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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酸枝木的骨灰盒，四围和盖顶镶嵌着朵朵玉石祥云，正面鐫刻了全篇《心经》，还有一张十年前九十三岁妈妈神采奕奕的小照——经历烈火淬炼后，妈妈一生的精粹安息在这里。
酸枝木是红木类的上品。妈妈童年时生活在上海新闸路庚庆里外公家，客厅里的八张太师交椅，用的也是一样的材质。
我妻说，妈妈的一生就像抛物线，从生命的起点落到了同一水准的终点。一个多世纪里，她攀了多少个坡，又滑了多少个坡，有多少悲喜兼集，坎坷和成就？
妈妈生前工作单位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的《李荷珍同志生平》写道：“李荷珍同志籍贯江苏南京，生于1916年6月，1939年毕业于大夏大学心理系，毕业后至1941年，留校任助教。解放后刻苦进修俄语，成绩卓著，翻译许多俄文著作。1952年被推荐进入厦门大学外文系长期从事公共俄语教学工作。1963年以后，因工作需要，及其本人英语功底深厚，逐步
转入公共英语教学，并担任公共英语教研室副主任，直至1972年9月退休。改革开放后被聘请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从事《外国高等教育资料》的编辑工作。李荷珍同志数十年如一日甘作园丁，辛勤耕耘……”
妈妈的外公是跟随李鸿章办洋务的一家银行行长，四十多岁就退休了，在上海置业当起了寓公。老太公除了琴棋书画，在家最疼爱的就是这位外孙女和一只黄白花狸猫，全家上下皆称呼妈妈“大小姐”或者“猫小姐”。
“大小姐”早晨搭舅舅专用的人力“黄包车”上学，把车上的铃铛踩得叮当响；下午放学，先去看场新上映的电影，外带一杯冰激凌；到家便是晚饭时间，饭后必小休一个多小时，大约八点半才起床写作业。英租界工部局学校的功课抓得紧，要求很严，但是妈妈每学期各科成绩几乎都是优良。妈妈就这样无忧无虑、平平淡淡地度过了二十年“大小姐”生活。
1937年12月，已经在南京金陵女大化学系就读的妈妈回上海过寒假。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轰然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庆幸自己躲过了这场梦里都被吓醒的灾祸，死难同胞们的惨容却久久挥之不去。
她只得就近转学，上海大夏大学心理系接受了她的申请。没有国，哪有家？——“大小姐”脑海里第一次严肃思考这个重大问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当美国米高梅的电影《魂断蓝桥》和主题曲《友谊地久天长》风靡上海滩，妈妈在租界上为之激动不已的时候，她从《译报》、《小说月报》、大夏校刊上认识了一位满腔国仇家恨、才华横溢的穷学生，越来越志同道合、情投意合的同班同学——我的爸爸。妈妈毕业后留校当助教，爸爸则因为半工半读，在校外兼职家庭教师，比妈妈晚两年才修满学分。妈妈说，追求她的年轻人很多，校内外的都有，但是她一心等待的只有每天下班时出现在办公楼下的那辆二十八英寸旧自行车和自行车旁站着的人。人车未出现时，她老向窗外张望，除了盼，更有惊，因为已经知道他参加抗日秘密活动。人车出现了，她又故意拖点时间才离开办公室，那是一种矜持；等坐上自行车的后架，她又会回头扫视，那是一种骄傲，因为总有一两位他的女粉丝“盯”在马路对面路灯下。几十年后，我们问妈妈不怕爸爸等急了，一走了之吗？妈妈沉着地说，不，他不是那种人。
爸爸妈妈的婚礼在上海最高档的二十四层楼国际饭店里举行，但没有婚宴，只备下午茶点。回到西马路上租的一居室新家，与婆婆共进的“晚宴”，就是走廊里煤球炉子上的一条红烧小黄鱼。她是带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嫁妆来的，之前外公问她，就这一笔钱，究竟是要去美国留学还是嫁人？她很干脆地回答，嫁人。从此以后，我的爸爸妈妈生死相随，相濡以沫五十七年，为人生为社会缔造了我们这个小小的五口之家。
由于叛徒出卖，又由于好房东冒死掩护，日本宪兵破门而入并没有抓到爸爸，妈妈抱着襁褓里的我仓皇出逃，颠沛流离，心里还牵挂着不知去向的丈夫……
抗战胜利不久，爸爸拒绝高官厚禄诱惑，公开登报声明退出“三青团”，同时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多方密切合作。伪市警察局长毛森把爸爸列入“格杀勿论”的黑名单。爸爸又不得不离家东躲西藏，妈妈那颗“一听见日本宪兵皮靴声就心惊肉跳”的心，又颤巍巍提了起来，直到大上海解放。妈妈回忆说，年轻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祖国，为什么要爱国。后来知道了，又为什么爱得那么苦？
妈妈确实热爱新中国新社会，她不仅和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一样，在毛主席开国大典的洪亮声音中抬头挺胸站起来，而且重新走入了她终身喜爱的教师队伍。为了准备这一天到来，上海刚解放几个月，她就报考了俄语专科夜校，那年我已七岁，两个弟弟分别四岁和二岁，家里请了保姆，她逐步从专职主妇的角色转换出来。
妈妈有语言天赋，擅长摸索语言的内在规律，会讲上海话、南京话、普通话和普通的闽南话，一口流利的伦敦英语，这种优势基因也遗传给了我们三兄弟。但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小时候夜里醒来，常常看见她在灯下轻声地诵读俄语，捧着厚厚的《俄华词典》翻译苏联儿童文学名著；白天，还看见她和原来素不来往的邻居白俄老太太交起了朋友，甚至和她们一起去苏联领事馆看原版电影。
她受聘厦门大学后，我们举家迁厦，与先期经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推荐、随新校长王亚南一起到厦大任教的爸爸团聚，这是家庭非常重要的一次转折，其中妈妈当是关键因素。
