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虽早已尘埃落定，但其引发的文学评奖热门话题仍然值得不断思考。其一，为了更加公开、公平、公正，这届评奖试行了实名投票、评委投票情况公布制等评选制度的新举措，第二轮结果公布后，媒体及网友都把焦点集中在“前十名中有八名省级作协主席或副主席”的问题上，因此引发了茅盾文学奖成为文学界“专家奖”、“精英奖”的质疑。其二，这届评奖还首度吸纳网络文学参与评选，由浙江省作协以及重点文学网站推荐的7部网络文学作品参评，但在大众读者中曾引起强烈关注的如《盗墓笔记》、《明朝那些事儿》等作品无一例外，全部名落孙山，仅仅是在176部参评作品名录上露了一下脸而已。因而引发诸多争议，有网友质疑茅盾文学奖只是在“摆姿态”，并未真正接纳网络小说。茅盾文学奖作为当代文坛唯一的长篇小说官方大奖在读者心目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是形成当代文学经典的助推器。当下网络写作在中国方兴未艾，凭着表现现实生活的紧密性、个人生活的私密性、展现想象的无限性等优势，网络文学获得了大量忠实的年轻读者，却无缘文学经典的圣地。细究网络文学作品在茅盾文学奖上铩羽的原因，有评奖规则的守成、字数的限制、审美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等诸多原因，但其中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与获奖者的文化身份不无干系，这背后存在着某种“承认的政治”[1]（P290）。
　　一、平等的承认有助于建构多元视角下的当代文学经典
　　查尔斯·泰勒把“平等的承认”视为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的基本模式和普遍性价值。承认并包容差异，承认并包容不同文化群体的自我认同的正当权利，促成不同的认同平等地位并且拥有合理的生存空间，这构成了“承认的政治”的重要内涵。他指出，认同“表示一个人对于他是谁，以及他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正当的承认不是我们赐予别人的恩惠，它是人类的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1]（P290-291）一个群体通过与其他群体即“有意义的他者”的交往对话不断强化对自身独特性的认知，会更为强烈地感受到自身在价值序列中所处的位置，从而形成对这个群体独特性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在对话中形成的，而不是在独自进行的自我界定中形成的。“承认的政治”就是承认差异与独特性的政治，这已日益成为多元文化主义重要的议题。
　　文学经典被认为是具有开放而多元意义的文本，是由一个机构或一群有影响的个人支持下而选出的文本，这个机构或特定的人群根据其世界观、哲学观和审美观而产生的未必言明的评价标准来选择经典，可见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当代社会民主化、大众化和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当代经典重构的问题上，以平等承认为基础的差异政治和身份认同问题就需要得到突出强调。从文化身份上来看，网络文学写手代表的是草根、大众，而传统作家则代表专家、精英，对于网络写手来说，他们在与传统作家的对话交往中不断强化对自身独特性的认知，并寻求一种平等的承认。对于传统作家而言，在平等承认的基础上与网络写手对话交往，有助于形成多元视角并保持多元视角之间的张力，这将更符合当下文学活动的实际需求。
　　二、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的主流是拥有经典命名权的文化精英
　　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是文化资本家，他们拥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并因而拥有权力和权威，这种权力来自于他们提供或取消社会秩序的合法性的能力。他们在知识的场域中占据决定性的地位，从而也拥有了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与命名权。
　　自1982年首届茅盾文学奖以来，共有36位作家获奖。第一届获奖作者大多从各行各业逐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仅魏巍担任《解放军文艺报》副主编、总政治部创作部主任等职务。自第二届开始，获奖作者的身份则发生了变化，张洁在《沉重的翅膀》获奖时的身份是北京作协副主席；刘心武在《钟鼓楼》获奖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等职；李准在《黄河东流去》获奖时担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协分会主席、电影家协会河南省分会主席等职务。以至于到第八届评选出五位作家，其中四位是各地作协主席或副主席。他们虽然是专业作家，却大多担任了重要文艺部门的领导工作，是文艺政策的重要阐释者。文化精英的身份使他们承接了五四以来文学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有家国关怀，也发展或更深入地理解了文学自身的内在要求，坚守着“直面现实，反映时代”的主旋律写作，拥有着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与命名权。
