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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异质性产品价格分解模型，运用联合国UN Comtrade 2003—2016年产品-目的国层面出口数据，对出口质量进行测算，并将出口价格分解为出口质量和去除质量因素后的价格，重点考察中国OFDI影响本国出口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研究发现：中国OFDI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并对出口产品成本产生降低作用。然后通过异质性考察，从目的国收入和产品类型（差异/同质产品、中间/最终产品）视角，深入研究OFDI影响效应的路径。从目的国收入看，金融危机前，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以及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主要通过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实现;而金融危机后，则主要通过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实现。从产品类型看，中国OFDI显著提高了差异性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出口质量，并对两类产品的成本产生降低作用;但对同质性产品和最终产品，只对其出口产品成本存在显著降低作用，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因此，以投资带动贸易仍然是推动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
关键词：出口价格分解;中国OFDI;质量效应;成本效应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迅猛。据商务部统计，2012—2016年中国OFDI流量累计6600多亿美元，年均增速22.3%。2016年OFDI存量将近1.4万亿美元，流量与存量分别跃居全球第2位和第8位。虽然2017年在国家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政策下，OFDI存量和流量均有回落，但2018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又呈上升态势，同比增长17.8%，中国对外投资仍然保持平稳健康增长势头。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以投资带贸易、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继续深化外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促进出口的同时，注重出口质量的提升。同时伴随着国家间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国际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出口产品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成为国家和企业持续关注的话题，而出口质量升级则对贸易摩擦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1]。对外投资经典文献均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是减少生产成本或规避贸易成本，并对一国出口产生影响[2] [3]。新近发展的异质性产品贸易模型则将产品质量的异质性融入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在成本之外，还应考虑质量对一国出口产生的影响。因此从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产品成本视角，深入考察中国OFDI对贸易的带动作用，将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近年来，已有一些文献分别就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或对贸易成本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景光正和李平（2016）论证得出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4]; Tian 和Yu（2015）认为中国商贸服务型OFDI能降低贸易成本中的跨境交流成本[5]。但至今鲜见将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进行同步考察的文献，以往关于中国OFDI影响出口质量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新近发展的新新贸易理论和现代价格理论，在將产品异质性融入传统贸易理论后，使得对质量和成本两效应的同步考察成为可能。根据异质性产品价格决定理论[6]，如果中国OFDI在促进产品质量升级的同时，还能对出口产品成本产生降低作用，这将是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最优组合。本文在异质性产品定价模型基础上，对产品层面的出口价格进行分解，然后利用Khandelwal等（2013）的方法[7]，估计得到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产品成本，从而对中国OFDI影响出口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进行同步考察。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测算方法的研究
1. 对出口质量的测算
已有文献对产品质量的测算可归纳为：单位价值法、产品特征法、回归反推法、需求推断法和供给需求推断法。单位价值法即使用单位产品的出口价格作为产品质量的代理变量，缺陷是出口价格不仅包含出口质量的信息，也会受到成本波动以及需求冲击等因素的影响[8]。产品特征法用于测算某种特定产品，根据产品自身特征，设计指标变量以测算产品质量[ 如Goldberg和Verboven（2001）对一系列汽车特征参数的设定，Crozet（2012）对香槟的评级以及Chen和Juvenal（2016）对红酒质量指标的评分。]。回归反推法主要在产品垂直差异框架内构建产品质量测算方法[ 如Gervais（2009）、Mark 等（2012）以及Joel（2011）等。]。使用需求信息进行推断的方法有Khandelwal（2010）的嵌套logit模型[9]、Piveteau和Smagghue（2013）的需求结构模型[10]以及Khandelwal等（2013）的需求残差法[7]，其共同特点是通过贸易额和价格估算产品质量，因此均面临价格和需求之间存在内生性这一问题，三种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各自处理内生的方式[ Khandelwal（2010）使用汇率、油价和进出口国间地理距离作为工具变量;Piveteau和Smagghue（2013）将中间品进口国汇率作为工具变量;Khandelwal等（2013）使用Broda等（2006）估算出的不同产品的价格弹性值避免内生性。]。另外，Feenstra和Romalis（2014）的供给需求推断法[11]，考虑了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将企业出口质量决策内生化，提供了测算出口质量的另一种分析框架。
关于中国出口质量的研究，施炳展等（2013）[12]、王明益（2014）[13]以及陈丰龙等（2016）[14]基于嵌套logit模型对出口质量进行了估计;张杰等（2014）[8]、杨连星等（2015）[15]基于需求结构模型测算了出口质量;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16]、王永进和施炳展（2014）[17]以及许家云等（2017）[18]对产品质量的测算则采用回归反推法;余淼杰等（2016）采用供给需求推断法测算了贸易产品质量水平[19];使用需求残差法的有樊海潮和郭光远（2015）[20]以及Fan等（2015）[21]，但他们仅对2000-2006年企业层面的出口质量进行了测算。本文参考Khandelwal等（2013）的需求残差法[7]，测算中国2003-2016年产品-目的国层面的出口质量，以能反映近年来出口质量变动的新特征。 2. 对出口产品成本的测算
关于该研究主题，大部分文献是对贸易成本的测算。Anderson和Wincoop（2004）认为，贸易成本指产品从生产到流通至最终消费者过程中的除生产成本以外的所有成本总和[22]。对贸易成本的测算，Hummels（2001）使用距离代替贸易成本[23]，Head 和Ries （2003）用贸易自由度指标代替贸易成本[24]，Bernarda等（2006）构建了基于时间和产业的从价贸易成本[25]。Novy（2006）则引入传统引力模型测算贸易成本[26]，对中国贸易成本的测算大都沿用该方法[27] [28]，但其假设产品替代弹性不变。Novy（2013）又将固定替代效用替换为超越对数偏好，使贸易成本弹性内生化[29]。周丹和陆万军（2015）、张静和武拉平（2018）基于该方法对中国的贸易成本弹性进行了测度[30] [31]。
但目前对出口产品成本（包括贸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总体测算的研究极少。樊海潮和郭光远（2015）基于Johnson（2012）异质性产品定价模型，认为产品的出口价格可分解为质量和成本两部分[20] [6]，这为本文出口产品成本的测算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本文将利用该方法对中国2003-2016年产品-目的国层面的出口价格进行分解，并对出口产品成本进行测算。