1950年代初，我亲眼看见妈妈在厦门当时最著名的思明电影院舞台上，为苏联专家担任翻译，我为妈妈感到自豪。妈妈的公共外语课程开到文理多个系，深受学生们欢迎，常有些大哥哥大姐姐来家里“玩”，接受妈妈的个别辅导。记得有位生物系的俄语课代表姓李，家里穷，成年打赤脚，大个子，常吃不饱，妈妈给他买了双运动鞋，还接济过他几次粮票。这位李哥哥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市一个研究所，结婚、生孩子都来信告诉妈妈。还有一位姓章的老工程师，快八十岁了，由儿子搀扶着，历经周折找到北京我的家，自称是妈妈早年在大夏大学执教时的学生，“李老师的英文教得实在好，实在有耐性，印象深极了！” “文革”中期，妈妈被下放到崇山峻岭的闽北浦城乡村当中学语文老师，独自住在一间条件极差的干打垒竹篱笆围起的宿舍里，房门前摆一个小木炭炉子，独自烧水做饭独自开伙。但是，她一如既往依然秉持着传道授业的天职，有教无类，掏手帕为孩子们擦汗擦鼻涕，在煤油灯下认认真真备课，仔细批改一本本作文，甚至跋山涉水家访，她的行为赢得了当地众多朴实的农民和公社干部们的尊敬。退休时，都来为她执行李，送纪念品，依依不舍。
妈妈之所以五十六岁就提前退休，是因为厦大军宣队答复，只有办理退休手续她才能回户籍所在地厦门。妈妈放心不下孤苦伶仃在“监督劳动”中等待历史结论的爸爸，只得申请退休。
尽管妈妈重回人民教师岗位，还被评为全厦大的“三八红旗手”，但她在家里坚守贤妻良母的本色：主理家务，关注孩子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较大的开支如买一副康乐球，都要和爸爸一起拍板。上世纪50年代，一家人围桌吃晚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光，边吃边聊，天文地理、古今中外，谁都可以海阔天空一番，主心骨永远是爸爸。妈妈经常和我们一起倾听，不会另设话题，好像此时她不是长辈，而是我们三弟兄的班长。
我们每个孩子都能讲出几个关于母亲治家的故事，都能津津乐道母亲做的几道拿手菜。我们家的几道“妈妈菜”已经在三兄弟的小家里传承到第三代，成了“奶奶菜”。妈妈善用火腿吊鲜味，拿手菜是冬瓜夹火腿清蒸、火腿笋尖汤，还有西式甜点奶油杨梅布丁。我最难忘的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爸爸一人执教，少有稿费，家庭经济拮据。为了保证三兄弟营养，饭后有水果吃，但买的是烂桔子，我们每人“贡献”她一两瓣。有个冬天，很冷，妈妈带我上街，破天荒地在瑞金二路老大昌干货店买了一小袋糖炒栗子，至今仿佛仍感觉得到糖炒栗子在她大衣兜里的热度，我的手和她的手一直插在那个大衣兜里。
然而家庭发生变故时，妈妈会勇敢地一步向前，成为缜密思维和果断决策的擎天之柱。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爸爸因历史错案被关进“牛棚”，脸上涂墨挂牌游街批斗，妈妈被赶出家门，坐在楼梯口听“红卫兵”们在屋里乒乒乓乓打砸抢，她心痛，却问心无愧。那时我刚分配到全国高考红旗福州一中教书，虽然没有受到运动的“冲击”，心里卻日夜挂念渺无音讯的双亲。我穿戴着用一套崭新卡其布中山装换来的旧军装，投入革命师生“大串联”的洪流中。我一到厦门在接待站安顿下来，就把一封早已写好贴了四分钱邮票的信投进邮筒。我化名一个外地高校朋友来厦门“大串联”，向妈妈致以问候，征询某日几时能否来市区思明电影院门前一晤？我相信如果妈妈收到信，一定会认出我的笔迹。
在约定时间，我躲在公共汽车站附近等候，的确也怕自己被抓个“甘当孝子贤孙”的现行。妈妈提前几分钟出现了，将近半年的”大风大浪“后第一次见到亲爱的妈妈。她穿一件淡色风衣，头发好像很久没有烫过，梳直了，苍老了许多；但是表情、语气没有哀怨和伤悲，反而开导说，那些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老干部都不能幸免，你爸爸又算得了什么？有点儿呆板“硬邦邦”的语气，恐怕是天天面对专案组审查、写交代材料“锤炼出来的”，更可能是担心影响子女情绪“装出来的”。妈妈告诉我，她已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爸爸的历史疑点还不能澄清，要相信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事实一定会弄清楚的。你们的爸爸是上海滩有名气的抗日英雄，会做又会写，日本投降第二天国民政府的《告上海市民书》就是他起草的。他只是国共合作时期在上海沦陷区加入了“三青团”抗日地下组织，抗战胜利不久就脱离了，一直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工作到上海解放。妈妈说，到哪里、哪个时候都可以为他作证明。妈妈所有的话，总括起来是三层意思：一是给我们子女吃“定心丸”，二是家里的麻烦还没有过去，三是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她还说，你们可以和家庭划清界线，揭发批判都无所谓，只要不无中生有。要分手时，妈妈好似想起了什么，建议我既然“大串联”方便，就到各地亲戚那里走走，但是千万别贸然写信。这是妈妈对我进行的唯一一次发布性、指令性的重要谈话。这次谈话，使得支离破碎的家庭、家族渐渐黏合，联系上了大伯、大舅、外公等几家主要亲戚。
1967年初，革命师生全国“大串联”接近尾声，徒步“大串联”却方兴未艾。妈妈来信告知，年过半百的她和几个去年同在“牛栏”里关过的外文系老师成立了一支“战斗队”，将从厦门徒步走到广州去过春节。我急忙乘火车赶到广州打前站，在市中心北京路附近的一条宽巷子里，一家相当富裕的香港同胞家的大客厅里得到了妥善接待安置，房东对“毛主席的客人”相当热情。那时涌往广州过年的“红卫兵”太多，大中小学校客满为患，市“革委会”想出了动员街道居委会系统的给力办法。
我问妈妈是怎么走过来的，妈妈说从福建到广东，一路上都有“大串联”接待站。他们一行人每天看地图计算到下一站的路程，能徒步的开步走，体力不支的买票坐长途汽车，先到者负责联络食宿。由于妈妈年纪最大，大家特别照顾她，多半是天天先行打前站。妈妈告诉我，爸爸的问题尚未审结，但也查不出新内容，写过十多份申诉报告、提供了充分的证明材料，却没有一点回音，不过，已经可以回家居住，可以通信了。妈妈要我陪她找个邮电局，给爸爸拍份报平安的电报，电报比信件快、安全。果然，除夕夜之前，房东家收到并转交了爸爸的回电。我和妈妈一起在陌生的广州过了个沉重、欣慰的农历新年，还逛了闻名遐迩的岭南花市。
