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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照书《岳阳楼记》
张照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跨越了康、雍、乾三朝，其书法被推为当时翘楚。有评论称他“天骨开张，气魄浑厚，雄跨当代，深被宸赏”。康熙帝推崇董其昌，天下书家齐学董法，张照由董入手，学得到家，所以深得皇帝赏识。然而，张照的聪明之处，并不在于如何阿谀帝王，而在于他终于能从董其昌的羁縻中跳出来，吸收了唐颜宋米的气魄，才留下若干佳作于后世。
我以前读清代诸帖，对张照并无印象。偶在市场上购得他写的《岳阳楼记》的早期拓本，才使我大开眼界。此帖每折二字，每字十二三厘米大小，堂皇大气，风采媚人。逐字以观，刚健中不乏婉秀，端整中时见灵动，字字沉着，通篇浑成。那时的感觉，仿佛好久没有游玩山林了，突然发现了一个风景佳处，颇让人流连忘返。
后来有一机会南游过岳阳，在风景名胜之地看到了《岳阳楼记》的檀木雕屏。悬在壁上的字屏不知何时重刻，名为张照之书，貌似宏壮，却失去了张照的潇洒风神，与清代的拓本相比判然两种面目，令人于热闹的旅游气氛中忽生若失之怅然。
潘龄皋《诗话集锦》帖
一本名为《诗话集锦》的小册子，北京打磨厂“文成堂书庄”出版于宣统二年（1910）四月。到民国年间，该书庄续印潘龄皋的这种字帖，前面加印了书庄主人的肖像，并有序曰：“潘君龄皋，前清乙未翰林，民国十年甘肃省长，与本堂博士莫逆世交。潘君平时所书行书八种，如《南山十咏》《诗话集锦》《胡大川幻想诗》《格言摘要》《余墨偶谈》《居官格言》《木兰辞》《梅花诗》等，为各界所推许。近来上海翻印各本，非本堂之真迹，彼为影射求利，颠倒学者之精神，迷离潘君之字迹。本堂有鉴于此，故将博士之像印于首篇，无像者为伪，以此分别矣耳。”
明末高僧雪峤，本名圆信，长居黄山，有诗云：“帘卷春风噪晓鸦，闲情无过是吾家。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煮苦茶。”山本无目，物本无情，遇会心人便多生情趣，此诗用拟人写法。《诗话集锦》列举寥寥几则诗例，此其一，其余者不甚精彩。却不知中间为何插了一段关于收藏的议述，尚可引人感喟，录如下：
散金收书，最为韵事。但物聚所好，亦招造物忌。常见收藏家一再传后，子孙式微，当年之珍藏皆贱价而沽。甚有以名人手卷，小儿私出易饼饵者，余曾目击之。寓京日，有以《昌黎集》来售，末卷有诗云：“黄金散尽为收书，满架琳琅百不如。但愿后来佳子弟，辛勤莫使饱蟫鱼。”旁有“子孙永保”“董氏珍藏”各印章。诗书遗子可谓厚矣，辛勤付托可谓诚矣。而仍复辗转出售者，皆由后世子孙废读，目不识丁耳。可畏也哉！
《满江红》草书笺
太原某拍卖行从陕西收来一书法作品，写的是岳飞《满江红》词，无人竞拍，其问题有三：一是作者不明；二是写在八行信笺上，其十五片散页，除尾页为落款外，每笺五至七字不等，不是通常的条幅或册页那种受人喜好的书法形式；三是钤印很差，印章显然不是篆刻家所刻，看似书法作者自制，虽然其草書极有功夫，于篆刻却并不娴熟，似是初学，印泥也是过去那种次品，朱色不正，印油溢出。但我看了很久，以为是当年国民党将领张灵甫在南京监狱中所书，因此购了回来。后经装裱成册，多年间时而观玩，加之参阅过相关资料，渐而深信此《满江红》草书笺确为张灵甫真迹。理由亦有三：
其一，张灵甫书法学于右任，此作显有于氏的草法痕迹，笔力强，气势足，大草中略可见魏碑笔意。
其二，落款曰“丁丑季夏，根力书于浦中”。钤印“灵浦”“荣卿”。引首章“浦中云月”。国人的名和字，多用“甫”，有美男子意，以“浦”为名号者仅偶见于别号。我以为灵浦即是灵甫，在南京狱中作书而改“甫”作“浦”，既因南京为浦口、江浦所在，也是以“捕”的谐音，暗示被捕。“作于浦中”似是写作地址，其实含糊不清，浦中并不是一个明显的地名，只是城市中的街道有以此命名者，这里的“浦中”之意实为“被捕之中”。引首章“浦中云月”，亦只可作“捕中云月”解，在狱中想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该是何等感慨，显系作者自刻的一方闲章。