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翻译语言异化理论的盛行主要是受到20世纪以来解构主义的影响,解构主义消解了对传统翻译语言直译的认识,推翻了翻译界“翻译语言应是原文语言”的说法,为翻译语言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解构主义的后殖民主义倾向、消费主义观念为翻译语言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使人们对翻译语言的异化有了更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解构主义 异化 本质认识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对中国近代翻译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严复先生及其提出来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严复的翻译原则对翻译语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尊重原文、搁置本民族的语言特色、放弃翻译家的艺术加工等等。后来有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翻译原则,实质上都是对严复“信、达、雅”翻译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下面就举老舍作品的例子来说明“信、达、雅”翻译原则对翻译的桎梏。
王后:他们拿走茶具的时候,为什么你告诉他们还留下这些椅子呢?
(Why did you tell them to leave the chairs when they took away the tea?)
马格纳斯:我要在这里接见内阁。
(I shall receive the cabinet here.)
王后:这里!为什么?
(Here!Why?)
马格纳斯:那,我想这里的露天空气和斜阳会给他们一点安神的效果。在这里他们对我“讲演”,不能像在屋里那么容易。
(Well, I think the open air and the evening light will have a quieting effect on them. They cannot make speeches at me so easily as in a room.)
这是老舍先生1956年翻译肖伯纳的剧本《苹果车》里的一段。老舍先生被人民称为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尤其是他的《茶馆》更是以语言诙谐、幽默著称。老舍在伦敦也生活多年,无论是从翻译语言的功底,还是作为一个作家对语言驾驭能力,都是无可挑剔的。但老舍先生的这段译文却生硬、难懂,而且还存在语法错误。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在老舍先生那个年代,翻译界主要是传承严复先生以来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以尊重原文为最高的翻译理念。鲁迅对于这种直译的真正含义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中曾提高:“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见,鲁迅并非不要顺,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这种翻译理念和翻译原则影响了老舍先生的翻译创作,也使得老舍先生的译作成为今天翻译界的遗憾。
中国关于翻译的异化理论的讨论,开始于1987《现代外语》上登载的论文《归化——翻译的歧路》。这是中国翻译界第一次讨论有关异化的问题。1987年的这篇论文,对当时中国翻译界来说,可谓一股新流,在被传统翻译理论掌握的中国翻译界,人们对异化问题,感觉还是比较新鲜的。
一方面是西方新的理论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和外国的学术交流在不断增多,使得很对国人来说还很新鲜的理论传入中国,并得到了中国学界的重视;另一个方面是传统的翻译理论已经不适应了新的时代,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读国外的优秀著作和论文,而传统的翻译理论已经很难承担起这项复杂的任务了,所以中国翻译理论界急需从国外吸取先进的经验。1987年开启了中国翻译理论的松动,异化理论的讨论、发展,使得中国翻译界开始了新的探索。
在西方最早出现有关翻译异化问题研究的,是美国学者文努迪。文努迪在他的著作《翻译再思》中,曾引述布朗绍名言:“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文中提到的翻译差异,实质就是翻译过程中翻译语言的异化,这种异化是无法在翻译过程中得到消解的。
文努迪有关翻译语言异化的思想来源,一方面是德国的阐释学,另一方面是后殖民主义语境。后殖民语境有关翻译的本质认识,又可以追溯到解构主义对后殖民主义的影响。进而可以推出:翻译语言异化理论的产生、发展是受到近世解构主义的深刻影响,才发生转型的。纵观翻译语言异化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翻译语言异化的深层原因,是整个时代在认识世界过程中发生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不代表正确,也不代表错误,仅仅是一种对世界认知的探索,这种探索影响了几乎所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当然翻译理论也包含在其中。
20世纪中后期,法国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主张对翻译的本质重新认识。尤其是比较激进的罗兰·巴特认为:文本生成之后,作者就失却存在的价值(作者已死!)。解构主义学者对翻译本质的重新认识,使得翻译语言的异化,开始得到翻译理论学者的关注。翻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翻译到底可否再现原文风貌等?翻译界受解构主义的影响,开始逐渐摆脱过去的直译翻译原则,“宁取信而舍顺”的翻译原则开始松动,翻译工作者拥有了对原文更大改动的信心。如下例:
原文: Lumber and boat and junk yard. The bare behind of industry, its dirty underwear, so beautifully disguised by winter.