下半年，在江青“文攻武卫”号召下，山头林立的各派团体不仅动口，而且动手，甚至去军营抢枪抢炮了。对于“牛鬼蛇神”们的监管，倒是都顾不上了。我们弟兄仨——被革命运动“遗弃”的逍遥派先后择机回厦门家看了看。爸爸妈妈两房一厅的家已被造反派瓜分，两房里搬入了新人。好在妈妈随遇而安，用大书柜把客厅一分为二，既有大床又有书桌，还摆得下两张藤椅。我们回家，就和爸爸妈妈挤在一张床上睡。
大弟从杭州来，常陪爸爸一起下地拔草种菜，或挑米泔水养猪。每次出门前，妈妈都为他们准备好衣服、鞋子、草帽、毛巾和水壶。等他们回来，又递上替换的衣服、鞋子，端来两盆洗脸水。 我有次回家，在厦大教工宿舍区闯了个祸。我骑辆自行车沿大南新村路右侧规规矩矩上坡行，突然正对面冲下一辆自行车，把我迎头撞翻，她自己也倒了。两人扶起车论理。对方看来有来头，一位校保卫科的中年干部帮她说话，我坚持靠右走没错，路那么宽，为什么对方偏靠左冲下坡？不料那干部说，厦门大学的交通规则就是车靠左走的！接着转向围观的人群大声说，这人是历史反革命的儿子！回到家，我把委屈悄悄告诉妈妈，妈妈叹了口气，摇摇头。三十年后，1990年代末，妈妈来香港探亲看我，还打趣我说，你是全家最会吵架的，所以国家派你来和英国人谈判了。
二弟从北京回家才两天，校园里响起枪声。邻居通风报信说，某派革命小将近日要再来一次大抄家。这时，妈妈的银行户头刚解冻，有一张19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倾尽家中所有金银首饰包括结婚戒指向银行兑换来的几百元人民币定期存单。妈妈在怖畏急难之中，令二弟立即提现北上，先到福州分我部分，再到杭州分大弟部分，再到上海分每月只领三十元生活费的大伯部分，剩下的带回北京自用。记得二弟到福州一中找我时，占领教学楼和宿舍楼的两派也正冷枪互射，一派刚“牺牲”了一位优秀战士，高音喇叭反复播送评弹曲调的《蝶恋花》。当二弟来到上海，从鞋底里掏出钱交给大伯母时，大伯母感动说，谢谢荷珍想得周到，明天可以去买酸奶了。喝瓶酸奶是大伯几十年唯一的嗜好。
粉碎“四人帮”，中国的知识分子获得了第二次真正的解放，我们家双喜临门，最重要的是在中央有关部门和福建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过问下，爸爸的冤假错案终于彻底纠正，重新做了历史结论；其二是妈妈从在香港病故的二舅身后获得了一笔遗产。遗产通过中国银行平分给了妈妈、大舅和小舅。大舅、小舅两家以此办理投资移民，很快迁居加拿大和美国；妈妈没有出国打算，用这笔钱设立了家庭教育基金，凡我三兄弟乃及孙子辈有条件出国留学的，无论攻读学士、硕士以至博士，学费全包，但在外生活费自理，鼓励勤工俭学。这个基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三个小家庭的教育素质和发展路向。
2003年6月，我前妻病逝，八十七岁高龄的妈妈奋不顾身，无视“非典”的余威，风风火火赶来北京。一到家，就重现了“文革”中处理存单、“文革”后设立教育基金的風姿，精神抖擞替我把家务掌管起来。国庆长假期，还招来大弟，主动要我“陪”她和大弟去外地走走，散散心。我经常公务出差，妈妈每次都帮我列一张出门物品清单，帮我把衬衫的扣子一个一个扣好，叠好，装入拉杆箱。我至今珍藏着一张妈妈为我亲笔写的清单“睡衣，衬衫2，内裤2，棉毛衫裤2，袜子3，外衣，西装，领带，药3-4天，充电器……”十五年来，每当我看见这清单都激动得很，在右下角注了几个字“慈母手中线2003”。
爸爸妈妈都老了，尤其是爸爸，长达十六年里神经高度紧张的申诉，把冤屈痛苦只埋在自己心底，更加上自己栽培的后进居然利用“审干”把他打倒，取而代之，还无耻地剽窃了他的重要学术成果，从而平步青云，使得爸爸长叹“人心不古”。妈妈理解爸爸，但比爸爸理智，生活上细心照料，精神上多加慰抚，继续帮他整理应邀外出讲演的资料，抄稿子送稿子，爸爸在台上讲，妈妈在台下听，生怕他思维忽然中断，“掉了链”。后来看看健康情况实在难以为继，和我商量之下促成了爸爸的退休。妈妈陪他到美国二弟那儿去住了半年，回国后就和我同住在我的北京家中。我到了知天命之年，才与爸爸妈妈朝夕相处，才更加了解了妈妈自强不息、不断追求新鲜事物的两大生命亮点。
妈妈在家，要求我为她订三份报纸China Daily、《参考消息》和《北京晚报》，可是每天报纸送来她总要等我先看，说佐洱今天见人谈事可能有用。后来我解释，我一早上班到办公室都能读到，她才开始早上读报，不但讲给爸爸听，而且把她认为有关注价值的画了圈画了线，留给我回家参阅。
妈妈从美国回来说，那里有一种拼图，一幅漂漂亮亮的图画用几百上千小块儿拼成。我们便四处求访，找到了货源，妈妈很满意。每天除了料理爸爸生活，读报，看看电视新闻，就是戴上花镜，坐在一张铺开了小块儿的大桌子前拼图画。她用五百七十六块拼成的一幅出水芙蓉图，至今挂在我床头的墙上。妈妈生于荷花盛开的六月，故名荷珍，我曾送她好几副荷花主题的画作，她以此拼图回赠我。妈妈给其他子孙甚至在我家做家务的小赵阿姨都赠送了她的作品，小赵说，给她的那幅图拼了近半年。
妈妈对自己和爸爸生活上的任何事情都坚持自理，坚持一个“尽量不给儿女添麻烦”理念，喜欢静静坐在一旁，做些不需要别人帮着完成的事儿。除非有一小块儿掉到地板上了，她弯腰端着放大镜怎么找也找不着，只好请大家来帮助，因为缺少一小块，整幅拼图就残了。不但如此，她还坚持包下每餐饭后的洗碗工作，如果不让她洗碗她会不高兴，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渐渐地，我们从出于孝顺抢洗碗，到不得不等她离开厨房后再把她洗过的碗冲洗干净一遍。
妈妈这种尽量不麻烦人的理念，应该是童年时代养成的。住在外公家，虽然“锦衣玉食”，但毕竟寄人篱下，有外公疼爱她，毕竟还有舅舅、舅妈、姨妈和表兄弟们的存在。每次由自己家返庚庆里时，妈妈的妈妈——我外婆总要叮咛，要学会知趣，别讨人嫌。将近二十年童年少年生活中，让妈妈印象深刻而又乐此不疲讲给我们听的温馨故事只有一个：弄堂里传来零食的叫卖声，她馋，不敢开口，久久趴在天井大门上，透过门缝往外瞧，忽然一只大手从背后暖暖地握住了她稚嫩的小手，那是外公的声音，想吃点什么吗？走，我们出去看看。于是，门栓拉下，大门叽叽咯咯打开了……
