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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是什么，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在我看来，吏有三个特点，第一，被官管着；第二，职业化；第三，不同于僚。
首先，这个行当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吏的帽子攥在官的手上，官是管吏的。吏不管有多大，那怕大到“封疆大吏”，也从来不敢公开对朝廷的“主官”如皇帝或吏部尚书有任何的怠慢或放肆。其次，吏与僚往往是同一层面的人，许多人早年从政不是做吏就是做僚，并且经常被为官之人在二者之间做切换。吏和僚都是为为官之人服务的，但吏不同于僚，僚是完全没有自己的东西，只需要为为官之人服务好即可；吏是可以有自己东西，不仅要得到为官之人的认可，还得有些自己的业绩。再次，这个职业的从业者主要靠此谋生，西方把做官的人往往称为“政务员”，是随着党派胜负的变化而变化的；把做行政的人往往称为“公务员”，是不随党派胜负的变化而变化的，吏就类似于这样的人。职业化还体现在行规上，这个职业有其独特的行规，只有按照某种规则做事才有利于从业者生存和发展，而只有从业的同行才最清楚其内在的规则。
为吏有“三好”和“三不好”。“三好”：有一个“饭碗”可以供自己和家人谋生，有一套晋升体系可以供自己向上攀登，有一块工作领域可以让自己施展才华。“三不好”：虽然有谋生的手段，但吃得好吃得不好却最终自己说了不算；虽然有一套晋升体系，但走得近走得远却最终自己说了不算；虽然有自己的工作领域，但干得长干得短却最终自己说了不算。
这一切都源于为吏是一个独特的行当，于是，我也从三个方面论述：（1）基础：帽子与镜子；（2）形象：勤勉与精细；（3）本事：主要与主管。
——基础：帽子与镜子。会做吏的人都知道“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是大忌。因此，当一件事情办成了，从来是将聚光灯向上挑，告诉天下人，我仅仅是在为官之人给定的框架下把具体事情做好而已。这有点像领导学里的一句话：领导者是指什么事情是对的人，管理者是把事情做对的人。吏就是管理者，定位在此，既有功业，又有安全。吏手下还有一批被直接管理的下属，这些人既要为你服务，也要依靠他们把事情办成。当上级把事情托付给你的时候，没有一批死心塌地跟你一起干的人，没有一批在你的业绩簿上留痕迹的人，你纵有三头六臂也做不成事情，因此，对下属的“杀、赦、奖、惩、激”，往往成为考验为吏者水平的重要尺度。而且，当事成之后，人们把功劳算到你头上时，你要学会将聚光灯往下打。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吾从众”。当他主校十年颇有建树，同仁们为他开庆功会盛赞其功业时，他这样说道：“诸位都看过京戏里演‘王帽’（即演帝王角色的），‘王帽’每次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需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
有这样的气度和理念，才能做出一等一流的业绩，才能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最出名的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只有蒋南翎校长能与之齐名）。当然，现实中也有这样的领导，当着他顶头上司说他下属的坏话，有功归于己，有过赖于人，真正下属要造反你帽子也戴不住，蠢呀！所以，我认为，上级和下级既是为吏者的攥帽子之人，也是为吏者的一面镜子，没有什么人可以不照镜子就知道自己的帽子戴得是否端正。常想一想我的上级如何看我，常想一想我的下级如何看我，你不想成熟和发展都不可能。对此，毛泽东当年就说明白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从工作的角度看，群众就是下级，党就是上级。
——形象：勤勉与精细。为吏之人贵在勤勉，为吏之人成在勤勉。我们考察干部往往是五条要求：德、能、勤、绩、廉。“勤”看似只有五分之一，但作用绝对不止这个数。“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这既是做吏者的真实写照，也是某些做吏者的挡箭牌。所以，会做吏的人，都善于“忙”，大多数人是真忙，手头之事堆积如山不由你不忙。也有少数人是假忙，不管他在忙什么，总是给人忙忙碌碌的样子，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连周末都不休息。领导者对于这样的人是难以挑错的。为吏之人贵在精细，为吏之人成在精细。吏也是一种“蝙蝠”，即官员眼里的专家，专家眼里的官员，因为行政工作本身是个行当。除了领导交办的事情，吏是当急则急，其他事情，吏从来不急，但求精益求精。刚入此行的年轻人对老同志这种慢条斯理的做派甚为不解，甚至攻击有加。其实这是行规，是套路，什么时候交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交出去的东西要像个样子。这个行当和做学问不一样，做学问，九十九件事都做错了，一件事做对了，你就是专家，你在同行心目中的地位就上升了，想让你出局都不可能。做行政，九十九件事你都做对了，一件事做错了，你就不是专家，你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就下降了，你不想出局都不可能。对于做吏者的习性，为官者是最需要理解、了解和谅解的，完全不理会他们的习性，交办的事情太多、太急，做吏者不是为违反自己精细的传统和原则而痛苦，就是敷衍塞责，甚至欺下瞒上。完全依照他们的习性，你就难以做出创造性的业绩。当年尼克松访华，早期策划和实施不用吏（国务卿罗杰斯）而用僚（总统身边的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就是这个道理。
