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技术与制度创新的驱动。就技术而言，新技术催生了新的媒介形态，并不意味着既有媒介的颓废与消亡。这正如水流一样，后发的潮头总会与前潮融汇一体，裹挟而进。作为传统媒体之一的广播，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下正走向新的转型与发展之路。中国如此，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媒介消费者对新媒介的出现，无不欢呼雀跃，而传媒从业者，面对汹涌而来的新媒体和新技术，在短暂的左支右绌后，必然会冷静思考，谋划应对，拓出新路。创新总是在学习与借鉴积累下足够量变的基础上产生。将这一辩证法应用于传媒实践，便有了解外域同行及同业的冲动。
　　借鉴如此重要，方家早有共识。没人否认当今的数字广播、网络广播、微电台，以及其他与新媒体结合的种种广播传播新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节目新样态不是借鉴、吸收后的创新之举。当然，这方面在我国电视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近几年整体引进的不少欧美栏目在我国改头换面后大都获得了成功。就广播而言，俄罗斯特别是日、韩等国亦确有可取之处。虽然世界今天常被戏称为地球村，但对于遍布全球的200余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因民族、种族、文化、社会及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却形成了今天纷繁复杂的人间万象。因媒体特质所定，人文色彩浓郁的广播业浸染着强烈的民族特性，带有鲜明的政治社会发展烙印，也让我们看到了国有广播与私有广播的争锋、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互搏、公共广播与商业广播的共处……
　　包括俄罗斯、日本、韩国等中国周边国家的广播发展，无论广播技术、受众市场还是管理体制，一定意义上讲，都没有也不会脱离当今世界广播发展的大势，却又各有复杂甚至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以当代俄罗斯广播发展为例，随着20多年前苏联的轰然解体，俄罗斯广播与整个国家一道朝着资本主义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方向剧烈转型。其间，经历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非党化”、叶利钦时期的传媒失控和媒体寡头，到普京时期的政府强力主导，从“大撒把”、混乱失控再到重新掌控，全部电台国有的垄断格局被打断，取而代之的是国有电台、商业电台、外资电台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多元化格局，并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商业”模式，国家主要从宏观上调控核心媒体的政治倾向，从而进入国家控制为主的市场化时期。俄罗斯广播的发展一波三折，折射出国家政治生态、社会文化发展等对传媒影响深远，而不同国家的传媒管控理念和措施发挥的作用也迥然有异。
　　多发地震的岛国日本将应急广播作为发挥广播功能的重要支点。进入新媒体时代，媒介融合加深，信息传播加速，传播手段也更丰富，使日本广播生存环境“雪上加霜”。基于此，日本广播没再循英美大力发展数字化广播的路子，转而尝试将传统广播与新媒体技术融合，通过开拓多平台收听方式，与社交媒体深入融合来吸引更多听众。而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成了日本广播发展的重要拐点，由于广播特别是社区广播在震后发挥了巨大作用，重新引起人们对广播的关注和重视。
　　韩国广播电视实行公共和商业兼而有之的混合制度，与日本广播的发展路径有所不同，韩国广播已经基本完成数字化转型。由于韩国政局近代以来的屡次激烈变动，韩国广播乃至整个传媒业的发展也曾曲折不断。进入智能时代的韩国广播呈现的新趋势引人注目，包括全面数字化、网络化转型，发展数字多媒体（DMB）广播，以及积极探索手机广播APP的应用。
　　如何在新的时代尽展所长，更好满足受众多样化信息、娱乐需求，是世界广播发展的共同课题。对此，无论是宏观规划还是具体实践，各家难题有别，也都自有高招。
　　他山之石并非定能攻玉，因为事物在变化，环境有差异。所谓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绝不可盲目因循故例，照搬照抄。传媒人不乏耳听八方的真功，中国人向有博采众长的传统，但更可贵的功夫在于整合、吸收之后大胆而科学的创新。发展广播如此，发展一切事业同样如此。
　　（作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东北亚中亚地区广播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