译文一:还有木材,小船和废物场。这里是工业荒凉的后院,这些是它的残破的内衣,一切都被冬日巧妙地掩盖了(刘洪新 译)。
译文二:木材、小船,还有静静的船坞。工业的废污在冬的掩映下消失的无影无踪(黄娟 译)。
译文三:光秃秃的树木,木材,小船还有废料场,这些垃圾与污垢都被冬天的白地所掩饰(王丽英 译)。
原文中的暗喻the bare behind(光腚),以上的译者竟无一人照直翻译,而一概用了委婉语如“后院”、“废污”、“垃圾”等等。Underwear(衬衣衬裤)直译者同样寥寥无几。这种抛弃原文,开始采用具有后殖民主义的辞藻来的描述,一方面使得译文保持了形象、生动的意境;另一方面,在全球语境下,一些新的词汇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例如“垃圾”一词的后殖民语境使得这样描述,更具有国家的全球视野。
从对翻译工作认知角度来看,解构主义学者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以往不同,致使作品更加尊重作者、读者,拥有更大的创作、阅读空间,使得翻译不再是一种孤立的、封闭的工作,而应是开放的、包容的工作。
解构主义对翻译语言直译的拆解,使得翻译工作被纳入一个丰富、复杂的体系中来。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解构主义的一些倾向上,如:不可认知、无序等。但是笔者认为:翻译语言的异化存在解构主义的深刻影响,但却不是决定了翻译语言的异化,解构主义的影响在于影响了翻译工作者对翻译本身的理解,影响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
例如:With determination, with luck, and with the help from lots of good people, I was able to rise from the ashes.
译文:凭着我的决心,我的运气,还有许多善良人们的帮助,我终于得以东山再起。此译文中舍去了凤凰焚身的形象,这个形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象征,舍弃了“凤凰涅 ”的形象就失去了对中国文化的表象张力。因此,倘若一味强调原文的“形象”和“洋味”,直译为“我终于灰烬中获得新生”。这就会让中国的读者很难理解,也显得没有生气。所以,解构主义对翻译语言异化的影响使得译作很贴近译语文化,让读者能更好的理解。
目前,对于翻译语言异化的争论还没有停止,学界的分歧还是很大,主要是翻译语言异化的度到底在哪里?异化到什么程度是最恰当的,翻译界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标准。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根本就不存在尺度一说,异化的夸大也好,异化的适中也好,没有异化也好,异化存在的关键是两种语言的冲突,两种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存在具有必然性,没有办法避免。
例如:《红楼梦》第9回中有一段文字,一贯以忠实著称的杨氏夫妇,在他们的英译本中采取了并不忠实的“净化”译法。他们的译文如下:What we do is no business of yours.而另一位红楼梦全译本的译者David Hawkes却采取了直译的手法。他的译文如下:“Whether we fuck assholes or not,”he said,” what fucking business is it of yours? You should be bloody grateful we haven’t fucked your dad……”
一个是中国翻译家把中文翻译英文,一个是外国翻译家把中文成翻译英文,两者的差别不仅再于翻译的手法,更再于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翻译工作者如何解读对自己的翻译。
对于《红楼梦》这部凝聚中国文化精髓作品的而言,翻译家翻译的优劣,关键在于翻译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而不在于翻译翻译尺度的把握,谁能更深刻的理解中国文化,谁的翻译就能越体现《红楼梦》这部著作的精髓。
就如罗兰·巴特所说的那样:作者已死!米兰·昆德拉也曾提到:我对自己作品的解读,也存在困难。我们可以发现,当今在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对英语中由动词派生的名词的直译,造成汉语译文句子结构的模糊;二是汉语词与词之间没有分隔,汉语译文中如含有前后都可组词的字或词就易产生曲解;三是计算机新词汇太多,国内无统一的汉译定名,而且不管水平高低什么人都可以署个“编译”草率出版,一个译者一个译法,读者也不知道说的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因此,所谓的“尺度”,笔者认为很难理解,也很难把握。
再有,译言异化适用不同的作品。如果是一部严禁的学术著作或者科技论文,笔者认为针对这类的作品应该以“信”为主;如果是小说、散文等作品,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斟酌翻译。针对近年来的语言学发展,尤其是语法、逻辑学、阐释学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的认知已经超越了翻译学自身的局限。
例如,从沈家煊的“语用否定”到徐盛桓的“含意否定”,再到孔庆成的“否定类型”(以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为理论框架)在英语翻译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为翻译语言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支持。因此,不断完善的学科建设、理论创新、知识积累,已经为翻译研究打开了多重视角。我们要不断的去总结、摸索、开拓翻译理论。
最后,无论解构主义,还是单纯语法学上的突破,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异化是无法避免的,何种翻译是优秀的,何种翻译是劣质的,都需要读者去分辨,当然这也需要学界的同仁们进行指导。但是笔者相信:翻译理论固然重要,译者的素质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包容的时代,只有经历时代的淘汰,译者才能翻译出流传千古的译作,并打上深深的烙印。
参考文献:
[1] 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2003年版。
[2] 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 黄振定:《翻译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 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现代外语》,1987年第2期。
[5] 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6]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作者简介:沈椿萱,女,1981—,浙江湖州人,文学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解构主义 异化 本质认识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对中国近代翻译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严复先生及其提出来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严复的翻译原则对翻译语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尊重原文、搁置本民族的语言特色、放弃翻译家的艺术加工等等。后来有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翻译原则,实质上都是对严复“信、达、雅”翻译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下面就举老舍作品的例子来说明“信、达、雅”翻译原则对翻译的桎梏。
王后:他们拿走茶具的时候,为什么你告诉他们还留下这些椅子呢?
