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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西共大作为一所颇受国内外关注的“知名”大学，在其存续期间和转制变更后都受到海外学者以及考察者的关注。海外研究江西共大分为参观考察和学术研究两个阶段。海外研究的主要观点：江西共大是一所特色鲜明的大学，是应用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典型，是一所办学具有深远意义的大学。
[关键词]江西共大 海外学者 海外参观者
1958年创办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下简称江西共大），自其创办伊始就迅速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兴趣。1963年江西共大正式被列为对外开放单位，海外参观考察者纷至沓来。据统计，仅1968年至1980年期间，江西共大接待了89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567批7496人次[1]。1980年，新时代背景下江西共大进行了转制变更，此后，海外教育学者也开始从不同角度对江西共大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一、海外对江西共大考察研究的历史进程
1.参观考察阶段（1960年至1980年）。早在江西共大创立之初，其特色鲜明的教学体制便吸引了不少海外媒体前来采访。据记载，最早前来参观江西共大的是意大利、英国等多国的记者，其中新西兰记者路易·艾黎还曾到江西共大分校——大茅山分校参观访问。在1963年江西共大被正式列为对外开放单位，海外来访者更是络绎不绝。其中包括许多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人物和教育家，例如美国著名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英国驻华大使艾惕思、法国法共（马列）中央委员贝热龙、新西兰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副总编辑雷克斯·霍利斯等[2]p262。此外还有许多亚非拉国家也纷纷派遣皇室成员、领导、教育学专家等前往江西共大参观学习。这一时期，江西共大在海外的受关注度急速提升，据1966年《江西日报》转载新华社讯：江西共大仅1965年至1966年6月共接待了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70多个国家500多位国际友人的参观考察和访问[3]p164。
1977年7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江西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1961年7月30日《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信中，毛泽东对江西共大的办学模式高度肯定，并号召各省市应多多学习江西共大的办学经验。此信使江西共大再一次“红”遍了国内外，又一次掀起了海外记者、领导及使节参观访问江西共大的热潮。例如1978年5月，应江西共大总校和江西昆虫学会的邀请，澳大利亚昆虫学家华莱斯博士来江西考察粪金龟子并进行学术交流。同年10月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派遣，包括约旦、黎巴嫩、菲律宾等国家代表组成农业乡村培训考察组来到江西共大总校和南城分校观察访问[3]p182。再如美国的苏珊·佩珀博士于1980年来到江西共大进行考察访问。
2.学术研究阶段（1980年至今）。江西共大的特色办学，不但吸引了许多海外友人前来参观访问，还引起了海外教育学家的研究兴趣。海外系統研究江西共大的主要有美国教育家苏珊·佩珀和澳大利亚教育家约翰·克莱维利。苏珊·佩珀根据考察参观江西共大的所见所闻，专门撰文介绍江西共大的办学情况，并3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就共大的教育问题作了专题发言。苏珊·佩珀认为江西共大的成功不仅得益于领导层的大力支持，更重要的还是得益于其覆盖全省的分校网以及半工半读的教学体制。约翰·克莱维利也在多次考察参观江西共大总分校的基础上，著《虎啸山林——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书，介绍江西共大办学的点点滴滴。此外，海外还有些教育家对江西共大有零星研究，主要有教育学家罗伯特·巴伦德森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半工半读学校，自立教育机构的最近经验》，罗纳德·F.普纳斯得的《劳动与教育》，以及约翰·加纳德的《知识青年与城乡不平等》等等。
二、海外对江西共大考察研究的观点
1.江西共大是一所特色鲜明的大学。海外考察者和研究者一致认为，半工半读的江西共大与中国传统学校教育、苏联学校教育、西方学校教育等都有着显著的不同，在教学体制、分配方式、办学精神等方面均具有独创性的办学特点。就其半工半读的教学体制而言，前来江西共大的参观者一致认为：“江西共大是一所特别的学校，又读书又劳动，把教育与劳动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是很好的”；“共大属于半工（农）半读性质的学校，有鲜明的特点，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学校，不能相互替代，作为教育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共大的性质是半工半读，共大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共大的老师、学生能讲会做，一句话，共大确实是新型学校”[2]p231。海外江西共大研究者的观点也是如此。早在1964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巴伦德森便撰文指出，根据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实力落后的实际情况，中国要想实现普遍教育就必须大力鼓励发展半工半读学校，即将生产劳动与教育紧密结合。而江西共大作为半工半读性质的学校在当时也为全国乃至世界树立了一个极其成功的典型。1980年苏珊·佩珀依据在对江西共大半工半读的教学体制进行深入的分析之后指出，江西共大是半工半读实验中最具创造性和最成功的例子。
