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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需要两个自觉，一是文化自觉，一是素质教育自觉。这里的关键是，要自觉地以“文”化人，自觉地以“文”化人来提高人的素质。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人创造了文明、文化，但文明、文化也创造了人。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社会主要靠教育的传承而延续，主要靠教育的发展而进步。教育定位在文化领域中，学校就是文化的凝聚。通过以“文”化人，改变与升华人的素质，由一般人化而提升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作者认为，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而言，提高素质，关键在于要解决大学生人生价值的正确取向问题，要有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要加强学校本身的文化建设、提高高校教师的人文素养。
【关键词】 以“文”化人 文化自觉 素质教育自觉 提高素质
【作者简介】 杨叔子，男，1933年生。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1997年任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曾为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上世纪90年代，他率先倡导在全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在理工科教育中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应邀在清华大学等院校举办人文讲座三百余场，吸引了三十余万人次的听众。由他任编委会主任、汇集国内高校人文讲座精品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一书，已发行数十万册。
教育部原来一位负责人最近讲了一段很深刻的话：在清华大学百年大庆胡锦涛同志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举行之后，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对教育来个重新认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我们要有两个自觉，一是文化自觉，一是素质教育自觉。这里所讲，关键的是，一是要自觉地以“文”化人，一是要自觉地通过以“文”化人来提高人的素质。后一个自觉，指明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或宗旨是提高国民素质，从这点上讲，教育就是素质教育，回答了“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前一个自觉，指明了教育的实施方式或手段是以“文”化人，从这点上讲，教育就是文化教育，回答了“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任务（宗旨）决定了应采用什么方式（手段），但是，所采用的方式（手段）反过来也决定了所能达到的任务（宗旨）。这两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一要文化自觉。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生物界靠基因的遗传而延续，靠基因的变异而演化。人类社会靠文化的传承而延续，靠文化的创新而发展。胡锦涛同志2006年11月10日在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精辟地指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他紧接着进一步深刻指明：“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的烙印。”文化的作用何其巨大！文化就是人类社会的“基因”！人类历史上一切活动，不管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一切等等的活动，均将消逝，由其精华所凝聚而留下的就是文化。《三国演义》这部名著开始的那首词《临江仙》（也是《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主题歌）表述何等明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一切都会过去，留下什么呢？文化！“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谈的是什么？文化！显然，这个文化不仅是文化部的人文文化，不仅是科技部的科学文化，也不仅是组织部、人事部等的规章制度文化，也不仅是建筑部、铁道部等的物质设施文化，而更是教育部的“教育”所应蕴涵、所应传承、所应发展的文化。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是文化创新的必要基础；从而完全可以认为，社会主要靠教育的传承而延续，主要靠教育的发展而进步，社会越发展、越进步，情况就越如此。在科技高度发达与急速发展、社会进入信息与网络时代的今天，我们更应充分关注到文化的巨大作用。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教育就定位在文化领域中，学校就是文化的凝聚。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人创造了文明、文化，但文明、文化也创造了人。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人因“文”而化，由动物人化而发展成社会人，由野蛮人化而进步为文明人，由一般人化而提升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二要素质教育自觉。