（二）关于中国OFDI影响出口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的研究
在OFDI出口效应方面，大量文献已经从出口规模视角进行了研究，包括对出口总量、出口结构以及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本文研究视角，该部分主要从产品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两方面进行综述。
1. 出口质量视角的研究
关于一国出口的研究，新新贸易理论和现代价格理论在传统理论基础上融入了产品质量的异质性，代表性文献有Verhoogen（2008）[32]、Hallak（2010）[33]、Johnson（2012）[6]、Kugler和Verhoogen（2012）[34]以及Fan等（2015）[21]。关于中国出口质量的研究也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如Khandelwal等（2013）[7]、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16]、王永进和施炳展（2014）[17]、樊海潮和郭光远（2015）[20]、许家云等（2017）[18]、贺培等（2017）[35]以及李瑞琴等（2018）[36]等。
但目前研究中国OFDI如何影响出口质量的文献依然较少。景光正和李平（2016）主要从省级层面考察了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的影响[4]，但其对出口质量的测度依然沿袭出口产品单位价值这一早期测算方法，难以将需求冲击、成本波动等因素从单位价值中有效剔除。张凌霄和王明益（2016）则将企业对外投资动机分类，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投资动机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37]。目前只有该文献从企业层面考察了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的影响效应，但也仅限于对企业投资动机视角的考察。限于企业层面中国OFDI金额数据的不可获得性，关于中国OFDI其他研究主题的文献，或使用《境外投资企业名单》，或使用跨国并购金额数据进行企业层面的研究，但两种数据的使用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使用两种数据时，一般都要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以获取企业特征数据。但限于《工企数据库》的数据特征，使得文献研究一般局限于2000—2007年这一区间。因此难以体现中国OFDI近年发展的新特征。]。因此本文选择使用中国OFDI目的国层面数据，考察其对产品—目的国层面出口质量的影响，以期挖掘迅猛发展的OFDI的影响效应新特征。在国家重申以投资带贸易、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引导下，对该主题的深入、实时研究，将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2. 出口成本視角的研究
Oldenski（2012）将复杂信息交流成本引入对外投资理论，发现国内企业和国外客户之间的交流成本对企业在出口和OFDI之间的抉择起着重要作用[38]。以Oldenski的研究为基础，Tian 和Yu（2015）将国内企业和国外客户之间的交流成本定义为跨境交流成本，认为中国企业进行商贸服务型投资能够有效降低跨境交流成本[5]。封肖云等（2017）论证得出中国OFDI会通过降低跨境交流成本等贸易成本，对出口产生影响[39]。
以上文献为本文成本效应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它们均是对贸易成本的衡量和分析，目前鲜见对出口产品成本（包含贸易成本和生产成本）进行综合测算分析的文献，同时没有发现将中国OFDI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进行同步考察的相关研究。而将产品中的质量因素和成本因素进行有效区分，显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借助UN Comtrade HS6位码出口数据，对产品-目的国层面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产品成本的测算。以往文献对出口质量的测算，大都限于2000—2007年企业层面，本文将样本区间扩展至2003—2016年，恰能反映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基本特征。另外基于异质性产品定价模型，对出口产品成本的测算，将是对贸易领域成本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2）对中国OFDI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的同步考察。本文以出口价格为分析基点，并对其进行分解，深入剖析中国OFDI影响出口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较之以往研究仅停留在使用出口价格衡量出口质量的浅层面分析，将成本因素从出口价格中剥离，更加客观地考察中国OFDI对出口产生的质量效应，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同时将成本效应和质量效应有效区别，并对两者进行同步考察，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突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对OFDI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的异质性分析。从目的国和产品视角（包括目的国收入水平、同质性/差异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三方面），论证OFDI影响效应的差异性，以对其影响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二、出口价格分解与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成本测算 本文借助Johnson（2012）异质性产品价格决定模型[6]，对中国出口价格进行分解，为下文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分析基础。然后参考Khandelwal等（2013）的需求残差法[7]，对中国2003—2016年产品-目的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估计，并借助异质性产品价格决定模型测算出口产品成本。
（一）出口价格分解框架
Johnson（2012）[6]以及樊海潮和郭光远（2015）[20]基于产品质量异质性的假设前提，在产品市场一般均衡条件下得出产品的最优定价，为出口价格的分解提供了模型框架。
1.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
假设消费者效用为常数替代弹性（CES）函数，并考虑到产品质量对消费者效应的影响，构建j国消费者效应函数如下：
通过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求得j国消费者对i国产品h的需求函数：
2. 生产者利润最大化
假设市场为垄断竞争，且企业在生产时面临生产边际成本和生产固定成本，同时企业为了出口，还要面临出口边际成本和出口固定成本。因为产品是异质的，因此企业生产成本受所生产产品质量的影响。生产边际成本与产品质量正相关，表示为，ωi为国家i的生产要素报酬（可表示国家i的劳动力报酬，也可表示原材料、中间品等要素的报酬），φ为企业生产率，α度量了生产边际成本对产品质量的弹性[ 此处要求0<α<1。α>0满足生产边际成本与生产质量正相关，α<1保证了产品质量越高，企业利润越高。]。生产固定成本也与产品质量正相关，表示为， fm为不考虑产品质量的生产固定成本，β为生产固定成本对产品质量的弹性[ β>0，表示生产固定成本随产品质量的提高而增加。]。另外，企业出口边际成本为τij，出口固定成本为fij。
根据式（4），产品最优定价可分解为两部分：代表质量效应，由产品定价公式得出，产品质量越高，产品定价就越高;为去除质量因素后的产品价格，代表成本效应，根据产品定价公式，替代弹性σ既定的情况下，去除质量因素后的产品边际成本越高，产品定价就越高。根据以上理论推导，出口价格可分解为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两部分。
如何将出口价格分解为现实中难以观测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本文首先根据需求残差法，从出口价格中估计得出出口产品质量，然后根据Johnson（2012）模型框架[6]，将对数化后的价格减去质量，得到去除质量因素后的产品价格，即成本效应。
（二）出口质量的测算方法
根据Khandelwal等（2013）[7]，将考虑了产品质量的消费者需求函数式（2）取对数，产品-目的国-年份层面的出口质量就可以从以下OLS回归方程中估计得出：
考虑到从2003年起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主要对2003-2016年这一样本区间进行估算。中国到各目的国的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UN Comtrade产品层面（HS6位码）的双边贸易数据[ 为保证出口信息的原始性和完整性，本文按照HS6位码当年适用版本（HS as reported）下载历年数据。 ]，包含产品出口数量和出口值，单位产品的出口价格由出口值和出口数量之比得到。出口价格、出口质量和去除质量因素后的价格这三个指标中，测算出的数值越高，表示出口价格、出口质量或出口产品成本越高。
