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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诗”学和“礼”学是戴震经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戴震在“诗”学考证中折射出了非常宝贵的文学思想,有些思想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戴震一生于“礼”学用力良多,他开创的以训诂、文献考核等实学手段治三礼的方法论原则,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戴震 “诗”学 “礼”学
戴震是清朝中期皖派经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利用语言文字、训诂之学考证和阐释了包括《周易》、《礼经》、《诗经》、《尚书》、《春秋》、《孟子》在内的诸多经学典籍,其所取得的成就是与其同时代的其他经学大师所无法企及的,堪称一代经学考据大师。他的经学思想在整个经学传统的传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经学观蕴藏着丰富的哲学、伦理、历史、文学和政治思想,他因此被后世学者尊为哲学家、启蒙思想家。下面我们主要探讨戴震的“诗”学和“礼”学思想。
一、戴震“诗”学思想
今本《戴震集》中关于考证《诗经》的文章主要有:《诗標有梅解》、《诗生民解》、《书郑风后》、《书小雅后》、《书小雅十月之交篇后》、《毛诗补传序》、《诗比义述序》。戴震于《诗经》的考证,有许多卓见。如《诗·召南·標有梅》,毛、郑解诗皆以“梅之落喻年衰”;郑康成甚至还认为梅落兼有春过而夏至之意;朱熹《诗集传》以为梅落为“女子贞洁自守,惟其嫁不及时,而有强暴之辱”解。戴震则根据先秦《诗》、《礼》、《春秋》诸经,以及《墨子》等典籍考定:梅之落,盖喻女子有离父母之道,及时当嫁耳。[1]他认为“梅之落”是比喻嫁期至女子当离开父母之意。戴震认为古者规定嫁娶之期并且“不使民之后期,而听其先期”是怕“废伦也”,是为了“顺民之性”,而“自远于犯礼之行也”。这是戴震从人伦日用之情出发得出的结论,此说较之以上三种说法更为合情合理。再如,戴震考定《郑风》应为“东郑之诗”:“今所系诗,东郑之诗也。郑之名不改,故太师所列亦不改也。”[2]对于为什么《郑风》在《王风》之后而列于诸国风之先,戴震也作出了解释:《郑》之前的邶、庸、卫曾经是殷的故都,紧接着的王又是周的东都,所以它们都在《郑风》之先;又因为郑乃宣王所封之地并且在王畿之内,故次于王而列于诸国之先。并且他还认为《小雅·十月之交》篇叙述的是周幽王而非周厉王时的事,等等,这些结论都是实有其据的创见。
戴震在“诗”学考证中折射出了非常宝贵的文学思想,有些思想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戴震在“诗”学研究方面最为著名的是“存而不论”的诗旨论。关于《诗经》的诗旨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它是男女之情诗,有人认为它是针贬时弊之政治诗,有人认为它是作诗人自己生活的一种写实。戴震认为:“《诗》之词不可知矣,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作《诗》者之志愈不可知矣,断之以‘思无邪’之一言,则可以通乎其志。”[3]只有在“三百之皆无邪”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人们才能读懂《诗经》。他还说:“今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与各章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以臆见定也。姑以夫子之断夫三百者,各推而论之,用附于篇题后。”[4]这就是说,《诗》三百篇各诗各句之旨,研《诗》者最好不说,让读者据其确切的词义名物训释去自由生发,倘一定要论其诗旨,戴震认为从名物训诂还难以识其大旨,要通过“论其世知其人”即要了解分析写诗时的社会背景及作诗人的际遇阅历,方能求其“十分之见”。戴震这种研究诗旨的思想不仅对研究《诗经》具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整个文学欣赏都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我们要把文学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放回到特定的时空中去,才能真正领悟到作品和人物的实质和灵魂。
梁启超先生对戴震于诗旨“存而不论”的做法评价说:“其论无邪之旨,是否切当且勿论,至其专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而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则洵治《诗》良法也。”[5]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还说,往后研究《诗经》的人,只好以东原这句话自甘了,足见他对戴震“存而不认的诗旨”论的推崇。