唯有“荣卿”一印莫名其妙，南京昔有篆刻家仇欣，字荣卿，张灵甫在狱中学习篆刻，临摹“荣卿”一印自用亦有可能。再看落款，名为“根力”，与钤印不一致，不合常例。可知“根力”只是一个随机自命名而已，实际含义是“更立”，表示自己虽然暂时倒下，有志于重新站立起来。总之在狱中作书，真名自应有所隐讳，随机更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写作时间为丁丑夏，正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时。张灵甫青少年时就有书法之好，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军中晋至团长，因枪杀其妻被控，入南京“模范监狱”受刑。狱中仍日习书法，常以所作赠人。抗日战争爆发，有令服刑官兵上前线戴罪立功，张灵甫闻讯而热血沸腾，此时挥毫书写《满江红》，正是壮怀激烈，浓墨淋漓，一笔豪情，满篇慷慨，气势绝非平日可比。后来他在抗日阵前屡建战功，也许可以与其书法中的豪壮气概互为印证。
管中窥豹，时见一斑。若有支持或反对上述理由，可提供事据者，皆盼之切切。
读《艺概·诗概》有感：诗亡乎
曾经读过不少诗论、诗话的书，以为这篇《诗概》最为精辟。自《诗经》《离骚》以下历代诗家，概略而论，不用很多语言，评骘便能深切著明。刘熙载可谓是清代最卓越的一位文艺批评家，对于诗歌的根本与流变有渊然深识，所言鞭辟入里，多所启发。摘其三言两语如下：
《文心雕龙》云：“嵇志清峻，阮旨遥深。”钟嵘《诗品》云：“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刘越石仗清刚之气。”余谓志、旨、才、气，人占一字，此特就其所尤重者言之，其实此四字，诗家不可缺一也。
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
诗要超乎“空”“欲”二界，空则入禅，欲则入俗。超之之道无他，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典雅、精神，兼之则善。 律诗取律吕之义，为其和也；取律令之义，为其严也。
引用刘勰和钟嵘的话，归纳了诗家的四个要素：志、旨、才、气。嵇康的诗清峻直切，阮籍著《咏怀诗》八十余篇，旨意遥远。郭璞字景纯，诗赋豪俊艳逸，才华横溢；刘琨字越石，为诗清刚气雄，时有悲凉幽愤之句。虽然每位诗人的诗风各有一个突出的方面，总的来看，志、旨、才、气这四个方面又都具备而无缺。再从唐宋的大诗人来看，杜甫的诗脉承接于《离骚》，李白的诗风兼出于《庄子》和《离骚》，苏轼绝大程度受到《庄子》的影响，由此可知中国诗歌的正、变之渊源。真诗无论是正还是变，都以境界为上。何谓境界？刘熙载一语破的，诗的境界要超越于“空”“欲”二界之上，“空则入禅，欲则入俗”，既要避空禅，又要避俗欲，“发乎情止乎礼义”才能达到诗的境界。或者说，诗中既有我又有古，才是有境界。有我则“发乎情”，则见精神；有古则“止乎礼义”，则见典雅。
读了《艺概·诗概》，忽然觉得我们当代人已经远离了诗，看看我们今天的现状，哪里还有诗呢？过目一下近几年各种刊物中的诗歌，既无古又无我，空泛、矫饰，玩弄语言文字，完全没有真情真趣。旧体诗词本应当延续李、杜、苏经典中的《庄》《骚》血脉，律诗本应当遵循律吕、律令的“和”与“严”的深义，然而，这些传统都已经被抛弃，甚至连传统的声韵格律也被踢开，而在改革创新的光荣旗帜下标立着新的面孔。至于自由体的新诗，大概只是剩下了一个招牌，内里早已乌烟瘴气，被那些与诗毫不沾边的货色所充斥。近来网上传播的几首著名新诗诗人的新作，竟然是一些不堪入目的污秽语言。志、旨、才、气这四个方面的要素，对当代所谓诗人来说，已经一无所有了。
《诗概》开宗明义言道：诗者，天地之心；诗者，民之性情。“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如果没有了诗，既违天意，又违民心。我们当代社会，经历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又经历了金钱挂帅的年代，许多年来一片浮躁的空气，几乎挤尽了诗的空间。诗是人类精神的精华，而当人们的精神世界变成一片干燥沙漠的時候，精华得不到雨的滋润便会凋谢，诗也便会枯死。人与人之间没有了诗的滋润，没有了感情的联结，纯粹变成了物质关系、商品交易关系、冰冷的金钱关系，人也就被物化，等同于物，那时候还可称为人类社会吗？因此，值此诗亡之际，还不应当发出紧急呼救吗？诗亡乎？魂乎无往！魂乎归来！