在估计中需要假设产品替代弹性σ的参数值，相关文献中对替代弹性σ的测算有很多。Anderson和Wincoop（2004）[22]以引力模型为基础对商品替代弹性进行估计，得到一个合理的区间 [5，10]，因此本文首先使用σ=5和σ=10进行估计。然后本文允许商品替代弹性在行业间可变，使用Broda、Greenfield和Weinstein（2006）[40]对商品替代弹性的估计结果[ 为表述方便，下文统一将Broda、Greenfield和Weinstein（2006）简称为BGW（2006）。BGW（2006）估计了HS3位码（92版本）上的商品替代弹性。参照Tang和Zhang（2012），本文使用了合并到HS2位码上的σ，目的是在数据合并过程中尽可能少的损失样本数量。在将HS92版本與历年适用版本合并时，如果出现两个版本编码n：1的情况，则将92版本下对应的多个编码的值取平均。]，来估计出口产品质量和测算出口产品成本。
三、模型设定及数据描述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文依据引力模型构建回归方程，并引入OFDI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考虑现有研究已经论证的对出口质量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如进口关税[41] [21]、吸收外商直接投资[42]等。具体回归方程如式（8）：
式（8）中， Yhcj，t可分别表示出口价格pricehcj，t、出口质量和去除质量因素后的价格。4个维度中，h代表产品（HS6位码层面），c代表中国，j代表投资（出口）目的国，t代表年份。OFDIcj，t为t年中国到j国的对外直接投资，tariffhc，t为t年中国进口产品h的关税，FDIcj，t为中国在t年吸收的j国的外商直接投资。X为引力模型基本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两国收入lnGDPc，t与lnGDPj，t，两国地理距离lndiscj，j国是否与中国接壤contigcj，是否与中国拥有共同语言comlangcj，j国是否为WTO成员国WTOcj，t，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cj，t，两国人口总数lnpopulc，t和lnpopulj，t。μt为年份固定效应，δhj为代表产品*目的国特征的个体效应。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本文所用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UN Comtrade产品-国家层面的双边贸易数据，OFDI数据来自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包括中国向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进口关税来自WTO官网进口关税数据库（ Tariff Download Facility）[ 数据来源： http：//tariffdata.wto.org/ReportersAndProducts.aspx]，该数据库统计了WTO成员国历年在HS2位、4位和6位码上适用的所有最惠国关税（Most-Favoured-Nation applied tariffs）。本文选取HS2位码的最惠国税率中的平均从价税率，旨在论析行业内进口关税下降对本国出口价格、出口质量及成本产生的影响。中国从各来源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用于观察FDI对出口价格、出口质量和出口产品成本产生的影响。 控制变量中，两国GDP和总人口数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双边距离、是否与中国拥有共同官方语言、是否与中国接壤、与中国殖民关系等数据来自CEPII数据库。j国是否为WTO成员、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分别根据WTO官网和中国商务部官网整理得到。本文跨国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3-2016年，涵盖中国对178个国家（地区）的OFDI与出口数据。各主要变量的统计与描述见表1。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基本回归
为防止因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回归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因为在即使个体特征变量与解释变量相关的情况下，该模型也能通过“组内减均值”的离差转换方法得到组内一致估计量。但在使用固定效应时，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如两国距离、是否与中国接壤、是否与中国拥有共同语言、与中国殖民关系，会在离差转换中被消掉，从而无法估计。
在有效剔除进口关税下降、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tariff和lnFDI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大都显著）后，表2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OFDI总体上对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产生显著降低作用。第（2）～（7）列则显示将出口价格分解为出口质量和去除质量因素后的价格（代表成本效应）的回归情况。在第（2）～（4）列分别使用不同商品替代弹性值来估算出口质量的回归中，lnOFDI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OFDI显著提高了中国出口质量。另一方面，中国OFDI对出口产品成本总体上产生降低作用，因为从第（5）～（7）列可知，在去除产品质量影响因素后，对于使用不同商品替代弹性值的三种情况，lnOFDI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通过基本回归可初步断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对出口价格产生显著降低作用，这主要来自于OFDI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而对于出口产品质量，OFDI对其存在显著提升作用。
（二）内生性问题处理
有效处理因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是该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在基本回归中除了考虑进口关税下降、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外，还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控制了时间特征和产品（HS6位码）*国家层面的个体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因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在处理可能的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上，本文使用OFDI滞后一期作为OFDI当期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检验显示，Hansen J 统计量的p值大于0.1，因此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外生”的原假设，证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在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表3结果显示，基本回归的结论依然稳健：OFDI的增加依然对出口价格产生显著降低作用，这主要来自于其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而其对出口产品质量依然存在显著提升作用。虽然从回归系数看，OFDI每增加1%，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和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均不超过0.005%。但对于中国OFDI超过20%的年均增速，其对出口质量和成本的作用将接近0.1%。
另外，在使用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对主要控制变量进口关税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也得到了与已有研究一致的结论，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本文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如表3第（2）～（4）列显示，进口关税的下降对出口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这与Amiti和Khandelwal（2013）以及Fan等（2015）[40] [21]的结论一致：进口关税的下降会通过加强本国行业竞争或提升进口中间品的品质及多样化两种渠道来提升本国出口产品质量。对于变量lnFDI，第（2）～（4）列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吸收外资的增加会对出口质量产生提升作用，这与李坤望等（2013）的结论一致。同时第（5）～（7）列显示，进口关税的下降对出口产品成本有显著降低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成本。[ 中国进口产品中，中间产品比重高达80%（樊海潮和张丽娜，2018）并大量用于出口产品的生产（Fan等，2015），因此进口关税的下降会通过降低中间品进口成本，对出口产品成本产生降低作用。另外，外商在中國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投资，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产生助推作用。这可能是FDI对出口产品成本产生正向影响的原因之一。]