——本事：主要与主管。做吏挺难的，难就难在，他上面的为官者往往不是一个而是若干个，要把这些人都“整”明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人包括：主要领导，即班子里的“一把手”，主要是管人的，得罪了就要丢帽子；主管领导，班子里的分管领导，主要是管事的，得罪了是要打板子的；至于其他班子成员，则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得罪了是要穿小鞋的，请他们帮你的忙，他们未必会做，让你难受，一句话足矣！更何况随着班子工作分工的调整，那些你根本没有想到的人，根本没有放在眼里的人，甚至平常非常怠慢甚至有过过节的人，会突然之间成为你的主管甚至是主要领导，那真是一个郁闷！
基本的行规是这样：多与主管领导汇报，少与主要领导接触，一般不让其他领导讨嫌。多与主管领导汇报，你做的事情就有人认可，就有人指路，就有人记得住。少与主要领导接触，接触少了麻烦就少，印象就深，漏洞就不易被发现。不让其他领导讨嫌的办法就简单的多，一句话，不介入他们之间的事情，管他是好事，还是坏事。介入了，是好事，他们之间都分不均，有你的吗？是坏事，他们之间都扯不清，你担当的起吗？以上，是讲形式，至于内容，记住，在主管领导面前绝对不谈人事问题，只谈具体工作，谈人事问题不仅他管不了，也容易生是非。在主要领导面前少谈些具体问题，他一般不感兴趣，但是也不要轻易谈人事问题，那是他的职业和专业，谈浅了他瞧不起你，谈深了他会误会你。那谈什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所问即所答，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至于，与班子里的其他领导谈什么，有个诀窍，只要是他不单独找你谈，他们在谈什么你谈什么。有没有什么犯忌的地方，不会有的，“法不传六耳，坏不出一人”，是从政者的行规和底线。谈要害事情，你什么时间看到一人以上，只有“老天爷”看得到，没有第二个人看得到，否则一定会牵出来的。但记住，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他单独召见你，那就先不要想谈什么，而要想某些“格局”性的变化。这要么是更高的领导希望如此，要么是他本人希望如此，但不管怎样，他都可能成为你的“新的”主管领导或主要领导，这个问题搞明白了，按照上面的套路办就行了。
责任编辑：胡东升
首先，这个行当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吏的帽子攥在官的手上，官是管吏的。吏不管有多大，那怕大到“封疆大吏”，也从来不敢公开对朝廷的“主官”如皇帝或吏部尚书有任何的怠慢或放肆。其次，吏与僚往往是同一层面的人，许多人早年从政不是做吏就是做僚，并且经常被为官之人在二者之间做切换。吏和僚都是为为官之人服务的，但吏不同于僚，僚是完全没有自己的东西，只需要为为官之人服务好即可；吏是可以有自己东西，不仅要得到为官之人的认可，还得有些自己的业绩。再次，这个职业的从业者主要靠此谋生，西方把做官的人往往称为“政务员”，是随着党派胜负的变化而变化的；把做行政的人往往称为“公务员”，是不随党派胜负的变化而变化的，吏就类似于这样的人。职业化还体现在行规上，这个职业有其独特的行规，只有按照某种规则做事才有利于从业者生存和发展，而只有从业的同行才最清楚其内在的规则。
为吏有“三好”和“三不好”。“三好”：有一个“饭碗”可以供自己和家人谋生，有一套晋升体系可以供自己向上攀登，有一块工作领域可以让自己施展才华。“三不好”：虽然有谋生的手段，但吃得好吃得不好却最终自己说了不算；虽然有一套晋升体系，但走得近走得远却最终自己说了不算；虽然有自己的工作领域，但干得长干得短却最终自己说了不算。
这一切都源于为吏是一个独特的行当，于是，我也从三个方面论述：（1）基础：帽子与镜子；（2）形象：勤勉与精细；（3）本事：主要与主管。
——基础：帽子与镜子。会做吏的人都知道“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是大忌。因此，当一件事情办成了，从来是将聚光灯向上挑，告诉天下人，我仅仅是在为官之人给定的框架下把具体事情做好而已。这有点像领导学里的一句话：领导者是指什么事情是对的人，管理者是把事情做对的人。吏就是管理者，定位在此，既有功业，又有安全。吏手下还有一批被直接管理的下属，这些人既要为你服务，也要依靠他们把事情办成。当上级把事情托付给你的时候，没有一批死心塌地跟你一起干的人，没有一批在你的业绩簿上留痕迹的人，你纵有三头六臂也做不成事情，因此，对下属的“杀、赦、奖、惩、激”，往往成为考验为吏者水平的重要尺度。而且，当事成之后，人们把功劳算到你头上时，你要学会将聚光灯往下打。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吾从众”。当他主校十年颇有建树，同仁们为他开庆功会盛赞其功业时，他这样说道：“诸位都看过京戏里演‘王帽’（即演帝王角色的），‘王帽’每次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需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