文化本质上是“人”化，人因“文”从低级人化而变为高级人、真正的人、大写的“人”。关键就在人的素质的改变与升华，即人的素质为“文”而化了。人的素质就是决定人的外在表现的内在根据，是在先天遗传基因的基础上由后天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经个人学习、思考、实践而形成的稳定的内在特性。“性相近，习相远。”性，先天遗传基因决定的个人性格，绝大多数人相差不太大；习，后天客观环境与个人主观努力在先天基础上所形成的外在表现，人际之间可能相差极大。教育，就是要以“文”化人这一手段，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调动个人主观因素，以提高人的内在特性，即改变与升华人的素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教育，提供“朱”的文化，摒弃“墨”的文化，而且使之识“朱”、亲“朱”、近“朱”而为“赤”，使之识“墨”、批“墨”、远“墨”而不“黑”。
要能素质教育自觉，就应认识文化的整体及其各有关方面。以“文”化人，就是以文化的整体来育人，而绝不是只以某一方面或少数几个方面来育人；当然，文化整体离不开文化整体的各有关方面，而且还应从各有关方面着手。这也可以说，教育要高度重视战略，从战略上着眼，抓住文化整体来育人。同时，战略只有通过一个个战术才能实现，所以还要高度重视战术，在战略的指导下，从战术上着手，抓住整体的各有关方面一步一个脚印来育人。无论是熏陶、教化与养成，均应如此。
要高度重视文化整体，也要高度重视构成文化整体的两个基本类型：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康德有一名言，他所惊赞与敬畏的有两样东西，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法则。前者讲的是科学文化，后者讲的是人文文化。人，要能生存，就必须同外在世界、物质世界打交道，最博大者莫过宇宙星辰；同时，也必须同内心世界、精神世界打交道，最深邃者莫过于伦理道德。同外在世界、物质世界打交道，主要靠科学文化，即工具理性，它的功能、它所解决的是这个世界的“是不是”的问题，是识别真假的问题，这是文明之源、立世之基。同内心世界、精神世界打交道，主要靠人文文化，即价值理性，它的功能、它所能解决的是这个世界的“应不应”的问题，是判断善恶的问题，是文明之基、为人之本。《周易》讲的很对：“文明以止，人文也。”人，要能生存，这两者不可缺一。显然，这两者的功能是互异的，从而形态是互别的。但是所有类型的文化，都源于人的实践，必定要反映外在世界、物质世界的真实性、唯一性；但也都生于人的大脑，必定要反映内心世界、精神世界的感悟性、多样性；既然这两类文化同源共生，势必在构成其形态的内涵上互通、互补、互动，而且特别在其精神上势必有更美更新的共同追求。
要高度重视文化整体，也要高度重视构成文化整体的各方面内涵。内涵至少包括5个方面：知识、思维、方法、原则与精神。知识是文化的载体：没有知识，就没有文化，就没有力量；一切创新首先是文化创新，而文化创新首先是知识创新；“好好学习”，首先是学习知识。思维是文化的关键：没有思维的知识是僵死的知识，没有思维的文化是没有力量的文化；知识承载了思维，知识才是鲜活的，才能发展、增殖、创新、超越，“学而不思则罔”，信然！方法是文化的根本：方法同实践不可分割，任何实践必有方法；方法是知识、思维同实践之间的桥梁，有了方法，知识、思维才有可能付诸实践，而实践是创新的源头。我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秉承中国优秀教育传统，不但“注重学思结合”，也“注重知行统一”。学、思、行脱节，那怎么行？原则是文化的精髓：“它融于知识、思维、方法中，并指导着这三者。例如，科学文化的原则是求真，要完美地符合外在世界、物质世界的实际及其规律，那么，其知识应是确定一元的，其思维是系统逻辑的，其方法是严格实证的。精神是文化的灵魂，它融前四者于一体且升华到形而上的境界。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技术的灵魂”。
显然，人文文化由于其功能不同于科学文化，从而其形态也不同于科学文化：其知识不一定是一元的，往往是多元的；其思维不一定是逻辑的，往往是直觉的；其方法不一定是实证的，往往是体验的；因为其原则是求善，是为了完美地满足内心世界、精神世界的需要，实现人的价值取向，从而它不仅是个知识体系，而且是个价值体系。但由于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同源共生，两者必定互通，构成人文文化形态的知识、思维、方法、原则与精神诸内涵必定同科学文化形态相应的内涵互通，实际上就是互补，从而就会互动。正因为如此，一般讲来，历史已证明，卓越的文艺工作者多少了解些科技，杰出的科技工作者多少了解些文艺、这就是《纲要》明确规定，中学生应学习规定的文科、理科的课程，大学生则应“文理交融”。缺乏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工程技术学科更是如此；缺乏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社会科学更是如此！
还应着重补充指出，文化整体内涵的各个方面即知识、思维、方法、原则与精神等它们彼此之间也是不可分割的。文化类型整体育人，“文理交融”育人，固然首先在于课程的设置与课程体系的建构，文化整体育人，特别是文化内涵整体育人，更在于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韩愈《师说》中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对教育的极为深刻的论断。当然，今天应对此要做现代的诠释。“授业”，就是“传授知识”，这是以“文”化人的基础；“解惑”，就是在“授业”的基础上，“启迪思维，指点方法”，这是以“文”化人的关键；“传道”，就是前两者的基础上，“明确原则，升华精神”，这是以“文”化人的宗旨；“传道”放在第一，就是“德育为先”。正因为文化内涵的5个方面相互不同，但彼此渗透，相互支撑，形成整体。