(Why did you tell them to leave the chairs when they took away the tea?)
马格纳斯:我要在这里接见内阁。
(I shall receive the cabinet here.)
王后:这里!为什么?
(Here!Why?)
马格纳斯:那,我想这里的露天空气和斜阳会给他们一点安神的效果。在这里他们对我“讲演”,不能像在屋里那么容易。
(Well, I think the open air and the evening light will have a quieting effect on them. They cannot make speeches at me so easily as in a room.)
这是老舍先生1956年翻译肖伯纳的剧本《苹果车》里的一段。老舍先生被人民称为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尤其是他的《茶馆》更是以语言诙谐、幽默著称。老舍在伦敦也生活多年,无论是从翻译语言的功底,还是作为一个作家对语言驾驭能力,都是无可挑剔的。但老舍先生的这段译文却生硬、难懂,而且还存在语法错误。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在老舍先生那个年代,翻译界主要是传承严复先生以来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以尊重原文为最高的翻译理念。鲁迅对于这种直译的真正含义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中曾提高:“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见,鲁迅并非不要顺,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这种翻译理念和翻译原则影响了老舍先生的翻译创作,也使得老舍先生的译作成为今天翻译界的遗憾。
中国关于翻译的异化理论的讨论,开始于1987《现代外语》上登载的论文《归化——翻译的歧路》。这是中国翻译界第一次讨论有关异化的问题。1987年的这篇论文,对当时中国翻译界来说,可谓一股新流,在被传统翻译理论掌握的中国翻译界,人们对异化问题,感觉还是比较新鲜的。
一方面是西方新的理论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和外国的学术交流在不断增多,使得很对国人来说还很新鲜的理论传入中国,并得到了中国学界的重视;另一个方面是传统的翻译理论已经不适应了新的时代,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读国外的优秀著作和论文,而传统的翻译理论已经很难承担起这项复杂的任务了,所以中国翻译理论界急需从国外吸取先进的经验。1987年开启了中国翻译理论的松动,异化理论的讨论、发展,使得中国翻译界开始了新的探索。
在西方最早出现有关翻译异化问题研究的,是美国学者文努迪。文努迪在他的著作《翻译再思》中,曾引述布朗绍名言:“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文中提到的翻译差异,实质就是翻译过程中翻译语言的异化,这种异化是无法在翻译过程中得到消解的。
文努迪有关翻译语言异化的思想来源,一方面是德国的阐释学,另一方面是后殖民主义语境。后殖民语境有关翻译的本质认识,又可以追溯到解构主义对后殖民主义的影响。进而可以推出:翻译语言异化理论的产生、发展是受到近世解构主义的深刻影响,才发生转型的。纵观翻译语言异化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翻译语言异化的深层原因,是整个时代在认识世界过程中发生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不代表正确,也不代表错误,仅仅是一种对世界认知的探索,这种探索影响了几乎所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当然翻译理论也包含在其中。
20世纪中后期,法国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主张对翻译的本质重新认识。尤其是比较激进的罗兰·巴特认为:文本生成之后,作者就失却存在的价值(作者已死!)。解构主义学者对翻译本质的重新认识,使得翻译语言的异化,开始得到翻译理论学者的关注。翻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翻译到底可否再现原文风貌等?翻译界受解构主义的影响,开始逐渐摆脱过去的直译翻译原则,“宁取信而舍顺”的翻译原则开始松动,翻译工作者拥有了对原文更大改动的信心。如下例:
原文: Lumber and boat and junk yard. The bare behind of industry, its dirty underwear, so beautifully disguised by winter.
