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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有不少西湖。西湖大抵都以人居住的城镇为原点定位——在城之西,东湖、南湖等亦然。中国有好多西湖,都与宋代的文学家政治家苏东坡任职或放逐有关。如广东惠州的西湖、雷州半岛的西湖等等。当然最著名的要数杭州西湖了。
2
杭州的西湖历史悠久。在地质年代——大约在1,2万年前,它是杭州湾畔一个浅浅的泻湖。那时第四纪冰期刚刚结束,大地转暖,雨量丰沛,鲜花遍地开放。耸峙在西湖南北的吴山和宝石山,是环抱西湖的两个岬角。潮起潮落,水涨水浅,江与湖之间渐渐有了沙渚,终于古海湾与钱塘江分离,形成钱塘湖。
由于湖盆接纳了杭州西北诸多山溪泉水,和浙北平原上一些河流的注入,西湖的水质一直很好。西湖调节着入江的水量,保持着比较稳定的水位。
水是生命之源。古代人们选择在杭州建城,不仅因为钱塘江利于舟楫,有航运之便,更因为有西湖之一盆淡水。在杭州湾北面淤积而成的陆地上,地下水味成苫,不宜饮用。加上钱塘江的大潮,致使江边平原地区经常被淹。所以,秦代的钱塘县建在灵隐一带,群山环绕,虽然地势较高,但发展空间受到了限制。《水经·浙江水注》记载:“灵隐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迳其南。”最早钱塘城的人口也不多,饮用的大约是山溪之水。我想,那时的西湖实际上应该是东湖。
3
隋代,州治从灵隐山下迁到了平原河湖地区。其间城市的中心又多次移动。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置杭州,初治余杭,十年后移居钱塘城。当初设州治在余杭,这与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有关。这一重要工程,沟通了西湖与运河,在西湖的东北部,挖通了多条河渠,并修建了多座水闸,即后来的圣塘闸、涧水闸、石涵闸等,调节运河水位,保持航运的畅通——西湖成了运河南端的重要水源调节库,也是西湖千年不断的伟大科学文化工程的起始。
杭州是运河南端的起点,便利的交通为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太平寰宇记》载:“(州)在余杭城,盖因其县而立名。十年(公元590年)移州居钱塘城,十一年复移州柳清西,依山筑城”。运河工程完成后,杭州行政中心又回到到湖滨地区,在扼守江与湖间的要津上建城。
柳浦即今天的江干区,在杭州城的东南,凤凰山和吴山一带。如果古籍记载准确的话,行政中心从余杭回到秦汉时期的钱唐旧城时间仅仅为一年,大约是为了在凤凰山一带修建新城,方便施工起见的临时办公地点。“柳浦西”正是西湖从海湾、泻湖,到脱离钱塘江,演变为湖泊的“闭合处”。这里地势较低,沼泽河道纵横,因而柳树和芦草也长得特别茂盛。隋代杭州城的确切位置已难以考证,但此后的唐城、宋城及清代杭州城,大抵都在此基础上扩建而成,基本格局未变。可见,西湖之水,从清波门和涌金门及附近的水门入城,再从城东南几座水门流出,最后注入钱塘江。
古人选择了钱塘江与西湖之间的一块高敞的丘陵平原,依山建城,是有见地的。此后一千多年,杭州的行政中心都没有离开这里。直到清代,杭州府署、钱塘县署、运使署、布政司署、粮道署、巡府署、总督行台,以及皇帝南巡的行宫等等,都在城南西湖东岸,吴山之下,清波门和望江门、候潮门之间——这里离钱塘江已经不远。
4
此后,城市发展得很快,主要从南向西湖东岸扩展。
沿江一带,多为潮汐河流,若遇钱塘江潮位一高,雨水排不出去,杭州城内积水成灾,有的街巷院落水深及膝。西湖具有排泄城区积水防涝,积蓄湖内淡水灌溉和防止成潮内侵的多种功能。
唐太宗时(763~779),刺史李泌在杭州城内开挖六井,引西湖淡水入井,供居民饮用,这些水井大约是蓄水池。六井的位置在今天的井亭桥至龙翔桥一带。可见当时的杭州城已经扩展到了西湖西岸大部分地区。这些水井E理有风雨亭,即保护水质,有又利于汲水的居民。可以水,季泌利用西湖修建了比较完善的杭州供水体系。
——我想,如果没有西湖这一城市水源,在濒临钱塘江、杭州湾咸朝颂友的地区,是不能形成人口众多的古代繁华大都市的。这就是一个湖和个城的相互关系。