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相互不同，彼此渗透，表面上似乎有主次先后，实质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支撑，形成整体。既没有说教式的“传道”，说教就会导致道实质传不了；也没有空洞的“解惑”，空洞就会导致惑解不了；而且也不应有枯燥的、僵死的“授业”，枯燥、僵死就会导致成不了传道、解惑的基础。《纲要》与《讲话》在“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中十分清楚地提出要造就“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人才。什么是高的素质？“知识丰富”指知识；“本领过硬”指“思维与方法”；“信念执著”指原则；“品德优良”指精神。素质就高在此处！毫无疑问，在传道、授业、解惑之时，必须努力实现“文理交融”，“文”中渗入“理”，“理”中渗入“文”。当然，这必须要求有高素质的教师，《纲要》讲得多么通俗而深刻：“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讲话》又一次重申了中央一再强调了也是历史一再证明了的结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学校以“文”化人，提高学生素质，根本就是要依靠“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师。
我们既要文化自觉，又要素质教育自觉；显然，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还要文化素质教育自觉。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教育部直接部署与组织下，我国高等学校开展了以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为突破口、切入点的素质教育工作，导致了教育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努力实现教育本位的回归，即使教育向“育人”这一本体性的回归，而非片面强调教育的工具性，甚至将工具性视为教育的主要乃至唯一价值，将教育向“制器”来异化。
当时，周远清同志代表教育部就明确提出了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包含4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教育），这是灵魂、方向；业务素质（教育），这是主干；身心素质（教育），这是保证；而文化素质（教育），这是基础。这同中央一再提出的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与身心健康素质完全一致，而更具体适于高等教育。科学文化素质中的科学指的是科学文化，文化指的是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素质包括业务素质与文化素质。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高级专门的学问就是高级的分科别类的文化，这是“业务”的主要内容，并建筑在一般的普适的文化基础之上，即业务素质建筑在文化素质基础之上；何况高级专门人才的思想道德素质也要求更高，这也是建筑在文化素质基础之上；同时，身心健康素质也同文化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才的层次越高，文化素质的水平也应越高。文化素质应是国民的基础素质。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段话讲得多么朴实，又多么一针见血：“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的青年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他提出的“四有”新人，一有就是“有文化”，这个文化就是文化素质的文化。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而言，从工业革命兴起，就将文化、知识进行了分类分科，按分类分科的教育模式，大批培养一科之长的高级专门人才，以适应工业社会的需求，有力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形成。然而，过度的分科教育，特别是对有关市场经济类科技的偏重，对文化类型的整体甚至对文化内涵整体进行人为的分割，从而使得立足于人全面发展的文化、知识教育很不全面，特别是在人文方面、尤其是人文精神方面熏陶过少，其结果是对人的人生价值的正确取向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科学文化、知识越发达，情况就越如此。我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时期，情况就更为严重。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关键就在于要解决大学生人生价值的正确取向问题，要有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的责任感；锋芒就是针对忽视人文教育，大力加强人文教育，解决好做人的问题；重点就是针对忽视民族文化教育，重点加强作为民族“基因”的民族文化教育，解决好做中国人的问题；核心就是针对割裂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促进科学与人文的交融，解决好做现代中国人的问题。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更为根本的是要加强学校本身的文化建设。从本质上讲，高等学校就是文化的凝聚。周远清同志早已代表教育部提出不仅要“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还要“提高高校教师的人文素养”，尤其要“提高高校的文化品位与格调”。这个“三提高”正是从“以人为本”的本质上来讲的，因为在高校中，学生与教师是文化传承创新的主体，他们在特定的高校文化氛围中生活，既是特定高校文化的产品、承载者，更是特定高校文化的主人、创造者。在“工具主义”、“商业主义”、“拜金主义”、人际赤裸裸冷冰冰的金钱关系日益风行甚至泛滥成灾的今天，在学科分化日益加剧而带来的文化日益人为撕裂甚至分崩离析的今天，深刻认识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这一任务的重大现实与历史意义。加强高校本身文化建设，刻不容缓！