二、戴震“礼”学思想
“礼”学是戴震经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他说:“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6]《戴震文集》开卷即作礼学十三记,主要包括《记冕服》、《记皮弁服》、《记爵弁服》、《记朝服》、《记玄端》、《记深衣》、《记中衣裼衣襦褶之属》、《记冕弁冠》、《记冠衰》、《记絰带》、《记缫藉》等。这十三记更多地是偏重于重制数的汉学,名物考证、古制诠释、文献验证占绝大多数,但也不乏重义理的宋学,应该说,这十三记是汉宋并举之作。除“十三记”之外,《文集》中体现戴震礼学思想的著作还有:《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一、二两篇,《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一、二两篇,《明堂考》、《三朝三门考》、《匠人沟洫之法考》、《乐器考》等。
戴震在“礼”学考证方面作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辨明堂。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关于古代明堂之说,历代礼家众说纷纭,但对于明堂内部结构的研究,则从未有人问津,戴震著《明堂考》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戴震认为明堂法天之宫,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明堂的中央叫太室,是个正室,该正室是一室而四堂。明堂的四角也有室,叫夹室。汉刘熙《释名》:“夹室在堂两头,故曰夹也。”可证,四角之室共四室而八堂。戴震认为,明堂的结构总的来说没有脱离古代宫室的一般建制,但明堂也有自己的特点:“惟南向一面,明堂四面闿达(四通八达),亦前堂、后室,有夹有个而无房。房者,行礼之际别男女,妇人在房,明堂非妇人所得至,故无房,宜也。”[7]戴震的考证在文化史上有重要意义,近人王国维有《明堂庙寝通考》,与戴震结论几乎一致,可以证实戴震关于明堂结构的考证是可靠的。
二是三朝三门考。三朝是古代天子、诸侯处理政事的场所。朝和门是有联系的。通常认为三朝是指外朝、治朝、内朝(燕朝),三门是指诸侯三门,有皋门、应门、路门。而古传天子有五门(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戴震认为以上这些看法皆“失其传也”,他说,天子的宫门有皋门、应门、路门(又名虎门、毕门),无库门和雉门。诸侯之宫门有库门、雉门、路门,无皋门、应门。皋门是天子的外门,库门是诸侯的外门;应门是天子的中门,雉门是诸侯的中门。这些名称的区分是用以“殊其制,辨等威”的。关于“朝”,戴震认为,天子有三朝,诸侯也有三朝,名称也相同。天子有三门,诸侯也有三门,“其数同,君、国之事侔,体合也,朝与门无虚设也”。[8]关于通常所说的三朝的名称,戴震认为,一曰内朝,是君臣日见之朝,又叫治朝、正朝,设置在路门的外庭;一曰外朝,是“断狱蔽讼及询非常之朝”,设置在中门外庭;一曰燕朝,是“以燕以射,及图宗人嘉事之朝”,设置在路寝庭。这些结论澄清了历来关于三朝三门的误解。
此外,戴震还对古代的礼服和名物制度进行了考证,对古代井田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考证,力求还其古制本来的面目,这些对深入具体地了解古代社会无疑有重要的作用。例如,他论述了古代统治者的礼服,特别是举行吉礼时穿的礼服;论述了次于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所戴的礼帽“冕”之类的的爵弁冠;论述了古代诸侯、大夫、士家居时所穿的衣服,也是庶人的常礼服“深衣”等等。关于古代井田制,他经过仔细考证认为:“一夫百亩,田首有遂,夫三为屋,遂端则沟,屋三为井,沟在井间也。井十为通,沟端则洫,通十为成,洫在成间也。十成为终,洫端则浍,十终为同,同薄于川,浍在同间也。”[9]
戴震一生于《礼》经用力良多。他曾校订和补充《大戴礼记》并使之成为善本,校补《仪礼》使之成为可读之书。他还明确地主张后人读《仪礼释宫》要有史家的眼光。戴震开创的以训诂、文献考核等实学手段治三礼的方法论原则,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戴震集·诗標有梅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3.
[2]戴震集·书郑风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9.
[3][4]戴震集·《毛诗补传》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92.
[5]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饮冰室文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
[6]戴震集·戴东原先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88.