（三）稳健性检验
1. 产品质量的另一测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了另外一个出口质量测算数据库，数据来自Henn、 Papageorgiou 和Spatafora（2013）[43] ，该数据库对出口国-产品层面的出口多样化和出口质量指标进行了测算（SITC4位码第1版本），涵盖了全球187个国家（地区），样本时间跨度为1962-2010年。本文从中选取了2003-2010年间产品层面（SITC4位码）中国出口质量相关数据，然后根据Johnson（2012）[6]的模型框架，将出口价格减掉IMF数据库中的出口质量数据，得到去除质量因素后的出口价格。另外，由于该产品统计信息数据采用的是SITC4位码第1版本，本文还根据联合国统计司提供的转换表将其分别转化为HS6位码2002、2007和2012版本，然后与其他变量信息进行合并。
同样使用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内生性后，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OFDI提高了中国出口质量，并对出口产品成本存在降低作用，这与主回归得到的结论一致。
2. OFDI流量
为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整体生产经营能力对出口的影响，以上回归分析均使用OFDI存量数据。该部分将采用OFDI流量数据，对结论的稳健性进行检验。表5采用流量数据的结果显示，中国OFDI影响出口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与主回归结论一致。
五、影响异质性分析
（一）目的国收入水平
目的国收入水平是影响OFDI出口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决定目的国市场规模[44] [45]，同时也是反映目的国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46]。本文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人均收入水平划分标准，将样本内国家分为高、中高、中低和低收入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划分标准，≥11905美元为高收入，3856-11905美元为中高收入，976-3855美元为中低收入，≤975美元为低收入。低收入国家样本数仅占5%，囿于篇幅所限，本文暂不汇报。 并将样本区间以2008年进行划分，旨在考察中国OFDI在金融危机前后在不同收入水平目的国，影响出口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的差异。表6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危机之前，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和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主要通过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实现，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却恰相反;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和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则转为通过中低收入国家实现。
（二）同质性产品与差异性产品
Fan等（2015）[21]的研究认为：对于产品差异较大的产品，进口关税的下降会使企业提高该产品的出口质量;而对于产品差异较小的产品，进口关税的下降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不显著。本文将产品按照同质性和差异性进行划分，用以分析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产品上中国OFDI影响出口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的差异。
表8中Panel A的分组回归，采用了Rauch（2002）[47]对同质性产品和差异性产品的划分方法[ Rauch（2002）基于SITC编码第2版本对产品的同质性和差异性进行了划分。本文在使用其产品归类时，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转换表，将SITC2与HS02、HS07、HS12编码分别进行转换。另外，Rauch（2002）对于产品同质性和差异性产品的划分，分为保守（con，最小化差异类产品）和松散（lib，最大化差异类产品）两种方法，本文采用其松散划分方法。]。Panel B则参照Tang和Zhang（2012）[48]的方法，计算每个行业（HS2位码）的产品质量方差，将产品质量方差大于中值的产品定义为差异性产品，将产品质量方差小于中值的产品定义为同质性产品[ 樊海潮和郭广远（2015）以及Fan、Li和Yeaple（2015）也采用了該种产品划分方法。]。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根据Rauch（2002）[47]还是参照Tang和Zhang（2012）[48]，中国OFDI都显著提高了差异性产品的出口质量，降低了差异性产品的边际成本;但对于同质性产品，OFDI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显著，但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因此，中国OFDI 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主要体现为对差异性产品质量的正向作用，但对两种类型产品的成本均存在降低作用。
（三）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
根据联合国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BEC）分类，将产品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 在将产品分类时，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转换表，将BEC与HS02、HS07、HS12编码分别进行转换，并将资本品也划归入中间品类别。]，中间产品出口质量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生产的能力。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中国OFDI对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边际成本，都产生了显著降低作用;OFDI对最终品出口质量作用不显著，但对中间品出口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说明中国OFDI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参与全球生产的能力。
六、结论与建议
基于2003-2016年中国OFDI国家层面和出口的产品-目的国层面的面板数据，本文重点考察了OFDI影响出口的价格效应、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并通过目的国收入水平和产品类型视角的差异化分析，对影响路径进行了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中国OFDI对本国出口价格产生降低作用。对出口价格分解后的考察发现，中国OFDI显著提升了出口质量，但对出口产品成本产生显著降低作用。第二，金融危机前，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以及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主要通过对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实现;而金融危机后，则主要通过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实现。第三，中国OFDI显著提高了差异性产品的出口质量，降低了差异性产品的边际成本;但对同质性产品，只对出口产品成本产生降低作用，对出口质量的作用不显著。第四，中国OFDI对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出口产品成本，均产生了显著降低作用;但只对中间品出口质量存在提升作用，对最终品出口质量的作用不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以投资带动贸易，仍然是推动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在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促进贸易提质增效的战略指导下，政府应积极推动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降低出口产品成本、提升出口质量，实现出口可持续发展。还应鼓励企业根据不同收入水平目的国的特点，合理调整海外投资结构和出口结构，并为其在国外的并购项目提供信息和便利化支持，以利于企业提升技术开发与生产能力，从而提高产品出口质量。对企业而言，不应只注重短期内OFDI对出口规模的促进效用，更需关注OFDI在提升生产效率、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盈利水平方面的长期影响，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培育市场竞争新动能，实现对外投资结构优化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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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锦丹