在临床经验丰富的老年病学专家妻的管护下，妈妈晚年的健康状况总体不错，常用药调得越来越少，剂量越来越小，全家人都相继染上流感，她竟能安然无恙。九十一岁时跌倒致胯骨骨折，她充分信任地接受了妻邀集中外专家研究的根治方案，冒着风险实施了高龄股骨头置换手术，三天后就能在病床边站起来。晚报为此登了条新闻，更加激励她克服困难，顽强完成康复训练过程，又能行走如常。 妈妈喜欢接触新鲜的事和物。九十三岁开始学会用电脑，每天在网上浏览天下大事，关注热门话题的讨论，建立了自己的邮箱，希望多多益善地收到和回复子孙们和厦大老同事们的email。
2008年农历年初一，在杭州灵隐寺烧过头香后，妈妈开始研究禅学，从六百卷《般若经》的核心《心经》入门，几星期都埋头在二百六十字的经文里，一字字推敲领会，要我帮她找几种不同解析《心经》的参考书，还和我探讨比如“无无明”的第一个“无”和第二个“无”的区别、“空”和“不空”二义等等。她自认为粗通了之后，每天在一本蓝条格的信笺簿上工工整整手抄一遍《心经》，蝇头小字写满了一页再写一页，积少成多。每年清明中元二节或祭奠亲人的日子，她就撕下几页，让我们带了一并“烧了去”，寄托她的缅怀哀思。
三年后，妈妈视力弱了，信笺的横格太窄，就改用电脑打字，每天在Word文档上打一遍《心经》。我在她的电脑里建了好几个文件夹，存放她日复一日的功课。今天仍可以是子孙们励志的珍品。
妈妈九十八岁时停止在电脑上敲打《心经》了，因为手指在键盘上不听使唤，错别字增多，但她始终欣赏厦门南普陀寺义工们的一句口号“我愿做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一只眼一只手”，那些义工有不少是厦大的师生，她愿意和他们一道修学，一道为社会尽心，做一点一滴好事。
至此，在电脑前操作的唯一项目就剩下游戏《连连看》了，她仍然玩得很投入，就像十年前玩扑克牌“算命”一样投入：那时出于思念，她每天都要为在不同城市的三个儿子“算算命”，今天过得怎样？顺还是不顺？……现在她常常忘记电脑关机的程序，伸手一按就来个“紧急关机”。我们反复演示，在电脑旁贴了《关机小指引》，都没能纠正过来。纠不过来不是为图方便，而是妈妈实在记不住了。
妈妈没有忘记，晚年一直陪伴身边的贴身管家小李也是一位《连连看》的爱好者。晚上，小李帮她洗完脚，扶她上床就寝。她会说，你去打开电脑玩玩吧，我睡我的，不碍事的，玩完后把灯熄了就行。白天，有时小李站在她背后看她玩，妈妈发觉后会说，来，你帮我接上去，我還有其他书要看。说着，顺手从书桌上拿起一本书。
后来，妈妈即便站立都感到吃力了。我们决定无论她外出或在家里，行动一律使用轮椅。妈妈起初不习惯，觉得不好意思，轮椅要人推，特殊待遇。所以，她进出门尤其进出电梯时，总要用那苍老的手把住门，让别人先走，生怕电梯门自动关闭夹伤了人；然而往往轮椅挡住了道，别人却也都担心着电梯门夹了她的手。
2015年6月，妈妈虚龄百岁、周岁九十九的生日将要来临。某夜，她起床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满屋子各个房间走了一遭。小李问奶奶在找什么呀？妈妈说找你的爷爷，他刚才还睡在我身边，怎么不见了呢？
我们为妈妈筹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小型百岁生日会，所有能来的亲戚、后辈都来了。堂兄伉俪送来一个寿字大红包，里面是用百元十元五元一元和角票集成的一千元新钞票；厦门大学外文学院陈书记和负责俄语专业的副院长也都拨冗赶来，代表学院赠送了一幅厦门工艺金丝漆雕的百寿图。妈妈很高兴，也很淡定，对院领导、亲友们彬彬有礼，连声道谢，乐意和大家合影拍照，吃饭时还举箸为客人们夹菜。
妈妈开始把自己收藏的衣物毫不吝惜地分送给来看望她的亲友，或者她忽然记起的亲友。亲友们送给她的礼物，转手就又给了别人。她对自己有一些支配礼物的能力感到高兴，我们则想方设法投其所好，当好她的“大后方”。
妈妈的听力终于完全退化，配最好的助听器、调到最大音量也无济于事。妈妈的牙龈全部萎缩，与其让上下两排假牙套在口腔里滑动，不如取出来，取出后嘴巴明显瘪了，口齿比较含糊了。小李为妈妈准备专门的早午晚餐饮，通常是肉末熬汤，用汤下米煮粥或煮剪短了的厦门线面，快熟时再加入菜末、调料；餐后的水果主要是香蕉、猕猴桃、苹果泥，以利通便。小李一餐餐一口口地喂，妈妈津津有味地品咽着，吃到好时弯弯大拇指，“点头”表示谢意。
妈妈对于人生走向最后一程——死亡很坦然，说每个人都有这一天的。她年轻时爱美，重视自己的仪表，出门前得化化妆。晚年问她需要什么化妆品，她点名要二件，一去老年斑的进口面霜，二花白的合适发套。可是百岁过后，她不再提这二件，连发套也摘下了，原本稀疏的头发反而越长越密，而且一半以上呈黑色，比戴发套更加好看。
妈妈和我之间的对话，她用嘴说，我用表情和肢体说。可是妈妈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短了。有时坐在卧室的沙发上，几个小时一语不发，侧首凝视窗外远方，像是在回顾百年间的沧桑，在遐想未来。妻凭直感提醒我，妈妈的时间不多了，多陪陪她，与她说说话，录下音来。
妈妈离世前约三个月，我七十四周岁生日那天。一大早，我走进她的房间，先扶正她歪坐的姿势，下跪三磕头，感谢母恩，儿子生日就是母亲受难的纪念日。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给妈妈磕头。妈妈睁大眼，双手合十，然后双手与我紧握，很有力量，要拉我起身。她端详着我说，儿子啊，真好真好，很好很好。忽然又指着我穿的羽绒背心笑说，漂亮。但是你的衣领，后面，后面……这时我才发现没穿利索，衣领的一边卷在了背心里。
春寒料峭的一天，妈妈呛咳了，导致吸入性肺炎并发症，急诊住院。我们放弃了费时又费力的各种入院例行检查，直接对症治疗。妈妈甚为平静，连呼吸机都不想用；但为了帮助吸氧，还是为她戴上了面罩。病情反复，回天无术，两天后妈妈取下面罩，尊严、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有这一天的。