[7]戴震集·明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9.
[8]戴震集·三朝三门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1.
[9]戴震集·匠人沟洫之法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2.
关键词: 戴震 “诗”学 “礼”学
戴震是清朝中期皖派经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利用语言文字、训诂之学考证和阐释了包括《周易》、《礼经》、《诗经》、《尚书》、《春秋》、《孟子》在内的诸多经学典籍,其所取得的成就是与其同时代的其他经学大师所无法企及的,堪称一代经学考据大师。他的经学思想在整个经学传统的传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经学观蕴藏着丰富的哲学、伦理、历史、文学和政治思想,他因此被后世学者尊为哲学家、启蒙思想家。下面我们主要探讨戴震的“诗”学和“礼”学思想。
一、戴震“诗”学思想
今本《戴震集》中关于考证《诗经》的文章主要有:《诗標有梅解》、《诗生民解》、《书郑风后》、《书小雅后》、《书小雅十月之交篇后》、《毛诗补传序》、《诗比义述序》。戴震于《诗经》的考证,有许多卓见。如《诗·召南·標有梅》,毛、郑解诗皆以“梅之落喻年衰”;郑康成甚至还认为梅落兼有春过而夏至之意;朱熹《诗集传》以为梅落为“女子贞洁自守,惟其嫁不及时,而有强暴之辱”解。戴震则根据先秦《诗》、《礼》、《春秋》诸经,以及《墨子》等典籍考定:梅之落,盖喻女子有离父母之道,及时当嫁耳。[1]他认为“梅之落”是比喻嫁期至女子当离开父母之意。戴震认为古者规定嫁娶之期并且“不使民之后期,而听其先期”是怕“废伦也”,是为了“顺民之性”,而“自远于犯礼之行也”。这是戴震从人伦日用之情出发得出的结论,此说较之以上三种说法更为合情合理。再如,戴震考定《郑风》应为“东郑之诗”:“今所系诗,东郑之诗也。郑之名不改,故太师所列亦不改也。”[2]对于为什么《郑风》在《王风》之后而列于诸国风之先,戴震也作出了解释:《郑》之前的邶、庸、卫曾经是殷的故都,紧接着的王又是周的东都,所以它们都在《郑风》之先;又因为郑乃宣王所封之地并且在王畿之内,故次于王而列于诸国之先。并且他还认为《小雅·十月之交》篇叙述的是周幽王而非周厉王时的事,等等,这些结论都是实有其据的创见。
戴震在“诗”学考证中折射出了非常宝贵的文学思想,有些思想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戴震在“诗”学研究方面最为著名的是“存而不论”的诗旨论。关于《诗经》的诗旨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它是男女之情诗,有人认为它是针贬时弊之政治诗,有人认为它是作诗人自己生活的一种写实。戴震认为:“《诗》之词不可知矣,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作《诗》者之志愈不可知矣,断之以‘思无邪’之一言,则可以通乎其志。”[3]只有在“三百之皆无邪”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人们才能读懂《诗经》。他还说:“今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与各章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以臆见定也。姑以夫子之断夫三百者,各推而论之,用附于篇题后。”[4]这就是说,《诗》三百篇各诗各句之旨,研《诗》者最好不说,让读者据其确切的词义名物训释去自由生发,倘一定要论其诗旨,戴震认为从名物训诂还难以识其大旨,要通过“论其世知其人”即要了解分析写诗时的社会背景及作诗人的际遇阅历,方能求其“十分之见”。戴震这种研究诗旨的思想不仅对研究《诗经》具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整个文学欣赏都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我们要把文学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放回到特定的时空中去,才能真正领悟到作品和人物的实质和灵魂。
梁启超先生对戴震于诗旨“存而不论”的做法评价说:“其论无邪之旨,是否切当且勿论,至其专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而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则洵治《诗》良法也。”[5]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还说,往后研究《诗经》的人,只好以东原这句话自甘了,足见他对戴震“存而不认的诗旨”论的推崇。
二、戴震“礼”学思想