西湖雨杭州是幸运的。唐穆宗长庆四年(824),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他从不标榜自己勤政为民,生活还挺放达的,有时还宿在西湖的小船上。“泊处或依沽酒店,宿时多伴钓鱼船。退身江湖应无用,忧国朝廷自有贤。且向钱塘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舟中晚起》)
无用即有用,无为实有为。他主持修湖筑堤,建水闸,修渠道、管道和溢洪道,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完善了供水和防洪工程,从而形成了水量叫以调节控制的人工平原型大水库。同时,西湖以江南运河为灌溉干渠,与下游一些湖泊水闸联合使用,灌溉钱塘(今杭州市)、盐官(今海宁县)一带土地干余顷,并制定了严密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西湖这一古代大型城市水利工程的技术水平,在当时已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又多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他们自然在工程建设中不会忘记城西之湖的美学与环境价值。白堤原名叫白沙堤,就是利用疏浚的河泥修建的,唐代平湖秋月就建有望湖亭。白居易在《杭州春望》诗中写道:“谁开湖寺西南路,绿草裙腰一道斜”,句浅而言深,朴素几至淡笔水彩,却极有美学意境。
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中写道:“柳湖松岛莲花寺,晚动归桡出道场,芦橘子低山雾重,棕榈叶战水风凉。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依夕阳。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寺在水中央。”
不仅仅是自然、时序与节令,还有中晚唐的萧瑟与凄凉。从对西湖的规划和治理来看,白居易是真正的水利专家。无论是为官、为文、还是治水,眼光胸襟都高人一等。今天还有这样集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大师么?
5
吴越国是唐朝以后五代东南沿海一个不大的地方政权。国王钱谬虽无争霸中原的雄心,却有保境安民的宏才。吴越国建都杭州,并改名为西府,也称西都,这是为了与行都绍兴,即越州相对应,那时绍兴称为东都或东府。据《吴越备史·旧宫考》载:府署(子城)在凤凰山麓,周九里。宋高宗南渡后,即以其地为行宫。现在这一带还有宋城遗址,有梵天寺经幢、白塔和慈云岭造像等众多古迹。
钱镠在杭州的治水方面作出过重大的功绩,他除了主持征集民工修建百里长的钱氏捍海塘,即钱塘江大堤外,还对西湖进行了疏浚。这是有史记载的对西湖的第二次大规模疏浚。
想多说几句,宋高宗赵构,是宋徽宗的第九子。本来他哥哥已经做上皇帝。除了北宋灭亡,全家只有他只身以免,“泥马渡江”南逃外,从河南匆匆登基,然后在金兵追击下一路逃到扬州、南京、杭州,闻道过江来,他又登船沿钱塘江漂泊到海上。
凤凰山上的旧时宫阙,几百年后早已经破败不堪,后来他为什么选此建皇城?想来他是看中了这块宝地,北有西湖阻隔,西是重重山岭,南临钱塘江,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围城之险,更何况山下江边即建有码头,可以随时撤退到江上,逃至外海。 北宋后期,赵氏王朝的政治资本、军事资本、经济资本差不多已经被他父辈玩光了。南宋的建立,其艰难困苦不亚于创建一个新的朝代,此时赵构20刚出头,应当看到,他既不怯懦,也有不错的政治才能,特别是在逃到杭州时,他的近卫部队发生兵变,几乎局面失控,他能果断进行了处理。历史上欲求偏安而不可得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南宋竟然在短短几年中稳定下来,实属不易。在宋人的许多记载中,赵构往往被称为“中兴之主”,受到相当的推崇。西湖边的岳庙、岳坟,以及秦桧等人的跪像,见证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证实了历史真实的重重迷雾,游湖如读史——那不仅是历史,更应该是心史。