关键词：出口价格分解;中国OFDI;质量效应;成本效应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迅猛。据商务部统计，2012—2016年中国OFDI流量累计6600多亿美元，年均增速22.3%。2016年OFDI存量将近1.4万亿美元，流量与存量分别跃居全球第2位和第8位。虽然2017年在国家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政策下，OFDI存量和流量均有回落，但2018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又呈上升态势，同比增长17.8%，中国对外投资仍然保持平稳健康增长势头。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以投资带贸易、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继续深化外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促进出口的同时，注重出口质量的提升。同时伴随着国家间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国际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出口产品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成为国家和企业持续关注的话题，而出口质量升级则对贸易摩擦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1]。对外投资经典文献均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是减少生产成本或规避贸易成本，并对一国出口产生影响[2] [3]。新近发展的异质性产品贸易模型则将产品质量的异质性融入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在成本之外，还应考虑质量对一国出口产生的影响。因此从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产品成本视角，深入考察中国OFDI对贸易的带动作用，将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近年来，已有一些文献分别就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或对贸易成本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景光正和李平（2016）论证得出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4]; Tian 和Yu（2015）认为中国商贸服务型OFDI能降低贸易成本中的跨境交流成本[5]。但至今鲜见将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进行同步考察的文献，以往关于中国OFDI影响出口质量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新近发展的新新贸易理论和现代价格理论，在將产品异质性融入传统贸易理论后，使得对质量和成本两效应的同步考察成为可能。根据异质性产品价格决定理论[6]，如果中国OFDI在促进产品质量升级的同时，还能对出口产品成本产生降低作用，这将是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最优组合。本文在异质性产品定价模型基础上，对产品层面的出口价格进行分解，然后利用Khandelwal等（2013）的方法[7]，估计得到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产品成本，从而对中国OFDI影响出口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进行同步考察。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测算方法的研究
1. 对出口质量的测算
已有文献对产品质量的测算可归纳为：单位价值法、产品特征法、回归反推法、需求推断法和供给需求推断法。单位价值法即使用单位产品的出口价格作为产品质量的代理变量，缺陷是出口价格不仅包含出口质量的信息，也会受到成本波动以及需求冲击等因素的影响[8]。产品特征法用于测算某种特定产品，根据产品自身特征，设计指标变量以测算产品质量[ 如Goldberg和Verboven（2001）对一系列汽车特征参数的设定，Crozet（2012）对香槟的评级以及Chen和Juvenal（2016）对红酒质量指标的评分。]。回归反推法主要在产品垂直差异框架内构建产品质量测算方法[ 如Gervais（2009）、Mark 等（2012）以及Joel（2011）等。]。使用需求信息进行推断的方法有Khandelwal（2010）的嵌套logit模型[9]、Piveteau和Smagghue（2013）的需求结构模型[10]以及Khandelwal等（2013）的需求残差法[7]，其共同特点是通过贸易额和价格估算产品质量，因此均面临价格和需求之间存在内生性这一问题，三种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各自处理内生的方式[ Khandelwal（2010）使用汇率、油价和进出口国间地理距离作为工具变量;Piveteau和Smagghue（2013）将中间品进口国汇率作为工具变量;Khandelwal等（2013）使用Broda等（2006）估算出的不同产品的价格弹性值避免内生性。]。另外，Feenstra和Romalis（2014）的供给需求推断法[11]，考虑了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将企业出口质量决策内生化，提供了测算出口质量的另一种分析框架。
关于中国出口质量的研究，施炳展等（2013）[12]、王明益（2014）[13]以及陈丰龙等（2016）[14]基于嵌套logit模型对出口质量进行了估计;张杰等（2014）[8]、杨连星等（2015）[15]基于需求结构模型测算了出口质量;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16]、王永进和施炳展（2014）[17]以及许家云等（2017）[18]对产品质量的测算则采用回归反推法;余淼杰等（2016）采用供给需求推断法测算了贸易产品质量水平[19];使用需求残差法的有樊海潮和郭光远（2015）[20]以及Fan等（2015）[21]，但他们仅对2000-2006年企业层面的出口质量进行了测算。本文参考Khandelwal等（2013）的需求残差法[7]，测算中国2003-2016年产品-目的国层面的出口质量，以能反映近年来出口质量变动的新特征。 2. 对出口产品成本的测算
关于该研究主题，大部分文献是对贸易成本的测算。Anderson和Wincoop（2004）认为，贸易成本指产品从生产到流通至最终消费者过程中的除生产成本以外的所有成本总和[22]。对贸易成本的测算，Hummels（2001）使用距离代替贸易成本[23]，Head 和Ries （2003）用贸易自由度指标代替贸易成本[24]，Bernarda等（2006）构建了基于时间和产业的从价贸易成本[25]。Novy（2006）则引入传统引力模型测算贸易成本[26]，对中国贸易成本的测算大都沿用该方法[27] [28]，但其假设产品替代弹性不变。Novy（2013）又将固定替代效用替换为超越对数偏好，使贸易成本弹性内生化[29]。周丹和陆万军（2015）、张静和武拉平（2018）基于该方法对中国的贸易成本弹性进行了测度[30] [31]。
但目前对出口产品成本（包括贸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总体测算的研究极少。樊海潮和郭光远（2015）基于Johnson（2012）异质性产品定价模型，认为产品的出口价格可分解为质量和成本两部分[20] [6]，这为本文出口产品成本的测算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本文将利用该方法对中国2003-2016年产品-目的国层面的出口价格进行分解，并对出口产品成本进行测算。
（二）关于中国OFDI影响出口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的研究
在OFDI出口效应方面，大量文献已经从出口规模视角进行了研究，包括对出口总量、出口结构以及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本文研究视角，该部分主要从产品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两方面进行综述。
1. 出口质量视角的研究