“礼”学是戴震经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他说:“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6]《戴震文集》开卷即作礼学十三记,主要包括《记冕服》、《记皮弁服》、《记爵弁服》、《记朝服》、《记玄端》、《记深衣》、《记中衣裼衣襦褶之属》、《记冕弁冠》、《记冠衰》、《记絰带》、《记缫藉》等。这十三记更多地是偏重于重制数的汉学,名物考证、古制诠释、文献验证占绝大多数,但也不乏重义理的宋学,应该说,这十三记是汉宋并举之作。除“十三记”之外,《文集》中体现戴震礼学思想的著作还有:《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一、二两篇,《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一、二两篇,《明堂考》、《三朝三门考》、《匠人沟洫之法考》、《乐器考》等。
戴震在“礼”学考证方面作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辨明堂。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关于古代明堂之说,历代礼家众说纷纭,但对于明堂内部结构的研究,则从未有人问津,戴震著《明堂考》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戴震认为明堂法天之宫,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明堂的中央叫太室,是个正室,该正室是一室而四堂。明堂的四角也有室,叫夹室。汉刘熙《释名》:“夹室在堂两头,故曰夹也。”可证,四角之室共四室而八堂。戴震认为,明堂的结构总的来说没有脱离古代宫室的一般建制,但明堂也有自己的特点:“惟南向一面,明堂四面闿达(四通八达),亦前堂、后室,有夹有个而无房。房者,行礼之际别男女,妇人在房,明堂非妇人所得至,故无房,宜也。”[7]戴震的考证在文化史上有重要意义,近人王国维有《明堂庙寝通考》,与戴震结论几乎一致,可以证实戴震关于明堂结构的考证是可靠的。
二是三朝三门考。三朝是古代天子、诸侯处理政事的场所。朝和门是有联系的。通常认为三朝是指外朝、治朝、内朝(燕朝),三门是指诸侯三门,有皋门、应门、路门。而古传天子有五门(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戴震认为以上这些看法皆“失其传也”,他说,天子的宫门有皋门、应门、路门(又名虎门、毕门),无库门和雉门。诸侯之宫门有库门、雉门、路门,无皋门、应门。皋门是天子的外门,库门是诸侯的外门;应门是天子的中门,雉门是诸侯的中门。这些名称的区分是用以“殊其制,辨等威”的。关于“朝”,戴震认为,天子有三朝,诸侯也有三朝,名称也相同。天子有三门,诸侯也有三门,“其数同,君、国之事侔,体合也,朝与门无虚设也”。[8]关于通常所说的三朝的名称,戴震认为,一曰内朝,是君臣日见之朝,又叫治朝、正朝,设置在路门的外庭;一曰外朝,是“断狱蔽讼及询非常之朝”,设置在中门外庭;一曰燕朝,是“以燕以射,及图宗人嘉事之朝”,设置在路寝庭。这些结论澄清了历来关于三朝三门的误解。
此外,戴震还对古代的礼服和名物制度进行了考证,对古代井田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考证,力求还其古制本来的面目,这些对深入具体地了解古代社会无疑有重要的作用。例如,他论述了古代统治者的礼服,特别是举行吉礼时穿的礼服;论述了次于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所戴的礼帽“冕”之类的的爵弁冠;论述了古代诸侯、大夫、士家居时所穿的衣服,也是庶人的常礼服“深衣”等等。关于古代井田制,他经过仔细考证认为:“一夫百亩,田首有遂,夫三为屋,遂端则沟,屋三为井,沟在井间也。井十为通,沟端则洫,通十为成,洫在成间也。十成为终,洫端则浍,十终为同,同薄于川,浍在同间也。”[9]
戴震一生于《礼》经用力良多。他曾校订和补充《大戴礼记》并使之成为善本,校补《仪礼》使之成为可读之书。他还明确地主张后人读《仪礼释宫》要有史家的眼光。戴震开创的以训诂、文献考核等实学手段治三礼的方法论原则,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戴震集·诗標有梅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3.
[2]戴震集·书郑风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9.
[3][4]戴震集·《毛诗补传》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92.
[5]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饮冰室文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
[6]戴震集·戴东原先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88.
[7]戴震集·明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9.
[8]戴震集·三朝三门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1.
[9]戴震集·匠人沟洫之法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