　　茅盾文学奖获奖者中有一个特殊群体——军旅作家。比如第一届的魏巍、莫应丰，第三届的刘白羽，第四届的刘玉民，第六届的徐贵祥、柳建伟，第七届的周大新，约占获奖作者总数的20%。他们都曾有过军旅生涯的经历，他们的作品也以表现部队生活、军旅生涯为主要题材。在获奖作家中还有两个特殊的例子——张平和张炜，从文学创作而转型从政。张炜在担任山东省作协主席的同时还兼任山东龙江市政府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的职务。被誉为“反腐作家”的张平的获奖作品《抉择》被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这也是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结合得最紧密的例子。尽管《英雄时代》在评选过程中备受争议，但由三名以上评委联合提名，虽然没有入围第一轮评选，可最终还是获得了大奖，除了备受质疑的评奖程序的原因外，柳建伟解放军文艺作家的身份以及《英雄时代》的军旅题材可能也为其增分不少。这些作家的作品大多还会获得其他政府文学奖，比如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解放军文艺奖等，因为这些奖项与茅盾文学奖有着相同的评价标准——即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注重思想的深刻内涵。
　　福柯认为：“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2]（P218）权力通过与知识相关联的因素——个人，也就是说通过作家及评委实践着权力的生产。根据茅盾的遗愿，茅盾文学奖一直由中国作协负责操办，其官员大多由属于文化精英层的作家来担任，他们以其知识的身份担当着文化权力执行者的角色，占据了社会文化资本中的统治地位，规定文化秩序合法性的权力和权威，并用此权威进行着文化的再生产。 　　三、网络写手代表的草根平民寻求“承认的政治”
　　代表着平民草根的网络文学写手在当代文坛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承认”的需求和要求，寻求的是对身份认同的理解，追求的是多元文化之间真正的宽容、平等和相互承认。而这种追求极易受到他者的影响，泰勒说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扭曲地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1]（P290-291）。如果传统作家及评论家不能公正地提供对网络文学写手身份的“承认”，或者只是给予其某种扭曲的“承认”，将对代表着平民大众的网络文学健康地发展造成伤害。可喜的是，尽管对茅盾文学奖接受网络小说评奖有着“故作姿态”的质疑，但这样的政府文学大奖毕竟对网络文学敞开了大门，这件事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评奖本身。浙江省作协将《盗墓笔记》作为该省推荐的3部小说之一，参评茅盾文学奖，尽管终因不能放弃写续篇而退出角逐，浙江省作协类型文学创委会主任、推荐人夏烈说：“茅盾文学奖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是主流文学圈对网络文学的认可，有这个可能，就该去试试。我们愿意拿出一个名额来‘冒险’。”[3]我们应该欢迎这种“冒险”精神，它将为茅盾文学奖送来更多的草根平民作者，为广大读者带来更多的惊喜。这意味着作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重要途径，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程序将逐渐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多元化身份作者的广泛参与。
　　在当代文学经典构建中的“承认的政治”既体现在作者的平民大众身份上，也体现在对大众读者参与权的尊重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出了张炜的《你在高原》，全书分39卷，10个单元，长达450万字，是已知中外小说史上篇幅最长的一部纯文学著作。这部就连评委都需要熬夜苦读的文学作品，究竟有多少普通读者能够读完？没有读者群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又怎能留下痕迹，成为经典？而网络文学写作恰因其互动性赢得了大量的读者群。在后现代语境下，在文学作品的发展模式与生产机制中，网络等新媒体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网络文学写作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作者的创作。《盗墓笔记》的作者南派三叔本不是作家，只是一个青涩未脱的大男孩，无意中写成了一部畅销书，但是他知道书是写给谁看的，他拥有庞大而忠实的读者群，自称“稻米”。《盗墓笔记》前七册印数已逼近一千万册，为了写续篇他甚至放弃参评茅盾文学奖。读者的要求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无视读者的要求却是不对的。一部文学作品能不能获奖，也许是由少数专家学者决定的，但能不能成为流传百年的文学经典，却是由读者决定的。
　　当代社会的文化群体显然已经不是知识分子与大众分庭抗礼的二元图景，多元势力的交错互动和重组制造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局面。“承认”不能仅仅作为点缀的虚假的承认，而应是在坚持自己创作特色的基础上接受并承认他人的观点和方法。作为中国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奖，应该自觉地去吸引广大民众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这样，通过文学评奖这一途径而构建的当代文学经典，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正经典。
　　参 考 文 献
　　[1] 查尔斯·泰勒. 承认的政治[A].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C]. 北京：三联书店，1998.
　　[2]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M]. 北京：三联书店，2003.
　　[3] 董晨. 放下身段，严肃文学平民化转身[N]. 新华日报，2011-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