至于“社来社去”的分配方式，也因其充分体现了贴近农村、服务农民的特点，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受到了海外高度赞赏。其中来自日本的教育委员长加藤光参观后指出：“我原来以为你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各级政府部门工作，没想到还是回到农村当农民，这一点使我们感到钦佩。”[2]p231不仅如此，“社来社去”分配原则更是受到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青睐，他们一致强调“社来社去”的分配原则极大地满足了发展中国家急需提高劳动人民文化素质的需求。据海外研究者苏珊·佩珀统计，截至1980年，从江西共大毕业的学生累计20万人，他们大部分遵循“社来社去”的分配方式返回其本公社，后来成了“基层农业干部”、生产大队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4]p420。
关于自力更生的办学精神，集中表现在其自行建立生产基地，发展生产，实现粮钱自给或自给有余等办学实践上，而这一特点深受海外考察者和研究者赞赏。沙捞越参观团成员万铭枚在参观共大总校后提到：“江西共大另一個特点是白手起家，自供自给，不伸手，自己动手。这代表一个根本问题……这一点对我们很有教育意义。”来自瑞典的瑞中友协联合访华团的成员也曾说：“共大依靠自力更生，不要国家一分钱的办学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p231除了各国参观考察团以外，许多海外学者对于这一办学精神也予以赞扬。例如多伦多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许美德曾指出：“1958年创办的江西共大，是中国自力更生精神的表达，也是摆脱1952年确定苏联模式并探索自己教育模式的宣言。”[5] 2.江西共大是应用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典型。海外参观考察者和研究学者一致认为，江西共大在其22年办学历程中始终坚持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是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典型，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领域最富创造力、最成功的试验之一。海外研究者罗纳德·F.普奈斯得指出：“江西共大是对毛泽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思想的实践。”[6]另一研究者约翰·霍金斯在讨论毛泽东与非正规教育时，也认为江西共大在办学过程中致力于促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是对毛泽东所主张的非正规教育思想的践行。因此，江西共大是践行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典型[7]p127。专题研究江西共大的约翰·克莱维利教授在其江西共大研究专著中，采用大量篇幅描述了一个不发达国家建立的教劳密切结合，以提高农民技术和技能的大学，并多次提到“江西共大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取得成功的，无论是在教育上、科学实验上、生产上和经济上，都是具有极大意义的”[8]p31。同时，克莱维利教授为进一步证明江西共大与毛泽东思想的关联，还在著作中将江西共大与1937年至1946年创办的延安“抗大”进行比较，认为抗大作为“最新型的大学”，“最革命和最进步”的大学，是与毛泽东教育思想完全一致的大学，而江西共大的创办者们又深受延安“抗大”的影响。这样一来，江西共大毫无疑问地在实践中验证毛泽东的教育方针，追随毛泽东的模式打造课堂。
海外参观者在江西共大总校和分校参观访问期间也指出：“你们在山顶上办起了大学，在好些方面与其他地方不同，你们是把毛泽东思想直接应用到教育中去的典型。”[2]p228英国专家克雷格在江西共大总校考察访问时曾感叹道：“共大是幸运的，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都很关心共大……这些都是你们学校的有利条件，而对毛主席教育思想的熟练运用也正是学校办得这样好的原因。”联合国考察组组长阿巴斯在参观时说：“我们注意到了共大这个学校的独特性……毛主席充分肯定共大，这就足以说明共大在中国农业发展方面的重大影响了。你们应该为这个学校而感到自豪，这是一所将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实践的成功的出色的学校，我向你们表示祝贺。”[2]p228
3.江西共大是一所办学具有深远意义的大学。江西共大以向广大工农及其子女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为己任，把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一定文化技术素质的新型农业劳动者为目标，为农村教育事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此，探索江西共大办学的意义也成为海外学者和考察者关注的重点。克莱维利教授在其著作中对江西共大的教学工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江西共大将生产与劳动相结合从而促进农村教育的做法表示赞赏。他认为教劳结合的教育方针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知识素养，还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发展。正如克莱维利其专著中所提到的：“从更深的意义上讲，他们改变了整个山区。”[8]p39这一农村教育方法不仅适用于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南斯拉夫新闻主编波·米尔科维奇参观江西共大总校时曾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共大，在南斯拉夫和许多国家，学生上大学，有了知识，就想避开体力劳动，像共大这样的学校，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意义。”[2]p229而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在考察完江西共大后希望将江西共大的办学经验带回古巴，他说：“这个大学是与农村相结合的，我想你们大学和北京其他一些大学有些区别，你们跟农村结合更紧密，能参观共大很高兴。”[2]p229这一教学方法不仅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肯定，也获得了部分发达国家的青睐。