那天,随达舒总编来到凤凰山,寻访南宋皇城旧址,大雨不止,满眼烟云雨帘,满地荒草断墙,千年的岁月和人物似乎近在咫尺,在横流的雨水中,一切又都模糊不辨,凌乱不堪,不禁感慨。
6
湖泊一般都有河流注入,即使是清水河流,也难免会带入一些泥沙。一部份泥沙可以在湖泊放水时带走,还有相当一部分则淤积在湖内。日积月累,湖泊难免淤浅,以致最终消失。西湖与我国东南许多湖泊一样,长有一种叫葑茭草的水草,这种挺水植物有肥厚的根状茎,在水深一二米的湖水中生长良好,由于其繁殖力强,地下根系发达,凡有茭草生长的湖区,湖泊淤积得很快。
苏轼(1032~1101年)是北宋时期大文学家,人们对他治水方面渊博的学问所知不多。他在《禹之所以通水之法》的文章中指出:“治河之要,宜推之以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日堤防省而水患衰。”——在北宋时期,人与水争地,围湖造田现象十分普遍,水患频仍。苏东坡显然不主张高堤大坝。他的“宜推之以理酌之以人情”的话,道出了既要分析水害发生的原因(理),也要注意社会发展的“人情”,是极有见地的。
苏轼这种科学治水的思想,贯穿了他治理西湖的实践之中。他第一次到杭州任职时,发现湖上被茭草覆盖的面积大约有十分之二三。16年后,他再次到杭州,任太守。这时,西湖上葑茭草的面积已经扩展到了一半,由于淤积严重,沿湖已有不少农田和“违章建筑”。湖面萎缩,西湖城市供水和调节水患能力大大减弱。这引起了他的深思和忧虑。他给朝廷送上的不是《西湖病险大堤加固状》或者《湖滨新增农田整治状》,而是《乞开西湖状》,体现了他充满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治水思想,他认为,再过20年“将无西湖矣”。
正是这次著名治理,扩大了西湖综合利用的效益,改善了对运河的供水。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西湖的苏堤就是当年用疏浚葑田的泥土堆积起来的。除西湖水源外,苏轼还利用沉沙的办法,把处理过的钱塘江水作为运河的补充水源,江、湖、河联动统一调济水资源。杭州城内外水上交通发达,苏轼经常乘船去衙门办公。
西湖兼有城市供水、灌溉、济运、水产和风景游览等综合效益的水利枢纽功能,也发挥到了极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人赞叹的并不完全是景色,而对河流湖泊“酌之以人情”,泛舟湖上,诗人对西湖的相知最深。
南宋时期,杭州成为都城。城区人口已超过50万,居民用水仍取于西湖,有专门沉沙与净化水的设施。当时城内河渠,既作为运河的输水线路,又是京杭运河向城内的延伸。元代以后,西湖多次修治,其中以明代杨孟瑛主持的一次成效最为显著。
7
和西湖科学开发利用相似,而最后命运却截然不同的有绍兴的鉴湖。鉴湖开发利用略早于西湖。在汉代,绍兴已经是会稽郡的所在地,而当时杭州还只是会稽郡西部都尉治所在地,三国时也只是吴国的都尉治,大抵也只是个县级行政单位。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会稽郡太守马臻主持鉴湖大型蓄水工程,修建了130多里的长堤,形成“(长)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这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灌溉陂塘之一,湖水还有防洪、航运、城市供水的综合效益。湖上的景色也极其优美,鉴湖因之被称为镜湖,人在湖上,如在画中。绍兴的经济繁荣甚至超过了关中地区,成为东晋时期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唐代,鉴湖的水生植物已经很茂盛,唐人诗作中常有提及。
至宋代,鉴湖的淤积逐渐显著,湖中一些地带枯水期已出现涸露的地面,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垦。虽然期间围垦与复湖的斗争多次反复,但总的趋势是围垦加速进行。宋代政和年间,越州太守为了讨好宋微宗,竟然以政府的名义对鉴湖进行围垦,所得湖田租税上交皇帝私库,专供皇室享用。此后10年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向湖水要地的狂潮,鉴湖三分之二以上的面积被垦殖,水利效益丧失殆尽,古鉴湖至此走向了消亡,绍兴十八年(1148年),由于失去了鉴湖,越州大水,36溪之洪水从会稽山汇入平原,直扑绍兴城,水高一丈。陆游描述当年这一情形时说:“予所居南并镜湖,北则陂泽重复抵海,小舟所纵之,或数日乃归。”——因此,或可与都江堰这一古代伟大水利工程相媲美的鉴湖,在历史的风烟中完全消失了。