关于一国出口的研究，新新贸易理论和现代价格理论在传统理论基础上融入了产品质量的异质性，代表性文献有Verhoogen（2008）[32]、Hallak（2010）[33]、Johnson（2012）[6]、Kugler和Verhoogen（2012）[34]以及Fan等（2015）[21]。关于中国出口质量的研究也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如Khandelwal等（2013）[7]、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16]、王永进和施炳展（2014）[17]、樊海潮和郭光远（2015）[20]、许家云等（2017）[18]、贺培等（2017）[35]以及李瑞琴等（2018）[36]等。
但目前研究中国OFDI如何影响出口质量的文献依然较少。景光正和李平（2016）主要从省级层面考察了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的影响[4]，但其对出口质量的测度依然沿袭出口产品单位价值这一早期测算方法，难以将需求冲击、成本波动等因素从单位价值中有效剔除。张凌霄和王明益（2016）则将企业对外投资动机分类，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投资动机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37]。目前只有该文献从企业层面考察了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的影响效应，但也仅限于对企业投资动机视角的考察。限于企业层面中国OFDI金额数据的不可获得性，关于中国OFDI其他研究主题的文献，或使用《境外投资企业名单》，或使用跨国并购金额数据进行企业层面的研究，但两种数据的使用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使用两种数据时，一般都要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以获取企业特征数据。但限于《工企数据库》的数据特征，使得文献研究一般局限于2000—2007年这一区间。因此难以体现中国OFDI近年发展的新特征。]。因此本文选择使用中国OFDI目的国层面数据，考察其对产品—目的国层面出口质量的影响，以期挖掘迅猛发展的OFDI的影响效应新特征。在国家重申以投资带贸易、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引导下，对该主题的深入、实时研究，将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2. 出口成本視角的研究
Oldenski（2012）将复杂信息交流成本引入对外投资理论，发现国内企业和国外客户之间的交流成本对企业在出口和OFDI之间的抉择起着重要作用[38]。以Oldenski的研究为基础，Tian 和Yu（2015）将国内企业和国外客户之间的交流成本定义为跨境交流成本，认为中国企业进行商贸服务型投资能够有效降低跨境交流成本[5]。封肖云等（2017）论证得出中国OFDI会通过降低跨境交流成本等贸易成本，对出口产生影响[39]。
以上文献为本文成本效应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它们均是对贸易成本的衡量和分析，目前鲜见对出口产品成本（包含贸易成本和生产成本）进行综合测算分析的文献，同时没有发现将中国OFDI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进行同步考察的相关研究。而将产品中的质量因素和成本因素进行有效区分，显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借助UN Comtrade HS6位码出口数据，对产品-目的国层面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产品成本的测算。以往文献对出口质量的测算，大都限于2000—2007年企业层面，本文将样本区间扩展至2003—2016年，恰能反映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基本特征。另外基于异质性产品定价模型，对出口产品成本的测算，将是对贸易领域成本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2）对中国OFDI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的同步考察。本文以出口价格为分析基点，并对其进行分解，深入剖析中国OFDI影响出口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较之以往研究仅停留在使用出口价格衡量出口质量的浅层面分析，将成本因素从出口价格中剥离，更加客观地考察中国OFDI对出口产生的质量效应，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同时将成本效应和质量效应有效区别，并对两者进行同步考察，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突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对OFDI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的异质性分析。从目的国和产品视角（包括目的国收入水平、同质性/差异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三方面），论证OFDI影响效应的差异性，以对其影响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二、出口价格分解与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成本测算 本文借助Johnson（2012）异质性产品价格决定模型[6]，对中国出口价格进行分解，为下文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分析基础。然后参考Khandelwal等（2013）的需求残差法[7]，对中国2003—2016年产品-目的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估计，并借助异质性产品价格决定模型测算出口产品成本。
（一）出口价格分解框架
Johnson（2012）[6]以及樊海潮和郭光远（2015）[20]基于产品质量异质性的假设前提，在产品市场一般均衡条件下得出产品的最优定价，为出口价格的分解提供了模型框架。
1.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
假设消费者效用为常数替代弹性（CES）函数，并考虑到产品质量对消费者效应的影响，构建j国消费者效应函数如下：
通过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求得j国消费者对i国产品h的需求函数：
2. 生产者利润最大化
假设市场为垄断竞争，且企业在生产时面临生产边际成本和生产固定成本，同时企业为了出口，还要面临出口边际成本和出口固定成本。因为产品是异质的，因此企业生产成本受所生产产品质量的影响。生产边际成本与产品质量正相关，表示为，ωi为国家i的生产要素报酬（可表示国家i的劳动力报酬，也可表示原材料、中间品等要素的报酬），φ为企业生产率，α度量了生产边际成本对产品质量的弹性[ 此处要求0<α<1。α>0满足生产边际成本与生产质量正相关，α<1保证了产品质量越高，企业利润越高。]。生产固定成本也与产品质量正相关，表示为， fm为不考虑产品质量的生产固定成本，β为生产固定成本对产品质量的弹性[ β>0，表示生产固定成本随产品质量的提高而增加。]。另外，企业出口边际成本为τij，出口固定成本为fij。
根据式（4），产品最优定价可分解为两部分：代表质量效应，由产品定价公式得出，产品质量越高，产品定价就越高;为去除质量因素后的产品价格，代表成本效应，根据产品定价公式，替代弹性σ既定的情况下，去除质量因素后的产品边际成本越高，产品定价就越高。根据以上理论推导，出口价格可分解为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两部分。
如何将出口价格分解为现实中难以观测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本文首先根据需求残差法，从出口价格中估计得出出口产品质量，然后根据Johnson（2012）模型框架[6]，将对数化后的价格减去质量，得到去除质量因素后的产品价格，即成本效应。
（二）出口质量的测算方法
根据Khandelwal等（2013）[7]，将考虑了产品质量的消费者需求函数式（2）取对数，产品-目的国-年份层面的出口质量就可以从以下OLS回归方程中估计得出：
考虑到从2003年起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主要对2003-2016年这一样本区间进行估算。中国到各目的国的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UN Comtrade产品层面（HS6位码）的双边贸易数据[ 为保证出口信息的原始性和完整性，本文按照HS6位码当年适用版本（HS as reported）下载历年数据。 ]，包含产品出口数量和出口值，单位产品的出口价格由出口值和出口数量之比得到。出口价格、出口质量和去除质量因素后的价格这三个指标中，测算出的数值越高，表示出口价格、出口质量或出口产品成本越高。
在估计中需要假设产品替代弹性σ的参数值，相关文献中对替代弹性σ的测算有很多。Anderson和Wincoop（2004）[22]以引力模型为基础对商品替代弹性进行估计，得到一个合理的区间 [5，10]，因此本文首先使用σ=5和σ=10进行估计。然后本文允许商品替代弹性在行业间可变，使用Broda、Greenfield和Weinstein（2006）[40]对商品替代弹性的估计结果[ 为表述方便，下文统一将Broda、Greenfield和Weinstein（2006）简称为BGW（2006）。BGW（2006）估计了HS3位码（92版本）上的商品替代弹性。参照Tang和Zhang（2012），本文使用了合并到HS2位码上的σ，目的是在数据合并过程中尽可能少的损失样本数量。在将HS92版本與历年适用版本合并时，如果出现两个版本编码n：1的情况，则将92版本下对应的多个编码的值取平均。]，来估计出口产品质量和测算出口产品成本。