译文一:还有木材,小船和废物场。这里是工业荒凉的后院,这些是它的残破的内衣,一切都被冬日巧妙地掩盖了(刘洪新 译)。
译文二:木材、小船,还有静静的船坞。工业的废污在冬的掩映下消失的无影无踪(黄娟 译)。
译文三:光秃秃的树木,木材,小船还有废料场,这些垃圾与污垢都被冬天的白地所掩饰(王丽英 译)。
原文中的暗喻the bare behind(光腚),以上的译者竟无一人照直翻译,而一概用了委婉语如“后院”、“废污”、“垃圾”等等。Underwear(衬衣衬裤)直译者同样寥寥无几。这种抛弃原文,开始采用具有后殖民主义的辞藻来的描述,一方面使得译文保持了形象、生动的意境;另一方面,在全球语境下,一些新的词汇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例如“垃圾”一词的后殖民语境使得这样描述,更具有国家的全球视野。
从对翻译工作认知角度来看,解构主义学者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以往不同,致使作品更加尊重作者、读者,拥有更大的创作、阅读空间,使得翻译不再是一种孤立的、封闭的工作,而应是开放的、包容的工作。
解构主义对翻译语言直译的拆解,使得翻译工作被纳入一个丰富、复杂的体系中来。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解构主义的一些倾向上,如:不可认知、无序等。但是笔者认为:翻译语言的异化存在解构主义的深刻影响,但却不是决定了翻译语言的异化,解构主义的影响在于影响了翻译工作者对翻译本身的理解,影响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
例如:With determination, with luck, and with the help from lots of good people, I was able to rise from the ashes.
译文:凭着我的决心,我的运气,还有许多善良人们的帮助,我终于得以东山再起。此译文中舍去了凤凰焚身的形象,这个形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象征,舍弃了“凤凰涅 ”的形象就失去了对中国文化的表象张力。因此,倘若一味强调原文的“形象”和“洋味”,直译为“我终于灰烬中获得新生”。这就会让中国的读者很难理解,也显得没有生气。所以,解构主义对翻译语言异化的影响使得译作很贴近译语文化,让读者能更好的理解。
目前,对于翻译语言异化的争论还没有停止,学界的分歧还是很大,主要是翻译语言异化的度到底在哪里?异化到什么程度是最恰当的,翻译界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标准。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根本就不存在尺度一说,异化的夸大也好,异化的适中也好,没有异化也好,异化存在的关键是两种语言的冲突,两种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存在具有必然性,没有办法避免。
例如:《红楼梦》第9回中有一段文字,一贯以忠实著称的杨氏夫妇,在他们的英译本中采取了并不忠实的“净化”译法。他们的译文如下:What we do is no business of yours.而另一位红楼梦全译本的译者David Hawkes却采取了直译的手法。他的译文如下:“Whether we fuck assholes or not,”he said,” what fucking business is it of yours? You should be bloody grateful we haven’t fucked your dad……”
一个是中国翻译家把中文翻译英文,一个是外国翻译家把中文成翻译英文,两者的差别不仅再于翻译的手法,更再于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翻译工作者如何解读对自己的翻译。
对于《红楼梦》这部凝聚中国文化精髓作品的而言,翻译家翻译的优劣,关键在于翻译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而不在于翻译翻译尺度的把握,谁能更深刻的理解中国文化,谁的翻译就能越体现《红楼梦》这部著作的精髓。
就如罗兰·巴特所说的那样:作者已死!米兰·昆德拉也曾提到:我对自己作品的解读,也存在困难。我们可以发现,当今在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对英语中由动词派生的名词的直译,造成汉语译文句子结构的模糊;二是汉语词与词之间没有分隔,汉语译文中如含有前后都可组词的字或词就易产生曲解;三是计算机新词汇太多,国内无统一的汉译定名,而且不管水平高低什么人都可以署个“编译”草率出版,一个译者一个译法,读者也不知道说的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因此,所谓的“尺度”,笔者认为很难理解,也很难把握。
再有,译言异化适用不同的作品。如果是一部严禁的学术著作或者科技论文,笔者认为针对这类的作品应该以“信”为主;如果是小说、散文等作品,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斟酌翻译。针对近年来的语言学发展,尤其是语法、逻辑学、阐释学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的认知已经超越了翻译学自身的局限。
例如,从沈家煊的“语用否定”到徐盛桓的“含意否定”,再到孔庆成的“否定类型”(以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为理论框架)在英语翻译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为翻译语言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支持。因此,不断完善的学科建设、理论创新、知识积累,已经为翻译研究打开了多重视角。我们要不断的去总结、摸索、开拓翻译理论。
最后,无论解构主义,还是单纯语法学上的突破,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异化是无法避免的,何种翻译是优秀的,何种翻译是劣质的,都需要读者去分辨,当然这也需要学界的同仁们进行指导。但是笔者相信:翻译理论固然重要,译者的素质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包容的时代,只有经历时代的淘汰,译者才能翻译出流传千古的译作,并打上深深的烙印。
参考文献:
[1] 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2003年版。
[2] 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 黄振定:《翻译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 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现代外语》,1987年第2期。
[5] 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6]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作者简介:沈椿萱,女,1981—,浙江湖州人,文学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