西湖完全取代了鉴湖的地位。随着杭州城区的地下水质逐渐淡化,西湖向城内供水作用逐渐减小。到了20世纪80年代,引钱塘江水作为西湖和城内河道水源,特别是新世纪后本溪湿地的恢复,湖面又有所扩大,西湖翻开了新的页。西湖秀丽的风光、园林建筑和人文景观,使杭州成为举世闻名的风景旅游胜地。
西湖已经足够幸运——一代又一代智者和民众的努力,这已与政府官员、专家、诗人或者文人无关了。如果说西湖的历史文化遗产,最宝贵的是科学治水的思想和精神。
——用不着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风流人物”,白堤和苏堤,西湖的存在与变化,已经见证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工程和民心工程,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和利用。
中国有不少西湖。西湖大抵都以人居住的城镇为原点定位——在城之西,东湖、南湖等亦然。中国有好多西湖,都与宋代的文学家政治家苏东坡任职或放逐有关。如广东惠州的西湖、雷州半岛的西湖等等。当然最著名的要数杭州西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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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西湖历史悠久。在地质年代——大约在1,2万年前,它是杭州湾畔一个浅浅的泻湖。那时第四纪冰期刚刚结束,大地转暖,雨量丰沛,鲜花遍地开放。耸峙在西湖南北的吴山和宝石山,是环抱西湖的两个岬角。潮起潮落,水涨水浅,江与湖之间渐渐有了沙渚,终于古海湾与钱塘江分离,形成钱塘湖。
由于湖盆接纳了杭州西北诸多山溪泉水,和浙北平原上一些河流的注入,西湖的水质一直很好。西湖调节着入江的水量,保持着比较稳定的水位。
水是生命之源。古代人们选择在杭州建城,不仅因为钱塘江利于舟楫,有航运之便,更因为有西湖之一盆淡水。在杭州湾北面淤积而成的陆地上,地下水味成苫,不宜饮用。加上钱塘江的大潮,致使江边平原地区经常被淹。所以,秦代的钱塘县建在灵隐一带,群山环绕,虽然地势较高,但发展空间受到了限制。《水经·浙江水注》记载:“灵隐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迳其南。”最早钱塘城的人口也不多,饮用的大约是山溪之水。我想,那时的西湖实际上应该是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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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州治从灵隐山下迁到了平原河湖地区。其间城市的中心又多次移动。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置杭州,初治余杭,十年后移居钱塘城。当初设州治在余杭,这与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有关。这一重要工程,沟通了西湖与运河,在西湖的东北部,挖通了多条河渠,并修建了多座水闸,即后来的圣塘闸、涧水闸、石涵闸等,调节运河水位,保持航运的畅通——西湖成了运河南端的重要水源调节库,也是西湖千年不断的伟大科学文化工程的起始。
杭州是运河南端的起点,便利的交通为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太平寰宇记》载:“(州)在余杭城,盖因其县而立名。十年(公元590年)移州居钱塘城,十一年复移州柳清西,依山筑城”。运河工程完成后,杭州行政中心又回到到湖滨地区,在扼守江与湖间的要津上建城。