“七月”派诗人徐放
自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胡风主编《七月》期刊与《七月诗丛》，一批诗人在那里发表新诗，而又格调相近，从而形成一个诗歌流派，被称之为“七月诗派”。我阅读他们的诗不多，只对其中的牛汉、徐放两位有所偏爱。牛汉是山西人，他的诗和散文深凝着乡土气味，使我感到亲切。对于徐放，我是先读到他译的古诗，之后才看他的“七月”时代的作品。
徐放先生出生在东北的辽河之滨，他把亡国的悲慨与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倾吐在诗中，《南城草》的那些诗，感情是深沉而痛切的，诗人把生命投入到血与火的战斗中。而《妈妈的黑手》等作品，却是带着创伤的灵魂在讴歌未来的自由。可悲的是，战争结束之后不久，就被投入了监狱。监禁中不能写诗，只好研读古诗，将古诗翻成新诗的语言。经过了十年多的铁窗生涯，1965年始获释放，当年冤狱甚多，“徐”的字义是缓慢，得到其释放消息时，聂绀弩幽默地说：“徐放徐放，定要缓放，怎么先放出来了？”聂绀弩当时并没有想到他自己就要进去了。徐放虽然没有“二次进宫”，却是被送到了辽宁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到六十岁以后，才回到人民日报社。孑然一身住进了报社的宿舍，孤独无依地生活着、笔耕着，活到了九十岁，显示了一个久历苦难的诗人的坚强人格。
先生于监狱中译写的那些古诗，出狱后出版了。我看到《唐诗今译》，感佩先生深于古诗研究，拜托朋友将我的第一本旧体诗集《漂萍集》初稿呈送先生求教。不久，先生撰写的《发展旧体诗词的探索与尝试——序寓真同志的〈漂萍集〉》一文，发表于1991年2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文中说到我的某些诗“真切而动人”，如钟嵘《诗品序》所言之“感荡心灵”，这自然是对我的鼓励。而此文使人最受启迪之处，则是关于诗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开头一段写道：
有人说，我是写新诗的，所以对写旧体诗的人是抵制的。其实不然。我有许多写旧体诗的师友，如聂绀弩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我对胡风先生利用旧体写的一些诗，也是十分欣赏的。总之，我从未盲目地反对过旧体诗词。在我看来，无论新体还是旧体，都不过是诗的一种形式。新体，不一定写的都是新的内容；旧体，所包含的也不一定就不是新的思想感情。关键仍在于：无论采用的是新体或旧体，写出来的，都必须是诗。
“都必须是诗”一语，显然是针对已有大量的非诗出现而言。
朱子奇的《心灵的回声》
我上中学那时，就晓得朱子奇的名字。因为他写与国际友人交往的诗文，多见于报刊，课本中也曾选过，我便知道他必是一位做外事工作的诗人。那个时代我们很闭塞，国际情况知之甚少，读朱子奇的诗文会感觉到许多新鲜气息。而且，他的语言明快，感情充沛，好像哗哗流淌的河水，能给人以一种冲击力和欢乐感。因此，在我心中一直潜藏着对这位诗人的敬仰。
2001年春，“寓真诗词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诗歌学会邀请了不少著名诗人出席，是出于我意料之外的。当主持人介绍到朱子奇先生时，我很激动，先生发言后赠我一本书，我的满怀感悦更是无以形容。所赠大著即是《心灵的回声》，扉页题曰：“法官诗人寓真同志留念。法诗相融，双重威力，富国强民，天下无敌。朱子奇赠，2001.4.27.春雨黎明时。”捧回这本书，成了我的珍藏。此书收录了先生晚年的诗文，六百多页，除了诗歌、散文，还有评论，及《台湾之行》一组纪实，都是七十岁后之作，可见其不知疲倦的勤奋精神，也可见其从革命战争年代锻炼出来的人格始终本色不变。臧克家说：“活跃在中国诗坛上的朱子奇同志，独树一帜，以政治抒情诗闻名于世。别的诗人，也曾以政治事件，寄予自己的思想感情，但不专于此，而子奇同志专心致志于政治抒情诗，结出了硕果。” 2008年10月，值米寿之年先生逝世了。我每想起他，仿佛仍然能听到他心灵的回声。