日本赖户市教育长松浦正雄在参观江西共大总校后，高度赞赏中国这种独特的教育制度，他认为，作为教育长，他需要将日本的教育制度改變过来，需大力学习江西共大的经验，将理论和实践、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不仅在教育方法上，江西共大在教育制度上的创新也具有深远的意义，海外一致认为江西共大为世界教育提供了一个半工半读教育的现实模板。苏珊·佩珀在参加江西共大南城分校座谈会时，曾谈及江西共大对教育领域的意义：“共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认为共大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富有创造性和具有鲜明特色的大学。世界上不少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对中国江西半工半读的经验，也都比较欣赏，觉得很有参考价值。我参加过两次国际教育会议都亲耳听到了关于这一方面的讨论。”[2]p229除此之外，克莱维利教授也多次撰稿称赞江西共大为半工半读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校、农场、工厂和研究中心相结合，以及理论联系实践，都是这所大学对半工半读教育最重要的贡献”，同时也证明了“半工半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8]p60，70。海外考察者也纷纷表示江西共大这一教育制度对其国家的教育发展提供了颇丰的启示：“参观共大后，我们相信菲律宾将来也会有共大这样的新型社会主义大学”；“共大的历史经验对当前办职业教育有着很大的启示和指导作用”；“我庆幸自己在这里听到了一个令人鼓舞、引人向上的有趣故事，我以为你们的办学方式不仅对中国，就是对世界也是有意义的”[2]p234。○
参考文献：
[1]李国强.“共大”悲剧探源[J].江西教育科研，1989（5）.
[2]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创立及沿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3]黄定元.探索中国农村教育发展之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7.
[4]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5]Ruth Hayhoe.Review Untiled.In the Lap of Tigers：The Communist Labor University of Jiangxi Provinve[J].Comparative Education，2002（2）.
[6]Ronald F.Priced.Labor and Education[J]Comparative Education，1984，Vol.1.
[7]約翰·霍金斯，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宋伯圣，邢锡范译.[M].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1998.
[8]John Cleverley.In the Lap of Tigers：The Communist Labor University of Jiangxi Provinve[M].Lanham：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
责任编辑/马永义
[关键词]江西共大 海外学者 海外参观者
1958年创办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下简称江西共大），自其创办伊始就迅速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兴趣。1963年江西共大正式被列为对外开放单位，海外参观考察者纷至沓来。据统计，仅1968年至1980年期间，江西共大接待了89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567批7496人次[1]。1980年，新时代背景下江西共大进行了转制变更，此后，海外教育学者也开始从不同角度对江西共大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一、海外对江西共大考察研究的历史进程
1.参观考察阶段（1960年至1980年）。早在江西共大创立之初，其特色鲜明的教学体制便吸引了不少海外媒体前来采访。据记载，最早前来参观江西共大的是意大利、英国等多国的记者，其中新西兰记者路易·艾黎还曾到江西共大分校——大茅山分校参观访问。在1963年江西共大被正式列为对外开放单位，海外来访者更是络绎不绝。其中包括许多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人物和教育家，例如美国著名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英国驻华大使艾惕思、法国法共（马列）中央委员贝热龙、新西兰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副总编辑雷克斯·霍利斯等[2]p262。此外还有许多亚非拉国家也纷纷派遣皇室成员、领导、教育学专家等前往江西共大参观学习。这一时期，江西共大在海外的受关注度急速提升，据1966年《江西日报》转载新华社讯：江西共大仅1965年至1966年6月共接待了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70多个国家500多位国际友人的参观考察和访问[3]p164。
1977年7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江西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1961年7月30日《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信中，毛泽东对江西共大的办学模式高度肯定，并号召各省市应多多学习江西共大的办学经验。此信使江西共大再一次“红”遍了国内外，又一次掀起了海外记者、领导及使节参观访问江西共大的热潮。例如1978年5月，应江西共大总校和江西昆虫学会的邀请，澳大利亚昆虫学家华莱斯博士来江西考察粪金龟子并进行学术交流。同年10月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派遣，包括约旦、黎巴嫩、菲律宾等国家代表组成农业乡村培训考察组来到江西共大总校和南城分校观察访问[3]p182。再如美国的苏珊·佩珀博士于1980年来到江西共大进行考察访问。