有位哲人闻讯，如是说：“寿终正寝，欢喜相送，老人，莲界有位，将乘愿再来。”
酸枝木是红木类的上品。妈妈童年时生活在上海新闸路庚庆里外公家，客厅里的八张太师交椅，用的也是一样的材质。
我妻说，妈妈的一生就像抛物线，从生命的起点落到了同一水准的终点。一个多世纪里，她攀了多少个坡，又滑了多少个坡，有多少悲喜兼集，坎坷和成就？
妈妈生前工作单位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的《李荷珍同志生平》写道：“李荷珍同志籍贯江苏南京，生于1916年6月，1939年毕业于大夏大学心理系，毕业后至1941年，留校任助教。解放后刻苦进修俄语，成绩卓著，翻译许多俄文著作。1952年被推荐进入厦门大学外文系长期从事公共俄语教学工作。1963年以后，因工作需要，及其本人英语功底深厚，逐步
转入公共英语教学，并担任公共英语教研室副主任，直至1972年9月退休。改革开放后被聘请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从事《外国高等教育资料》的编辑工作。李荷珍同志数十年如一日甘作园丁，辛勤耕耘……”
苦恋与家国情怀
妈妈的外公是跟随李鸿章办洋务的一家银行行长，四十多岁就退休了，在上海置业当起了寓公。老太公除了琴棋书画，在家最疼爱的就是这位外孙女和一只黄白花狸猫，全家上下皆称呼妈妈“大小姐”或者“猫小姐”。
“大小姐”早晨搭舅舅专用的人力“黄包车”上学，把车上的铃铛踩得叮当响；下午放学，先去看场新上映的电影，外带一杯冰激凌；到家便是晚饭时间，饭后必小休一个多小时，大约八点半才起床写作业。英租界工部局学校的功课抓得紧，要求很严，但是妈妈每学期各科成绩几乎都是优良。妈妈就这样无忧无虑、平平淡淡地度过了二十年“大小姐”生活。
1937年12月，已经在南京金陵女大化学系就读的妈妈回上海过寒假。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轰然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庆幸自己躲过了这场梦里都被吓醒的灾祸，死难同胞们的惨容却久久挥之不去。
她只得就近转学，上海大夏大学心理系接受了她的申请。没有国，哪有家？——“大小姐”脑海里第一次严肃思考这个重大问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当美国米高梅的电影《魂断蓝桥》和主题曲《友谊地久天长》风靡上海滩，妈妈在租界上为之激动不已的时候，她从《译报》、《小说月报》、大夏校刊上认识了一位满腔国仇家恨、才华横溢的穷学生，越来越志同道合、情投意合的同班同学——我的爸爸。妈妈毕业后留校当助教，爸爸则因为半工半读，在校外兼职家庭教师，比妈妈晚两年才修满学分。妈妈说，追求她的年轻人很多，校内外的都有，但是她一心等待的只有每天下班时出现在办公楼下的那辆二十八英寸旧自行车和自行车旁站着的人。人车未出现时，她老向窗外张望，除了盼，更有惊，因为已经知道他参加抗日秘密活动。人车出现了，她又故意拖点时间才离开办公室，那是一种矜持；等坐上自行车的后架，她又会回头扫视，那是一种骄傲，因为总有一两位他的女粉丝“盯”在马路对面路灯下。几十年后，我们问妈妈不怕爸爸等急了，一走了之吗？妈妈沉着地说，不，他不是那种人。
爸爸妈妈的婚礼在上海最高档的二十四层楼国际饭店里举行，但没有婚宴，只备下午茶点。回到西马路上租的一居室新家，与婆婆共进的“晚宴”，就是走廊里煤球炉子上的一条红烧小黄鱼。她是带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嫁妆来的，之前外公问她，就这一笔钱，究竟是要去美国留学还是嫁人？她很干脆地回答，嫁人。从此以后，我的爸爸妈妈生死相随，相濡以沫五十七年，为人生为社会缔造了我们这个小小的五口之家。
由于叛徒出卖，又由于好房东冒死掩护，日本宪兵破门而入并没有抓到爸爸，妈妈抱着襁褓里的我仓皇出逃，颠沛流离，心里还牵挂着不知去向的丈夫……
抗战胜利不久，爸爸拒绝高官厚禄诱惑，公开登报声明退出“三青团”，同时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多方密切合作。伪市警察局长毛森把爸爸列入“格杀勿论”的黑名单。爸爸又不得不离家东躲西藏，妈妈那颗“一听见日本宪兵皮靴声就心惊肉跳”的心，又颤巍巍提了起来，直到大上海解放。妈妈回忆说，年轻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祖国，为什么要爱国。后来知道了，又为什么爱得那么苦？
园丁天职始终如一
妈妈确实热爱新中国新社会，她不仅和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一样，在毛主席开国大典的洪亮声音中抬头挺胸站起来，而且重新走入了她终身喜爱的教师队伍。为了准备这一天到来，上海刚解放几个月，她就报考了俄语专科夜校，那年我已七岁，两个弟弟分别四岁和二岁，家里请了保姆，她逐步从专职主妇的角色转换出来。
妈妈有语言天赋，擅长摸索语言的内在规律，会讲上海话、南京话、普通话和普通的闽南话，一口流利的伦敦英语，这种优势基因也遗传给了我们三兄弟。但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小时候夜里醒来，常常看见她在灯下轻声地诵读俄语，捧着厚厚的《俄华词典》翻译苏联儿童文学名著；白天，还看见她和原来素不来往的邻居白俄老太太交起了朋友，甚至和她们一起去苏联领事馆看原版电影。
她受聘厦门大学后，我们举家迁厦，与先期经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推荐、随新校长王亚南一起到厦大任教的爸爸团聚，这是家庭非常重要的一次转折，其中妈妈当是关键因素。