贺敬之谈旧体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了《贺敬之谈诗》。丁国成序云：“不做纯诗意分析，不搞纯学说研究，有的放矢，论不空发，是《贺敬之谈诗》的最初动因。”“他的论诗，既不同于诗人之论，也不同于学者之论，饱含其文学创作的甘苦得失、文化工作的成败利钝、理论研究的酸甜苦辣，在文坛诗界独树一帜，别具特色。”
我学习贺敬之的诗论，尤其关注他对旧体诗的看法。他虽然以写新诗著称于世，而一直重视向古典诗歌借鉴和汲取营养。他说：“旧体诗对我之所以有吸引力，除去内容的因素之外，还在于形式上和表现方法上的优长之处，特别是它的高度凝练和适应民族语言规律的格律特点。无数前人的成功作品，已经证明运用这种诗体所达到的高度艺术表现力和高度形式美。”对于旧体诗是否必须严守旧格律的问题，他认为“遵律严者固佳，不尽遵律者也应有一席之地”，“首要的问题还在于内容”。“判断一首旧体诗的优劣高下，不能只从形式方面要求谐律，还必须要从思想内容方面所要求的诗思、诗情，更必须要有使这种诗思、诗情得以艺术地显示的诗意，这才有可能从内容到形式做到整体表现诗味。”这些话切当、笃实，确是入情入理的成熟思考。相比之下，某些高唱改革旧体诗并且设计了种种新方案的人，其实并不高明。
贺敬之先生曾为《寓真诗词选评》一书题写书名，但我当时与先生并无交往，此书编辑出版都是诗友马晋乾一手办理的。2004年12月15日参加“贺敬之文学生涯六十五周年暨文集出版研讨会”，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初与先生谋面。到我从政法机关退出，摆脱缠束之后，仰攀文界师式与名家的机会稍多，曾相约友人同去先生家中拜访，并留拙作一二请教。2009年10月初，收到先生寄来墨宝，摘一拙句书为条幅，另纸写道：“寓真同志：我喜欢你的诗词，但我字拙，远不能和它相配，但表我心意而已，请笑纳并指正。敬礼。贺敬之，○九年十月二日。”拜阅宝札，顿觉惶然。想起了我还在学校读书之时，曾经背诵过《回延安》和《三门峡梳妆台》，也想起了初见《白毛女》剧本署名贺敬之执笔时的崇拜心情，因此，先生这种谦虚一时使我无地自容。青少年时期树立在心目中的那些诗人形象，大概是一生中都抹不掉的。
耿飙将军的回忆录
我有幸得到一本以耿飙将军名义赠送的书：《古今兵家名言选编》。此书分十七个篇目，从第一篇“居安必须思危”始，至第十七篇“安国夜谈兵”。这最后一篇，摘自《耿飙回忆录》，叙述的实际是1947年解放石家庄的那场战争的始末。安国是冀中的一个县，晋察冀军区进驻安国，耿飙时任军区参谋长。“夜谈兵”是本文第一段，写作战方案的思考、讨论和制定；第二段“正太线上传捷报”，写那年清明时节，打响了石家庄外围的战斗，攻克获鹿，占领井陉，乘胜突破娘子关，解放阳泉；第三段写青沧戰役，全歼青县、沧州一带顽敌，控制了津浦线中段；第四段写保北战役，青沧大胜之后即迅速西进，出敌不意直扑保定以北，斩断了平汉线北段；第五段“青风店大捷”，末段“解放石家庄”，先已将外围全控，青风店又将敌军主力尽歼，石家庄的解放便已水到渠成。整个战争过程充分显示了战略之高明，周密、准确的作战方案正是决胜之基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在武夫行阵之势，而在智士权算之中。”该书所引唐代李筌之名论，不仅适用于战争，凡各种事业无不如此。
耿飙将军幼年生活在湘南农村，曾与同伴在河滩上捉蟹。制定作战方案时，他想到了幼时捉蟹的故事，先把大螯和长腿掰掉，螃蟹就无法横行，由此，确定先扫外围，切断外援，然后攻其孤城，成为解放石家庄的战略关键。清风店战役中选择伏击地点，既使我军主力能够赶到，又使敌人援军来之不及，准确地推断时间和距离也需要有丰富的经验。这些地方都能使我们感悟到生活经验的重要性，大凡任何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日常细小经验的积累。
曾见各级领导人士所写的回忆录，枯燥无味者不少，给人以启悟者不多，罗列数字、故显功绩之文尤其可厌。而将军此文，可以让人一口气读下去，胜似看精彩小说，不仅其忘寝废食、机智果毅之精神令人感佩，而且行文流畅，情节每能引人入胜。