三、模型设定及数据描述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文依据引力模型构建回归方程，并引入OFDI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考虑现有研究已经论证的对出口质量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如进口关税[41] [21]、吸收外商直接投资[42]等。具体回归方程如式（8）：
式（8）中， Yhcj，t可分别表示出口价格pricehcj，t、出口质量和去除质量因素后的价格。4个维度中，h代表产品（HS6位码层面），c代表中国，j代表投资（出口）目的国，t代表年份。OFDIcj，t为t年中国到j国的对外直接投资，tariffhc，t为t年中国进口产品h的关税，FDIcj，t为中国在t年吸收的j国的外商直接投资。X为引力模型基本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两国收入lnGDPc，t与lnGDPj，t，两国地理距离lndiscj，j国是否与中国接壤contigcj，是否与中国拥有共同语言comlangcj，j国是否为WTO成员国WTOcj，t，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cj，t，两国人口总数lnpopulc，t和lnpopulj，t。μt为年份固定效应，δhj为代表产品*目的国特征的个体效应。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本文所用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UN Comtrade产品-国家层面的双边贸易数据，OFDI数据来自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包括中国向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进口关税来自WTO官网进口关税数据库（ Tariff Download Facility）[ 数据来源： http：//tariffdata.wto.org/ReportersAndProducts.aspx]，该数据库统计了WTO成员国历年在HS2位、4位和6位码上适用的所有最惠国关税（Most-Favoured-Nation applied tariffs）。本文选取HS2位码的最惠国税率中的平均从价税率，旨在论析行业内进口关税下降对本国出口价格、出口质量及成本产生的影响。中国从各来源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用于观察FDI对出口价格、出口质量和出口产品成本产生的影响。 控制变量中，两国GDP和总人口数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双边距离、是否与中国拥有共同官方语言、是否与中国接壤、与中国殖民关系等数据来自CEPII数据库。j国是否为WTO成员、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分别根据WTO官网和中国商务部官网整理得到。本文跨国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3-2016年，涵盖中国对178个国家（地区）的OFDI与出口数据。各主要变量的统计与描述见表1。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基本回归
为防止因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回归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因为在即使个体特征变量与解释变量相关的情况下，该模型也能通过“组内减均值”的离差转换方法得到组内一致估计量。但在使用固定效应时，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如两国距离、是否与中国接壤、是否与中国拥有共同语言、与中国殖民关系，会在离差转换中被消掉，从而无法估计。
在有效剔除进口关税下降、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tariff和lnFDI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大都显著）后，表2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OFDI总体上对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产生显著降低作用。第（2）～（7）列则显示将出口价格分解为出口质量和去除质量因素后的价格（代表成本效应）的回归情况。在第（2）～（4）列分别使用不同商品替代弹性值来估算出口质量的回归中，lnOFDI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OFDI显著提高了中国出口质量。另一方面，中国OFDI对出口产品成本总体上产生降低作用，因为从第（5）～（7）列可知，在去除产品质量影响因素后，对于使用不同商品替代弹性值的三种情况，lnOFDI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通过基本回归可初步断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对出口价格产生显著降低作用，这主要来自于OFDI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而对于出口产品质量，OFDI对其存在显著提升作用。
（二）内生性问题处理
有效处理因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是该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在基本回归中除了考虑进口关税下降、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外，还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控制了时间特征和产品（HS6位码）*国家层面的个体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因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在处理可能的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上，本文使用OFDI滞后一期作为OFDI当期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检验显示，Hansen J 统计量的p值大于0.1，因此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外生”的原假设，证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在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表3结果显示，基本回归的结论依然稳健：OFDI的增加依然对出口价格产生显著降低作用，这主要来自于其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而其对出口产品质量依然存在显著提升作用。虽然从回归系数看，OFDI每增加1%，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和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均不超过0.005%。但对于中国OFDI超过20%的年均增速，其对出口质量和成本的作用将接近0.1%。
另外，在使用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对主要控制变量进口关税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也得到了与已有研究一致的结论，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本文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如表3第（2）～（4）列显示，进口关税的下降对出口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这与Amiti和Khandelwal（2013）以及Fan等（2015）[40] [21]的结论一致：进口关税的下降会通过加强本国行业竞争或提升进口中间品的品质及多样化两种渠道来提升本国出口产品质量。对于变量lnFDI，第（2）～（4）列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吸收外资的增加会对出口质量产生提升作用，这与李坤望等（2013）的结论一致。同时第（5）～（7）列显示，进口关税的下降对出口产品成本有显著降低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成本。[ 中国进口产品中，中间产品比重高达80%（樊海潮和张丽娜，2018）并大量用于出口产品的生产（Fan等，2015），因此进口关税的下降会通过降低中间品进口成本，对出口产品成本产生降低作用。另外，外商在中國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投资，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产生助推作用。这可能是FDI对出口产品成本产生正向影响的原因之一。]
（三）稳健性检验