高等教育工作者，一要文化自觉，一要素质教育自觉，还要为体现这两个自觉的文化素质教育自觉，以“文”化人，提高大学生的素质。
责任编辑：周振国
【关键词】 以“文”化人 文化自觉 素质教育自觉 提高素质
【作者简介】 杨叔子，男，1933年生。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1997年任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曾为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上世纪90年代，他率先倡导在全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在理工科教育中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应邀在清华大学等院校举办人文讲座三百余场，吸引了三十余万人次的听众。由他任编委会主任、汇集国内高校人文讲座精品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一书，已发行数十万册。
教育部原来一位负责人最近讲了一段很深刻的话：在清华大学百年大庆胡锦涛同志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举行之后，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对教育来个重新认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我们要有两个自觉，一是文化自觉，一是素质教育自觉。这里所讲，关键的是，一是要自觉地以“文”化人，一是要自觉地通过以“文”化人来提高人的素质。后一个自觉，指明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或宗旨是提高国民素质，从这点上讲，教育就是素质教育，回答了“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前一个自觉，指明了教育的实施方式或手段是以“文”化人，从这点上讲，教育就是文化教育，回答了“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任务（宗旨）决定了应采用什么方式（手段），但是，所采用的方式（手段）反过来也决定了所能达到的任务（宗旨）。这两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一要文化自觉。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生物界靠基因的遗传而延续，靠基因的变异而演化。人类社会靠文化的传承而延续，靠文化的创新而发展。胡锦涛同志2006年11月10日在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精辟地指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他紧接着进一步深刻指明：“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的烙印。”文化的作用何其巨大！文化就是人类社会的“基因”！人类历史上一切活动，不管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一切等等的活动，均将消逝，由其精华所凝聚而留下的就是文化。《三国演义》这部名著开始的那首词《临江仙》（也是《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主题歌）表述何等明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一切都会过去，留下什么呢？文化！“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谈的是什么？文化！显然，这个文化不仅是文化部的人文文化，不仅是科技部的科学文化，也不仅是组织部、人事部等的规章制度文化，也不仅是建筑部、铁道部等的物质设施文化，而更是教育部的“教育”所应蕴涵、所应传承、所应发展的文化。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是文化创新的必要基础；从而完全可以认为，社会主要靠教育的传承而延续，主要靠教育的发展而进步，社会越发展、越进步，情况就越如此。在科技高度发达与急速发展、社会进入信息与网络时代的今天，我们更应充分关注到文化的巨大作用。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教育就定位在文化领域中，学校就是文化的凝聚。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人创造了文明、文化，但文明、文化也创造了人。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人因“文”而化，由动物人化而发展成社会人，由野蛮人化而进步为文明人，由一般人化而提升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二要素质教育自觉。文化本质上是“人”化，人因“文”从低级人化而变为高级人、真正的人、大写的“人”。关键就在人的素质的改变与升华，即人的素质为“文”而化了。人的素质就是决定人的外在表现的内在根据，是在先天遗传基因的基础上由后天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经个人学习、思考、实践而形成的稳定的内在特性。“性相近，习相远。”性，先天遗传基因决定的个人性格，绝大多数人相差不太大；习，后天客观环境与个人主观努力在先天基础上所形成的外在表现，人际之间可能相差极大。教育，就是要以“文”化人这一手段，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调动个人主观因素，以提高人的内在特性，即改变与升华人的素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教育，提供“朱”的文化，摒弃“墨”的文化，而且使之识“朱”、亲“朱”、近“朱”而为“赤”，使之识“墨”、批“墨”、远“墨”而不“黑”。
