政策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难免有许多失误的地方，这给苏联文艺界带来了一定损失。比如，最后获奖的诗人布罗茨基，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多与苏联主流价值观相对立的文艺作品，而是一个沉醉于创作的诗人，而迫于苏联当时的高压政策，也被驱逐出境了，这对苏联文学也是某种程度的伤害。但是，纵观俄罗斯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东西方文化角逐来说，它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诺贝尔文学奖设立100多年的历史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