柳浦即今天的江干区,在杭州城的东南,凤凰山和吴山一带。如果古籍记载准确的话,行政中心从余杭回到秦汉时期的钱唐旧城时间仅仅为一年,大约是为了在凤凰山一带修建新城,方便施工起见的临时办公地点。“柳浦西”正是西湖从海湾、泻湖,到脱离钱塘江,演变为湖泊的“闭合处”。这里地势较低,沼泽河道纵横,因而柳树和芦草也长得特别茂盛。隋代杭州城的确切位置已难以考证,但此后的唐城、宋城及清代杭州城,大抵都在此基础上扩建而成,基本格局未变。可见,西湖之水,从清波门和涌金门及附近的水门入城,再从城东南几座水门流出,最后注入钱塘江。
古人选择了钱塘江与西湖之间的一块高敞的丘陵平原,依山建城,是有见地的。此后一千多年,杭州的行政中心都没有离开这里。直到清代,杭州府署、钱塘县署、运使署、布政司署、粮道署、巡府署、总督行台,以及皇帝南巡的行宫等等,都在城南西湖东岸,吴山之下,清波门和望江门、候潮门之间——这里离钱塘江已经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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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城市发展得很快,主要从南向西湖东岸扩展。
沿江一带,多为潮汐河流,若遇钱塘江潮位一高,雨水排不出去,杭州城内积水成灾,有的街巷院落水深及膝。西湖具有排泄城区积水防涝,积蓄湖内淡水灌溉和防止成潮内侵的多种功能。
唐太宗时(763~779),刺史李泌在杭州城内开挖六井,引西湖淡水入井,供居民饮用,这些水井大约是蓄水池。六井的位置在今天的井亭桥至龙翔桥一带。可见当时的杭州城已经扩展到了西湖西岸大部分地区。这些水井E理有风雨亭,即保护水质,有又利于汲水的居民。可以水,季泌利用西湖修建了比较完善的杭州供水体系。
——我想,如果没有西湖这一城市水源,在濒临钱塘江、杭州湾咸朝颂友的地区,是不能形成人口众多的古代繁华大都市的。这就是一个湖和个城的相互关系。
西湖雨杭州是幸运的。唐穆宗长庆四年(824),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他从不标榜自己勤政为民,生活还挺放达的,有时还宿在西湖的小船上。“泊处或依沽酒店,宿时多伴钓鱼船。退身江湖应无用,忧国朝廷自有贤。且向钱塘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舟中晚起》)
无用即有用,无为实有为。他主持修湖筑堤,建水闸,修渠道、管道和溢洪道,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完善了供水和防洪工程,从而形成了水量叫以调节控制的人工平原型大水库。同时,西湖以江南运河为灌溉干渠,与下游一些湖泊水闸联合使用,灌溉钱塘(今杭州市)、盐官(今海宁县)一带土地干余顷,并制定了严密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西湖这一古代大型城市水利工程的技术水平,在当时已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又多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他们自然在工程建设中不会忘记城西之湖的美学与环境价值。白堤原名叫白沙堤,就是利用疏浚的河泥修建的,唐代平湖秋月就建有望湖亭。白居易在《杭州春望》诗中写道:“谁开湖寺西南路,绿草裙腰一道斜”,句浅而言深,朴素几至淡笔水彩,却极有美学意境。
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中写道:“柳湖松岛莲花寺,晚动归桡出道场,芦橘子低山雾重,棕榈叶战水风凉。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依夕阳。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寺在水中央。”