张照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跨越了康、雍、乾三朝，其书法被推为当时翘楚。有评论称他“天骨开张，气魄浑厚，雄跨当代，深被宸赏”。康熙帝推崇董其昌，天下书家齐学董法，张照由董入手，学得到家，所以深得皇帝赏识。然而，张照的聪明之处，并不在于如何阿谀帝王，而在于他终于能从董其昌的羁縻中跳出来，吸收了唐颜宋米的气魄，才留下若干佳作于后世。
我以前读清代诸帖，对张照并无印象。偶在市场上购得他写的《岳阳楼记》的早期拓本，才使我大开眼界。此帖每折二字，每字十二三厘米大小，堂皇大气，风采媚人。逐字以观，刚健中不乏婉秀，端整中时见灵动，字字沉着，通篇浑成。那时的感觉，仿佛好久没有游玩山林了，突然发现了一个风景佳处，颇让人流连忘返。
后来有一机会南游过岳阳，在风景名胜之地看到了《岳阳楼记》的檀木雕屏。悬在壁上的字屏不知何时重刻，名为张照之书，貌似宏壮，却失去了张照的潇洒风神，与清代的拓本相比判然两种面目，令人于热闹的旅游气氛中忽生若失之怅然。
潘龄皋《诗话集锦》帖
一本名为《诗话集锦》的小册子，北京打磨厂“文成堂书庄”出版于宣统二年（1910）四月。到民国年间，该书庄续印潘龄皋的这种字帖，前面加印了书庄主人的肖像，并有序曰：“潘君龄皋，前清乙未翰林，民国十年甘肃省长，与本堂博士莫逆世交。潘君平时所书行书八种，如《南山十咏》《诗话集锦》《胡大川幻想诗》《格言摘要》《余墨偶谈》《居官格言》《木兰辞》《梅花诗》等，为各界所推许。近来上海翻印各本，非本堂之真迹，彼为影射求利，颠倒学者之精神，迷离潘君之字迹。本堂有鉴于此，故将博士之像印于首篇，无像者为伪，以此分别矣耳。”
明末高僧雪峤，本名圆信，长居黄山，有诗云：“帘卷春风噪晓鸦，闲情无过是吾家。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煮苦茶。”山本无目，物本无情，遇会心人便多生情趣，此诗用拟人写法。《诗话集锦》列举寥寥几则诗例，此其一，其余者不甚精彩。却不知中间为何插了一段关于收藏的议述，尚可引人感喟，录如下：
散金收书，最为韵事。但物聚所好，亦招造物忌。常见收藏家一再传后，子孙式微，当年之珍藏皆贱价而沽。甚有以名人手卷，小儿私出易饼饵者，余曾目击之。寓京日，有以《昌黎集》来售，末卷有诗云：“黄金散尽为收书，满架琳琅百不如。但愿后来佳子弟，辛勤莫使饱蟫鱼。”旁有“子孙永保”“董氏珍藏”各印章。诗书遗子可谓厚矣，辛勤付托可谓诚矣。而仍复辗转出售者，皆由后世子孙废读，目不识丁耳。可畏也哉！
《满江红》草书笺
太原某拍卖行从陕西收来一书法作品，写的是岳飞《满江红》词，无人竞拍，其问题有三：一是作者不明；二是写在八行信笺上，其十五片散页，除尾页为落款外，每笺五至七字不等，不是通常的条幅或册页那种受人喜好的书法形式；三是钤印很差，印章显然不是篆刻家所刻，看似书法作者自制，虽然其草書极有功夫，于篆刻却并不娴熟，似是初学，印泥也是过去那种次品，朱色不正，印油溢出。但我看了很久，以为是当年国民党将领张灵甫在南京监狱中所书，因此购了回来。后经装裱成册，多年间时而观玩，加之参阅过相关资料，渐而深信此《满江红》草书笺确为张灵甫真迹。理由亦有三：
其一，张灵甫书法学于右任，此作显有于氏的草法痕迹，笔力强，气势足，大草中略可见魏碑笔意。
其二，落款曰“丁丑季夏，根力书于浦中”。钤印“灵浦”“荣卿”。引首章“浦中云月”。国人的名和字，多用“甫”，有美男子意，以“浦”为名号者仅偶见于别号。我以为灵浦即是灵甫，在南京狱中作书而改“甫”作“浦”，既因南京为浦口、江浦所在，也是以“捕”的谐音，暗示被捕。“作于浦中”似是写作地址，其实含糊不清，浦中并不是一个明显的地名，只是城市中的街道有以此命名者，这里的“浦中”之意实为“被捕之中”。引首章“浦中云月”，亦只可作“捕中云月”解，在狱中想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该是何等感慨，显系作者自刻的一方闲章。唯有“荣卿”一印莫名其妙，南京昔有篆刻家仇欣，字荣卿，张灵甫在狱中学习篆刻，临摹“荣卿”一印自用亦有可能。再看落款，名为“根力”，与钤印不一致，不合常例。可知“根力”只是一个随机自命名而已，实际含义是“更立”，表示自己虽然暂时倒下，有志于重新站立起来。