有这样的气度和理念，才能做出一等一流的业绩，才能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最出名的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只有蒋南翎校长能与之齐名）。当然，现实中也有这样的领导，当着他顶头上司说他下属的坏话，有功归于己，有过赖于人，真正下属要造反你帽子也戴不住，蠢呀！所以，我认为，上级和下级既是为吏者的攥帽子之人，也是为吏者的一面镜子，没有什么人可以不照镜子就知道自己的帽子戴得是否端正。常想一想我的上级如何看我，常想一想我的下级如何看我，你不想成熟和发展都不可能。对此，毛泽东当年就说明白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从工作的角度看，群众就是下级，党就是上级。
——形象：勤勉与精细。为吏之人贵在勤勉，为吏之人成在勤勉。我们考察干部往往是五条要求：德、能、勤、绩、廉。“勤”看似只有五分之一，但作用绝对不止这个数。“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这既是做吏者的真实写照，也是某些做吏者的挡箭牌。所以，会做吏的人，都善于“忙”，大多数人是真忙，手头之事堆积如山不由你不忙。也有少数人是假忙，不管他在忙什么，总是给人忙忙碌碌的样子，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连周末都不休息。领导者对于这样的人是难以挑错的。为吏之人贵在精细，为吏之人成在精细。吏也是一种“蝙蝠”，即官员眼里的专家，专家眼里的官员，因为行政工作本身是个行当。除了领导交办的事情，吏是当急则急，其他事情，吏从来不急，但求精益求精。刚入此行的年轻人对老同志这种慢条斯理的做派甚为不解，甚至攻击有加。其实这是行规，是套路，什么时候交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交出去的东西要像个样子。这个行当和做学问不一样，做学问，九十九件事都做错了，一件事做对了，你就是专家，你在同行心目中的地位就上升了，想让你出局都不可能。做行政，九十九件事你都做对了，一件事做错了，你就不是专家，你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就下降了，你不想出局都不可能。对于做吏者的习性，为官者是最需要理解、了解和谅解的，完全不理会他们的习性，交办的事情太多、太急，做吏者不是为违反自己精细的传统和原则而痛苦，就是敷衍塞责，甚至欺下瞒上。完全依照他们的习性，你就难以做出创造性的业绩。当年尼克松访华，早期策划和实施不用吏（国务卿罗杰斯）而用僚（总统身边的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就是这个道理。
——本事：主要与主管。做吏挺难的，难就难在，他上面的为官者往往不是一个而是若干个，要把这些人都“整”明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人包括：主要领导，即班子里的“一把手”，主要是管人的，得罪了就要丢帽子；主管领导，班子里的分管领导，主要是管事的，得罪了是要打板子的；至于其他班子成员，则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得罪了是要穿小鞋的，请他们帮你的忙，他们未必会做，让你难受，一句话足矣！更何况随着班子工作分工的调整，那些你根本没有想到的人，根本没有放在眼里的人，甚至平常非常怠慢甚至有过过节的人，会突然之间成为你的主管甚至是主要领导，那真是一个郁闷！
基本的行规是这样：多与主管领导汇报，少与主要领导接触，一般不让其他领导讨嫌。多与主管领导汇报，你做的事情就有人认可，就有人指路，就有人记得住。少与主要领导接触，接触少了麻烦就少，印象就深，漏洞就不易被发现。不让其他领导讨嫌的办法就简单的多，一句话，不介入他们之间的事情，管他是好事，还是坏事。介入了，是好事，他们之间都分不均，有你的吗？是坏事，他们之间都扯不清，你担当的起吗？以上，是讲形式，至于内容，记住，在主管领导面前绝对不谈人事问题，只谈具体工作，谈人事问题不仅他管不了，也容易生是非。在主要领导面前少谈些具体问题，他一般不感兴趣，但是也不要轻易谈人事问题，那是他的职业和专业，谈浅了他瞧不起你，谈深了他会误会你。那谈什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所问即所答，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至于，与班子里的其他领导谈什么，有个诀窍，只要是他不单独找你谈，他们在谈什么你谈什么。有没有什么犯忌的地方，不会有的，“法不传六耳，坏不出一人”，是从政者的行规和底线。谈要害事情，你什么时间看到一人以上，只有“老天爷”看得到，没有第二个人看得到，否则一定会牵出来的。但记住，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他单独召见你，那就先不要想谈什么，而要想某些“格局”性的变化。这要么是更高的领导希望如此，要么是他本人希望如此，但不管怎样，他都可能成为你的“新的”主管领导或主要领导，这个问题搞明白了，按照上面的套路办就行了。
责任编辑：胡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