不仅仅是自然、时序与节令,还有中晚唐的萧瑟与凄凉。从对西湖的规划和治理来看,白居易是真正的水利专家。无论是为官、为文、还是治水,眼光胸襟都高人一等。今天还有这样集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大师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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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国是唐朝以后五代东南沿海一个不大的地方政权。国王钱谬虽无争霸中原的雄心,却有保境安民的宏才。吴越国建都杭州,并改名为西府,也称西都,这是为了与行都绍兴,即越州相对应,那时绍兴称为东都或东府。据《吴越备史·旧宫考》载:府署(子城)在凤凰山麓,周九里。宋高宗南渡后,即以其地为行宫。现在这一带还有宋城遗址,有梵天寺经幢、白塔和慈云岭造像等众多古迹。
钱镠在杭州的治水方面作出过重大的功绩,他除了主持征集民工修建百里长的钱氏捍海塘,即钱塘江大堤外,还对西湖进行了疏浚。这是有史记载的对西湖的第二次大规模疏浚。
想多说几句,宋高宗赵构,是宋徽宗的第九子。本来他哥哥已经做上皇帝。除了北宋灭亡,全家只有他只身以免,“泥马渡江”南逃外,从河南匆匆登基,然后在金兵追击下一路逃到扬州、南京、杭州,闻道过江来,他又登船沿钱塘江漂泊到海上。
凤凰山上的旧时宫阙,几百年后早已经破败不堪,后来他为什么选此建皇城?想来他是看中了这块宝地,北有西湖阻隔,西是重重山岭,南临钱塘江,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围城之险,更何况山下江边即建有码头,可以随时撤退到江上,逃至外海。 北宋后期,赵氏王朝的政治资本、军事资本、经济资本差不多已经被他父辈玩光了。南宋的建立,其艰难困苦不亚于创建一个新的朝代,此时赵构20刚出头,应当看到,他既不怯懦,也有不错的政治才能,特别是在逃到杭州时,他的近卫部队发生兵变,几乎局面失控,他能果断进行了处理。历史上欲求偏安而不可得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南宋竟然在短短几年中稳定下来,实属不易。在宋人的许多记载中,赵构往往被称为“中兴之主”,受到相当的推崇。西湖边的岳庙、岳坟,以及秦桧等人的跪像,见证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证实了历史真实的重重迷雾,游湖如读史——那不仅是历史,更应该是心史。
那天,随达舒总编来到凤凰山,寻访南宋皇城旧址,大雨不止,满眼烟云雨帘,满地荒草断墙,千年的岁月和人物似乎近在咫尺,在横流的雨水中,一切又都模糊不辨,凌乱不堪,不禁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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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一般都有河流注入,即使是清水河流,也难免会带入一些泥沙。一部份泥沙可以在湖泊放水时带走,还有相当一部分则淤积在湖内。日积月累,湖泊难免淤浅,以致最终消失。西湖与我国东南许多湖泊一样,长有一种叫葑茭草的水草,这种挺水植物有肥厚的根状茎,在水深一二米的湖水中生长良好,由于其繁殖力强,地下根系发达,凡有茭草生长的湖区,湖泊淤积得很快。
苏轼(1032~1101年)是北宋时期大文学家,人们对他治水方面渊博的学问所知不多。他在《禹之所以通水之法》的文章中指出:“治河之要,宜推之以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日堤防省而水患衰。”——在北宋时期,人与水争地,围湖造田现象十分普遍,水患频仍。苏东坡显然不主张高堤大坝。他的“宜推之以理酌之以人情”的话,道出了既要分析水害发生的原因(理),也要注意社会发展的“人情”,是极有见地的。
苏轼这种科学治水的思想,贯穿了他治理西湖的实践之中。他第一次到杭州任职时,发现湖上被茭草覆盖的面积大约有十分之二三。16年后,他再次到杭州,任太守。这时,西湖上葑茭草的面积已经扩展到了一半,由于淤积严重,沿湖已有不少农田和“违章建筑”。湖面萎缩,西湖城市供水和调节水患能力大大减弱。这引起了他的深思和忧虑。他给朝廷送上的不是《西湖病险大堤加固状》或者《湖滨新增农田整治状》,而是《乞开西湖状》,体现了他充满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治水思想,他认为,再过20年“将无西湖矣”。
