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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三差五，就有各地卫生行政团队赴甘肃考察中医药发展情况，尤其是来自中央的调研指导，据说每年都有几次。甘肃省卫计委党组书记、主任刘维忠觉得，这“比给钱还重要”。
2011年，甘肃成为首个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目前，甘肃省正在努力争取建设中医药产业发展国家试验区。
刘维忠2012年因“任督二脉”事件知名度飙升。西医出身的他，骨子里相信中医。2008年主政甘肃省卫生行政工作之初，就提出“走中医特色的医改之路”，推行“西学中”，要“扩大中医阵地”。
中医药要从殿堂走到百姓中去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微博、微信基本都是发布与中医药有关的内容，这是在传递一个什么样的取向或者态度呢？
刘维忠：我的微博、微信里面90%以上都是关于工作的内容，而且都是在空余时间发的。我就是想普及这些有用的知识，让老百姓掌握更多中医药知识。
甘肃发展中医，就是要让中医从殿堂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如果总是掌握在少数几个专家手里，中医就永远发展不起来。而老百姓掌握这个武器之后，就可能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会威力无穷。
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式办法”的一种，而“美国式办法”是对高新技术的无限追求，对昂贵药物、尖端检查的无限追求。
《瞭望东方周刊》：怎样理解这个“中国式办法”？
刘维忠：“中国式办法”一定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钱少，必须用尽可能少的医疗费用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问题。发挥中医药的作用就是一种“中国式办法”。
现在我们是中医药、西医药两条腿走路。有一年禽流感期间达菲被限量供应，我们就用中医药。中医药产业链在中国，关系到药品安全、医疗安全。医疗安全本来关乎国家安全。
中医和西医就是人的两条腿，两条腿走路才能平衡、可持续。现在国家的投资结构不合理，各种政策都倾向于西医药。
把西药变成中药的一种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些网友称你是中医药的救星、靠山，说你让中医药重焕生机。
刘维忠：我肯定不是什么救星。这几年，国家出台了很多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我们甘肃是在落实国家政策。西医发展这么好，不喊照样发展，中医不支持不行。
要让中医药发挥更大的作用，行政部门不采取强力措施不行。因为这里面牵扯很多问题，包括专业问题、利益问题。有些“反中医”的人爱走极端，啥都反对。
《瞭望东方周刊》：中医药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种境地？
刘维忠：中医发展大概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医自身发展提高水平;第二阶段是中医向西医靠拢，西医也在发展;第三阶段是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
患者具体情况不一，同一种疾病，不同患者服用同一种西药，结果可能迥异。我们都在研究，强调个体化辨证地服用西药，提高西药用药水平，这就是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
我们的思路是把西药变成中药的一种。现在中药有植物药、矿物药、动物药，为什么将来就不能有化学药呢？这是出于战略考虑，也是“中国式办法”的一种。
8%的疾病要花100%精力解决吗
《瞭望东方周刊》：据说，甘肃这两年又推出了“村级三件事”这项新举措，具体有哪些内容，想达到什么目的？
刘维忠： 2013年我们组织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等调查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肾病、白血病五种大病，显示这五种大病涉及1200万人次，每年花费大量医疗费。
所谓“村级三件事”就是刷写健康文化墙、开展村民健康沙龙和开展中医适宜技术进家庭三件事。目标之一是提高农民的健康素养，掌握保健技术和知识，减少疾病发生。
这都是基本不花钱、少花钱就能解决的事情。我们还有监督落实体系。“中国式办法”就是有人干，还得有人监督落实。
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在当今就是要让老百姓拿起卫生防疫的武器。医生能看好的疾病大概只占人类疾病的8%，8%的病要用100%精力解决吗？
中国症结在于“看病难、看病贵”，而瓶颈在于病人太多。怎么减少病人？就是要提高健康素养，减少疾病发生。如果总是纠结于医院规模、技术设备等问题，病人不减少，投入无边际，医改就很难展开。
《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我在甘肃采访的时候，很多医生对你大力推广中医药的做法表示不解，现在情况怎样？
刘维忠：虽然我以前是卫生厅厅长，主张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的作用，但一些西医从心底是不认同的。现在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我感觉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比如，以前甘肃省人民医院部分西医对中医不够理解。有一次我的一个老同学突然脑梗进了ICU，医生说“今天或明天脑死亡”。后来我请著名中医联合治疗，患者康复后上班。这件事后，这家医院主动落实中西医并重。
我是行政人员，我不开药方，但是调兵遣将总可以吧。什么时候该用中医，什么时候该用西医，我比一些大夫经验多。