2.学术研究阶段（1980年至今）。江西共大的特色办学，不但吸引了许多海外友人前来参观访问，还引起了海外教育学家的研究兴趣。海外系統研究江西共大的主要有美国教育家苏珊·佩珀和澳大利亚教育家约翰·克莱维利。苏珊·佩珀根据考察参观江西共大的所见所闻，专门撰文介绍江西共大的办学情况，并3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就共大的教育问题作了专题发言。苏珊·佩珀认为江西共大的成功不仅得益于领导层的大力支持，更重要的还是得益于其覆盖全省的分校网以及半工半读的教学体制。约翰·克莱维利也在多次考察参观江西共大总分校的基础上，著《虎啸山林——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书，介绍江西共大办学的点点滴滴。此外，海外还有些教育家对江西共大有零星研究，主要有教育学家罗伯特·巴伦德森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半工半读学校，自立教育机构的最近经验》，罗纳德·F.普纳斯得的《劳动与教育》，以及约翰·加纳德的《知识青年与城乡不平等》等等。
二、海外对江西共大考察研究的观点
1.江西共大是一所特色鲜明的大学。海外考察者和研究者一致认为，半工半读的江西共大与中国传统学校教育、苏联学校教育、西方学校教育等都有着显著的不同，在教学体制、分配方式、办学精神等方面均具有独创性的办学特点。就其半工半读的教学体制而言，前来江西共大的参观者一致认为：“江西共大是一所特别的学校，又读书又劳动，把教育与劳动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是很好的”；“共大属于半工（农）半读性质的学校，有鲜明的特点，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学校，不能相互替代，作为教育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共大的性质是半工半读，共大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共大的老师、学生能讲会做，一句话，共大确实是新型学校”[2]p231。海外江西共大研究者的观点也是如此。早在1964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巴伦德森便撰文指出，根据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实力落后的实际情况，中国要想实现普遍教育就必须大力鼓励发展半工半读学校，即将生产劳动与教育紧密结合。而江西共大作为半工半读性质的学校在当时也为全国乃至世界树立了一个极其成功的典型。1980年苏珊·佩珀依据在对江西共大半工半读的教学体制进行深入的分析之后指出，江西共大是半工半读实验中最具创造性和最成功的例子。
至于“社来社去”的分配方式，也因其充分体现了贴近农村、服务农民的特点，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受到了海外高度赞赏。其中来自日本的教育委员长加藤光参观后指出：“我原来以为你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各级政府部门工作，没想到还是回到农村当农民，这一点使我们感到钦佩。”[2]p231不仅如此，“社来社去”分配原则更是受到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青睐，他们一致强调“社来社去”的分配原则极大地满足了发展中国家急需提高劳动人民文化素质的需求。据海外研究者苏珊·佩珀统计，截至1980年，从江西共大毕业的学生累计20万人，他们大部分遵循“社来社去”的分配方式返回其本公社，后来成了“基层农业干部”、生产大队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4]p420。
关于自力更生的办学精神，集中表现在其自行建立生产基地，发展生产，实现粮钱自给或自给有余等办学实践上，而这一特点深受海外考察者和研究者赞赏。沙捞越参观团成员万铭枚在参观共大总校后提到：“江西共大另一個特点是白手起家，自供自给，不伸手，自己动手。这代表一个根本问题……这一点对我们很有教育意义。”来自瑞典的瑞中友协联合访华团的成员也曾说：“共大依靠自力更生，不要国家一分钱的办学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p231除了各国参观考察团以外，许多海外学者对于这一办学精神也予以赞扬。例如多伦多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许美德曾指出：“1958年创办的江西共大，是中国自力更生精神的表达，也是摆脱1952年确定苏联模式并探索自己教育模式的宣言。”[5] 2.江西共大是应用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典型。海外参观考察者和研究学者一致认为，江西共大在其22年办学历程中始终坚持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是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典型，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领域最富创造力、最成功的试验之一。海外研究者罗纳德·F.普奈斯得指出：“江西共大是对毛泽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思想的实践。”[6]另一研究者约翰·霍金斯在讨论毛泽东与非正规教育时，也认为江西共大在办学过程中致力于促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是对毛泽东所主张的非正规教育思想的践行。因此，江西共大是践行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典型[7]p127。专题研究江西共大的约翰·克莱维利教授在其江西共大研究专著中，采用大量篇幅描述了一个不发达国家建立的教劳密切结合，以提高农民技术和技能的大学，并多次提到“江西共大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取得成功的，无论是在教育上、科学实验上、生产上和经济上，都是具有极大意义的”[8]p31。同时，克莱维利教授为进一步证明江西共大与毛泽东思想的关联，还在著作中将江西共大与1937年至1946年创办的延安“抗大”进行比较，认为抗大作为“最新型的大学”，“最革命和最进步”的大学，是与毛泽东教育思想完全一致的大学，而江西共大的创办者们又深受延安“抗大”的影响。这样一来，江西共大毫无疑问地在实践中验证毛泽东的教育方针，追随毛泽东的模式打造课堂。