正是这次著名治理,扩大了西湖综合利用的效益,改善了对运河的供水。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西湖的苏堤就是当年用疏浚葑田的泥土堆积起来的。除西湖水源外,苏轼还利用沉沙的办法,把处理过的钱塘江水作为运河的补充水源,江、湖、河联动统一调济水资源。杭州城内外水上交通发达,苏轼经常乘船去衙门办公。
西湖兼有城市供水、灌溉、济运、水产和风景游览等综合效益的水利枢纽功能,也发挥到了极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人赞叹的并不完全是景色,而对河流湖泊“酌之以人情”,泛舟湖上,诗人对西湖的相知最深。
南宋时期,杭州成为都城。城区人口已超过50万,居民用水仍取于西湖,有专门沉沙与净化水的设施。当时城内河渠,既作为运河的输水线路,又是京杭运河向城内的延伸。元代以后,西湖多次修治,其中以明代杨孟瑛主持的一次成效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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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湖科学开发利用相似,而最后命运却截然不同的有绍兴的鉴湖。鉴湖开发利用略早于西湖。在汉代,绍兴已经是会稽郡的所在地,而当时杭州还只是会稽郡西部都尉治所在地,三国时也只是吴国的都尉治,大抵也只是个县级行政单位。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会稽郡太守马臻主持鉴湖大型蓄水工程,修建了130多里的长堤,形成“(长)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这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灌溉陂塘之一,湖水还有防洪、航运、城市供水的综合效益。湖上的景色也极其优美,鉴湖因之被称为镜湖,人在湖上,如在画中。绍兴的经济繁荣甚至超过了关中地区,成为东晋时期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唐代,鉴湖的水生植物已经很茂盛,唐人诗作中常有提及。
至宋代,鉴湖的淤积逐渐显著,湖中一些地带枯水期已出现涸露的地面,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垦。虽然期间围垦与复湖的斗争多次反复,但总的趋势是围垦加速进行。宋代政和年间,越州太守为了讨好宋微宗,竟然以政府的名义对鉴湖进行围垦,所得湖田租税上交皇帝私库,专供皇室享用。此后10年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向湖水要地的狂潮,鉴湖三分之二以上的面积被垦殖,水利效益丧失殆尽,古鉴湖至此走向了消亡,绍兴十八年(1148年),由于失去了鉴湖,越州大水,36溪之洪水从会稽山汇入平原,直扑绍兴城,水高一丈。陆游描述当年这一情形时说:“予所居南并镜湖,北则陂泽重复抵海,小舟所纵之,或数日乃归。”——因此,或可与都江堰这一古代伟大水利工程相媲美的鉴湖,在历史的风烟中完全消失了。
西湖完全取代了鉴湖的地位。随着杭州城区的地下水质逐渐淡化,西湖向城内供水作用逐渐减小。到了20世纪80年代,引钱塘江水作为西湖和城内河道水源,特别是新世纪后本溪湿地的恢复,湖面又有所扩大,西湖翻开了新的页。西湖秀丽的风光、园林建筑和人文景观,使杭州成为举世闻名的风景旅游胜地。
西湖已经足够幸运——一代又一代智者和民众的努力,这已与政府官员、专家、诗人或者文人无关了。如果说西湖的历史文化遗产,最宝贵的是科学治水的思想和精神。
——用不着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风流人物”,白堤和苏堤,西湖的存在与变化,已经见证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工程和民心工程,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