甘肃省很多西医院现在都主动加强了中医药工作，患者医疗费减少了。现在，甘肃省的西医院发展中医药动静甚至更大，更勇于积极创新。经过这些年改革，甘肃中西医都发展了，我们的路走对了。
2011年，甘肃成为首个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目前，甘肃省正在努力争取建设中医药产业发展国家试验区。
刘维忠2012年因“任督二脉”事件知名度飙升。西医出身的他，骨子里相信中医。2008年主政甘肃省卫生行政工作之初，就提出“走中医特色的医改之路”，推行“西学中”，要“扩大中医阵地”。
中医药要从殿堂走到百姓中去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微博、微信基本都是发布与中医药有关的内容，这是在传递一个什么样的取向或者态度呢？
刘维忠：我的微博、微信里面90%以上都是关于工作的内容，而且都是在空余时间发的。我就是想普及这些有用的知识，让老百姓掌握更多中医药知识。
甘肃发展中医，就是要让中医从殿堂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如果总是掌握在少数几个专家手里，中医就永远发展不起来。而老百姓掌握这个武器之后，就可能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会威力无穷。
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式办法”的一种，而“美国式办法”是对高新技术的无限追求，对昂贵药物、尖端检查的无限追求。
《瞭望东方周刊》：怎样理解这个“中国式办法”？
刘维忠：“中国式办法”一定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钱少，必须用尽可能少的医疗费用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问题。发挥中医药的作用就是一种“中国式办法”。
现在我们是中医药、西医药两条腿走路。有一年禽流感期间达菲被限量供应，我们就用中医药。中医药产业链在中国，关系到药品安全、医疗安全。医疗安全本来关乎国家安全。
中医和西医就是人的两条腿，两条腿走路才能平衡、可持续。现在国家的投资结构不合理，各种政策都倾向于西医药。
把西药变成中药的一种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些网友称你是中医药的救星、靠山，说你让中医药重焕生机。
刘维忠：我肯定不是什么救星。这几年，国家出台了很多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我们甘肃是在落实国家政策。西医发展这么好，不喊照样发展，中医不支持不行。
要让中医药发挥更大的作用，行政部门不采取强力措施不行。因为这里面牵扯很多问题，包括专业问题、利益问题。有些“反中医”的人爱走极端，啥都反对。
《瞭望东方周刊》：中医药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种境地？
刘维忠：中医发展大概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医自身发展提高水平;第二阶段是中医向西医靠拢，西医也在发展;第三阶段是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
患者具体情况不一，同一种疾病，不同患者服用同一种西药，结果可能迥异。我们都在研究，强调个体化辨证地服用西药，提高西药用药水平，这就是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
我们的思路是把西药变成中药的一种。现在中药有植物药、矿物药、动物药，为什么将来就不能有化学药呢？这是出于战略考虑，也是“中国式办法”的一种。
8%的疾病要花100%精力解决吗
《瞭望东方周刊》：据说，甘肃这两年又推出了“村级三件事”这项新举措，具体有哪些内容，想达到什么目的？
刘维忠： 2013年我们组织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等调查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肾病、白血病五种大病，显示这五种大病涉及1200万人次，每年花费大量医疗费。
所谓“村级三件事”就是刷写健康文化墙、开展村民健康沙龙和开展中医适宜技术进家庭三件事。目标之一是提高农民的健康素养，掌握保健技术和知识，减少疾病发生。
这都是基本不花钱、少花钱就能解决的事情。我们还有监督落实体系。“中国式办法”就是有人干，还得有人监督落实。
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在当今就是要让老百姓拿起卫生防疫的武器。医生能看好的疾病大概只占人类疾病的8%，8%的病要用100%精力解决吗？
中国症结在于“看病难、看病贵”，而瓶颈在于病人太多。怎么减少病人？就是要提高健康素养，减少疾病发生。如果总是纠结于医院规模、技术设备等问题，病人不减少，投入无边际，医改就很难展开。
《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我在甘肃采访的时候，很多医生对你大力推广中医药的做法表示不解，现在情况怎样？
刘维忠：虽然我以前是卫生厅厅长，主张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的作用，但一些西医从心底是不认同的。现在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我感觉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比如，以前甘肃省人民医院部分西医对中医不够理解。有一次我的一个老同学突然脑梗进了ICU，医生说“今天或明天脑死亡”。后来我请著名中医联合治疗，患者康复后上班。这件事后，这家医院主动落实中西医并重。
我是行政人员，我不开药方，但是调兵遣将总可以吧。什么时候该用中医，什么时候该用西医，我比一些大夫经验多。
甘肃省很多西医院现在都主动加强了中医药工作，患者医疗费减少了。现在，甘肃省的西医院发展中医药动静甚至更大，更勇于积极创新。经过这些年改革，甘肃中西医都发展了，我们的路走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