1. 产品质量的另一测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了另外一个出口质量测算数据库，数据来自Henn、 Papageorgiou 和Spatafora（2013）[43] ，该数据库对出口国-产品层面的出口多样化和出口质量指标进行了测算（SITC4位码第1版本），涵盖了全球187个国家（地区），样本时间跨度为1962-2010年。本文从中选取了2003-2010年间产品层面（SITC4位码）中国出口质量相关数据，然后根据Johnson（2012）[6]的模型框架，将出口价格减掉IMF数据库中的出口质量数据，得到去除质量因素后的出口价格。另外，由于该产品统计信息数据采用的是SITC4位码第1版本，本文还根据联合国统计司提供的转换表将其分别转化为HS6位码2002、2007和2012版本，然后与其他变量信息进行合并。
同样使用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内生性后，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OFDI提高了中国出口质量，并对出口产品成本存在降低作用，这与主回归得到的结论一致。
2. OFDI流量
为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整体生产经营能力对出口的影响，以上回归分析均使用OFDI存量数据。该部分将采用OFDI流量数据，对结论的稳健性进行检验。表5采用流量数据的结果显示，中国OFDI影响出口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与主回归结论一致。
五、影响异质性分析
（一）目的国收入水平
目的国收入水平是影响OFDI出口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决定目的国市场规模[44] [45]，同时也是反映目的国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46]。本文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人均收入水平划分标准，将样本内国家分为高、中高、中低和低收入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划分标准，≥11905美元为高收入，3856-11905美元为中高收入，976-3855美元为中低收入，≤975美元为低收入。低收入国家样本数仅占5%，囿于篇幅所限，本文暂不汇报。 并将样本区间以2008年进行划分，旨在考察中国OFDI在金融危机前后在不同收入水平目的国，影响出口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的差异。表6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危机之前，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和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主要通过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实现，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却恰相反;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和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则转为通过中低收入国家实现。
（二）同质性产品与差异性产品
Fan等（2015）[21]的研究认为：对于产品差异较大的产品，进口关税的下降会使企业提高该产品的出口质量;而对于产品差异较小的产品，进口关税的下降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不显著。本文将产品按照同质性和差异性进行划分，用以分析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产品上中国OFDI影响出口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的差异。
表8中Panel A的分组回归，采用了Rauch（2002）[47]对同质性产品和差异性产品的划分方法[ Rauch（2002）基于SITC编码第2版本对产品的同质性和差异性进行了划分。本文在使用其产品归类时，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转换表，将SITC2与HS02、HS07、HS12编码分别进行转换。另外，Rauch（2002）对于产品同质性和差异性产品的划分，分为保守（con，最小化差异类产品）和松散（lib，最大化差异类产品）两种方法，本文采用其松散划分方法。]。Panel B则参照Tang和Zhang（2012）[48]的方法，计算每个行业（HS2位码）的产品质量方差，将产品质量方差大于中值的产品定义为差异性产品，将产品质量方差小于中值的产品定义为同质性产品[ 樊海潮和郭广远（2015）以及Fan、Li和Yeaple（2015）也采用了該种产品划分方法。]。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根据Rauch（2002）[47]还是参照Tang和Zhang（2012）[48]，中国OFDI都显著提高了差异性产品的出口质量，降低了差异性产品的边际成本;但对于同质性产品，OFDI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显著，但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因此，中国OFDI 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主要体现为对差异性产品质量的正向作用，但对两种类型产品的成本均存在降低作用。
（三）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
根据联合国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BEC）分类，将产品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 在将产品分类时，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转换表，将BEC与HS02、HS07、HS12编码分别进行转换，并将资本品也划归入中间品类别。]，中间产品出口质量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生产的能力。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中国OFDI对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边际成本，都产生了显著降低作用;OFDI对最终品出口质量作用不显著，但对中间品出口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说明中国OFDI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参与全球生产的能力。
六、结论与建议
基于2003-2016年中国OFDI国家层面和出口的产品-目的国层面的面板数据，本文重点考察了OFDI影响出口的价格效应、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并通过目的国收入水平和产品类型视角的差异化分析，对影响路径进行了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中国OFDI对本国出口价格产生降低作用。对出口价格分解后的考察发现，中国OFDI显著提升了出口质量，但对出口产品成本产生显著降低作用。第二，金融危机前，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以及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主要通过对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实现;而金融危机后，则主要通过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实现。第三，中国OFDI显著提高了差异性产品的出口质量，降低了差异性产品的边际成本;但对同质性产品，只对出口产品成本产生降低作用，对出口质量的作用不显著。第四，中国OFDI对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出口产品成本，均产生了显著降低作用;但只对中间品出口质量存在提升作用，对最终品出口质量的作用不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以投资带动贸易，仍然是推动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在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促进贸易提质增效的战略指导下，政府应积极推动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降低出口产品成本、提升出口质量，实现出口可持续发展。还应鼓励企业根据不同收入水平目的国的特点，合理调整海外投资结构和出口结构，并为其在国外的并购项目提供信息和便利化支持，以利于企业提升技术开发与生产能力，从而提高产品出口质量。对企业而言，不应只注重短期内OFDI对出口规模的促进效用，更需关注OFDI在提升生产效率、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盈利水平方面的长期影响，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培育市场竞争新动能，实现对外投资结构优化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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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