总之在狱中作书，真名自应有所隐讳，随机更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写作时间为丁丑夏，正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时。张灵甫青少年时就有书法之好，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军中晋至团长，因枪杀其妻被控，入南京“模范监狱”受刑。狱中仍日习书法，常以所作赠人。抗日战争爆发，有令服刑官兵上前线戴罪立功，张灵甫闻讯而热血沸腾，此时挥毫书写《满江红》，正是壮怀激烈，浓墨淋漓，一笔豪情，满篇慷慨，气势绝非平日可比。后来他在抗日阵前屡建战功，也许可以与其书法中的豪壮气概互为印证。
管中窥豹，时见一斑。若有支持或反对上述理由，可提供事据者，皆盼之切切。
读《艺概·诗概》有感：诗亡乎
曾经读过不少诗论、诗话的书，以为这篇《诗概》最为精辟。自《诗经》《离骚》以下历代诗家，概略而论，不用很多语言，评骘便能深切著明。刘熙载可谓是清代最卓越的一位文艺批评家，对于诗歌的根本与流变有渊然深识，所言鞭辟入里，多所启发。摘其三言两语如下：
《文心雕龙》云：“嵇志清峻，阮旨遥深。”钟嵘《诗品》云：“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刘越石仗清刚之气。”余谓志、旨、才、气，人占一字，此特就其所尤重者言之，其实此四字，诗家不可缺一也。
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
诗要超乎“空”“欲”二界，空则入禅，欲则入俗。超之之道无他，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典雅、精神，兼之则善。 律诗取律吕之义，为其和也；取律令之义，为其严也。
引用刘勰和钟嵘的话，归纳了诗家的四个要素：志、旨、才、气。嵇康的诗清峻直切，阮籍著《咏怀诗》八十余篇，旨意遥远。郭璞字景纯，诗赋豪俊艳逸，才华横溢；刘琨字越石，为诗清刚气雄，时有悲凉幽愤之句。虽然每位诗人的诗风各有一个突出的方面，总的来看，志、旨、才、气这四个方面又都具备而无缺。再从唐宋的大诗人来看，杜甫的诗脉承接于《离骚》，李白的诗风兼出于《庄子》和《离骚》，苏轼绝大程度受到《庄子》的影响，由此可知中国诗歌的正、变之渊源。真诗无论是正还是变，都以境界为上。何谓境界？刘熙载一语破的，诗的境界要超越于“空”“欲”二界之上，“空则入禅，欲则入俗”，既要避空禅，又要避俗欲，“发乎情止乎礼义”才能达到诗的境界。或者说，诗中既有我又有古，才是有境界。有我则“发乎情”，则见精神；有古则“止乎礼义”，则见典雅。
读了《艺概·诗概》，忽然觉得我们当代人已经远离了诗，看看我们今天的现状，哪里还有诗呢？过目一下近几年各种刊物中的诗歌，既无古又无我，空泛、矫饰，玩弄语言文字，完全没有真情真趣。旧体诗词本应当延续李、杜、苏经典中的《庄》《骚》血脉，律诗本应当遵循律吕、律令的“和”与“严”的深义，然而，这些传统都已经被抛弃，甚至连传统的声韵格律也被踢开，而在改革创新的光荣旗帜下标立着新的面孔。至于自由体的新诗，大概只是剩下了一个招牌，内里早已乌烟瘴气，被那些与诗毫不沾边的货色所充斥。近来网上传播的几首著名新诗诗人的新作，竟然是一些不堪入目的污秽语言。志、旨、才、气这四个方面的要素，对当代所谓诗人来说，已经一无所有了。
《诗概》开宗明义言道：诗者，天地之心；诗者，民之性情。“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如果没有了诗，既违天意，又违民心。我们当代社会，经历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又经历了金钱挂帅的年代，许多年来一片浮躁的空气，几乎挤尽了诗的空间。诗是人类精神的精华，而当人们的精神世界变成一片干燥沙漠的時候，精华得不到雨的滋润便会凋谢，诗也便会枯死。人与人之间没有了诗的滋润，没有了感情的联结，纯粹变成了物质关系、商品交易关系、冰冷的金钱关系，人也就被物化，等同于物，那时候还可称为人类社会吗？因此，值此诗亡之际，还不应当发出紧急呼救吗？诗亡乎？魂乎无往！魂乎归来！