1950年代初，我亲眼看见妈妈在厦门当时最著名的思明电影院舞台上，为苏联专家担任翻译，我为妈妈感到自豪。妈妈的公共外语课程开到文理多个系，深受学生们欢迎，常有些大哥哥大姐姐来家里“玩”，接受妈妈的个别辅导。记得有位生物系的俄语课代表姓李，家里穷，成年打赤脚，大个子，常吃不饱，妈妈给他买了双运动鞋，还接济过他几次粮票。这位李哥哥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市一个研究所，结婚、生孩子都来信告诉妈妈。还有一位姓章的老工程师，快八十岁了，由儿子搀扶着，历经周折找到北京我的家，自称是妈妈早年在大夏大学执教时的学生，“李老师的英文教得实在好，实在有耐性，印象深极了！” “文革”中期，妈妈被下放到崇山峻岭的闽北浦城乡村当中学语文老师，独自住在一间条件极差的干打垒竹篱笆围起的宿舍里，房门前摆一个小木炭炉子，独自烧水做饭独自开伙。但是，她一如既往依然秉持着传道授业的天职，有教无类，掏手帕为孩子们擦汗擦鼻涕，在煤油灯下认认真真备课，仔细批改一本本作文，甚至跋山涉水家访，她的行为赢得了当地众多朴实的农民和公社干部们的尊敬。退休时，都来为她执行李，送纪念品，依依不舍。
妈妈之所以五十六岁就提前退休，是因为厦大军宣队答复，只有办理退休手续她才能回户籍所在地厦门。妈妈放心不下孤苦伶仃在“监督劳动”中等待历史结论的爸爸，只得申请退休。
贤妻良母擎天柱
尽管妈妈重回人民教师岗位，还被评为全厦大的“三八红旗手”，但她在家里坚守贤妻良母的本色：主理家务，关注孩子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较大的开支如买一副康乐球，都要和爸爸一起拍板。上世纪50年代，一家人围桌吃晚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光，边吃边聊，天文地理、古今中外，谁都可以海阔天空一番，主心骨永远是爸爸。妈妈经常和我们一起倾听，不会另设话题，好像此时她不是长辈，而是我们三弟兄的班长。
我们每个孩子都能讲出几个关于母亲治家的故事，都能津津乐道母亲做的几道拿手菜。我们家的几道“妈妈菜”已经在三兄弟的小家里传承到第三代，成了“奶奶菜”。妈妈善用火腿吊鲜味，拿手菜是冬瓜夹火腿清蒸、火腿笋尖汤，还有西式甜点奶油杨梅布丁。我最难忘的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爸爸一人执教，少有稿费，家庭经济拮据。为了保证三兄弟营养，饭后有水果吃，但买的是烂桔子，我们每人“贡献”她一两瓣。有个冬天，很冷，妈妈带我上街，破天荒地在瑞金二路老大昌干货店买了一小袋糖炒栗子，至今仿佛仍感觉得到糖炒栗子在她大衣兜里的热度，我的手和她的手一直插在那个大衣兜里。
然而家庭发生变故时，妈妈会勇敢地一步向前，成为缜密思维和果断决策的擎天之柱。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爸爸因历史错案被关进“牛棚”，脸上涂墨挂牌游街批斗，妈妈被赶出家门，坐在楼梯口听“红卫兵”们在屋里乒乒乓乓打砸抢，她心痛，却问心无愧。那时我刚分配到全国高考红旗福州一中教书，虽然没有受到运动的“冲击”，心里卻日夜挂念渺无音讯的双亲。我穿戴着用一套崭新卡其布中山装换来的旧军装，投入革命师生“大串联”的洪流中。我一到厦门在接待站安顿下来，就把一封早已写好贴了四分钱邮票的信投进邮筒。我化名一个外地高校朋友来厦门“大串联”，向妈妈致以问候，征询某日几时能否来市区思明电影院门前一晤？我相信如果妈妈收到信，一定会认出我的笔迹。
在约定时间，我躲在公共汽车站附近等候，的确也怕自己被抓个“甘当孝子贤孙”的现行。妈妈提前几分钟出现了，将近半年的”大风大浪“后第一次见到亲爱的妈妈。她穿一件淡色风衣，头发好像很久没有烫过，梳直了，苍老了许多；但是表情、语气没有哀怨和伤悲，反而开导说，那些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老干部都不能幸免，你爸爸又算得了什么？有点儿呆板“硬邦邦”的语气，恐怕是天天面对专案组审查、写交代材料“锤炼出来的”，更可能是担心影响子女情绪“装出来的”。妈妈告诉我，她已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爸爸的历史疑点还不能澄清，要相信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事实一定会弄清楚的。你们的爸爸是上海滩有名气的抗日英雄，会做又会写，日本投降第二天国民政府的《告上海市民书》就是他起草的。他只是国共合作时期在上海沦陷区加入了“三青团”抗日地下组织，抗战胜利不久就脱离了，一直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工作到上海解放。妈妈说，到哪里、哪个时候都可以为他作证明。妈妈所有的话，总括起来是三层意思：一是给我们子女吃“定心丸”，二是家里的麻烦还没有过去，三是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她还说，你们可以和家庭划清界线，揭发批判都无所谓，只要不无中生有。要分手时，妈妈好似想起了什么，建议我既然“大串联”方便，就到各地亲戚那里走走，但是千万别贸然写信。这是妈妈对我进行的唯一一次发布性、指令性的重要谈话。这次谈话，使得支离破碎的家庭、家族渐渐黏合，联系上了大伯、大舅、外公等几家主要亲戚。
1967年初，革命师生全国“大串联”接近尾声，徒步“大串联”却方兴未艾。妈妈来信告知，年过半百的她和几个去年同在“牛栏”里关过的外文系老师成立了一支“战斗队”，将从厦门徒步走到广州去过春节。我急忙乘火车赶到广州打前站，在市中心北京路附近的一条宽巷子里，一家相当富裕的香港同胞家的大客厅里得到了妥善接待安置，房东对“毛主席的客人”相当热情。那时涌往广州过年的“红卫兵”太多，大中小学校客满为患，市“革委会”想出了动员街道居委会系统的给力办法。
我问妈妈是怎么走过来的，妈妈说从福建到广东，一路上都有“大串联”接待站。他们一行人每天看地图计算到下一站的路程，能徒步的开步走，体力不支的买票坐长途汽车，先到者负责联络食宿。由于妈妈年纪最大，大家特别照顾她，多半是天天先行打前站。妈妈告诉我，爸爸的问题尚未审结，但也查不出新内容，写过十多份申诉报告、提供了充分的证明材料，却没有一点回音，不过，已经可以回家居住，可以通信了。妈妈要我陪她找个邮电局，给爸爸拍份报平安的电报，电报比信件快、安全。果然，除夕夜之前，房东家收到并转交了爸爸的回电。我和妈妈一起在陌生的广州过了个沉重、欣慰的农历新年，还逛了闻名遐迩的岭南花市。