要能素质教育自觉，就应认识文化的整体及其各有关方面。以“文”化人，就是以文化的整体来育人，而绝不是只以某一方面或少数几个方面来育人；当然，文化整体离不开文化整体的各有关方面，而且还应从各有关方面着手。这也可以说，教育要高度重视战略，从战略上着眼，抓住文化整体来育人。同时，战略只有通过一个个战术才能实现，所以还要高度重视战术，在战略的指导下，从战术上着手，抓住整体的各有关方面一步一个脚印来育人。无论是熏陶、教化与养成，均应如此。
要高度重视文化整体，也要高度重视构成文化整体的两个基本类型：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康德有一名言，他所惊赞与敬畏的有两样东西，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法则。前者讲的是科学文化，后者讲的是人文文化。人，要能生存，就必须同外在世界、物质世界打交道，最博大者莫过宇宙星辰；同时，也必须同内心世界、精神世界打交道，最深邃者莫过于伦理道德。同外在世界、物质世界打交道，主要靠科学文化，即工具理性，它的功能、它所解决的是这个世界的“是不是”的问题，是识别真假的问题，这是文明之源、立世之基。同内心世界、精神世界打交道，主要靠人文文化，即价值理性，它的功能、它所能解决的是这个世界的“应不应”的问题，是判断善恶的问题，是文明之基、为人之本。《周易》讲的很对：“文明以止，人文也。”人，要能生存，这两者不可缺一。显然，这两者的功能是互异的，从而形态是互别的。但是所有类型的文化，都源于人的实践，必定要反映外在世界、物质世界的真实性、唯一性；但也都生于人的大脑，必定要反映内心世界、精神世界的感悟性、多样性；既然这两类文化同源共生，势必在构成其形态的内涵上互通、互补、互动，而且特别在其精神上势必有更美更新的共同追求。
要高度重视文化整体，也要高度重视构成文化整体的各方面内涵。内涵至少包括5个方面：知识、思维、方法、原则与精神。知识是文化的载体：没有知识，就没有文化，就没有力量；一切创新首先是文化创新，而文化创新首先是知识创新；“好好学习”，首先是学习知识。思维是文化的关键：没有思维的知识是僵死的知识，没有思维的文化是没有力量的文化；知识承载了思维，知识才是鲜活的，才能发展、增殖、创新、超越，“学而不思则罔”，信然！方法是文化的根本：方法同实践不可分割，任何实践必有方法；方法是知识、思维同实践之间的桥梁，有了方法，知识、思维才有可能付诸实践，而实践是创新的源头。我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秉承中国优秀教育传统，不但“注重学思结合”，也“注重知行统一”。学、思、行脱节，那怎么行？原则是文化的精髓：“它融于知识、思维、方法中，并指导着这三者。例如，科学文化的原则是求真，要完美地符合外在世界、物质世界的实际及其规律，那么，其知识应是确定一元的，其思维是系统逻辑的，其方法是严格实证的。精神是文化的灵魂，它融前四者于一体且升华到形而上的境界。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技术的灵魂”。
显然，人文文化由于其功能不同于科学文化，从而其形态也不同于科学文化：其知识不一定是一元的，往往是多元的；其思维不一定是逻辑的，往往是直觉的；其方法不一定是实证的，往往是体验的；因为其原则是求善，是为了完美地满足内心世界、精神世界的需要，实现人的价值取向，从而它不仅是个知识体系，而且是个价值体系。但由于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同源共生，两者必定互通，构成人文文化形态的知识、思维、方法、原则与精神诸内涵必定同科学文化形态相应的内涵互通，实际上就是互补，从而就会互动。正因为如此，一般讲来，历史已证明，卓越的文艺工作者多少了解些科技，杰出的科技工作者多少了解些文艺、这就是《纲要》明确规定，中学生应学习规定的文科、理科的课程，大学生则应“文理交融”。缺乏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工程技术学科更是如此；缺乏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社会科学更是如此！
还应着重补充指出，文化整体内涵的各个方面即知识、思维、方法、原则与精神等它们彼此之间也是不可分割的。文化类型整体育人，“文理交融”育人，固然首先在于课程的设置与课程体系的建构，文化整体育人，特别是文化内涵整体育人，更在于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韩愈《师说》中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对教育的极为深刻的论断。当然，今天应对此要做现代的诠释。“授业”，就是“传授知识”，这是以“文”化人的基础；“解惑”，就是在“授业”的基础上，“启迪思维，指点方法”，这是以“文”化人的关键；“传道”，就是前两者的基础上，“明确原则，升华精神”，这是以“文”化人的宗旨；“传道”放在第一，就是“德育为先”。正因为文化内涵的5个方面相互不同，但彼此渗透，相互支撑，形成整体。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相互不同，彼此渗透，表面上似乎有主次先后，实质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支撑，形成整体。既没有说教式的“传道”，说教就会导致道实质传不了；也没有空洞的“解惑”，空洞就会导致惑解不了；而且也不应有枯燥的、僵死的“授业”，枯燥、僵死就会导致成不了传道、解惑的基础。《纲要》与《讲话》在“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中十分清楚地提出要造就“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人才。什么是高的素质？“知识丰富”指知识；“本领过硬”指“思维与方法”；“信念执著”指原则；“品德优良”指精神。素质就高在此处！毫无疑问，在传道、授业、解惑之时，必须努力实现“文理交融”，“文”中渗入“理”，“理”中渗入“文”。当然，这必须要求有高素质的教师，《纲要》讲得多么通俗而深刻：“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讲话》又一次重申了中央一再强调了也是历史一再证明了的结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学校以“文”化人，提高学生素质，根本就是要依靠“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师。