“七月”派诗人徐放
自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胡风主编《七月》期刊与《七月诗丛》，一批诗人在那里发表新诗，而又格调相近，从而形成一个诗歌流派，被称之为“七月诗派”。我阅读他们的诗不多，只对其中的牛汉、徐放两位有所偏爱。牛汉是山西人，他的诗和散文深凝着乡土气味，使我感到亲切。对于徐放，我是先读到他译的古诗，之后才看他的“七月”时代的作品。
徐放先生出生在东北的辽河之滨，他把亡国的悲慨与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倾吐在诗中，《南城草》的那些诗，感情是深沉而痛切的，诗人把生命投入到血与火的战斗中。而《妈妈的黑手》等作品，却是带着创伤的灵魂在讴歌未来的自由。可悲的是，战争结束之后不久，就被投入了监狱。监禁中不能写诗，只好研读古诗，将古诗翻成新诗的语言。经过了十年多的铁窗生涯，1965年始获释放，当年冤狱甚多，“徐”的字义是缓慢，得到其释放消息时，聂绀弩幽默地说：“徐放徐放，定要缓放，怎么先放出来了？”聂绀弩当时并没有想到他自己就要进去了。徐放虽然没有“二次进宫”，却是被送到了辽宁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到六十岁以后，才回到人民日报社。孑然一身住进了报社的宿舍，孤独无依地生活着、笔耕着，活到了九十岁，显示了一个久历苦难的诗人的坚强人格。
先生于监狱中译写的那些古诗，出狱后出版了。我看到《唐诗今译》，感佩先生深于古诗研究，拜托朋友将我的第一本旧体诗集《漂萍集》初稿呈送先生求教。不久，先生撰写的《发展旧体诗词的探索与尝试——序寓真同志的〈漂萍集〉》一文，发表于1991年2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文中说到我的某些诗“真切而动人”，如钟嵘《诗品序》所言之“感荡心灵”，这自然是对我的鼓励。而此文使人最受启迪之处，则是关于诗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开头一段写道：
有人说，我是写新诗的，所以对写旧体诗的人是抵制的。其实不然。我有许多写旧体诗的师友，如聂绀弩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我对胡风先生利用旧体写的一些诗，也是十分欣赏的。总之，我从未盲目地反对过旧体诗词。在我看来，无论新体还是旧体，都不过是诗的一种形式。新体，不一定写的都是新的内容；旧体，所包含的也不一定就不是新的思想感情。关键仍在于：无论采用的是新体或旧体，写出来的，都必须是诗。
“都必须是诗”一语，显然是针对已有大量的非诗出现而言。
朱子奇的《心灵的回声》
我上中学那时，就晓得朱子奇的名字。因为他写与国际友人交往的诗文，多见于报刊，课本中也曾选过，我便知道他必是一位做外事工作的诗人。那个时代我们很闭塞，国际情况知之甚少，读朱子奇的诗文会感觉到许多新鲜气息。而且，他的语言明快，感情充沛，好像哗哗流淌的河水，能给人以一种冲击力和欢乐感。因此，在我心中一直潜藏着对这位诗人的敬仰。
2001年春，“寓真诗词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诗歌学会邀请了不少著名诗人出席，是出于我意料之外的。当主持人介绍到朱子奇先生时，我很激动，先生发言后赠我一本书，我的满怀感悦更是无以形容。所赠大著即是《心灵的回声》，扉页题曰：“法官诗人寓真同志留念。法诗相融，双重威力，富国强民，天下无敌。朱子奇赠，2001.4.27.春雨黎明时。”捧回这本书，成了我的珍藏。此书收录了先生晚年的诗文，六百多页，除了诗歌、散文，还有评论，及《台湾之行》一组纪实，都是七十岁后之作，可见其不知疲倦的勤奋精神，也可见其从革命战争年代锻炼出来的人格始终本色不变。臧克家说：“活跃在中国诗坛上的朱子奇同志，独树一帜，以政治抒情诗闻名于世。别的诗人，也曾以政治事件，寄予自己的思想感情，但不专于此，而子奇同志专心致志于政治抒情诗，结出了硕果。” 2008年10月，值米寿之年先生逝世了。我每想起他，仿佛仍然能听到他心灵的回声。