海外参观者在江西共大总校和分校参观访问期间也指出：“你们在山顶上办起了大学，在好些方面与其他地方不同，你们是把毛泽东思想直接应用到教育中去的典型。”[2]p228英国专家克雷格在江西共大总校考察访问时曾感叹道：“共大是幸运的，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都很关心共大……这些都是你们学校的有利条件，而对毛主席教育思想的熟练运用也正是学校办得这样好的原因。”联合国考察组组长阿巴斯在参观时说：“我们注意到了共大这个学校的独特性……毛主席充分肯定共大，这就足以说明共大在中国农业发展方面的重大影响了。你们应该为这个学校而感到自豪，这是一所将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实践的成功的出色的学校，我向你们表示祝贺。”[2]p228
3.江西共大是一所办学具有深远意义的大学。江西共大以向广大工农及其子女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为己任，把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一定文化技术素质的新型农业劳动者为目标，为农村教育事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此，探索江西共大办学的意义也成为海外学者和考察者关注的重点。克莱维利教授在其著作中对江西共大的教学工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江西共大将生产与劳动相结合从而促进农村教育的做法表示赞赏。他认为教劳结合的教育方针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知识素养，还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发展。正如克莱维利其专著中所提到的：“从更深的意义上讲，他们改变了整个山区。”[8]p39这一农村教育方法不仅适用于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南斯拉夫新闻主编波·米尔科维奇参观江西共大总校时曾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共大，在南斯拉夫和许多国家，学生上大学，有了知识，就想避开体力劳动，像共大这样的学校，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意义。”[2]p229而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在考察完江西共大后希望将江西共大的办学经验带回古巴，他说：“这个大学是与农村相结合的，我想你们大学和北京其他一些大学有些区别，你们跟农村结合更紧密，能参观共大很高兴。”[2]p229这一教学方法不仅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肯定，也获得了部分发达国家的青睐。日本赖户市教育长松浦正雄在参观江西共大总校后，高度赞赏中国这种独特的教育制度，他认为，作为教育长，他需要将日本的教育制度改變过来，需大力学习江西共大的经验，将理论和实践、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不仅在教育方法上，江西共大在教育制度上的创新也具有深远的意义，海外一致认为江西共大为世界教育提供了一个半工半读教育的现实模板。苏珊·佩珀在参加江西共大南城分校座谈会时，曾谈及江西共大对教育领域的意义：“共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认为共大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富有创造性和具有鲜明特色的大学。世界上不少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对中国江西半工半读的经验，也都比较欣赏，觉得很有参考价值。我参加过两次国际教育会议都亲耳听到了关于这一方面的讨论。”[2]p229除此之外，克莱维利教授也多次撰稿称赞江西共大为半工半读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校、农场、工厂和研究中心相结合，以及理论联系实践，都是这所大学对半工半读教育最重要的贡献”，同时也证明了“半工半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8]p60，70。海外考察者也纷纷表示江西共大这一教育制度对其国家的教育发展提供了颇丰的启示：“参观共大后，我们相信菲律宾将来也会有共大这样的新型社会主义大学”；“共大的历史经验对当前办职业教育有着很大的启示和指导作用”；“我庆幸自己在这里听到了一个令人鼓舞、引人向上的有趣故事，我以为你们的办学方式不仅对中国，就是对世界也是有意义的”[2]p234。○
参考文献：
[1]李国强.“共大”悲剧探源[J].江西教育科研，1989（5）.
[2]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创立及沿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3]黄定元.探索中国农村教育发展之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7.
[4]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5]Ruth Hayhoe.Review Untiled.In the Lap of Tigers：The Communist Labor University of Jiangxi Provinve[J].Comparative Education，2002（2）.
[6]Ronald F.Priced.Labor and Education[J]Comparative Education，1984，Vol.1.
[7]約翰·霍金斯，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宋伯圣，邢锡范译.[M].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1998.
[8]John Cleverley.In the Lap of Tigers：The Communist Labor University of Jiangxi Provinve[M].Lanham：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
责任编辑/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