我们既要文化自觉，又要素质教育自觉；显然，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还要文化素质教育自觉。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教育部直接部署与组织下，我国高等学校开展了以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为突破口、切入点的素质教育工作，导致了教育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努力实现教育本位的回归，即使教育向“育人”这一本体性的回归，而非片面强调教育的工具性，甚至将工具性视为教育的主要乃至唯一价值，将教育向“制器”来异化。
当时，周远清同志代表教育部就明确提出了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包含4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教育），这是灵魂、方向；业务素质（教育），这是主干；身心素质（教育），这是保证；而文化素质（教育），这是基础。这同中央一再提出的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与身心健康素质完全一致，而更具体适于高等教育。科学文化素质中的科学指的是科学文化，文化指的是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素质包括业务素质与文化素质。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高级专门的学问就是高级的分科别类的文化，这是“业务”的主要内容，并建筑在一般的普适的文化基础之上，即业务素质建筑在文化素质基础之上；何况高级专门人才的思想道德素质也要求更高，这也是建筑在文化素质基础之上；同时，身心健康素质也同文化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才的层次越高，文化素质的水平也应越高。文化素质应是国民的基础素质。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段话讲得多么朴实，又多么一针见血：“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的青年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他提出的“四有”新人，一有就是“有文化”，这个文化就是文化素质的文化。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而言，从工业革命兴起，就将文化、知识进行了分类分科，按分类分科的教育模式，大批培养一科之长的高级专门人才，以适应工业社会的需求，有力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形成。然而，过度的分科教育，特别是对有关市场经济类科技的偏重，对文化类型的整体甚至对文化内涵整体进行人为的分割，从而使得立足于人全面发展的文化、知识教育很不全面，特别是在人文方面、尤其是人文精神方面熏陶过少，其结果是对人的人生价值的正确取向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科学文化、知识越发达，情况就越如此。我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时期，情况就更为严重。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关键就在于要解决大学生人生价值的正确取向问题，要有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的责任感；锋芒就是针对忽视人文教育，大力加强人文教育，解决好做人的问题；重点就是针对忽视民族文化教育，重点加强作为民族“基因”的民族文化教育，解决好做中国人的问题；核心就是针对割裂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促进科学与人文的交融，解决好做现代中国人的问题。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更为根本的是要加强学校本身的文化建设。从本质上讲，高等学校就是文化的凝聚。周远清同志早已代表教育部提出不仅要“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还要“提高高校教师的人文素养”，尤其要“提高高校的文化品位与格调”。这个“三提高”正是从“以人为本”的本质上来讲的，因为在高校中，学生与教师是文化传承创新的主体，他们在特定的高校文化氛围中生活，既是特定高校文化的产品、承载者，更是特定高校文化的主人、创造者。在“工具主义”、“商业主义”、“拜金主义”、人际赤裸裸冷冰冰的金钱关系日益风行甚至泛滥成灾的今天，在学科分化日益加剧而带来的文化日益人为撕裂甚至分崩离析的今天，深刻认识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这一任务的重大现实与历史意义。加强高校本身文化建设，刻不容缓！
高等教育工作者，一要文化自觉，一要素质教育自觉，还要为体现这两个自觉的文化素质教育自觉，以“文”化人，提高大学生的素质。
责任编辑：周振国