下半年，在江青“文攻武卫”号召下，山头林立的各派团体不仅动口，而且动手，甚至去军营抢枪抢炮了。对于“牛鬼蛇神”们的监管，倒是都顾不上了。我们弟兄仨——被革命运动“遗弃”的逍遥派先后择机回厦门家看了看。爸爸妈妈两房一厅的家已被造反派瓜分，两房里搬入了新人。好在妈妈随遇而安，用大书柜把客厅一分为二，既有大床又有书桌，还摆得下两张藤椅。我们回家，就和爸爸妈妈挤在一张床上睡。
大弟从杭州来，常陪爸爸一起下地拔草种菜，或挑米泔水养猪。每次出门前，妈妈都为他们准备好衣服、鞋子、草帽、毛巾和水壶。等他们回来，又递上替换的衣服、鞋子，端来两盆洗脸水。 我有次回家，在厦大教工宿舍区闯了个祸。我骑辆自行车沿大南新村路右侧规规矩矩上坡行，突然正对面冲下一辆自行车，把我迎头撞翻，她自己也倒了。两人扶起车论理。对方看来有来头，一位校保卫科的中年干部帮她说话，我坚持靠右走没错，路那么宽，为什么对方偏靠左冲下坡？不料那干部说，厦门大学的交通规则就是车靠左走的！接着转向围观的人群大声说，这人是历史反革命的儿子！回到家，我把委屈悄悄告诉妈妈，妈妈叹了口气，摇摇头。三十年后，1990年代末，妈妈来香港探亲看我，还打趣我说，你是全家最会吵架的，所以国家派你来和英国人谈判了。
二弟从北京回家才两天，校园里响起枪声。邻居通风报信说，某派革命小将近日要再来一次大抄家。这时，妈妈的银行户头刚解冻，有一张19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倾尽家中所有金银首饰包括结婚戒指向银行兑换来的几百元人民币定期存单。妈妈在怖畏急难之中，令二弟立即提现北上，先到福州分我部分，再到杭州分大弟部分，再到上海分每月只领三十元生活费的大伯部分，剩下的带回北京自用。记得二弟到福州一中找我时，占领教学楼和宿舍楼的两派也正冷枪互射，一派刚“牺牲”了一位优秀战士，高音喇叭反复播送评弹曲调的《蝶恋花》。当二弟来到上海，从鞋底里掏出钱交给大伯母时，大伯母感动说，谢谢荷珍想得周到，明天可以去买酸奶了。喝瓶酸奶是大伯几十年唯一的嗜好。
粉碎“四人帮”，中国的知识分子获得了第二次真正的解放，我们家双喜临门，最重要的是在中央有关部门和福建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过问下，爸爸的冤假错案终于彻底纠正，重新做了历史结论；其二是妈妈从在香港病故的二舅身后获得了一笔遗产。遗产通过中国银行平分给了妈妈、大舅和小舅。大舅、小舅两家以此办理投资移民，很快迁居加拿大和美国；妈妈没有出国打算，用这笔钱设立了家庭教育基金，凡我三兄弟乃及孙子辈有条件出国留学的，无论攻读学士、硕士以至博士，学费全包，但在外生活费自理，鼓励勤工俭学。这个基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三个小家庭的教育素质和发展路向。
2003年6月，我前妻病逝，八十七岁高龄的妈妈奋不顾身，无视“非典”的余威，风风火火赶来北京。一到家，就重现了“文革”中处理存单、“文革”后设立教育基金的風姿，精神抖擞替我把家务掌管起来。国庆长假期，还招来大弟，主动要我“陪”她和大弟去外地走走，散散心。我经常公务出差，妈妈每次都帮我列一张出门物品清单，帮我把衬衫的扣子一个一个扣好，叠好，装入拉杆箱。我至今珍藏着一张妈妈为我亲笔写的清单“睡衣，衬衫2，内裤2，棉毛衫裤2，袜子3，外衣，西装，领带，药3-4天，充电器……”十五年来，每当我看见这清单都激动得很，在右下角注了几个字“慈母手中线2003”。
自强不息晚景美
爸爸妈妈都老了，尤其是爸爸，长达十六年里神经高度紧张的申诉，把冤屈痛苦只埋在自己心底，更加上自己栽培的后进居然利用“审干”把他打倒，取而代之，还无耻地剽窃了他的重要学术成果，从而平步青云，使得爸爸长叹“人心不古”。妈妈理解爸爸，但比爸爸理智，生活上细心照料，精神上多加慰抚，继续帮他整理应邀外出讲演的资料，抄稿子送稿子，爸爸在台上讲，妈妈在台下听，生怕他思维忽然中断，“掉了链”。后来看看健康情况实在难以为继，和我商量之下促成了爸爸的退休。妈妈陪他到美国二弟那儿去住了半年，回国后就和我同住在我的北京家中。我到了知天命之年，才与爸爸妈妈朝夕相处，才更加了解了妈妈自强不息、不断追求新鲜事物的两大生命亮点。
妈妈在家，要求我为她订三份报纸China Daily、《参考消息》和《北京晚报》，可是每天报纸送来她总要等我先看，说佐洱今天见人谈事可能有用。后来我解释，我一早上班到办公室都能读到，她才开始早上读报，不但讲给爸爸听，而且把她认为有关注价值的画了圈画了线，留给我回家参阅。
妈妈从美国回来说，那里有一种拼图，一幅漂漂亮亮的图画用几百上千小块儿拼成。我们便四处求访，找到了货源，妈妈很满意。每天除了料理爸爸生活，读报，看看电视新闻，就是戴上花镜，坐在一张铺开了小块儿的大桌子前拼图画。她用五百七十六块拼成的一幅出水芙蓉图，至今挂在我床头的墙上。妈妈生于荷花盛开的六月，故名荷珍，我曾送她好几副荷花主题的画作，她以此拼图回赠我。妈妈给其他子孙甚至在我家做家务的小赵阿姨都赠送了她的作品，小赵说，给她的那幅图拼了近半年。
妈妈对自己和爸爸生活上的任何事情都坚持自理，坚持一个“尽量不给儿女添麻烦”理念，喜欢静静坐在一旁，做些不需要别人帮着完成的事儿。除非有一小块儿掉到地板上了，她弯腰端着放大镜怎么找也找不着，只好请大家来帮助，因为缺少一小块，整幅拼图就残了。不但如此，她还坚持包下每餐饭后的洗碗工作，如果不让她洗碗她会不高兴，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渐渐地，我们从出于孝顺抢洗碗，到不得不等她离开厨房后再把她洗过的碗冲洗干净一遍。
妈妈这种尽量不麻烦人的理念，应该是童年时代养成的。住在外公家，虽然“锦衣玉食”，但毕竟寄人篱下，有外公疼爱她，毕竟还有舅舅、舅妈、姨妈和表兄弟们的存在。每次由自己家返庚庆里时，妈妈的妈妈——我外婆总要叮咛，要学会知趣，别讨人嫌。将近二十年童年少年生活中，让妈妈印象深刻而又乐此不疲讲给我们听的温馨故事只有一个：弄堂里传来零食的叫卖声，她馋，不敢开口，久久趴在天井大门上，透过门缝往外瞧，忽然一只大手从背后暖暖地握住了她稚嫩的小手，那是外公的声音，想吃点什么吗？走，我们出去看看。于是，门栓拉下，大门叽叽咯咯打开了……