贺敬之谈旧体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了《贺敬之谈诗》。丁国成序云：“不做纯诗意分析，不搞纯学说研究，有的放矢，论不空发，是《贺敬之谈诗》的最初动因。”“他的论诗，既不同于诗人之论，也不同于学者之论，饱含其文学创作的甘苦得失、文化工作的成败利钝、理论研究的酸甜苦辣，在文坛诗界独树一帜，别具特色。”
我学习贺敬之的诗论，尤其关注他对旧体诗的看法。他虽然以写新诗著称于世，而一直重视向古典诗歌借鉴和汲取营养。他说：“旧体诗对我之所以有吸引力，除去内容的因素之外，还在于形式上和表现方法上的优长之处，特别是它的高度凝练和适应民族语言规律的格律特点。无数前人的成功作品，已经证明运用这种诗体所达到的高度艺术表现力和高度形式美。”对于旧体诗是否必须严守旧格律的问题，他认为“遵律严者固佳，不尽遵律者也应有一席之地”，“首要的问题还在于内容”。“判断一首旧体诗的优劣高下，不能只从形式方面要求谐律，还必须要从思想内容方面所要求的诗思、诗情，更必须要有使这种诗思、诗情得以艺术地显示的诗意，这才有可能从内容到形式做到整体表现诗味。”这些话切当、笃实，确是入情入理的成熟思考。相比之下，某些高唱改革旧体诗并且设计了种种新方案的人，其实并不高明。
贺敬之先生曾为《寓真诗词选评》一书题写书名，但我当时与先生并无交往，此书编辑出版都是诗友马晋乾一手办理的。2004年12月15日参加“贺敬之文学生涯六十五周年暨文集出版研讨会”，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初与先生谋面。到我从政法机关退出，摆脱缠束之后，仰攀文界师式与名家的机会稍多，曾相约友人同去先生家中拜访，并留拙作一二请教。2009年10月初，收到先生寄来墨宝，摘一拙句书为条幅，另纸写道：“寓真同志：我喜欢你的诗词，但我字拙，远不能和它相配，但表我心意而已，请笑纳并指正。敬礼。贺敬之，○九年十月二日。”拜阅宝札，顿觉惶然。想起了我还在学校读书之时，曾经背诵过《回延安》和《三门峡梳妆台》，也想起了初见《白毛女》剧本署名贺敬之执笔时的崇拜心情，因此，先生这种谦虚一时使我无地自容。青少年时期树立在心目中的那些诗人形象，大概是一生中都抹不掉的。
耿飙将军的回忆录
我有幸得到一本以耿飙将军名义赠送的书：《古今兵家名言选编》。此书分十七个篇目，从第一篇“居安必须思危”始，至第十七篇“安国夜谈兵”。这最后一篇，摘自《耿飙回忆录》，叙述的实际是1947年解放石家庄的那场战争的始末。安国是冀中的一个县，晋察冀军区进驻安国，耿飙时任军区参谋长。“夜谈兵”是本文第一段，写作战方案的思考、讨论和制定；第二段“正太线上传捷报”，写那年清明时节，打响了石家庄外围的战斗，攻克获鹿，占领井陉，乘胜突破娘子关，解放阳泉；第三段写青沧戰役，全歼青县、沧州一带顽敌，控制了津浦线中段；第四段写保北战役，青沧大胜之后即迅速西进，出敌不意直扑保定以北，斩断了平汉线北段；第五段“青风店大捷”，末段“解放石家庄”，先已将外围全控，青风店又将敌军主力尽歼，石家庄的解放便已水到渠成。整个战争过程充分显示了战略之高明，周密、准确的作战方案正是决胜之基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在武夫行阵之势，而在智士权算之中。”该书所引唐代李筌之名论，不仅适用于战争，凡各种事业无不如此。
耿飙将军幼年生活在湘南农村，曾与同伴在河滩上捉蟹。制定作战方案时，他想到了幼时捉蟹的故事，先把大螯和长腿掰掉，螃蟹就无法横行，由此，确定先扫外围，切断外援，然后攻其孤城，成为解放石家庄的战略关键。清风店战役中选择伏击地点，既使我军主力能够赶到，又使敌人援军来之不及，准确地推断时间和距离也需要有丰富的经验。这些地方都能使我们感悟到生活经验的重要性，大凡任何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日常细小经验的积累。
曾见各级领导人士所写的回忆录，枯燥无味者不少，给人以启悟者不多，罗列数字、故显功绩之文尤其可厌。而将军此文，可以让人一口气读下去，胜似看精彩小说，不仅其忘寝废食、机智果毅之精神令人感佩，而且行文流畅，情节每能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