在临床经验丰富的老年病学专家妻的管护下，妈妈晚年的健康状况总体不错，常用药调得越来越少，剂量越来越小，全家人都相继染上流感，她竟能安然无恙。九十一岁时跌倒致胯骨骨折，她充分信任地接受了妻邀集中外专家研究的根治方案，冒着风险实施了高龄股骨头置换手术，三天后就能在病床边站起来。晚报为此登了条新闻，更加激励她克服困难，顽强完成康复训练过程，又能行走如常。 妈妈喜欢接触新鲜的事和物。九十三岁开始学会用电脑，每天在网上浏览天下大事，关注热门话题的讨论，建立了自己的邮箱，希望多多益善地收到和回复子孙们和厦大老同事们的email。
2008年农历年初一，在杭州灵隐寺烧过头香后，妈妈开始研究禅学，从六百卷《般若经》的核心《心经》入门，几星期都埋头在二百六十字的经文里，一字字推敲领会，要我帮她找几种不同解析《心经》的参考书，还和我探讨比如“无无明”的第一个“无”和第二个“无”的区别、“空”和“不空”二义等等。她自认为粗通了之后，每天在一本蓝条格的信笺簿上工工整整手抄一遍《心经》，蝇头小字写满了一页再写一页，积少成多。每年清明中元二节或祭奠亲人的日子，她就撕下几页，让我们带了一并“烧了去”，寄托她的缅怀哀思。
三年后，妈妈视力弱了，信笺的横格太窄，就改用电脑打字，每天在Word文档上打一遍《心经》。我在她的电脑里建了好几个文件夹，存放她日复一日的功课。今天仍可以是子孙们励志的珍品。
妈妈九十八岁时停止在电脑上敲打《心经》了，因为手指在键盘上不听使唤，错别字增多，但她始终欣赏厦门南普陀寺义工们的一句口号“我愿做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一只眼一只手”，那些义工有不少是厦大的师生，她愿意和他们一道修学，一道为社会尽心，做一点一滴好事。
至此，在电脑前操作的唯一项目就剩下游戏《连连看》了，她仍然玩得很投入，就像十年前玩扑克牌“算命”一样投入：那时出于思念，她每天都要为在不同城市的三个儿子“算算命”，今天过得怎样？顺还是不顺？……现在她常常忘记电脑关机的程序，伸手一按就来个“紧急关机”。我们反复演示，在电脑旁贴了《关机小指引》，都没能纠正过来。纠不过来不是为图方便，而是妈妈实在记不住了。
妈妈没有忘记，晚年一直陪伴身边的贴身管家小李也是一位《连连看》的爱好者。晚上，小李帮她洗完脚，扶她上床就寝。她会说，你去打开电脑玩玩吧，我睡我的，不碍事的，玩完后把灯熄了就行。白天，有时小李站在她背后看她玩，妈妈发觉后会说，来，你帮我接上去，我還有其他书要看。说着，顺手从书桌上拿起一本书。
后来，妈妈即便站立都感到吃力了。我们决定无论她外出或在家里，行动一律使用轮椅。妈妈起初不习惯，觉得不好意思，轮椅要人推，特殊待遇。所以，她进出门尤其进出电梯时，总要用那苍老的手把住门，让别人先走，生怕电梯门自动关闭夹伤了人；然而往往轮椅挡住了道，别人却也都担心着电梯门夹了她的手。
每个人都有这一天
2015年6月，妈妈虚龄百岁、周岁九十九的生日将要来临。某夜，她起床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满屋子各个房间走了一遭。小李问奶奶在找什么呀？妈妈说找你的爷爷，他刚才还睡在我身边，怎么不见了呢？
我们为妈妈筹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小型百岁生日会，所有能来的亲戚、后辈都来了。堂兄伉俪送来一个寿字大红包，里面是用百元十元五元一元和角票集成的一千元新钞票；厦门大学外文学院陈书记和负责俄语专业的副院长也都拨冗赶来，代表学院赠送了一幅厦门工艺金丝漆雕的百寿图。妈妈很高兴，也很淡定，对院领导、亲友们彬彬有礼，连声道谢，乐意和大家合影拍照，吃饭时还举箸为客人们夹菜。
妈妈开始把自己收藏的衣物毫不吝惜地分送给来看望她的亲友，或者她忽然记起的亲友。亲友们送给她的礼物，转手就又给了别人。她对自己有一些支配礼物的能力感到高兴，我们则想方设法投其所好，当好她的“大后方”。
妈妈的听力终于完全退化，配最好的助听器、调到最大音量也无济于事。妈妈的牙龈全部萎缩，与其让上下两排假牙套在口腔里滑动，不如取出来，取出后嘴巴明显瘪了，口齿比较含糊了。小李为妈妈准备专门的早午晚餐饮，通常是肉末熬汤，用汤下米煮粥或煮剪短了的厦门线面，快熟时再加入菜末、调料；餐后的水果主要是香蕉、猕猴桃、苹果泥，以利通便。小李一餐餐一口口地喂，妈妈津津有味地品咽着，吃到好时弯弯大拇指，“点头”表示谢意。
妈妈对于人生走向最后一程——死亡很坦然，说每个人都有这一天的。她年轻时爱美，重视自己的仪表，出门前得化化妆。晚年问她需要什么化妆品，她点名要二件，一去老年斑的进口面霜，二花白的合适发套。可是百岁过后，她不再提这二件，连发套也摘下了，原本稀疏的头发反而越长越密，而且一半以上呈黑色，比戴发套更加好看。
妈妈和我之间的对话，她用嘴说，我用表情和肢体说。可是妈妈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短了。有时坐在卧室的沙发上，几个小时一语不发，侧首凝视窗外远方，像是在回顾百年间的沧桑，在遐想未来。妻凭直感提醒我，妈妈的时间不多了，多陪陪她，与她说说话，录下音来。
妈妈离世前约三个月，我七十四周岁生日那天。一大早，我走进她的房间，先扶正她歪坐的姿势，下跪三磕头，感谢母恩，儿子生日就是母亲受难的纪念日。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给妈妈磕头。妈妈睁大眼，双手合十，然后双手与我紧握，很有力量，要拉我起身。她端详着我说，儿子啊，真好真好，很好很好。忽然又指着我穿的羽绒背心笑说，漂亮。但是你的衣领，后面，后面……这时我才发现没穿利索，衣领的一边卷在了背心里。
春寒料峭的一天，妈妈呛咳了，导致吸入性肺炎并发症，急诊住院。我们放弃了费时又费力的各种入院例行检查，直接对症治疗。妈妈甚为平静，连呼吸机都不想用；但为了帮助吸氧，还是为她戴上了面罩。病情反复，回天无术，两天后妈妈取下面罩，尊严、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有这一天的。
有位哲人闻讯，如是说：“寿终正寝，欢喜相送，老人，莲界有位，将乘愿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